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年方26岁,血气方刚的记者的游记。作者彼得·弗莱明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记录了他北从哈尔滨南至广州沿途的山川风景、风土人情等。
当时的中国,灾难深重,时局无定。他在本书中描述的见闻,真实而平淡,深邃且浅显,这是英国人的民族性格使然,还是战前伊丽莎白风格的再现?也许早已预料到读者的失望之情,他竟细心地事先敬告读者说,书中描述的是他独行中国期间一些波澜不惊的肤浅杂记。对于此言,不管是出于东方人认为的作者自谦也好,还是西方人所说的“渐降法”也罢,时隔七十多年的今天,从当年西方瞳仁中映射的这些“肤浅杂记”中,我们不无惊讶地看到了中国许多方面的巨变、渐变与不变。相比之下,变化比较直观易见。然而,变化不大的物质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但不到一定的海拔高度你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也体会不到它对于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对于它的依赖。
如果说在中国住了七年之久的萨拉·康格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上层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活动作了相当详细的历史记录,那么1933年在中国旅行只有七个月的英国游记作家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1907—1971)则凭记者的敏感,在他的游记《独行中国》里勾勒了20世纪30年代整个中国的政治、军事、战争的形势,正如他在前言里所说,“我敢说,在有关远东局势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可以使我那半生不熟的结论听起来令人心悦诚服”。彼得·弗莱明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比较方便地从北到南跨越整个中国当时不同的政治区域,并采访到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国民党区域里的前外交部长罗文干、蒋介石以及汪精卫等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头面人物。
当然,这不是一本理论性强的国际政治著作,而是一个年方26岁,血气方刚的记者的游记。作者从对他北从哈尔滨南至广州沿途的山川风景、风土人情有着浓厚的好奇心,把它们一一定格在他的速写或素描里。
说来奇怪,你会发现莫斯科人十分乏味,又十分可爱。他们的宿命论制约了他们的好奇心,陌生人心怀感激地发现没有人盯着自己看来看去。譬如,英国人拿着手套和收拢的雨伞穿过纽约的大街时,会恼人地感到自己仿佛是一种稀有动物,而在莫斯科大街上闲荡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他的穿着比他见到的任何人都要考究,他显然是稀有动物,是个资产阶级。但是,没有人过多地去注意他,他不会感到自己是个怪人或入侵者。
莫斯科人的穿着既不漂亮又没有特点。除了男人经常穿的宽松上衣之外,他们的衣服都是按照标准的欧洲式样一成不变地剪裁而成,但很拙劣。不管怎么样,在市中心却看不见衣衫褴褛的人,没有赤脚的人,没有瘦骨嶙峋的人。街道上永远都挤满了人,但却千人一面,难以区分,也没有兴奋的表情。人群流动着,小心谨慎地交谈着,在有轨电车站和合作商店外面耐心地排成长队。在人们的眼睛里,你看不见非常明确的希望,只是有时候会看见绝望。这是一个冷静沉着的人群。毫无疑问,现实需要人们冷静沉着。
关于现代俄国,其中最令人好奇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的女人普遍丑得惊人。布尔什维克主义似乎与美是不相容的对立面。跨过边境,你就会发现,哈尔滨和上海的夜总会里触目尽是秀色可餐的绝色娇娃,清一色的俄罗斯女郎。但是,在莫斯科,你要找个美女犹如海底捞针,甚至连找个脸蛋说得过去的姑娘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对俄国统治者的英明睿智,你想不景仰都不可能,他颁布法令规定,在苏维埃的公民中间,婚姻不应被视为永久性的。我看不出该法令如何得以实施。
即使在戏院里,你也会感到茫然。俄国女演员对待她的艺术生涯很认真,认为必须经过多年的精心培养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主角,而我们那些天真无邪的少女,还未成年就站在聚光灯下了,在俄国找不到这样的人。莫斯科不会对30岁以下的明星表示任何敬意,大多数名角都在30岁以上。
关于苏俄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他们的橱窗布置得非常糟糕。我的谴词造句只是打比方,因为这个缺憾远比莫斯科的商店橱窗要严重得多。
人们总以为俄国人尽管从来不太善于做事,但却具备成功应付事情的才能。这指的是,使走过场的观察者留下好印象的能力,该能力是伟大的、越来越重要的推销艺术的基础。当今的俄国统治者——实权派人物——身上几乎全都有犹太人的血统,如果不是犹太人,谁还能成为优秀的推销员?容我重复一遍,俄国人的橱窗的布置水准如此蹩脚,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
正因为橱窗的布置水准不高,因此就需要费力去探究一下莫斯科的商店橱窗。那些成堆的硬邦邦的奶酪,那些假火腿,蛋糕上的糖衣是亮光漆,那些壮观的临街厚玻璃己被损坏,尽管长长的裂缝已用石膏腻子拙劣地修补过。橱窗里的商品就不需要展示,尽管那些商品如此垃圾,如此不吸引人……
街道对面的一幢新楼即将竣工。楼顶上有一面红旗骄傲地迎风飘扬。或许他们一个月前第一次将红旗吊装上去的时候,它就那样飘扬了。唉,红旗是劣等布枓做的;风侵蚀了布料,旗帜现在已破旧不堪,一缕倦怠的布条挂在光禿秃的旗杆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又一个败笔
饰有城堡和穹顶的克里姆林宫壮丽威严,无疑是个固若金汤之地,同时也是个美丽的地方。从对面的河岸望去,克里姆林宫那巍峨的轮廓会让你由衷地赞美不已。但是,为什么,哦,为什么中央塔楼顶上的大钟在实际上是5点半的时候却报时为12点15分呢?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能把事情做好呢?
