本书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佛教史研究状况作为研究对象，从史学史、学术史的角度，探索这一时期佛教史研究兴起的背景和发展的进程，通过个案分析与综合归纳，考察有代表性的佛教史家的学术和思想，了解其文化观对佛教史研究乃至整个现代学术所产生的影响，客观地评价他们在佛教史研究上的成就，从整体上呈现中国近代佛教史学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宗派史和区域史等各方面的成绩，探索中国近代佛教史学的主要特点，为人们提供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学科发展图景。

本书汇集了我国近代诸多佛教史学名家的精辟评述。

梁启超：我民族对于外来文化之容纳性，惟佛学输入时代最能发挥。佛教二千年来，循进化之公例，常为不断的发展。

陈寅恪：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

胡适：一切学术思想都是史料而已。佛法只是人类的某一部分在某时代倡出的思想和信仰。

绪论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之回顾与分析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第一章 近代佛教史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佛教复兴思潮之推动

 二、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

 三、日本佛学研究的促进

第二章 梁启超对佛教通史的探索

 一、研究佛教史的动因

 二、佛教通史基本轮廓的勾勒

 三、佛教史上重大问题之考证

 四、佛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

 五、研究之特点

第三章 两部佛教通史的出现及其成就

 一、蒋维乔与《中国佛教史》

 二、黄忏华及其《中国佛教史》

第四章 胡适的禅宗史研究

 一、研究缘起

 二、禅宗新史料的发掘

 三、新研究方法之运用

 四、重新探讨早期禅宗史

 五、研究所引起的回应

第五章 陈寅恪中古佛教史专题研究

 一、学术渊源与治学路向

 二、探讨佛教对中古政治、文化的影响

 三、佛教文化与本土文化接触诸问题的考察

 四、“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

第六章 汤用彤的汉唐佛教史研究

 一、治学经历与学术志向

 二、汉唐佛教史体系的建立

 三、探索文化融合的基本规律

 四、独具特色的方法论

第七章 陈垣佛教文献与明清佛教史研究

 一、研究动机与目的

 二、佛教文献学研究

 三、明末清初佛教史研究

 四、爱国主义思想之发挥

 五、研究特色与方法

第八章 藏传佛教史研究的新局面

 一、研究概况

 二、李翊灼及其《西藏佛教史》

 三、吕潋与《西藏佛学原论》

 四、妙舟《蒙藏佛教史》

 五、法尊及其《西藏民族政教史》

结语 中国近代佛教史学的主要特点

 一、研究人员以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主

 二、研究材料得到极大的扩充

 三、研究方法以科学实证为为

 四、研究态度从追求信仰变成追求真实

 五、研究中始终贯穿着文化自觉的精神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清末民初，在佛教复兴思潮冲击下，各种佛教团体和组织相继诞生，佛学院和佛学研究会陆续成立，佛教出版机构纷纷涌现，佛教刊物不断问世，佛教典籍源源刊行，佛教各宗如华严、天台、法相、净土、律、禅、密宗等均受到弘扬，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佛教慈善事业广泛进行。凡此种种，给古老的中国佛教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佛教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带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佛教史研究。

(一)刻经处的建立和佛书的印刷出版奠定了资料基础刻经处是近代编校、刻印、流通佛典的佛教文化机构。创始较早、贡献较大的为杨仁山居士在南京所创的金陵刻经处。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出生于仕宦之家，但从小就不喜欢举子业。性格豪爽，好读奇书，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书，无所不读。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大约28岁时，回乡料理其父葬事，不幸感染时疫，生了一场大病。养病期问，反复研读《大乘起信论》，对其中所讲的道理有了领会，于是开始寻求佛经研读。不久，又研读了《楞严经》，对佛学发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从此，“一心学佛，悉废弃其向所为学”。

