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组很有特色文化学人的特写，文章透过许多细节，表现出他们的生活情趣和内心世界，客观的描述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观察人事，写出了他们在时代风云中的实际境遇，富有纵深感。本书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因而突破了传统的虚饰写法，力求写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历史命运。

本书是一组学人特写。这些学人，大都生活在上海，尤以在复旦大学任教者为多，但文章的重点不在写一地一校之特色；其中虽不乏名教授、名学者，而本旨亦不在写名人逸事或圣者光环。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观察人事，写出了他们在时代风云中的实际境遇，富有纵深感。本书追求的是历史的真实，因而突破了传统的虚饰写法，力求写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历史命运。这些特写的主人公都是一些很有特色的学人，文章透过许多细节，表现出他们的生活情趣和内心世界。作者与他们中的大多数相识相知，笔下富有感情，写得亲切动人，但笔调极其平实，只是在客观的描述中，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两种传统(代序)／l

复旦园里长镜头

——记陈望道先生／1

与古人交友的人

——记郭绍虞先生／7

刘翁得马，焉知非祸

——记刘大杰先生／12

终于讲席的教师

——记朱东润先生／17

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记陈子展先生／22

不肯跟风的独行者

——记蒋天枢先生／27

复旦奇人

——记赵宋庆先生／31

应世尚需演戏才

——记赵景深先生／35

藏书家的悲哀

 ——记王欣夫先生／4l

学府悬壶

 ——记吴剑岚先生／44

踏着革命的节拍

 ——记吴文祺先生／49

莲花落里探真情

 ——记张世禄先生／55

信徒的天路历程

 ——记乐嗣炳先生／6l

把“人”字写得端正

 ——记贾植芳先生／80

复旦的新月

 ——记余上沅和方令孺先生／86

月亮上的顽石

 ——记孙大雨先生／92

早起的虫儿

——记王中先生／98

他走得不是时候

 ——记吴斐丹先生／104

纵横放谈启人思

 ——记鲍正鹄先生／110

不胜负荷双肩挑

 ——记胡裕树先生／118

美的探寻者

 ——记蒋孔阳先生／126

自由翻译家的不自由

 ——记毕修勺先生／133

洋博士的草根情结

 ——记朱洗先生／140

为学不作媚时语

 ——记王元化先生／149

拍案一怒为胜迹

 ——记陈从周先生／160

散淡襟怀荆棘路

 ——记钱谷融先生／166

 自我的疏离与回归

 ——记王道乾先生／172

市嚣声中听雅乐

——记辛丰年先生／178

焦桐琴传清越声

——记刘衍文先生／183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记章培恒兄／189

北邙山上一片叶

 ——记叶鹏兄／208

集体项目磨半生

——记顾易生兄／216

命运的纤夫

 ——记施昌东兄／223

坎坷的人生道路

 ——记戴厚英女士／229

附录一

办学理念与学术精神

 ——从鲁迅在北大当讲师说起／246

顾影看身不自惭

 ——周作人的晚年心态／25l

从表现论到喇叭论

 ——郭沫若文艺观的变迁／260

一个美学家的文学谈

 ——朱光潜的美学历程／269

文人的误区

 ——吴晗的悲剧／279

附录二

偶与风云值，独存豪气多(骆玉明)

 ——记吴中杰先生／284

后记／288

增订本跋／291

复旦园里长镜头——记陈望道先生

陈望道先生年轻时，是一个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外号叫“红头火柴”，是谓一擦即燃之意。这只要看他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敢于与封建教育当局斗争，因而被列为“四大金刚”之一；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因不愿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和背后的造谣污蔑，终于与他闹翻，拂袖而去，即可见出他刚烈的性格来。但当建国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时，他已是一个老成持重、表情严肃的长者了，人们尊称他为“望老”。再加上传媒着意宣扬他的原则性、组织性，而抹杀他的个性表现，把他塑造成一个听话的好老头形象，就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了。

其实，即使到了晚年，望道先生仍旧保持着他的个性，仍旧具有独立精神。不肯随波逐流，不肯曲从于强势话语，更不肯迎合上意来误导群众，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只是，年岁已经消去了他“红头火柴”的烈性，环境也不允许他再作金刚怒目状了。但在某些场合，还能听到他的异调奏鸣，在很多时候，还能感受到他的人情温暖。只是，传媒不肯如实报道而已。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面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文教领域也是唯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从。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王力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如何做，望老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顶了一句，说：“王力先生，这里是我们中国!”顶得王力无话可说。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但慑于政治压力，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加进来不伦不类。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连中饭也没有吃，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

在复旦，他这种异见就表现得更多了。有一次，学校召开批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大会，要望老出席，在批判会行将结束时，照例要望老讲几句话，以示尊重。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下发言，总要顺着大会的主导方向，说几句凑趣的话，至少，总要对大会加以肯定，对发言者加以鼓励。但望老却不然，他唱的几乎是反调。他说：“学术著作应是材料与观点的结合，观点经过讨论可以提高，但如果有大量可靠的材料作基础，那么这部著作是批不倒的。只有那种空头理论，一批就倒。”接着，他却批评起那些发言者来了：“你们今天的发言，为什么都是念讲稿?讲话应该发挥自己的意见才是。”弄得主持者很是尴尬。但校报发表会议消息时，只报道陈望道校长出席了批判会并讲了话，对他的讲话内容，则一字不提。这就是所谓新闻导向吧!

