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84岁高龄开始撰写的这部自传体回忆，以自己的亲历亲见，为世人揭示了近半个世纪间许多重要的历史侧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而丰赡的史料。其中，关于“左联十年”的记述，尤为文坛关注。本书使用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

自 序 /1

一 家世·童年 /1

二 从“辛亥”到“五四” /11

三 心随东棹忆华年 /44

四 左翼十年(上) /79

1．“四一二”之后的上海 /79

2．革命文学论战 /91

3．筹备组织“左联” /98

4．“社联”、“剧联”等的成立 /106

5．五烈士事件 /120

6．《文艺新闻》及其他 /132

7．歌特的文章 /142

五 左翼十年(下) /147

1．“一二：八”之后 /147

2．进入电影界 /15l

3．阵线的扩大 /160

4．“左联”的后期 /164

5．三次大破坏 /177

6．“怪西人”事件 /187

7．重建“文委” /194

8．萧三的来信 /199

9．两个口号的论争 /209

10．在大的悲哀里 /226

11．西安事变 /229

12．从“七七”到“八一三” /244

13．郭沫若回国 /252

六 记者生涯 /267

1．上海《救亡日报》 /267

2．广州十月 /275

3．广州最后之日 /280

4．从广州到桂林 /284

5．香港《华商报》、《大众生活》 /305

6．《新华日报》及其他 /314

7．《建国日报》和《消息》半周刊 /364

8．香港《华商报》、《群众》 /381

七 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389

附录 新的跋涉 夏衍 /432

《武训传》事件始末 夏衍 /443

在“正蒙”小学念了一年半的样子，就退了学，这是母亲决定的。我吵闹了一阵，也没有结果。作出这个决定，我后来想，可能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樊家是望族，大姑母的公公曾在大官僚王文韶下面当过相当大的官，和他家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大姑母把我这个穷孩子带在身边，可能有人讲了闲话，传到我母亲耳朵里去了；二是樊家和李家都有和我差不多年龄的表兄弟，他们穿得好，吃得好，有新的书包，有白铜墨盒、铅笔，而我则一无所有，不免有点羡慕，或者感到自卑，这种心理可能也被母亲察觉到了。不上学了，母亲就叫我“自修”，家里有一本破旧的《幼学琼林》，就要我自己读，同时还亲自教我打算盘，但她也只能教我学加减，乘除她自己也不会。余下的时问，就帮着儆些农活，那时还有几亩早地，种点油菜、蚕豆、苎麻之类，我能做的也不过是松土、拔草之类。记得有一次春旱，雇r两个短工车水，我想试一试，结果被水车的踏脚打伤了左腿，肿了几天，也就没有事了。

在这段时间内．我还记得几件事情：我八岁那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天，光绪皇帝和两太后死了，尽管当时很闭塞，严家衡又在乡下，像“戊戌政变”这样的大事，我们也不知道，可是皇帝和皇太后“驾崩”就不同了，“地保”(相当于保甲长)打着小锣挨家挨户地通知。我听说的只有两件事，一是今后三个月不准剃头，二是一百天内不准唱戏。当时男人都留辫子，我的辫子已有一尺多长，额前还留17“刘海”，所谓剃头，不过是等于修脸，这对我影响不大；但是对第二条不准唱戏，则老百姓都感到扫兴，因为那时是农历十月下旬，今后一百天，就包括农历新年在内。我听老乡们七嘴八舌地说，除了不准唱戏之外，还有过年不准放爆竹，元宵不准闹花灯等等。这一年浙江闹了水灾，春蚕的收成也不好，老百姓穷得很，所以这些禁令，实际上也没什么影响。另一件事是皇帝死了之后的下一年，我九岁，沪杭铁路的杭嘉(兴)段通车，艮山门是从杭州到上海的第一站，通车的第一天，整个杭州——包括沿路乡村都轰动了，我母亲也很高兴地带了二姊、四姊和我，背了条长板凳，带了干粮(南瓜团子)，走了两里多路，到艮山门车站附近沿线的空地，排着队去看火车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怪物”。沿线挤满了人，连快要收割的络麻地也踏平了。在盛夏的烈日下晒了两个多钟头，好容易看到一列火车从北面开来，隆隆的车轮声和人们的呼喊声溶成一片，这个大场面，尽管事隔七十多年，到现在依旧是记忆犹新。

P9-10

上了年纪，常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这也许是人之常情。

六十岁以前，偶然碰到中学或大学时期的同学，或者听到来自故乡的消息，也不免会回想起青少年时期的事情，但除了1939年写过一篇《旧家的火葬》之外，从来没有写过回忆往事的文章，这主要是我很同意乔冠华的意见：写文章尽可能“少谈自己”。

