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鲁生从1983年开始收集、研究民间艺术,一直将民艺作为艺术创作生命的一部分,把民间艺术当作一种动态的当代艺术样式加以研究。二十多年来,潘鲁生一直行走在民间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同时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抢救民艺》提炼了他多年来行动与思考的结晶,在人文与技术内涵诸多层面体现出薪火传承的创新之处。本书由10篇关于民艺抢救与保护的访谈结集而成,以访谈录的形式记录了笔者对民艺的认知过程。记录了潘鲁生作为新生代青年学人长期执著于传统民艺研究的学术思考和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他二十余年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甘苦与收获,同时该书也展现了一个考量全球化与本土化境遇的民间文化视角,为考察后工业时代传统民间文化的命运与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本。
《抢救民艺——潘鲁生民艺访谈录》记录了潘鲁生作为新生代青年学人长期执著于传统民艺研究的学术思考和心路历程,从一个侧面呈现了他二十余年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甘苦与收获,同时该书也展现了一个考量全球化与本土化境遇的民间文化视角,为考察后工业时代传统民间文化的命运与变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文本。
记者:我套用您的文化生态观,中国的民间艺术是一个生态体系,那么我们再宏观一点,全球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是不是也构成了一个大的生态体系?中国要留住中国的民艺,要把我们民族的东西留下来。因为有一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留住我们的文化,我们在世界的生态体系下,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观点您认为司不司以?
潘鲁生:我感觉这一观点应该是成立的。在国际社会当中,保护文化遗产的事业做得非常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有专门的项目,比如每年要评出世界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倡导尊重、保护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有许多成功的做法值得借鉴,在德国,民间创办有许多乡村博物馆,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去展示当地民族的、民间的生活方式。日本把民间艺人保护起来,尊称为“文化财”。台湾地区也在实施传统民间艺术保存传习计划,具体做法是考察一些优秀的艺人,让他们带徒弟,通过学生的传习把不同的传统技艺延续下去。1997年,我们国务院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条例》当中也明确规定,对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手工艺通过法律的形式进行保护。但关键是这个保护如何实施,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政府在这方面都非常关注。我们应该如何保护,目前的问题就是经济的发展如何与文化的发展相协调,化解一些资源观念的矛盾。文化保护必须有一个支撑的土壤,我一直倡导跟旅游结合起来,目前看来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我们保护一个村落,保护一个作坊,培养或者抢救了一批民间艺人,但是如何转换成现代的一种经济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存在形式,我们可以去参观,去学习,也可以去研究,通过这种形式,可能这种文化生态就存活下来了。如果什么东西都靠进入博物馆来保护,我感觉这是我们保护的失败。要让它“活”起来,还要在民间,在现代生活环境中“活”起来。所以说要给予民艺生存、发展的环境,它才能延续下去。
P27-28
《抢救民艺》以访谈录的形式记录了笔者对民艺的认知过程。在经历田野调查20多年的时间里,由对民间美术形象产生兴趣发展到对民间美术相关理论的关注,由对民间工艺、技术法则及造物思想的研究,又延伸到对民间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的领悟。近1O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随着对民间传统手工艺以及传统文化方式现状的了解,对民艺的“抢救与保护”开始有了切身的体会。1997年与课题组的同事们提出“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计划”,设计一整套相关调查表格,动员山东省驻济高校近万名学生参与到传统手工艺的普查与调研活动之中。在对民艺抢救与保护系列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对“抢救”有了进一步感受。2000年,创办“中国民艺网”,利用网络媒体加强对民间艺术的资源传播与共享,扩大民艺资源与社会的接触面。2004年,着手对民艺数字化保护技术进行研究与开发。随着民艺抢救工作的开展,对“抢救”与“保护”的认识也在逐渐延伸。笔者认为,对任何一个民艺品类生产背景、生产方式、使用方式、流通方式、传播方式、传承方式的文字与图像记录都是必需的,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却是远远不够的。对民间艺术深层次的抢救与保护应该是让传统文化在当代发挥作用,为它的发展提供再造的生命空间。近些日子,开始关注文化创意产业,对民艺与旅游产品、旅游产业相结合,对传统手工艺、传统文化方式的开发进行研究,希望让民艺真正走入现代人的生活空间。
本书由1O篇关于民艺抢救与保护的访谈结集而成,这些访谈近几年陆续发表在不同媒体上。在成书过程中,对当时的采访记录作了调整,有删改,有增添,也有延伸。在本书付梓之际,我要向曾经就民艺的抢救与保护问题采访过我的这些媒体界朋友表示感谢,按访谈的顺序,他们是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记者瞿贵祥等;新华社记者冯杰;《山东画报》记者谷永威;中国民艺网记者赵屹;香港凤凰卫视《天地人和》栏目记者王惠等;《济南时报》记者李绍庆;《设计艺术》记者大路等;《民俗研究》主编叶涛;《民间文化论坛》主编王善民;《光明日报》记者赵秋丽;新华社记者宋振远等。同时,感谢山东美术出版社社长姜衍波、责任编辑杨文德、美术编辑王承利对拙著付梓所做出的辛苦努力。他们对民艺的关注与热情,也是支持我从事民艺研究的动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