望道先生自己也知道，他的话在当时是不起作用的，他也无力抗衡时代潮流，但实在看不过去的时候，他还是要讲。直言无效，则以幽默之语出之。在某一场合，大家谈到全国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倾向，都很有意见，而作为语文专家的望老，却突发奇论道：“别人都说现在是重理轻文，我看倒是重文轻理。你们看，现在报刊上文章很多，但是说理很少，这不是重文轻理吗?”望老说得一本正经，听者为之绝倒。闻此言说，我乃悟到，望老为什么要把他主持的专门研究语法、修辞的研究室，再加上逻辑二字，定名为“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盖因逻辑观念、理性思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非要着重研究、加以推广不可。

大跃进时期，复旦掀起了集体编写教材的热潮。此热潮席卷文科，无人敢于抗拒。因为在当时，对此事的态度，就是衡量你对“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态度，乃一重大政治问题，弄不好，是可以被打倒的。但望老并不紧跟，仍旧保持自己的见解。他对身边的人说：“这种东西，剪刀加糨糊，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一本来，没有什么意思。”所以，那时他不参加什么集体项目，后来也不肯主编这类东西。他一向认为，做学问应该踏踏实实，不能贪多求速。他不喜欢“著作等身”之类的话，认为这样毫无意思。据他的老学生倪海曙说，他常常用“驼子下棺材”这句歇后语来形容认识的发展过程，意谓一头着实了，一头又翘起来。因此，研究学问要“若存若忘”，长期坚持，不断探索，不断验证，才能有所成就。

“文化大革命”之前，学生会曾请望老题字，当时有许多政治口号，极为红火，学生会干部希望他能写上一句，但他不肯，只题了“又红又专”四个字，因为对这个口号，他是赞成的。但这幅字，大概不被重视的缘故，早不知被人丢到何处去了，他儿子想去找回，也没有找到。……P1-3

两种传统(代序)

北京大学定于1998年5月4日来举行“百年北大”的庆典，是很耐人寻味的事。因为这个数字包含着一种二重组合：一百年前的1898年，是清末京师大学堂开办的年份；而“五四”则是作为其后20年左右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的标志，北大是这运动的中坚力量。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在机构上虽然有承续的关系，而在精神上，却是完全相反的。如果没有蔡元培校长大力改革京师大学堂留下来的陋习，开创北大新学风，那么，它就绝不可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京师大学堂的廊庙传统呢，还是蔡元培改革后的民主传统?——因为实际上北大是存在着两种传统的。

看“百年北大”的有些纪念文章，觉得对这两种传统区别性的认识很模糊，甚至还有意回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其实，在过去，革命者对此的认识是很清楚的。1940年蔡元培逝世时，毛泽东在唁电中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可见对蔡元培评价之高；1943年3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怀念蔡元培先生》，一开头就说：“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也可见当时革命者对北大精神的明确理解。不知后来何以却逐渐地变得含混了起来。

诚然，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也是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毕竟是晚清维新变革的产物，是我国新式大学的开始。但是，这所学堂并没有学得西方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办学精神，却承袭了我国科举制度的余绪，成为学子步入官场的阶梯。京师大学堂之官气重于学气是必然的，因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除了少数的隐逸文人之外，绝大多数学子的目标都在于廊庙，——有些人甚至把归隐也当作做官的终南捷径。既然志在做官发财，学问自然是不必讲究的了，只要混个资格，找个好后台即可。京师大学堂的腐败，其源盖出于此。到了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时，不但清王朝已被推翻，企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也已垮台，民主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同时，由于多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资本势力虽然还不够强大，但也可以为知识阶层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进行独立的活动，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蔡元培本来就是民主革命斗士，又在德国留过学，并到法国考察过教育，对西方教育体制深有了解，所以他可以凭借北大这个舞台，来导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教育改革活剧。

蔡元培在就职演说里，就要学生打破做官发财念头，而明确入学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发展教育事业，他十分强调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甚至对教师在校外发表的各种政见也不过问，对他们的私德也不苛求。面对社会指责，他理直气壮地公布了自己办学的两项主张：一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代负责任”。(《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所说，决非虚言，接着他就举出许多实例来：“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的是辜鸿铭；“筹安会之发起人”是刘师培；纳妾、狎妓者虽很难确证有多少人，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是公开的秘密，辜鸿铭不但纳妾，而且还有一套宣传应该纳妾的理论，他说：男子纳妾是天经地义，只有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而且蔡元培也的确鼓励师生在学术上发表不同的意见，甚至反对到自己头上来也并不介意。比如，胡适提倡“新红学”，提出自叙传说，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同时必须否定旧红学的种种理论和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蔡元培的“政治小说”说和索引派方法。蔡元培未必同意胡适的新说，但却欢迎他的标新立异。正因为蔡元培实行了上述两项主张，所以当时北大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其实，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在中国，并非蔡元培一个人的主张，我们只要看看自称“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问”的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称颂他“独立之精神，自南之思想”，是“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j三光而永光”，就可以想见这种思想原则，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学人们的共识。