我认真地回忆过去，是在1966年冬被“监护”之后，我记得很清楚，1967年5月1日，“专案组”的头目责令我在一星期之内，写出一份从祖宗三代起到“文化大革命”止的“自传体的交代”，我如期写了三万多字，可是交出之后的第三天，就被叫去“问话”，那个穿军装的头目拍着桌子怒吼：“不行，得重新写过，要你写检讨，不准你替自己树碑立传。，”我记得这样的“交代”前后写过三四次，后来才懂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要从“交代”中找到“外调”的线索，其次是想从前后所写的“交代”中找出一些不一致的地方，作为继续逼供的突破口。这是一种恶作剧，但这也逼使我比较系统地回忆了过去走过来的足迹。

在这之前，我从来不失眠，也很少做梦；可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一入睡就会做梦，奇怪的是梦见的都是童午时期的旧事，梦见我的母亲，我的姊姊，梦见和我一起在后园捉金龟子的赤脚朋友。每次梦醒之后，总使我感到惊奇，事隔半个多世纪，为什么梦境中的人、事、细节，竟会那样的清晰，那样的详细!我二十岁那一年离开杭州，久矣乎听不到故乡的乡音了，而梦境中听到的，却是纯粹的杭州上城口音。

当时写“交代”，目的是为了对付专案组的逼供，所以写的只是简单的梗概。那时批斗猛烈，审讯频繁，既不敢说真话，也不能说假话，因为说真话会触怒“革命派”，说假晤会株连亲友。全国解放后，我经历过许多次“运动”，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斗争经验”，所以我力求保持清醒，我的对策是宁可写违心的检讨，不暴露真实的思想。

真正能静下心来追寻一下半个多世纪走过来的足迹，反思一下自己所作所为的是非功过，那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从1973年3月到1975年7月，我有了两年多的独房静思的机会，不是说“吃一堑，长一智”么，我就利用这一“安静”的时期，对我前半生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回顾。这像是一团乱麻，要把它解开和理顺，是不容易的，要对做过的每一件事，写过的每一篇文章，分辨出是非曲直，那就更困难了。任何人都有主观，任何人都会不自觉地替自己辩护，1966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着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的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从“交通干校”转移到“秦城监狱”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恩典，准许看书了，准许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时我的右艰已近失明，牢房里。光照时间很短，我就利用上午光线较好的时间，选读了马恩全集中的一些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在秦城读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受干扰，可以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的实际。历史唯物主义、瓣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应该说过去已经读过不止一遍了，而这时候读，边读边联系过去几十年间的实际，才觉得“渐入佳境”，别有一番滋味了。

可惜这一段“独房静思”的时间太短了，1975年7月12日清晨，专案组和监狱负责人突然宣布：“周扬一案可从宽处理”，即日解除“监护”。我感到意外，怛我还是冷静地对那个专案组的小头目说：“关了八年半，批斗了几年，要解除监护，得给我一令审查的结论。”对方蛮横地回答说：结论还没有，但可以告诉你，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时，和专案组一起来的对外文委的项明同志对我说，已经通知了你的家属，都在等着你，先回去吧，于是我就拄着双拐离开了秦城。

和阔别了多年的家人团聚，当然是高兴的，但在当时，大地上的黑云还没有消散，审查还没有结论，“敌我矛盾作内部矛盾处理”，这表明我当时的身份依旧是“从宽处理”的“敌人”。监护是解除了，但“监视”则一直没有解除，我家门口经常有鬼鬼祟祟的人影在巡视，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40年代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还向专案组和于会泳的文化部打过关于我的“小报告”。但我还是在压城的夜气中望到了光明，在炎凉的世态中感到了友情的温暖，在我回家的几天之后，首先来看望我的是廖承志和李一氓同志，承志的乐观，一氓的安详，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寥用两手按住我的肩膀，笺着说：居然还活着，这就好!人间不会永远是冬天。

春天来得很迟，严冬过去之后叉碰上了春寒，1976年1月，直接领导过我几十年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得到了邓颖超同志的关照，我得到了向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机会，我这个人是铁石心肠，很少流泪，这一天，我不仅流了泪，而且放芦大哭了一场。这叉使我回想起过去。说实话，要是没有恩来和陈毅同志，我是逃下过1957、1959、1964年这些关卡的，我再一次陷入了沉思。我静下心来读书，读的主要是中国历史和党史。务件比以前好多了，齐燕铭给我弄来了一张内部书刊的购书证，于是我买了不少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有中国人写的，有外国人写的，有同情中国革命的，也有敌视中国革命的，当然也买了一些过去不想看、不敢看的书，如变节者写的回忆录之类。我没有浪费时间，从“天安门事件”之后到1976年秋，我一直闭户读书，从实出发，又回到虚，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本书我20年代就读过，后来又不止读过一次，可是现在再读，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恩格斯说过：“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里所说的对立物，不就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么。

