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生动的笔触、曲折的情节，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地下工作者杨小冬深入敌后、团结群众、分化瓦解伪军、打击日寇的故事，再现了特定历史年代的真实生活和英雄人物的精神内涵。书中所表现出的母子亲情、男女爱情、同志友情等，富有长久的艺术感染力。本书使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本书通过我党地下工作者杨晓冬、金环、银环等同敌人的周旋和一系列的斗争，反映了在抗日战争的另一条战线上的斗争的复杂、紧张和尖锐，以及这一斗争在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歌颂了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英雄，颂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可以战胜任何敌人的伟大力量。小说突出地表现了我们党和党的干部，同人民群众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和鱼水之情。

序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0

第四章 67

第五章 87

第六章 108

第七章 120

第八章 144

第九章 165

第十章 193

第十一章 203

第十二章 225

第十三章 256

第十四章 286

第十五章 314

第十六章 326

第十七章 347

第十八章 359

第十九章 374

第二十章 398

第二十一章 414

第二十二章 420

第二十三章 449

第二十四章 466

重印再记 474

深夜时分，在一条羊肠小路上，老梁领着杨晓冬政委在快步走着。老梁穿一身青色粗布棉衣，腰间系着红色牛皮带，上面斜插着金鸡圆眼大机头的盒子，棉衣瘦得裹身，两个袖口挽得挺紧，加上他那矫健而轻快的步伐，使人感到他是个手脚利索头脑灵活的人，打起仗来准是把好手。

他一路上老是拉开杨晓冬政委一段距离，为的是能在前面侦察情况；遇到意外，免得他所保护的首长遭到危险。

起初，他们踏着冰硬的小路；后来，又踏着路旁的衰草。将要进村的时候，躲开笔直的大道，钻进村旁的树林。林木大多是榆、柳、桑、槐；时届严冬树叶早已脱尽，光秃秃的枝桠，杂乱地伸向天空。老梁蹲下来听了听，四下没有动静，便站起来，照旧拉开距离，朝村庄走去。当他刚要横跨过路的时候，听见有人喊叫：

“站住！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老梁反问时，发现前面村头路口趴下五六个人。他像狸猫般敏捷，一个箭步蹿到道旁一棵大树背后，趁势拔出腰间的手枪。

这些动作，更使来人紧张，但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又欺对面是孤身一人，便放开胆量，“浑小子，也不打听打听你到了什么地方，这是东亭镇！”

听说东亭镇，老梁知道来的必是东亭炮楼上的一帮特务。这些家伙，黑夜里成群外出，说不定又要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于是一股怒火涌上心头：“龟孙子们，你们眼瞎，耳朵也聋。没听说过姓梁的神枪手？”

“你是武工队的梁队长！”为首的特务发慌了。

“正是他老人家！”艺高胆大的老梁，侃侃而谈，并不把这些人放在心上。

“不要耍蛮，我们有一个班，你占不了便宜。”另一个特务壮着胆子说，偷偷抬头看梁队长身后有没有伙伴。

“梁队长，今天狭路相逢，可是碰巧的，我们可不是专找你的麻烦。依我说，双方都有公事，咱们两方便好不好？”为首的人又说。

“那你们必须赶快退回去，今天通夜不许出门！”

“我们可以退回去，君子一言为定，可不许背后开枪。”特务们夹着尾巴走了。

这一段谈话，杨政委听得十分清楚。心里暗想：“只当他是个普通的警卫交通员，想不到他在敌人面前还有这么大的声威呢。”

在村外停了几分钟，他们从另一条道进了街。街口有紧闭着门板的商店，有散发着药味的中药铺，小贩摊的货架，打铁的风箱都摆在露天里。杨政委站在一家写着“骡马大店、草料俱全”的屋檐下，等着老梁去找向导。不久，老梁像押犯人一样，把个伪保长押了过来。这个家伙，嘴里直嘟嚷：“光是带路，我另派个人不行吗？”

“别说废话！”

出村不远，就看到封锁沟，他们踏着棉花地朝沟边前进。棉花秸茬早风干了，枝权上还偶尔挂着雪白的棉桃，想是辛勤种地的主人，为了避免招惹是非，草草收割，把它们拉下来的。伪保长迈上沟沿，指着深不见底的封锁沟说：“两丈多深，直上直下，哪能过呢，等到天明，化了装从炮楼口走吧？要不，插翅也飞不过去。”