当时，正处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寺院、经典文物损毁殆尽。1865年，杨文会至南京负责战事之后的江宁建造工程，结识了王梅叔、郑学川、魏刚己、曹镜初等学佛同道，于公务繁忙之余，研讨佛学。他们都感到，佛教典籍的散佚，经版的毁坏，对于传播佛法大有影响。因此，发愿要刻印方册本藏经，以便广为流传。于是杨文会亲自拟订章程，集合同志十余人，分别劝募刻经，并创立金陵刻经处，开创了晚清中国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佛教刻经事业。

杨文会弘法四十余年，流通经典百余万卷，印刷佛像十余万张，极大地扩大了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他所刻经论典籍，大都做了比较精审的选择、校勘和句读等，特别是其中包括了许多宋元以后国内佚失的重要著作，吸引了学界对佛教的关注和兴趣，在近代佛学的振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金陵刻经处的影响下，长沙、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杭州、宁波、广州、福州等地，也陆续成立了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刻经事业遍及全国各地，佛教典籍重新得到流传，为方兴未艾的佛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除刻经处外，近代还出现了专门的佛学出版机构。1929年上海佛教界发起创办上海佛学书局，它是中国近代规模较大的一所专门编辑、刻印、流通佛学典籍的机构，设有流通、出版、翻印、代办四部。与刻经处不同的是，佛学书局出版流通的典籍，既有从汉文大藏经中辑录出来的佛典(经、律、论)和各宗撰述，也有中国近代佛教学者撰写的佛学论著。同时，全国刻经处和书局出版的佛典和著述，它都代为流通。除此以外，上海尚有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世界佛教居士林佛经流通处、弘化社、大法轮书局、大雄书店、般若书局等。这些佛典出版机构，为佛教文化的复兴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P12-13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逐步演变和发展，成为和儒、道两家鼎足而立的重大文化现象。印度佛教向来缺乏历史观念。佛教来华以后，由于受到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不断有人将其历史记录下来，积累了卷帙浩繁、内容广博的佛教史籍。在现存藏经中，包括传记体、纪传体、编年体、会要体、志乘体、类书体、目录体及纲目体等各种体裁在内的佛教史籍就有百部之多。故中国佛教的史学传统及记叙内容，不但在各国佛教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支脉。

所谓佛教史学，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佛教史学是指关于佛教历史的专门研究和著述，一般指佛教史家的专著，如《高僧传》、《历代三宝记》、《佛祖统纪》等；广义的佛教史学则包括所有关于佛教历史的记载，如正史中的《魏书·释老志》、《宋书·天竺迦毗黎国传》及《晋书·艺术传》里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一些僧侣的传记等。本书所要探讨的近代佛教史学，取其狭义，指的是中国近代以来专家学者有关佛教历史的专门研究与撰述。

一、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中国古代佛教史籍相当丰富，凡儒家史书所有体裁，佛家无不具备。儒家史书编纂的传统甚至被佛教史家改革创新，并反过来对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特别是学术思想史的编纂产生很大影响。然而，若以近代眼光来看，中国古代佛教史学形式陈陈相因，内容狭隘晦涩，研究目的往往出于信仰，研究态度多半先存有一个自宗的主观立场。特别是明清以来，随着佛教义学的衰落，佛教史籍鲜有佳作，中国的佛教史研究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欧洲和日本。