恩格斯不止一次严厉地批评过教条主义者，他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不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一标签贴上去，以为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快地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这是何等辛辣的批判啊!从这些名言回想起我们30年代的那一段历史，这些话不也正是对着我们的挑评吗?就在《自然辩证法》这本书中恩格斯还说过：“的确，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我们这些人受到了惩罚，我想，我们民族、党也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惩罚。

1977年秋，我鼓起勇气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记得是请万里同志转送的)，这样，我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恢复了组织关系，也真巧，这正好是我的党龄满五十年的时刻。

在“文革”中批判我最厉害的是两件事，一件是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战”，另一件是1935年至抗战前夕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又认真地回忆和思索了“左翼十年”的往事。对前一个问题，我的立场是站在“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一边的，但当时我还不是“文艺工作者”，我没有参加这一场论战，这只要翻阅一下李何林编辑的《中国文艺论战》这一本书就可以查清楚的。而第二个问题，则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抗战初期已经有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这是革命文艺界的内部论争，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本来就不需要我们这些受过惩罚的当事人出来饶舌了，可是一方面“四人帮”遗毒还没有肃清，“文革”之前、之中和之后的许许多多不确切的、乃至有明显倾向性的记述和评论“左翼十年”的文章还在流传，甚至还写进了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那么，为了让青年一代了解30年代革命文艺运动的真实情况，我们这些来日无多的当事人似乎就有把当时的历史背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具体情况、党内外文艺工作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等等，尽可能如实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和评说的责任。“左翼十年”，指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起至1937年抗战为止的十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的十年，现在，对于这个时期的国际风云，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消长起伏，身历其境的人已经不多了。至于在这种复杂情况下领导和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人，潘汉年、钱杏屯-j、茅盾、冯乃超、成仿吾相继逝世之后，幸存者已屈指可数，因此，在1980年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前后，朋友们怂恿我写一点回忆文章，我才动了写一本自传体回忆录的念头。

有人说我是世纪同龄人，其实，我出生于19世纪最后的一年，可以说已经是跨世纪了，从1900年到现在，八十多年过去了，我这个人很平凡，但我经过的这个时代，实在是太伟大了。我看到过亚洲第一顶王冠的落地，我卷进过五四运动的狂澜，我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我亲眼看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我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蹒跚学步，迷失过方向，摔过跤，也受到过不尊重辩证法而招致的惩罚。经过回忆和反思，特别是处身在今天这样一个伟大的改革时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把自己走过来的道路，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的必要。亲身经历过的，耳闻目睹过的记述，应该比辗转传闻和在历次运动中留传下来的“材料”真实一些，但我能够做到的，也只能是“力求”做到而已。上了年纪的人写回忆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主客观各方面的制约，一是记忆力远远不如往年，对几十年前的往事，大事情大概不会记错，具体的细节(时日、地点等等)就难免会有差错；二是“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过去一起工作过的战友，健在的已经不多，要核实或查对往事，只能从他们遗留下来的为数不多遗著中去寻觅了；三是记事离不开论人，这就还有一个该不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问题。这本书是从1982年暮春开始动笔的，断断续续地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中间动笔写的时间比较少，大概只占三分之一，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搜集和查核各种各样的资料，对此，唐搜、丁景唐、方行、常君实、李子云、黄会林等同志帮了我很大的忙，出了不少的力，有一些我自己已经记不清楚的事，还承内山嘉吉、阿部幸夫两位日本朋友给我提供了线索和资料，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写这本书难度最大的是第四章“左翼十年”，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两次文艺论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之外，的确也还有一个哪些该“讳”、哪些不该“讳”的问题。这一章写完之后，曾请几位“左联”战友和现代文学史家提过意见，作过几次修改，但就在这个“讳”的问题上，意见很不一致。有的同志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不说也罢，说了会使当事人(或他们的子女)感到不快；也有人说：你不是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我们歌，我们哭，我们春秋逝去了的贤者”么，明知其有，而加以隐讳，也就是失真。惊涛骇浪的“左翼十年”中，这一类事是不少的，我们对穆木天的误会，就是一个例子。1936年9月，郑伯奇和穆木天去看望过鲁迅先生，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吧，但这是查核无误的事实，不仅郑伯奇和当时在场的鹿地亘和我谈过，穆木天自己也在1946年出版的《诗的旅途》中写过，因此，我认为讳言这一类事，对含冤去世的故人是不公道的。那么是不是已经把我知道的“内情”完全记下来了呢?那也不是，举凡涉及个人私德和政治品质的事，我还是尽可能避开了的。清人章学诚说：“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我以为这是一条应该自律的原则。

也正是写完了“左翼十年”这一章的时候，李一氓同志送给我一副他写的集宋人词的对联：“从前心事都休，懒寻旧梦；肯把壮怀消了，作个闲人。”我非常喜欢，就把上联的后句作为这部回忆录的书名。

                   1984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