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深刻、尖锐、也不乏趣味的音乐批评专著。它触及的是古典音乐的价值、当下困境及未来出路问题。后现代境况下的古典音乐之所以“病入膏盲、周身不适”，其病因在数百年之前就已潜伏，这便是音乐与它社会功能的分裂，也是音乐自律意义的肇端。音乐从此不得不沿内、外两条迥异的线索谱写自己的历史，并由此获得了多种观照视角和评判标准。置身于众声喧哗的当代音乐图景下，您或许会困惑、厌恶、惊喜、哀叹，但切忌对音乐丧失曾有的体验激情和评判意识。古典音乐的价值及评判标准何在?本书将伴您一道探寻……

本书是对古典音乐走完20世纪旅程后的历史反思。作者伊凡·休伊特[Ivan Hewett]敏感地意识到，在音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以及电子工业和互联网技术已迫使音乐接受方式发生巨大转型的当下，音乐文化的面貌已不再是丰富多彩，而是扑朔迷离——我们已进入了“新新音乐”时代，艺术已没有“雅、俗”之分和“是、非”之别，我们时时刻刻被形形色色的“音乐”所包围，却不幸地已丧失了评判其优劣的意识和准绳，甚至连体验音乐的激情也在日益麻木。音乐，是否还持续具有可供标榜的价值?如果有，它是什么；又该如何评判?这正是本书的核心论题之一。

休伊特对此采取明朗的肯定态度，认为：音乐是一种饱含价值的话语体系，具有与人性类似的“升华性”或“超越性”，因此不能对之采取漠不关心的随意态度和回避价值评判的中庸眼神[参见第一章]；引领我们通向音乐价值的可靠向导不是别的，正是古典音乐以及与它一脉相承的现代精神。在休伊特看来，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并非通常所谓的“敌对关系”，而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两种方案，即，当曾经统一的音乐领域迫于社会变革而四分五裂时，如何“修补裂痕”以使其复归统一。音乐领域过去曾掺杂着宇宙数学、经院哲学和社会功能，既不独立、更不统一，古典音乐是这第一道“裂痕”的催生物，它“弥合裂痕”的办法是在不脱离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发展形式规范，从而孕育普适性的公众音乐话语；但随后由于其内部的扩张[如和声的发展、文学的渗入]和外部的融合[与流行音乐和世界音乐等“他者”]，艺术音乐重又走向了分裂，于是诞生了新音乐。现代主义者前赴后继所苦心探索的，也正是能够弥合裂痕、以使音乐领域复归统一的最佳方案[这同古典音乐相像]。而由于这些方案均有缺陷[或是脱离传统，或是脱离社会，或是缺乏形式价值，详见第六章“本真性”]且各自独立、相互轻蔑，故终未如愿，由此出现了第一段描述的种种“病态”。正是在这种境遇下，休伊特真挚地呼唤古典音乐的“超越”理想，并主张这种音乐精神应成为我们认识当今音乐文化的最佳向导。

不过作者坦言，时下乃是流行音乐派系纷呈、世界音乐异军突起、古典理想正位处边缘并日渐消融之际，把古典音乐视为价值准绳无异于冒险挑衅之举，但作者通过对各种音乐样式所主张的“本真性”[即某种音乐样式借以标示其不可替代性的品质]、以及这种“本真性”在各样式的代表性曲目中的实现状况进行分析和评介，最终说明了“古典”准绳的合理性。

中译本序

前言

鸣谢

绪论

第一章 深与浅

第二章 文字、说明、解释

第三章 分崩离析

第四章 多样性

第五章 文本、身体、机器

第六章 本真性

第七章 重归表现

第八章 返璞归真新境界

第九章 寻觅失落的音乐

英文原注

人名索引[按汉语拼音排列]

人名索引[按西文字母排列]

