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本书是《随想录》第1集。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
我不想现在就谈曹禺。我只说两三句话,我读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许久,头两场写得多么好,多么深。孙美人这个人物使我想起许多事情。还有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过一个戏(《桥》),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回来后也没有续写。第二幕闭幕前炼钢炉发生事故,工程师受伤,他写得紧张,生动,我读了一遍,至今还不能忘记,我希望他,我劝他把《桥》写完。
我呢,自己吹嘘也没有用,我在三十年代就不得不承认我不是艺术家,今天我仍然说:“我没有才华。”而且像某某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所说我写的都是破烂货,只有在解放后靠“文艺黑线”吹捧才出了名这一类的话,还可以作为参考。不过有一点得说明:事实证明所谓“文艺黑线”是“四人帮”编造的诬蔑不实之词,“文艺黑线”根本不存在。我的《文集》也曾被称为“邪书十四卷”。这不足为怪,因为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我的作品就受到歧视,就是不“正”的东西。靠了读者的保护,“破烂货”居然“流传”下来,甚至变成了《文集》。有人把它们当作“肉中刺,眼中钉”,也是理所当然。再说集子里的确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但它们并不是毒草。我不只讲过一次: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不印的书是我自己认为写得不好,艺术性不高,反映生活不完全真实,等等,等等。但它们也绝非毒草。
我一再提说“毒草”,好像我给毒蛇咬过看见绳子也害怕一样。二十年来天天听说“毒草”,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
P31-32
《随想录》第一集收“随想”三十篇,作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后每年编印一册,到一九八四年为止。
《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我说过赫尔岑的“这些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而我的“随想”呢,我可以说:它们都不高明。不过它们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 金
1979年8月11日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