我不知道问题的答案。
P15-P16
本书叙述的是一次波澜不惊的旅行中的肤浅杂记。我想,我对读者的敬告之词足以证明这一点。隔靴搔痒诚然容易,但是,我敢说,在有关远东局势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我可以使我那半生不熟的结论听起来令人心悦诚服。但是,让读者感到厌烦是一回事,误导读者则是另一回事,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做的。因此,我为所有的重大问题都提供了背景情况。
本书颇为详尽地描述了我本人的所见所为,而对其他大多数旅行者的所见所为却着墨甚少。如果说本书具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它告诉了人们——业余旅行者——到中国那些并不算太遥远,却鲜有人造访的内地旅行的程序和过程。
我承认,在书中,我曾一本正经地对政治军事局势作了评估,但是,我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因为:1)我认为我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那些局势的具体状况;2)我如果不对那些局势作些解释的话,书中的某些章节就等于是对牛弹琴。至于书中的其余部分,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直接的教益。的确,一个人游历某个国家时,不可能对其无所见闻:假借我的足迹间接而行的读者也许可以管中窥豹,略有了解,但是不会太多。
我要感激的人太多了,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和许多民族,恕我无法在此一一提及。曾对一个旅人待之如友的恩人是不会被轻易淡忘的,我诚心诚意万分感谢在漫长旅途中帮助过我的每一个人。
彼得·弗莱明
1934年5月写于伦敦
暮色中,灯光在水面闪烁。我站在甲板上,看见英格兰渐渐向我们游来,像一条模糊不透明的丝带在缓缓展开。在我身边,同行的旅客正在准备庆祝那个伟大的时刻——回家的时刻
“哦,是你啊。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回来了”
“你把我的登岸证弄哪儿去了?”
“但是,你说过你要给啤酒服务生小费的”
“你得打开行李,把书还给她。”
“我怎么知道?”
“你肯定是没有仔细检查,我想不出有别的什么原因”
“是的,亲爱的,我知道,但是”
“来不及了,我说。”
“不,先生,我还没看到她呢。”
“你不会是把钥匙弄丢了吧?”
“她说她要等船靠码头了才上来。”
“你应该知道,我们会需要零钱”
“哦,那好,随你的便吧。”
“如果你不申报的话,我申报。”
“乔治已经长大了,他能照顾好自己的东西。”
“这不是我的错”
“你好,莫德!莫德”
我发现一个人旅行有很多好处。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曾经在她的《日记》中写到:“即使由于晦气,我在面包和蜂蜜上发现了一根头发,那也没关系,不管怎么说,那是我自己的头发。”任何旅行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即使是最相信宿命论的旅行者也会失去他平和的心态,显露出不恰当的沮丧、惊慌和烦恼。如果他是独自一人,那么,这样的时刻只会损害他一个人的自尊;如果他不是独自一人,那种影响就不会那么短暂,其他人的面包和蜂蜜就会被毁。让一个人适应陌生而不断变化的环境是很容易的,但是让两个人都适应就困难多了。把甲或乙独自留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他们都会逐渐形成一种适宜的生活方式。把他们俩放在一起,他们可以相互做伴,相互安慰,但是,由于他们做事的方法不同,相互协调会花去很多精力。甲喜欢早起,然后睡个午觉,而乙不怕热,坚持要睡到很晚。甲本能地会遵守规章制度,而乙则本能地蔑视它们。甲经过寺庙时忍不住要进去,而乙路过酒吧时总是驻足不前。甲处处小心谨慎,而乙却鲁莽草率。甲精力充沛不知疲倦,而乙很容易疲劳。甲要吃很多东西,而乙则吃一点就够了。甲打鼾,乙喜欢在床上抽烟
两人各自行事会做得很好。两个个体在一起时,相互之间会无意识地渐渐产生敌意。他们要不断地谅解对方,做自己从未做过的事;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们会回想起共同走过的路程,觉得一路上有许多里程碑似的小小纪念碑,记录着自己为了忍耐而做的自我牺牲。他们能够欣然接受外国的风俗习惯,却十分厌恶对方无足轻重的个人习性。他们之间的关系复杂而奇怪,混杂着高贵和卑贱,意料之外的不利条件和补偿。他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横在他们和他们旅行的国家之间,直至彻底破裂
偶尔,你也能找到很理想的同伴。一年前,我就和这样一个理想的同伴回到了英国。但是,理想的同伴是很少的,在没有理想的同伴时,还是独自一人旅行更好的。做一个陌生国度里的独行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