在中国，真正近代意义上的佛教史研究始于20世纪初。由于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的推动、中西文化论争的影响，加上日本佛学研究的促进，在20世纪上半叶，佛教史研究一度勃兴，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课题之一。正如台湾著名佛教学者张曼涛在编纂《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时指出：“在现代中国佛学研究的过程中，有三支研究的路向，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支就是唯识，第二支是佛教史，第三支是禅宗。”这一时期，中国的佛教史研究逐渐摆脱了信徒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撰写光荣历史的局面，开始在文献考证和历史描述两方面进行研究。到二三十年代，佛教史研究出现了特别兴盛的局面。当时的一流学者如梁启超、胡适、汤用彤、陈寅恪、陈垣等，无不参与其中，加上吕潋、蒋维乔、黄忏华、李翊灼、妙舟、法尊等佛教界的僧俗学者，阵容更为庞大。他们把欧美的实证主义理论、语言学与文献学为主的历史学方法，和清代考据学传统结合起来，在中国佛教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禅宗史和藏传佛教史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基本上厘清了佛教初入中华至民国初年的流传概况，总结了其兴衰衍变的规律，揭示了佛教与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中国佛教史上的许多疑难问题进行了考辨，对历来暗昧不明的禅宗史和藏传佛教史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佛教史学的学术范式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重大的变革：在研究目的上，不再以护教阐教为中心，而以探询真理、获得历史的真实为追求目标；在研究态度上，站在“他者”的立场，采取理性或客观的态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西方近代的学术方法，以实证、逻辑、归纳的方法为出发点；在历史观上，基本上摒除了各种迷信、神话和传说，以进化论为根本的指导思想。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中国佛教史从此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与脉络。

佛教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已成为治史者的常识，其在中华文化中所占的比重，除儒家学说之外，任何思潮皆不能与之相比。研究中国历史，离不开对佛教的研究。同样，研究中国史学史也少不了对佛教史学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少前辈学人为我们留下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具有经典意义的学术论著，渗透着他们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也积淀着时代的学术传统和规范，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把佛教史学置于近代以来整个思想文化史的大范畴，探索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显然是必要的。

本书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佛教史研究状况作为研究对象，从史学史、学术史的角度，探索这一时期佛教史研究兴起的背景和发展的进程，通过个案分析与综合归纳，考察有代表性的佛教史家的学术和思想，了解其文化观对佛教史研究乃至整个现代学术所产生的影响，客观地评价他们在佛教史研究上的成就，从整体上呈现中国近代佛教史学在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宗派史和区域史等各方面的成绩，探索中国近代佛教史学的主要特点，为人们提供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学科发展图景。

研究中国近代佛教史学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广取博收，融会中西，写出了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佛教史论著。他们的成就惠及当代而远未过时，他们的一些学术思想，甚至我们今天仍未达其深度。中国的佛教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迄今为止，对于这一课题尚无人从整体上进行梳理、总结和评价；而对于相关的学者，尽管已有一些研究他们的著述出现，但并不全面，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涉及这些学者在中国佛教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因此，此课题的研究，既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更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它可以让后学尽快了解近代佛教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为今后的佛教史乃至整个佛教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诚如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辅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未来以轨则也。”

其次，近代佛教史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史学和佛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与特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学术史的一个较好的切入点。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说，近代佛教史学属于专题史学史，其内容不仅包含丰富的学术信息，而且具有较强的研究性和评论性，对这一专题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深刻的反思，有利于史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近代佛教史学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社会文化的呈现形态，是中华学术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我们藉此可以了解当时大师们研究的背景与动机、关注的重点与目的，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提供一种研究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的新视角。

最后，从现实和社会意义上看，近代中国一直处在古今中西的文化冲突中，艰难地进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以寻求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以及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成功经验，对解决中西文化论争有重大参考价值。众多学人不仅对中国的佛教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探索，而且，他们以佛教史研究为切入点，站在文化比较的高度，思考和探索了中国文化在遭遇西方强势文化的全面冲击时，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前途，提出了建设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在21世纪初，20世纪上半叶学人们所困惑的问题——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今天依然存在。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遭遇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意识形态三方话语的紧张冲突，如今又加上经济热潮和通俗文化对人文精神的冲击，导致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困境。而近代学人在其佛教史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文化建设思路，在今天愈益显示出学术和思想上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追溯前人思考的足迹，探讨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史学的兴起与发展，可以为中国学界提供一个参照系，有助于我们寻求解决之策，了悟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之回顾与分析