杨政委走过来，想对伪保长做动员说服工作。

梁队长做了个制止的手势，扭转头说：“爬沟、过楼任你挑，出了差错，这第一颗子弹是给你准备的。”

伪保长无可奈何，改说炮楼附近沟浅，也能通行，就怕被敌人发觉。梁队长说不怕，叫他领路奔炮楼走。  。

接近炮楼处，果然沟浅，且有行人踏践的小路。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炮楼里的挂灯。伪保长带着发抖的声音说：“同志们听，楼上正打牌，趁这机会，你们快过吧！千万别出声响。”  梁队长根本不理睬他，先帮助杨政委过路，在背静地方给他找了休息处所，返身扒住沟沿，突然亮开嗓门喊：“伪军们听着！现在，抗战进入第六个年头了，你们还给鬼子当看门狗呀？我今天挺忙，只说两句话：你们已经对人民做下了很多坏事，赶快低头认罪，给自己留个下场，要再执迷不悟，留心武工队的神枪。”话音未了，他举枪啪的一声，那盏明亮的挂灯给打灭了，黑暗的炮楼上吓得死一般寂静。伪保长伏在封锁沟对面，一动也不敢动。

杨政委称赞说：“好准的枪法呀！”

老梁有些得意，说：“将来叫我遇见敌人大头面人物，照样这么一枪。”  P1-3

抗日战争时期，被党派往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抱着光荣感与责任感来接受党的委托。打入内线之前，他们怀有“肩担真理、怀抱革命”的凌云壮志；到敌占区后，抱着“虽处敌特监视下，更在群众保卫中”的开朗态度。他们生活作风上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跟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充满了“手中无寸铁，腹内有雄兵”的英雄气概。而且，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毫不计较个人得失，随时准备付出自己的一切。对于这些忠心耿耿埋头为党工作、创造了丰功伟绩、留下了可歌可泣事迹的同志们，任你有多好的歌喉、多饱的笔墨也是唱不尽写不完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本小说，就是从上述诸英雄人物的生活和斗争中，东鳞西爪地选取了一些零星片断写成的。拿它与实际生活比较起来，犹如从波涛万顷的海洋里汲了一瓢水，从浩瀚无边的原野里抓了一把土。

按说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更典型也更理想，但是拿我这本小说与实际生活作一比较，则前者赶不上后者的万一。想到这一点，我心里颇感不安。是不是本人没有一点实际斗争生活？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我曾有些对敌伪斗争的经历；从内线转到外线，围绕着城市和交通要道，我也搞了几年工作。那么，为什么小说写的质量不高呢？我觉得是受了艺术修养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水平不高。看起来，政治水平、斗争实践、艺术修养对文艺创作这一行是缺一不可的。

这本小说动笔之前，在主题思想上并不太明确；动笔之后，也没注意结构上的调整与安排。由于比较熟悉这方面的生活，总念念不忘地想把内线斗争的人物和事件逐次地记录下来。后来想到党的内线工作是一条隐蔽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由于党的坚强领导，与其他的战线一样，我们发展与壮大了自己，打击或消灭了敌人，这才有意识地想表现党在这一战线上的胜利。于是，我以野火喻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高，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经过党的春风化雨，受尽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斗争的胜利，被敌人蹂躏的中国大地，终于云散烟消，晴空万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杨晓冬，是个中级领导干部。原想赋予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创造性的工作才能，和乐观开朗、热情洋溢、谈笑风生的领导形象来描写。后来又没从这方面多着墨，反而在某些生活方面把杨晓冬处理得严肃梗直，想叫他把洋溢于外表的东西减少，含蓄在内心的情感增强。在某些情节上，又受了真实生活的束缚，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上作艺术加工，没有把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真实的境界。但杨晓冬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能生活在群众之中，过着艰苦朴素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并和他的下级同志们同生死、共患难。每当领受到党分派的任务，他总是不避艰辛，亲临到斗争的最前线。他曾亲自散发抗日传单，面斗伪省长吴赞东，送首长过路智斗蓝毛，反抢粮夜入伪商会，并身入险境，直接推动了伪团长关敬陶的起义。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多少反映了我党我军优秀革命干部的形象。

