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秦都咸阳城，终不堪楚人一炬。史书记载，秦人仿照天象规划都城布局。考古发现表明……

　　偏远的少数民族，迥异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可否从中找到破解史前考古哑谜的钥匙？

　　考古学家王学理、汪宁生、李仰松将带您一起“历九州之风俗，考先民之史迹”。

本书通过老一辈考古学家对自己考古生涯的回忆，讲述曾经经历的大事、难忘的记忆，生活的艰辛、发现的喜悦，使普通读者能够借此走进中国的草根乡土以及古代历史与文化殿堂，走进考古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一次异样的文化与心灵之旅。本书收入了考古人在民族考古学调查研究、寻找秦帝国的都城咸阳中的探索与发现。

历九州之风俗考先民之史迹

一、顾颉刚《浪口村随笔》的启示

二、民族调查之艰辛：“ll号车”、“五鬼闹床”

三、几次成功的个案：

 羊骨卜、人面木牌、阵前歌舞

四、从假说到验证

附录：自编年谱

寻找秦帝国的都城

一、荒原上的漫漫寻迹路

二、宫阙楼台在隐约中浮现

三、长眠之地显形记

四、体验秦人博大豪放的气概

五、学者们力图解开的谜

六、苦乐与尴尬

七、迟到的错卷

附录：秦都咸阳大事年表

寻找解开考古学中哑谜的钥匙

一、少数民族的原始制陶术

二、谷物酿酒8000年

三、西盟佤族的原始葬俗

四、仰韶文化中彩陶图像的生殖巫术

五、解读岩画

六、文明起源的思考

结束语

今日来说，这些看法不算什么，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冒着被批判的风险，因为单线进化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1998年我访问台湾，即有朋友问我：你是否遇到了麻烦?实事求是地说文章发表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因为毕竟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但在我开始从事民族考古学调查工作时，在民族调查队伍中已是个“异类”，曾被认为以今证古就是“今为古用”，“和毛主席唱反调”，不时有积极分子、革命派进行“批评帮助”，又在这样重大问题上又发出不同的声音，当时要说一点顾虑没有，那是假话。

当代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反对一个研究者应有任何特定的理论取向。他们认为：自己所具有就是一种假说验证取向。对他们来说各种理论都可以考虑，各式各样的研究方法都可以采用，研究者主要目的是对可能解释进行验证。所有的知识都是不确定的，将随着新的验证增强或减弱。人们永远得不到绝对真理，只会得到越来越可信的知识。民族考古学者更强调验证，当发现某种理论与自己研究的结果不符，自应扬弃和反对，不应产生什么顾虑。但中国情况不同。因此，如何勇敢地摆脱单线进化论的束缚，是在中国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工作的人面临的特殊问题，必须克服，才能前进。这也是谈到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时不能回避的。

以上简略地介绍我几十年工作历程和体会，对每项研究的具体情况这里自不可能详加叙述，好在论文都已公开发表。论文名称已于有关部分加以注明，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者可以参看。这些论文均收于《汪宁生论著萃编》之中。

一个人不可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研究成果应由他人评价，特别是由后世论定。我听任历史的论定。

从事民族考古学的人应学习国外同行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应像鲁迅所说：“多读外国人的书”。但同时也应精读中国古籍，不仅为了搜寻有用资料，而且可从古人治学精神中汲取营养。按中国古代学者也并不都是从书本到书本，还是有人走出书斋，接触社会。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有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历史和地理即重视调查，到各地游历和调查时又不忘读书，他那“竹笈双驮万卷书”的故事，永远激励着我们。本文标题“历九州之风俗”一语就采自他的《日知录》一书。希望今日民族考古学者永远继承古代学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

P47-48

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在进行着考古工作。这些工作，不断改变并丰富着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考古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往往出自著名的学府(只有少数大学才设置考古专业)，却像老农一样在土里挖掘寻找；他们“读尽了相关的每一条史料，也走遍了相关的每条河谷”(张承志语)；他们直面日常工作的辛苦与琐碎，奉现给人们的却是废墟上的辉煌与田野里的诗意。

考古人往往有不平凡的经历，他们知道太多的历史秘密，他们有讲不完的故事：探索的故事、发现的故事，成长的故事、心灵的故事，历史文化民俗的故事……一代一代考古人，一个又一个故事，缀合成为中国近百年考古发现、探索思考与认识的鲜活的历史。尽管他们可能出版了考古发掘的专门报告，写过论文甚至专著，但由于时间、精力、条件、机遇等的限制，他们很少有机会给我们讲述考古和他们自己的有趣的故事。

《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书系就是给他们提供的一个平台。我们的设想是：以健在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为主要关注对象，通过他们对自己考古生涯的回忆，讲述曾经经历的大事、难忘的记忆，生活的艰辛、发现的喜悦，使普通读者能够借此走进中国的草根乡土以及古代历史与文化的殿堂，走进考古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一次异样的文化与心灵之旅。