关于我国古代佛教史学的巨大成就，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已有一些专门的研究论著出现，但关于近代佛教史学，则触及者寥寥。从史学史方面来说，最早提到中国近代佛教史研究的是顾颉刚1945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在该书下编第一章第三节“文化史及专门史的撰述”中，他专门介绍了汤用彤、吕潋和梁启超在佛教史方面的成就，措辞虽然简洁，但十分中肯。以后出版的近代史学史著作除了对陈寅恪和陈垣在佛教史方面的成就略加提及外，没有对近代佛教史学作专门介绍。

在佛学著作方面，近10余年来，内地及港台出版了一大批有关中国近代佛教史的著作。这些论著，或从文化、或从近代化、或从佛学等不同角度来研究中国近现代的佛教史，大都基于哲学或思想史的立场，重点探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佛教思想的变迁。其中对近代以来佛教史学有过涉及的，较早的是高振农的《佛教文化与近代中国》，其第八章《佛学著作在近代中国的影响》，对近代一些佛教学者撰写的著作，就其内容和体现的佛学思想进行了一些介绍；其次有邓子美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百年文化冲撞与交流》，第十章有一小节《初秋时节：国内佛教史研究的丰收》，对20世纪上半叶的佛教史研究作了概述；麻天祥的《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以及《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都有少部分内容涉及佛教史研究状况；另外，陈兵与邓子美合著的《20世纪中国佛教》，第十二章《佛学研究的成果与方法》第二节《佛教史的研究编写》，也对整个20世纪的佛教史研究作了简要综述。总之，以上这些著作都提到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佛教史学的某些成果，虽然他们有的是从佛学思想或者佛教文化的角度来论述，有的仅仅是对佛教史研究作非常简单的综述，但说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佛教史学已开始为学者们所注意。

论文方面，重要者有葛兆光发表于1994年第7期《读书》上的《运化细推知有味——关于30年代佛教研究史的随想》，作者以随笔的形式，对20世纪30年代佛教史研究的繁荣作了描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繁荣产生的原因；黄夏年的《20世纪的中国佛学研究》，对整个20世纪的佛教学术研究作了全面的介绍，其中也简略论及20世纪上半叶的佛教史研究；靖居《中国佛教史学之研究》，按朝代对中国的佛教史学文献作了一些概述，其中有300余字提及民国以来的佛教史学著述。其他如葛兆光《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卓新平《中国宗教研究百年历程》和吕大吉《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研究一百年的回顾与展望》等论文也都提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佛教史研究状况。

另外，对于20世纪上半叶研究佛教史的名家汤用彤、陈寅恪、陈垣、胡适等，近年也有一些涉及其佛教史成就的个案或专题研究的书籍与论文面世。最重要者如麻天祥的《汤用彤评传》、孙尚扬的《汤用彤》、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刘克敌《陈寅恪与中国文化》、牛润珍的《陈垣学术思想评传》、陈其泰的《激扬民族正气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江灿腾的《从胡适博士到印顺导师——关于中国唐代禅宗史研究近七十年来的争辩与发展》和《胡适的早期禅宗史研究与忽滑谷快天》、楼宇烈的《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等等。但另外一些佛教史学家如梁启超、吕潋等，人们往往注意的是他们在佛教哲学或佛学思想方面的成就，而鲜有论及其在佛教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其余如蒋维乔、黄忏华、李翊灼、妙舟和法尊等，名气不如前述诸人，故鲜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从国外来看，虽然有不少研究中国近现代佛教状况的著作，触及近代中国佛教的诸多领域，对于我们了解近代佛教的发展状况颇有参考价值。但它们对近代佛教史学，基本没有涉及。在国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柳田圣山主编的《胡适禅学案》，该书收集了胡适有关禅宗史研究的论文、讲演、手稿，以及胡适就禅宗史问题与柳田圣山、入矢义高、铃木大拙进行讨论的往来书简等30余篇，为探讨胡适禅宗史研究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柳田圣山还特意撰写了一篇《胡适博士与中国初期禅宗史之研究》的长文，回顾和论述了胡适禅宗史研究工作的过程及其影响，特别介绍了在日本的中国禅宗史研究者中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因此，从国外来看，对中国近代的佛教史学只有少量个案研究，从整体上对20世纪上半叶的佛教史学进行总结的，还有待进一步搜寻。

