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涵盖了政治学、管理学的主要观点和主要论证方法。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路径来阐释现代管理学，推陈出新地揭示了有关制度、系统的演变原理，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古为今用的可贵参照。

在本书中，许倬云先生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路径来阐释现代管理学，推陈出新地揭示了有关制度、系统的演变原理，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古为今用的可贵参照。

许先生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从商周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政府的职业化管理，由此成就了变化无穷的中国管理大系统。经济体作为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到公司，小到个体，无一不在变化中自我调试，以求胜出。恰如短跑竞赛，在预设的鸣枪“砰!”之后，跑道上的选手风驰电掣，最终谁能折桂，有很多变数就在其中。

序一：管理没有新问题    张维迎

序二：学科之间的挹注互动  许倬云

第一讲 人类社会复杂系统与管理(2003年9月13日)

一、复杂系统的不稳定性(4)

二、复杂系统的领导(6)

三、复杂系统的层级(7)

四、复杂系统的串联(10)

问答录(13)

第二讲 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形态(2003年9月14日)

一、地缘群与小区(20)

二、血缘群的延续与变化(23)

三、天下意识(25)

四、小圈子与大圈子之间的联系与分合(27)

问答录(30)

第三讲 中国历史上的管理模式(2003年9月20日)

一、封建制度——连锁网络(47)

二、郡县制度——树型网络(50)

三、羁縻制度——加盟网络(53)

四、理藩制度——联盟网络(55)

问答录(56)

第四讲 管理结构的模式(2003年9月21日)

一、汉代的模式——子母叠合(65)

二、宋代的模式——垂直控制(69)

三、唐代的模式——双重结构(71)

四、金元清模式——点状驻防(73)

问答录(74)

第五讲 管理功能的配套分析(2003年9月26日)

一、计划——广开言路(79)

二、决策——皇权与相权(83)

三、执行——尚书与部曹(86)

四、监督——监察御史(87)

问答录(89)

第六讲 组织中的干部(2003年9月28曰)

一、干部的选择——考试制度(98)

二、干部的培训——郎署与翰林(103)

三、干部的类型——官与吏 (107)

四、干部的更换——旧人新人(110)

问答录(113)

第七讲 领导的方式与风格(2003年lO月11日)

一、李广与程不识(117)

二、唐太宗与明太祖(119)

三、诸葛亮与王导(124)

四、现代管理与家族企业：

董事会、董事长、执行长(129)

问答录(132)

第八讲 朝代的兴亡——

调节功能的分析(2003年10月21日)

一、领袖的因素(135)

二、结构的因素(139)

三、新陈代谢的机能(142)

四、复杂系统的规模与讯息流转(145)

问答录(147)

附录

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讲演(155)

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讲演(178)

一、封建制度——连锁网络

今天我们讲述四个时期，从管理的角度上作比喻：第一个是封建制度的国家；第二个是郡县的国家；第三个是羁縻州府的国家；最后是联盟国。这四个实际上都是一个政权怎么样把它的权力经过中央达到下层或达到四周，四周有的是平等，有的不平等。我讲的四种方式可以用来比喻四种公司结构。

第一种是麦当劳的连锁方式；第二种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第三种是代理行；第四种是友行，或者结盟的公司。这四种形态都可看作是一个公司处理它的业务分配或者是业务网的结构，我用这四种政治上的形式来解释。

第一点，为什么说封建制度是麦当劳的连锁?

封建这个名词，我用的是西周的概念，这和国内习惯上使用的“封建”意思是不一样的。国内的用法其实是误用，根据是马恩理论，是从西欧的历史上得出的结论，西欧是从教会体系下解脱成为独立的列国。西欧近代国家在经济上脱离了庄园，转变成城市经济，转变成生产和市场的经济，不再是农庄上的单支结构和简单组织。这一说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转換，中间内容其实相当复杂。欧洲这个转变只经过了两三百年。而中国社会很久以前就发生了变化，从西周的封建到战国的王国，再转变成大帝国，政治上的转变很顺当，经济制度上许多许多的转变不跟着同步而行。中国很久没有相当于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那种经济形态，因此很难用欧洲的模式套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

在中国思想还很封闭的时候，只有一种固定的说法，但改革开放以后，有一个时期逐渐变了，出现了七八种说法。在这之前，奴隶社会转变成封建社会又有七八种说法。换句话说，每一个地方的历史有自己演变的过程。你不能把这个人的过程套到那个人头上去。你我他每个人成长的过程都不一样，不能硬拿我的成长的日记表套到别人头上去，那不合适。过去的学者喜欢用旧的机械式的阶段论来看历史，把近代以前统称为封建。这个在我们学历史的看来其实是不妥当的。国内的历史学家未尝不知道，过去不过不敢言而已。现在，还是不敢言的多，有的框框条条还在那儿呢。P47-48

学科之间的挹注互动

许倬云

这本书是我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讲演的记录。2003年，承张维迎院长的邀请，来光华讲中国历史上的管理之学，当时颇觉惶恐。我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化，曾对西周秦汉的社会文化有所探讨，近来兴趣则又上探新石器文化的分合与演变。我其实从未修习管理学，怎敢在光华管理学院讲课?