引用文献

译后记

“只有两种音乐——好的，和差的。”此话似乎耳熟能详，但只有我们真正明白了“好的”和“差的”意味着什么，这才不失为一条有用的法则。曾几何时，所有的音乐都是“好的”，因为音乐总是社会情境所需要的真实表达，而合乎目的正是“好”音乐的标准之一；除此之外只有“我的”才是“好的”，这是另一条准绳，但与第一条密切相关。当然，此处所谓“我的”，乃是指“我们民族的”，而并非仅仅符合“我的”趣味——如今天那样。音乐，可谓无处不在，且总是作为某种“所属关系”的证明，直到今天依然如故。然而，若认为“我的”和“非我的”音乐必然等同于“好的”和“不好的”音乐，那么这种说法有失公正，倒还不如说音乐有“悦耳”和“刺耳”之分。英国派驻香港的总督德辅爵士在描述广东粤剧时便使用了这样一个措辞——“难以形容的刺耳”[1]，该措辞表明：出于本能地藐视和拒绝“他者文化”的这种做法，绝不仅限于上古时期的原始人类——他们当然还不知道所谓的“文化相对论”。

然而重视音乐还有其他理由。该理由既与“合乎目的”无关，也不牵扯“所属关系”的问题，而是即便在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场合里也能发现的一种价值。当加纳音乐学家考费·阿加伍[2]返归故里时，他惊奇地发现：民间歌手们对于歌曲的形式问题同样看重：他们极其审慎地关注着歌曲在形式上的平衡、变化中的统一等问题，正如西方作曲家对待一部交响乐那样[这是个有争议的发现，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理论头脑的音乐学家而言。因为在他们看来，非洲音乐本该是“他者”]。当然，可以断言的是，只是考费·阿加伍这样一个外来者的眼睛才注意到了那些品质[从某种程度上讲，考费·阿加伍确是个外来者，因为他已在美国的大学里研究和教授西方音乐达20余年]，至于那些歌手，他们的音乐行为完全服务于功能：一首好听的摇篮曲无非是为了哄孩子入睡。阿加伍对于自己民族的音乐所怀的这种远距离的钟爱，是一枚晚开的花朵，它根植于几个世纪以前的一种观念[只是此时浸入了一丝反讽意味]，该观念认为，音乐可以在无涉其社会功能的前提下受人重视，它自身的价值就值得凝神观照。P13-14

古典音乐正处在转折关头。观众接受音乐的方式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互联网的潜能引发了录音行业的慌乱，也威胁到了音乐会的生命，我们传统的音乐建制正在被迫应对观众们在趣味和行为方面的剧变——许多情况下已为时见晚。而且，这诸多变化并不为音乐世界所独有，它已对我们的文化生活的各领域都发生了影响，尤以古典音乐世界为最。因为，在这个世界里，“过去”总是享有支配权——支配着曲目，支配着音乐会的表演模式，而且也常常支配着观众的年龄。以前的观众基本上听的是他们同时代的音乐[而且他们演奏同时代音乐(即新作)的几率也远远高过我们]，此番情形代代相袭，直到19世纪。那么，因何随后起了变化?为什么新音乐在一个重要的时期显得曲高和寡、难于交流?这是当下我们所面临的严峻问题。

伊凡·休伊特的这本生动而刺激的著作，便是对音乐走完20世纪后的旅途遭遇所作的发人深省的评论，也将有助于我们认识音乐在新世纪所要面临的问题。他写道：“多样性乃是我们的自然状态”。确实，在广播和录音已使我们的音乐经验发生了根本转型的当下，“多样性”恐怕是唯一可靠的答案。音乐的所有样式，无论其演奏方式是新或旧，都可以通过方便快捷的按键切换来收听，无论你是在乘车，还是淋浴——这对传统的音乐概念提出了挑战。勃拉姆斯创作时，似有贝多芬在身后注视他，勃拉姆斯对自己在音乐的单线发展中的地位有足够强烈的意识。而如今——正如伊凡·休伊特所生动展示的——任何地方、任何时代、任何风格都有可能对作曲家乃至整个文化生活发生重大影响。“多样性”的状态，既可能丰富多彩，也可能扑朔迷离。