金环这个人物是作者把她从根据地送到内线去的。这样性格的姑娘，在冀中广大乡村的青年妇女群里，确乎不乏其人。同金环这类人物的接触中，你当然要受一点“虐待”，但更多的还是受到“优待”。在日常生活相处中，她对你可不留半点情面。你有一丝缺点，她都毫不留情地挖苦着损你一通。然而在危急患难中，她真是你的亲人和同志。她自己露天也要把住屋给你腾出来。她自己饿肚子，也要叫你吃饱。万一有谁徒手便服因措手不及被日寇重兵包围住，她毫不畏惧地在鬼子的刺刀林立下，冒着生命危险与鬼子争争吵吵，撕撕掳掳，拉拉扯扯地把你当做她的“丈夫”引领出来。

在小说中，我曾有意识地刻画了金环，用专题章节来表现了她性格中的倔强与泼辣，反映了她的“刻薄”，突出了她对敌斗争的英勇和顽强，描绘了武工队和她唇齿相依的血肉关系，还在遗书里试着写了她的思想深度……

塑造杨老太太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些中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把她们作了分析比较，受到了不少启发，吸取了一定的营养。但我觉得学习旁人只是宽一宽思路，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实的丰富生活进行加工创造。因此，我着重写了她的母子阔别相逢，年关公园会面，监狱寄深情，楼台殉大义等几个章节。

银环的性格跟她姐姐恰好相反。把不同性格的人物安排成姊妹或亲属关系，为的是便于表现人物。银环满腔热情对待同志，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她的某些脆弱和幼稚，是由于锻炼不够，是前进中的缺点。这样的人在内线工作里多是领导同志不可缺少的助手，重要消息她们先知道，重要文件归她们保存，重要人物的接头会面往往是她们作向导。我试着写了银环的成长与发展。在小说终结时，她还不够成熟。相信在党的继续培养教育下，她会逐渐变成勇敢坚强的战士。

通过学习写作如上人物，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讲的“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这些话，完全是真理。

韩燕来、小燕、周伯伯，是内线工作时相处过的战友，梁队长和膘子等是当时在外线并肩作战的同志。其中有真人真事，有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虚构，更多的是把几个人几件事合拢概括在一起的。对这些人我是抱着同感情共命运的态度动笔的。

对于关敬陶夫妇，也寄予了同情，这一点，读者从他们夫妇一出场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认为关敬陶在起义时自愿性少了，也有的认为在起义时对关敬陶强迫的外力不够。我认为关敬陶的起义，是在自愿与强迫相结合的情势下产生的。

在敌人方面，写了吴赞东、高大成等几个不同的类型。原打算把吴赞东作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写来写去把这个伪省长给中断了，安插上一个范大昌把他代替了。这是因为我写作之前，没有比较完整的写作提纲，脑子里闪耀了一些人，回忆和想象了几件事，就率尔操觚地匆忙动笔了。结果有人被“大材小用”了，有些重要事又遗漏了，等到一锅粥熬熟的时候，虽不适口也不好再加水米。看来要写长篇作品，不能过于草率，应有成熟的创作准备，充分的想象构思，最好有详细的写作提纲，起码也要有个通观全局的故事梗概。

如果说伪军司令高大成写得比较活跃一点，这不单是由于北京解放前后我同原国民党高级军官有过不少接触，还得感谢抗日战争时期在伪军内部做秘密工作的同志们。有关高大成的一些生动事迹，多是他们谈完工作之余摆龙门阵摆出来的。我感到写反面人物绝不能偷工减料，也必须用力刻画，写反面人物不仅是为了陪衬对比与烘托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本身也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国外的帝国主义在疯狂备战的同时，不断勾结反动势力，偷伸特务黑手。写出活生生的反面人物来，可以作为反面教员，提高大家的警惕。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满腔热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让青年人回顾一下历史，知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扫除了多少什么样的历史垃圾，从而使青年同志们怀念过去的艰苦斗争，更加信赖与热爱我们的党，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而发挥更大的干劲，用更高的速度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本小说写的是历史题材，写历史题材(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近四十年这一阶段的革命历史题材)同写现代题材一样，就要写出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就得写出阶级斗争和阶级的命运。写历史题材要合乎历史的真实性，违反历史真实或任意更动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更重要的，我认为写历史题材的时候，眼光要看准今天，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要使作品里洋溢着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所谓时代精神与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用当前常用的话来解释，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出现的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就是把方便给人、把困难归己，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优秀品质，就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来的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里，如果闪耀不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来，作品的思想性必然大受影响。可惜，《野火春风斗古城》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得非常不够。