假如因此为中国考古学史积累了一点资料，那是我们意外的收获。

编委会

2005年1月

完稿后，觉得意语未尽，再向读者谈些个人的感受。

要说是我选择了“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不如说是时代培育了我的选择。因为我成长在这个时代，我的学习和工作与本学科的成长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半个世纪以来，我所从事“民族考古学”的研究，仅仅是从一个侧面尽到我的一份责任。其研究成果虽曾在不同刊物上发表过，今日重谈，对此新学科来说并非多余，它可对原稿作些补充。因为任何一种新学科在起步时，不可能十全十美，它所取得的点滴成绩都是不易的。其中难免有不足之处，甚至缺点或错误，只有在学习和实践中才能不断的充实、提高和完善。重要的是本学科的研究过程和经验。希望能对同行和晚辈有所启迪。

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课，我在学生时代与毕业后是有区别的。20世纪50年代初，教材内容较简略，仅是了解建国前很少几处古代处遗址，主要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细石器文化、红山文化和甘、青地区的一些彩陶等。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多为空白，而多数文物为地面采集品，缺乏科学依据。由于缺乏全面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当时对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非常肤浅。学界多以为仰韶文化(称“彩陶文化”)在中国西部；山东龙山文化(称“黑陶文化”)在中国东部；黄河中游地区河南省内为“混合文化”中国西部和东北地区也发掘几处零星遗址，不可能认识我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全貌，也难以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

讲授《原始社会史》这门课，教材比《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课的情况略好一些，一是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主要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二是有一些实物(考古)资料；三是有关民族志活的素材等，使课程内容有血有肉，顺理成章。但是仍受资料的限制，教材中难免存在一些疑难问题和有争执的学术观点，这是有待进一点完善和努力去攻克的课题。

20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高等院校如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某些师范院校的历史系也开设了考古学课程。此后，我国高等院校进入大规模培养考古人才的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文物考古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对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的研究，除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其发展系列基本弄清楚外，我国东北、华南、西藏、新疆、港、台等地区也作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以上培养考古人才和开展文物考古工作，特别是为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直接类比的科学依据。民族考古学作为我国当代一支新兴的学科已逐渐发展起来。其研究方法是用类比——假设——验证和演绎推理的方法进行多方位的探索。当然在各项类比中务必以考古资料为基础。而民族志中活生生的素材及其应用是解开考古学中某些“哑谜的钥匙”。二者之间的密切合作，相互类比验证，可以起互补的作用，在科学实践中，类比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那种不顾一切条件，将民族学材料和考古学材料漫无边际地类比是毫无意义的。为此，我曾总结出“民族考古学”可类比验证的四点规范：

第一、社会性质相同或同一社会发展阶段；

第二、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类物质文化；

第三、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同类精神文化；

第四、生产、生活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功能(人类生存方式)。

我相信这种类比、假设和验证的程序，通过实践的不断完善，可以获得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

近年来，我国从事民族考古学研究学者逐年扩大，在国内外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美籍华人考古学专家张光直教授曾多次在他的论著中呼吁“建议大学考古和先秦史专业的课程里都必修重部头的民族学课”。张先生著作中的许多论点我也有同感。在本文即将结束时，不妨转到张先生对《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文中的几段话作为我们的共识。

因为人类学(包括民族学——李按，以下同。)家能够观察和分析现代的活的社会，它能够把社会当作一个系统性的有机体来研究，能够了解这个有机体各组成部分间的联系，甚至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性的，它包括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同类型……换言之，人类学供给我们人类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各种不同的蓝图。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考古学者在这两点上要比没有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考古学者占有优势的地位：第一，他很自然地把考古资料当作“人”的活动遗迹来看而不仅只是当作 器物本身来看。第二，他知道要把考古遗物并合起来从而复原古代文化社会，而其中哪些蓝图是可供参考的。后面这点有时会有人误以为用考古的资料去凑合人类学的理论，其实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误解。用考古资料来复原古史，我们最终的依据还是资料本身，而绝不能把某种人类学的理论奉为教条，拿资料去凑合。但我们对人类社会各种蓝图的了解，可以在我们复原历史时从已知的各种模式中得到启发。

由此可见，“具有中国特色(或任何特色)的人类学的建设上，是可以有考古学一席之地的。固然在中国传统学科的分类上，考古学与人类学有不同的来源，在当代建设中国人类学的设想之中，我认为是应当把考古学放在一起来讨论的”①。

我相信张光直教授的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今后理应会经得住实践的考验。我也相信《民族考古学》今后会继续发展下去，随着考古资料的增多，以及运用民族志资料的相互论证，不断拓宽研究视野，它对我国史学、考古学、特别是对人类远古社会史的研究必能起到其特殊的作用，而这绝不是其他学科所能够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