由上可见，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有少量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涉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佛教史学，为进一步开展本课题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同时也应当看到：首先，在各种关于近代中国佛教的论著中，以探讨佛学思想为主题的占绝大多数，其余或是对近代的佛教史本身，或是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许多论著根本没有涉及佛教史学这一方面；其次，就单独对某个佛教史家的专题探讨来说，有的论著即使涉及与本课题相关的内容，也相当零散；而且作为立论的视角，与本课题存在相当大的区别。虽然它们对一些具体人物的佛教活动和佛学思想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却不能使人对近代中国佛教史学有一个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把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梳理、印证和补充。总的来说，近代佛教史学作为一种跨学科研究，治史学史者往往对之颇为漠视，像顾颉刚一样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极少；而研究佛教的人，又多重在佛理角度。所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从整体上对近代中国的佛教史学进行探讨，可以说还处在空白状态，这是一块还没来得及开垦的处女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对象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佛教史学，是对这一时期中国佛教史研究状况的研究，属于佛教史学史的范畴，而不是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佛教本身。由于本书所要探讨的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佛教史学家及其著述，因此，凡是属于佛教史范围如一般通论陛质的佛教史论著、佛教思想史著作、佛教典籍的考释、佛教宗派史论著以及僧人传记等都属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但是，对于纯粹的佛教哲学、佛教教义范畴的论著，如欧阳竟无《唯识抉择谈》、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熊十力《新唯识论》等，本书不予分析；另外，本书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成就产生在20世纪上半叶，但有的学人如汤用彤、陈垣、陈寅恪、胡适等，直到1949年以后还有少量成果问世，则这部分成果也一并纳入其总的成就中予以论述；还有个别学人如吕潋，虽然在20世纪上半叶也有一部分成果，但其主要成果是在20世纪下半叶，则其后期的成果不予详析。

三、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一)研究方法

1．总结与归纳的方法

 如归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史研究兴起的背景和原因，包括佛教复兴思潮的推动、近代以来文化论争的影响以及来自日本佛教研究的促进等；又如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特点进行总结，包括研究群体的变化、研究材料的扩张、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态度与目的的改变等。

2．个案研究的方法

以点带面，通过研究诸如梁启超、蒋维乔、黄忏华、汤用彤、陈寅恪、陈垣、胡适、李翊灼、吕潋、妙舟、法尊等具有代表性的佛教史学家及其具有典型意义的代表作，来反映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史学的成就。

3．比较研究的方法

如将古代的佛教史学与近代佛教史学进行对比；或者就近代佛教史研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梁启超、蒋维乔、黄忏华的佛教通史研究予以比较；对妙舟、吕潋、法尊、李翊灼的藏传佛教史的研究进行比较等。

4．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除了从史学史角度，并采用史学史的基本理论以外，还借鉴哲学、宗教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及研究方法。

(二)基本思路

本书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史学取得巨大成就的社会文化背景入手，梳理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学者在佛教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宗派史、区域史方面的主要成就，分析其在佛教史研究中表现的文化观念和所使用的学术方法，努力在深层次上探索中国近代佛教史学发展的轨迹和内在规律，最后从整体上揭示近代佛教史学的特点和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近代佛教史学从发展进程来看，线性特征不是很明显。1920年前，只有一些零星的成果；到抗战以后，又由于战乱之故，除了藏传佛教史以外，其他领域的佛教史研究都进入相对萎缩阶段。所以，大量的成果集中在二三十年代，这一时期，佛教史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头并进的态势。其次，许多学人的佛教史研究从二十年代一直持续到三四十年代，有的甚至持续到五六十年代。因此，在章节结构上，为了避免每一位佛教史学家均将受到被割裂之苦，而能形成其学术成就的完整印象，所以，本书与通常采用的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分阶段进行的历时性叙述之结构有所不同，而是主要按照佛教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宗派史、区域史等研究领域来划分，每章叙述该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其论著，以学者为中心来论述近代佛教史学。