这次修改中，正面添补了一些情节，充实了一些描写，使地下斗争力量有了复线，避免了孤军作战；修订了某些不妥善的爱情纠葛，改变了某些偶然与巧合的情节。修改后的面貌如果说比原本有了进展，得感激帮助与关心我的同志，是他们不厌其烦地从多方面发表评论文章，组织座谈，写信鼓励批评，从巨至细，提供了很多宝贵又中肯的意见。借着修改本出版的机会，我向这些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一想到感谢同志，就必须首先感谢我们亲爱的党。写这本小说完全是党的培养和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感召。书中的内容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事业，今天得到大家的帮助，更是由于在党领导下的社会才能够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一切革命的文艺作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一切。

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作一名普通的工农兵，当一名普通劳动者，是多么光荣多么值得骄傲啊！在共产党领导下，做任何工作，都应该心情舒畅、笑逐颜开，都有光明广阔的前途。我个人多年受到党的严父般的教导、慈母一样的爱护，整个身心都蒙受着党的恩泽，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在这大变革的时代，要下决心争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报答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关怀。

李英儒

一九六0年五月九日

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被江青一伙禁闭了十年之久，随着“四人帮”被粉碎，它也于一九七七年获得了解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排印，与广大读者见了面。当时我写了重印记，其中揭露了江青一小撮人的罪行。说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招摇撞骗，拉帮结伙，包藏祸心，阴险卑鄙，残酷地迫害革命的老元戎老将军老干部，残酷地迫害文学艺术界的大批革命人士。把数以十万百万计的国家瑰宝、民族干部和党的精华的好同志，以谁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所谓罪名，把他们放之以边陲，幽之以牛棚，禁之以监牢，最后置之以死地。同时将其宗盟党羽委之以重任，让没有军事韬略的掌兵权，没有知识的管文化，只要是长着脑袋的亲信，一个个都被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江青们的目的就是篡党夺权想登基做女皇帝。她这人的品质恶劣到叫人吃惊的程度。她刚说过的话，一转眼便不认账，说她从不会说这样的话。过几天她竞把记录在案的话，说成是敌人造的谣。一九六七年夏有这样一件事，某大城市把江青三十年代的影照剧照搜集起来上送北京，要交给她本人，说这些剧照在群众当中借阅影响不好。对此她是点了头的。事情没隔多久．不知什么原因，她忽然公开大叫，说有人整理搜集她的黑材料，为数达几箱之多。为她这件血口喷人的无聊之事，当时的某些领导人，为此兴师动众，忙碌奔波，先把一个稍微与此事有点牵连的人投人监狱，另一个与此事毫无联系的二十岁的青年，也因此献出了他的年轻的生命。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无法扩大株连，只好暂行罢手。但她绝不肯就此甘心，事隔几个月后，她终于无中生有，巧立名目，说文艺界同当时其它界一样，也出了个什么叫做“5·16”的反革命组织，这个组织与台湾勾结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我和我的家族亲友多人受到这个魔鬼名义的株连，但我深知此事的原委，曾多次申诉并以人格党性作保证，说我从未看过那一束三十年代的照片，连那捆东西存放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江青哪管这些，为泄毒氛私愤，殃及池鱼，将我苦苦轮番批斗两年并投置监狱共达八年之久，比整个抗日战争还多两个月。

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实事求是，认真查明了所谓反革命“5·16”的问题纯系叛徒江青一伙对革命同志的捏造和陷害，我这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组织生活，并急迫地拿起笔来，想在虎口余生里为青年同志们写一点读物。