既然高等学府能够以学术为主体，知识分子自然就可以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靠自己的知识谋生。而只有摆脱依附状态，发扬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才能改变以往专做注经家的生存状况，而进行对于真理的探求。正是由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又有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带头，在中国，造就了一代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知识分子并非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北大的教授们对于社会问题大抵都很关心，而且总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相同。且不说在文化问题上，新旧两派形同水火，就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很快地分化，但是，无论哪一派，都想保持独立精神，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组成的《语丝》周刊，是他们自己凑钱出版的刊物，目的在于自由地发表一点“独立判断”，这个刊物在女师大学潮中和“三一八”惨案后，起了很大的主持正义的作用；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虽然与权力者比较接近，但也不想走人廊庙，处于依附地位，他们把自己的一个刊物取名为《独立评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正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评论，大大地活跃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之走出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政治力量想通过权力来控制学校、控制知识分子的做法，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从段祺瑞的“整顿学风”、张作霖的捕杀学人，到国民党cc系对于大学的渗透与控制，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但这种种措施，只有使大学遭殃、文人受难，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起破坏作用。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在中古时代，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教育》)据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所见，即使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德国，其大学在学术上也是独立的，这就是欧洲文化教育事业能够快步发展的原因。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实在是为了促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

1997年5月

这里所结集的一组散文，是在朋友们的推动下写成的。最初是赵莱静兄约我为《上海戏剧》写稿，我于戏剧素无研究，难以应命，就写了一篇记戏剧家赵景深先生的文章，聊以塞责。交卷既罢，没有再写下去的意思。后来与郦国义、胡平等几位老弟聚会，漫议知识分子的遭遇，颇受启发，兴之所至，又写了一篇《复旦奇人赵宋庆》。不料郦国义看后，大感兴趣，要我为他所主编的《文学报》开设专栏，连续写下去，“学人心迹”这个栏名也是他拟的。接着，《美文》杂志和别的报刊也约我写同类文章，出版社又愿意出书，于是就陆陆续续写了这样一组散文。

开始仅凭记忆所及信笔写来，后来则感到有查阅资料的必要，并且对当事者和关系人进行了采访。有位朋友开玩笑说：你简直从学者变成记者了。但这种采访却使我了解到许多书本上所欠缺的材料，促使我做更深入的思考。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感这些学人的经历和心迹，如果不只作为掌故看，那是很有耐人寻味之处的。可惜我交游不广，认识的学人不多，所能写的也就很有限了。

撰写人物印象记，是要以生活感受为基础的，有些很值得写的学人，因为没有接触，无法下笔，或者虽有接触，但了解不多，也难以成篇。比如，复旦物理系周同庆教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学者，我听他的研究生说起过，1958年上峰提出要在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超英赶美”的口号时，他刚好访问印度归来，就发表意见道：“我们在15年时间内能赶上印度就不错了，谈什么超英赶美!”这种话在当时是相当刺耳的，但无疑要比那种以科学家的权威身份来论证亩产数万斤乃至数十万斤的可能性，从而为大跃进放卫星推波助澜，为狂热症火上加油者，对国计民生要有益得多。但是这位讲真话的科学家，不但自己挨批，而且连所带的研究生也被下放劳动去了。理科的研究生是要给导师当实验助手的，赶走他的研究生，自然也就拆了他的台。这位一级教授后来的景况很不好。

又如，外文系的冒效鲁先生，风流倜傥，一派才子风度。他曾在驻苏某领事馆工作过，俄语极好，听说在外文系讲授俄语语法研究时，根本不看书本，也不立在黑板前写板书，而是坐在课桌上信口而谈，讲得头头是道。他也教过我们中文系的俄语课，常常出口就是古典辞章，极其风趣。而且有时还要与同学开开玩笑，如对迟迟才起来回答问题的人说“千呼万唤始起来，犹抱讲义半遮面”之类。一打听，原来先生是江南才子冒辟疆的后代，真是有家学渊源。听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还交出过董小宛写的扇面，本意是在交代家庭的反动历史的，但在运动成果展览会上展览时，倒反引起人们的赞叹，——可见要改造知识分子的思想，实在也并不容易。冒先生性格直率，口无遮拦，终于不见容于复旦，被支援到安徽大学去了。他写得一手好诗词，常与钱锺书唱和，深得钱锺书的赞赏，但却不大肯动笔撰写论著，所以虽然满腹经纶，而在评教授职称时却屡屡受阻，最后校方请钱锺书、戈宝权写鉴定，听说他们写了这样意思的话：此人不评，还评何人!这才评上教授。但此时，他已进入垂暮之年了。

很可惜，我不能把他们的心迹和风貌一一描绘下来，供人瞻仰。这里所写的，只是一鳞半爪。

另有几篇杂文和评论，与这组人物印象记写法不一样，但主题却是相关的，故作为附录收在后面。

吴中杰

1998年8月16日于复旦凉城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