我涉猎管理学，是由文官制度切入的。说起来，人生本来即是一连串的“偶然”。我涉足这一课题，是由于旧日学生简静惠女士主持台北的洪健全基金会，经常邀我参加该会开设的演讲系列。洪氏基金会的学友，以台湾民间企业人士为多。我曾主讲有关领袖特质的演讲系列，当时我从中国历史上挑选了几位帝王将相，评论他们的成绩得失。这一系列的谈话，原音录音，转写出版，居然颇受读者注意，不但在台湾发行了若干版，在大陆也有简体字的版本。自此以后，我又针对历史上的组织与人物，前后讲过若干次，也以记录结集成书，以享社会大众。凡此尝试，将我读史生涯，拉进了另一天地。

自从台湾大学历史系受业，师长向我传授了相当纯粹的学院式研究。数十年来，在历史专业中，一个一个专题，大致都是搜集资料，找出现象，以数据检查一些假设，再由若干假设中考证一些为结论。我一辈子的工作，涉及典章制度、社会演变、经济发展、文化形成过程……不论是专题论文，还是专著，都遵循师训，符合行规，不敢逾越。然而，前述有关领袖与组织诸项题目的讲演，听众不是学术圈子内的同行，我不能不大胆地化约复杂的历史现象，直截了当地提出自己的解释。从专业的行规来说，这种评述历史的方式，已属逾出常规。但是，我也曾有所反省，逐渐认识了史学的传统，本来即有鉴古论今的一环。如果从严谨的专题研究中，简约一些可以察知的论述，也未必是离经叛道。学史者须在史学、史识、史德三方面，都努力用功，至于是否有史才、叙述时是否能有笔如据的能耐，则多少有关天分，不能强求。我自忖若能将专业的知识，转化为有益于历史学界之外的读者与听众，又何尝不是另一项值得尽心的任务?

秉此信念，我才敢将中国文官制为素材，撷取其中的变化以及所以如此变化的条件，化约为历史的解释，当作管理学的课题。毕竟，中国广土众民，管理这么复杂的庞大群体，还确实不是易事。中国的文官组织：讯息的传递，上下层次不下四五层，分工合作，横向的专业单位，至少七八项；权威的继承与分割，成绩的考核与人员的进退；凡此种种，都是管理学必须关注的课题。中国几千年来，文官组织的成效得失，颇可从历史记录中勾勒其轮廓。为此，我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讨论，可谓是史学专业对管理学专业的他山之石，或可为管理学界的专家学者提供另一观察的角度。

如果本书的读者，竟因此对历史发生兴趣，当然是我所至盼。另一方面，如果史学界的同行，也有人愿意一试转输的工作，将自己专业的知识转化为可以应用于史学以外的姊妹学科，则更为我所企望。人类的知识，本来应合一体。从数据构建的实证知识，若能提炼为智慧，又本来是学术工作者应予尝试的志业，寄语同行，史学园地之外，还有十分广阔的大干世界，若能挟本行功夫，出关一游，也颇有可观之处。

本书出版，受惠于颇多朋友。首先，张维迎院长邀我来光华讲演，发踪指使，企划之功，可感之至。本书的内容，在光华的讲演记录外，还包括了在北大历史学系及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讲演记录，如王天有、张希清、邓小南、田浩、牛大勇、李孝聪、阎步克、罗新诸位等都曾有指教，特此虞致感铭。党宝海、赵冬梅二位当场记录，党宝海、刘贞君、姬婷三位将录音转写为文字，遂得有此书底本，吴兴元安排出版，许医农负责编辑，均为本书劳心费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香港商务印书馆方面的同人，则为本书出版工作努力推动，对这些朋友的心力，我特借此处致谢忱。  2l世纪正是中国承前启后的转机。大陆、台湾、港澳、星马……各处的华人社会，均有可观的成就。身逢中国转变之机，中国人应有欣喜之感。但愿历史上的兴衰得失，对今天各地的中国人，能有借鉴之处，应避免缺失于未萌，厚培潜能于几微。我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如能见到中国的和平盛世，即是最大的幸运了!愿占吉兆，拭目以待1

2005年6月19日于台北金龙湖

我的思考使我相信，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一定有许多可供今天的企业管理者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们不能只从国外引进管理知识，我们必须发掘中国古人的管理智慧，不仅要洋为中用，而且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我相信，读者从本书中学到的不仅是历史知识，更是史学大家提炼的管理智慧。我希望，本书的出版将不仅激励更多的历史学者投身于管理问题的研究，而且会使更多的企业界人士对历史发生兴趣。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维迎

中国几千年来，文宫组织的成效得失．颇可从历史记录中勾勒其轮廓。为此，我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讨论，可谓是史学专业对管理学专业的他山之石，或可为管理学界的专家学者提供另一观察的角度。

——国际署名历史学家、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 许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