本书是“上海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后备人选科研项目”《文化自觉与近代学人的佛教史研究》(项目编号：03YQHBl61)的研究成果之一，也是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国近代佛教史学探研》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原文有30多万字，由于出版需要，删改掉了4万余字。

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导师邬国义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涵养和敏锐的思辨能力，给予过许多宝贵的批评和指正。邬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极其负责。从论文的选题到框架，从结构调整到具体文句，邬老师都给予询多宝贵的批评和指正。尤其是论文最后一稿的修改订正，一章一节、一亨一句，都倾注了邬老师许多的心血。他正直的人品、渊博的学识、勤勉的学风、认真的精神为我所景仰并让我受益匪浅。心中的感受往往在情绪最强烈的时候难以表达，所以只有用最平实的文字向他表达感激与敬意!

在该书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华东师大历史系的胡逢祥教授、朱政惠教授、盛邦和教授、谢俊美教授、路新生教授、王东教授、王斯德教授、章义和教授以及复旦大学的张广智教授、庄锡昌教授等都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他们扎实严谨的学风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在攻博期间，华东师大历史系办公室的周水贞老师、资料室的费佩君老师以及历史系其他许多的老师都给予了我许多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文化自觉与近代学人的佛教史研究》课题组成员朱贵平老师、冯国芳老师、高雅珍老师、于治国老师、李英杰老师等的密切合作。尤其是朱贵平老师，给我提供了许多启发性的观点和修改意见；感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社科系的李国林老师、张桂华老师、萧成勇老师、胡宝根老师、周美刚老师、忻斌威老师、王雪敏老师、李国娟老师、黄燕老师、叶明华老师、吕龙娣老师、范月娣老师以及我们社科系其他所有老师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感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宣传部的钟晓鸣老师、科技处的潘嘉祺老师、高教所的李坚真老师等多年来对我的指导和关怀；感谢我的同学李孝迁、修彩波、胡再德、刘招成、石增银、吴仲良、龚咏梅等人在生活、学习、资料诸方面的协助!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家人。先生王朝晖是我最大的支柱和依靠。从我论文资料的查找、文字的输入、段落的修改至最后的打印等，他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辛劳。每当我论文写不下去而痛苦彷徨的时候，是他的支持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勇气。小女紫琪，在我刚刚考上博士的时候降临人间。由于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我照顾呵护她的时间实在太少，她的天真活泼却给了我无限的欢乐和慰藉!我要感谢公公婆婆，在读博的几年中，由于他们分担了家务，我才能心无旁骛地求学和工作。我也要感谢我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以及外甥女徐燕，是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让我克服懈怠，勉力为学。

另外，书中对于当代诸多著名学者如葛兆光、江灿腾、麻天祥、黄夏年、邓子美、高振农、楼宇烈、孙尚扬、陈其泰等及其他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有所参考借鉴，特此表示感谢!

最后，我还要感谢特约编辑李明权先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沈洁女士为出版本书所付出的辛苦努力。限于学识和能力，本书还许多错漏和不足之处，望各界同仁批评指正。

                  周霞于2005年1月

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矣，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滞碍难通之史迹。

                           ——陈垣

佛教关系于中国文化者至巨。其尤显著者，若哲学，若文学，若艺求，乃至社会风习，自六朝以迄今兹，直接间接受其影响杏实多，此近世学杳所公认也。是则（中国佛教史）之编述，诚不容缓。

                          ——黄忏华

西藏佛学自有其流布因缘与独造之点，吾人于信奉资取其说之先亦不容不详为审辨也。

                           ——吕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