江青的文艺观也是极左的。她主张改变原《白毛女》中有关杨白劳的形象，要杨白劳这位善良的自认命苦的佃农，挥起扁担与地主决斗。在京剧《沙家浜》里，她主张改变以阿庆嫂为核心人物里应外攻的原结构，反宾为主，使郭建光和阿庆嫂各自为政，形成两将军的局面，从而破坏了原剧风格的统一和艺术的完整。她借口戏剧革命，借口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只允许编创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成立后的革命题材。当时有一个以“红灯照”为题材的剧本让她去看，她竞说根本没时间看这些旧的题材。这就是说，从武王伐纣到农民起义到辛亥革命连五四运动的历史，都在她的极左观点下被排除了。因此我每每说，当前创作上某些自由化倾向的出现，除却其它因素和条件外，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对“四人帮”极左的文艺观的不满和惩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行不通。因为自由化无非是要摆脱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工农兵和广大知识分子都通不过。其实搞创作的绝大多数人中，都不反对党的领导；都拥护并要求党来领导。要点在于领导得好；严格按照党的文艺政策办事。要设法消除文艺界存在的营私和派性，公平对待老中青文艺工作者；按照具体情况给创作者以生活和写作的条件；最后用各种好的手段使社会上涌现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最近几年，我深深感到生活对创作特殊需要。我的弱点仍是生活底子薄。前些日子为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往返三千里，访问了几十个人，这样写起来才感到有事可叙，有话可说，也深深感到现实主义特别重要。不扎根于现实生活，一切理想或浪漫都将成为子虚或画饼。我再重复说一遍，现实主义实在可贵，我国已往的大作家大手笔们，对所描绘的事物非常熟悉，写起来一丝不苟。他们理想和浪漫不是凭空制造，不是虚无幻想，多是从踏踏实实的生活基础上，涂了浪漫主义彩色的。

一个作家面对政治环境发言，面向社会生活说话。说出来要亿万人听亿万人看，中国人看，外国人看，甚至后代人也世代流传着看。这可不是小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大事。不能轻浮儿戏，不能率尔操觚。作家要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祖国，要对生活忠实，说老实话说良心话，不说假话，不说违反自己心意的话。我在前个重印记里说过违心的话。说什么跟随“英明领袖”新的长征之类的话。都怪自己头发白了见识浅，人云亦云，今后应引以为鉴。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确实令人振奋。百花齐放不是假放是真放。十七年的或更早些的比较好的文学戏剧电影等作品不是都重新放了吗？某些过去被错误批判甚至被打成毒草的，不都一一恢复了名誉甚至受了奖吗？近年来长中短篇小说如雨后春笋，戏剧舞台丰富多姿，电影电视片载歌载舞联袂登台，其中相当多的影片为广大群众喜闻乐道。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收获，也正是在党领导下的丰硕成果。

提笔写点东西，成了我的习惯和爱好。只要健康情况许可，我不肯放下笔。几天不动笔，吃饭不甘，坐卧不安。

我将为工农兵商学各界广大男女青年们写点什么呢？青年们没经历过战争，而战争题材是文学创作中最广泛的题材之一。当今世界上，不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笔者青年时期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在老元帅老将领的领导指挥下，参加过大大小小的几十次战斗，想把这一阶段的某些战斗经历写出来，给青年同志们提供一点战争生活的阅读材料。其中包括抗战初期贺龙将军鏖战冀中和我百万大军解放北京天津的故事。从一九四二年冬到一九四四年秋，党派我打入沦陷区内部搞地下斗争，配合外面的武装战斗。直到保定北京解放，我一直做对敌斗争的工作。这一段生活困难大，艰险多，也有些类似传奇的事。我将用适当的文艺形式写出来，供给青年读者们阅读。另外，在河北山西两省的五个农村里，我搞过土改和“四清”。在其中的两个自然村里，我实际上担任过村长和村支书的工作。如今四十岁以下的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运动，知道得很少。我将以长篇小说的形式把土地还家，耕者有其田的波澜壮景，和千百年来农民在受地主压迫下，一旦分得一块土地(他们称做刮金板或刮银板)后的狂喜心情向读者作个汇报。

只要我的作品能够忠实于生活，能够反映出伟大时代斗争中一个小小的生活侧面，能够让文献和文化工作者从中汲取一点子素材，能够给青年同志们精神上一点鼓舞，退一步说即使起不到激励鼓舞人心的重大作用，只要能给读者在劳动之后起一种消遣的作用，我也不失望，也感到满足。自然我争取创作质量好一些，起到的作用大一些。

李英儒

1981年12月于北京宣武门高楼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