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第二部分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全书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籍由通过宋代的历史脉络和具体情境，重建理学从开始到完成的实际过程。作者从历史观点强调理学（或道学）的起源和发展首先必须置於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的大纲维中，然后才能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全书对宋明理学的文献（二程、张载、朱熹等）作了政治的解读，开显出迥异于传统学界建构的宋明政治文化。奠基于深厚的学养与历史意识，作者广泛掌握史料，细密交织解读文献史料，更深入分析古代士人内心隐微的层次，让全书不只有大论断，也有细部的辩证，势必撞击学界既往的陈说，为宋明理学研究开辟了新局面。

本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至第五章原为《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篇的《绪说》，虽置于全书之端，其实写成则在上、下两篇之后，因此自成一独立单元。由于这篇《绪说》集中讨论了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与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少数读过原稿的朋友觉得我不妨把《绪说》抽出来，印成单行本。考虑到《朱熹的历史世界》篇幅太长，一般读者很难有时间和耐心通读这部千余页的专著，我也认为让《绪说》与原书分家，自谋生路，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办法。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自序

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

朱熹哲学体系中的道德与知识

金春峰《朱熹哲学思想》序

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序

孝宗与理学家

皇权与皇极

“抽离”、“回转”与“内圣外王”

——答刘述先先生

试说儒家的整体规划

——刘述先先生《回应》读后

我摧毁了朱熹的价值世界吗?

——答杨儒宾先生

从政治生态看朱熹学与王阳明学之间的异同

本书包括两个部分：第一至第五章原为《朱熹的历史世界》上篇的《绪说》，虽置于全书之端，其实写成则在上、下两篇之后，因此自成一独立单元。由于这篇《绪说》集中讨论了宋代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与政治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少数读过原稿的朋友觉得我不妨把《绪说》抽出来，印成单行本。考虑到《朱熹的历史世界》篇幅太长，一般读者很难有时间和耐心通读这部千余页的专著，我也认为让《绪说》与原书分家，自谋生路，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办法。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最后一章，题作《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这一部分的起源如下：在决定单独刊行《绪说》之后，我立即发现它毕竟是另一本书的一个组成部分，语意未周未尽。如果借用旧日“起、承、转、合”的文章结构为喻，《绪说》可以说是有“起”有“承”，但未“转”未“合”。原因很简单，“转”与“合”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上篇与下篇之中。怎样为单行本提供“转”与“合”，曾使我犹豫不定了一两天，因为这有种种可能。最省力的方式是撮述原书上、下篇的要旨。但下面两个理由使我放弃了这个初念。第一，《绪说》脱离了母体之后，它的重点已变，仅仅为原书作一简单的提要，不足以达成“转”与“合”的任务；第二，原书上、下两篇千头万绪，十分复杂，只有通过无数细节的层层分析，才能集腋成裘。西方谚语说：“上帝或魔鬼在细节之中”(God or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这尤其是史学作品的特色。任何企图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化繁为简，都必然陷于顾此失彼、挂一漏万的窘境。因此我最后决定重新拓荒，进一步研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从反面证成《绪言》的论旨。在《朱熹的历史世界》撰写过程中，明代的对照不但已时时往来胸中而且也偶然流露于笔端。以往涉及明、清的研究，如《近世中国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等，我也接触了理学与政治文化的某些方面。现在我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把一些片断的观察系统地组织起来，化零为整。最后一章的研究与陈述方式大致与前五章相同，即根据原始史料建构一个整体的历史景观。不过为了防止一发不可收拾，这次我尽量控制自己，把拓荒的范围限制在少数论题上。这一章虽然还是超过了预定的篇幅甚多，幸而并未泛滥成灾。“宋明理学”一向被视为一个历史连续体，但是我现在的看法稍有不同，这个连续性几乎只能用“不绝如缕”四字来形容；二者之间的断层似乎也不能不特加注意。明代政治生态与政治文化和宋代的巨大反差，在其间发挥了重大的——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最后一章的添入，本书定名为《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但我所用的“宋明理学”并非完全沿袭旧义，其中有连续，也有断裂，特先说明，以免误会。

现在我想借用这篇序的空间，对本书第一部分的性质作一提纲挈领的说明，以为读者之一助。现代讨论理学的专著已多至不可胜数，主要都是从哲学的观点阐释它的含义。哲学既不是我的专业，我自然没有理由，更没有资格，在众说纷纭之外，再增一解。本书则是一篇史学研究的初步报告，主旨在通过宋代的历史脉络和具体情境，重建理学从开始到完成的实际过程。这一历史的探索必然要涉及理学以外的大量文献，因而构成了本书研究的基础工作。第三章论宋初古文运动和王安石“新学”、第四章追溯佛教的人世转向，都是从原始史料中一点一滴爬梳出来的。但中心的线索则由理学著述所提供，其中尤以《二程遗书》和朱熹的《文集》、《语类》最为重要。我并没有在系统地掌握一切基本资料之前，先有一套“大胆的假设”，然后强古人以就我。读者只要细看本书，我的作业程序是相当清楚的。P1-2

《余英时文集》一至四卷在2004年刊行以后，沈志佳博士又继续搜集了我的其他文字，择其可以与大陆读者见面的，编成第五至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不辞烦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之内，续刊这六卷新的《文集》，其敬业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让我再一次对沈博士和出版社表示我的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专业是历史学研究，所以这六卷所收的论文仍然贯穿着史学的观点。但是就所涉及的范围而言，这六卷则比前四卷要广阔得多。整体地说，在我的思考和研究中，中国文化传统怎样在西方现代文化挑战之下重新建立自己的现代身份(modern identity)，一直是重点之一。这当然是清末，特别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共同问题，然而始终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我也不过是千千万万寻找答案者之一而已，这六卷新文集中保存了一些我的寻找的印迹。

后六卷与前四卷一样，也包括了早期到近期的文字。最近的包括一篇未发表过的新稿(讨论钱谦益的“诗史”观念，收在第九卷)，最早的则是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求学时期的“少作”(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这里只想对这些“少作，’略作交代。我受了五四思潮的影响，虽然已决定投入中国史的专业，但对于西方近代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同样抱着浓厚的兴趣。我当时已不能接受任何抽象的历史公式，更不承认西方史的阶段划分可以为中国史研究提供典型的模式。然而我深信西方的历史与思想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使我更易于在比较的观点下探索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特性。同时，对于五四时代所接受的西方近代文化主流中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容忍、理性、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我也抱着肯定的态度。这些价值，当时也被公认为普世性的，1948年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便是明证。基于这一认识，我在1950年至1955年这几年间，曾努力阅读这方面的西文著作。《文集》卷六、卷七所收的“少作”便是在这一心态下写成的。

这些“少作”只是我早年学习的纪录，久已置于高阁。但1983年，在台北友人一再鼓励之下，我觉得盛情难却，曾由汉新出版社重印过一次。沈志佳博士这次提议将它们收入《文集》，我本来是很犹豫的。但是她认为这些“少作”毕竟代表了我写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从《文集》编辑的角度说，仍是一个不宜缺少的环节。我终于接受了她的判断。这次印行，我自己并没有时间做任何修订。不过出版社方面根据既定的编辑原则，曾作了一些必要的处理，基本上仍是尊重原作的，仅仅减少了一些文句而无所增改。我很感谢出版社的苦心与好意。对于西方史的参照功能和起源于西方但已成为普世性的现代价值，我至今仍然深信不疑。这也是我让这些“少作”再度刊布的唯一理由。

余英时

2006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