古典音乐依然欣欣向荣，而且，只要观众对现场表演的兴奋感仍念念不忘，且在听够了饱经考验的经典旧作之后还想要来点儿带有冒险精神和富于革新意识的新东西的话，那么它的繁荣景象就将一如既往。每年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的“逍遥音乐会”都会吸引大量的听众——新听众和年轻听众，因为该演出季的经济规则允许有试验性的节目，允许在伟大的经典曲目旁边安排一些新鲜和罕见的其他作品；当管弦乐队和其他机制迫于经费的压力不敢冒险时，这种大胆的均衡举措更显得难能可贵。富于灵活性的小型组织才能更好地迎合明日观众的需要。

伊凡·休伊特在书中提出了许多离奇的、带有独特个人视角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第3套节目中的“音乐问题”栏目里就已提出，且这些问题也已渗入他的音乐批评，发表在《每日电讯》报和其他刊物上。面对当今音乐世界的种种争端，没有比本书更好、更刺激的向导了。它既严肃又风趣，避免煽情的渲染，透出智慧的灵光。本书并没有提供全部的答案，但它提出了一切有价值的问题，并对每个问题给予了透彻而富于洞见的讨论。

英国广播公司“逍遥音乐会”艺术总监

尼古拉斯·凯尼恩[Nicholas Kenyon]

承蒙孙国忠先生厚爱，在他受“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委托、物色本书的中译者人选时想到了我。消息传来，使人兴奋，但诚恐有辱使名；是导师杨燕迪先生的亲切鼓励使我坚定了信心，于是欣然受命。时值甲中年冬月。

本书虽然主要讨论艺术音乐的问题，但所牵连的知识背景相当广阔，既连带不少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常识，也涉及大量世界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内容，这本来超出了译者既有的知识结构；此外，作为一本批评著作，本书在富于鲜明的个人洞见和强烈的批评意识的同时，还饱含着丰富的“意外之意”；而译者在知识储备、转换经验，以及语言能力等方面的稚嫩无疑不利于此类言外之意的捕捉、领会和转达[幸得吾师斧正]。为求“不辱使命”，译者势必付出实足的努力。于是，受命之后，译者本就忙碌的生活变得更加紧张、局促。书斋里翻翻拣拣，原文中勾勾划划，键盘上敲敲打打，体验着困惑的焦虑和解惑的欣喜，在度过一个清冷的春节和紧张的暑假之后，我于九月底完成了初稿，呈交导师审校。先生独具匠心，一味鼓励曰：“命中八环!”。而从修订稿上满目的涂改痕迹来看，自知还远在“八环”之外。幸得先生拨冗、费心予以斧正，译本才有今日之面貌。

值此译本付梓之际，特别感谢译者的导师、本书的审校者杨燕迪先生，先生在公务缠身，教学、科研任务亦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包括周末暇日和差旅途中]，不弃译者之愚钝及译稿之粗陋，竭心尽力为本书审校，深令译者获益和感佩，此吾与书之幸甚也!

感谢我的父母，在本应举家团圆的春节期间经受惦念之苦，并源源不断地赐予我力量和智慧；感谢孙国忠先生对此译事的成全、关切和对译者的鼓励；感谢陈鸿铎老师，陶立新师兄，杨婧师妹，何弦师弟，康瑞军、伍维曦、朱丹丹、黄婉、张毅同学，以及所在译事过程中关心和支持译者的朋友们；感谢我的编辑李琳子，为难之下多次宽限交稿日期，使译稿质量得以保证并不断提升；当然，还应感谢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美意，最终玉成此书面世。

导师曾说，原著好比乐谱，翻译犹如演奏。盖言此二者同样要求主体在某种技术、经验的支持下，实现对既有的“摹本”含义和风格的个性化转换；而由于技术、经验的不足或理解上的偏颇，同样都会出现错误、纰漏、轻重失当或风格歪曲等弊病。导师在审校过程中已多处为我指出“错音”、调整“力度”、匡正“风格”，但由于时间紧迫，且囿于译者才智，该译本仍不免会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海涵、赐正。

孙红杰

乙酉年冬月于

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