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执政府门前的那阵阵枪响，把所有的知识分子的灵魂都震撼了。鲁迅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写作，愤然写道:“实弹打出的是青年的血”,“笔写的，有什么相干?”他把这一日称作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且预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而亲历了这场大屠杀，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朱自清，则感到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他奋笔写下了《段政府大屠杀记》，要国人“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本书是作者写于世纪之交前后几年间的思想与学术随笔。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汉族。1956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一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本书是作者写于世纪之交前后几年间的思想与学术随笔。

第一辑 生命的沉湖

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

读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后

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回顾

现代汉语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略谈“典型现象”的理论与运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尝试

“找回失落的文学世界”

——答《南方文坛》记者问

文学本体与本性的召唤

——《诗化小说研究书系》序

令人大开眼界的文学史景观

——读《20世纪贵州文学史书系》

作为左翼作家的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序

用现代中国人自己的话真实地描写自己

——《20世纪中国小说大学生读本》序

研究思路的开拓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1期编后记

面对新世纪的期待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编后记

文学研究与当代生活的对话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编后记

学术研究要言之有物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编后记

理科文学教育的意义与困惑

——《北大理科学生作文选》序

追求工、理、文科的融合

——钱宁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概述

第二辑 精神散步

岁末谈读书(二章)

回到常识

经典的意义

北大校园里的“兔子”

谈谈先父天鹤先生的事

翠鸟远飞了

王瑶的意义

——《王瑶和他的世界》编后记

我与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

沟通心灵的桥梁

——《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韩文本序

《散文选刊》卷首语

喜读《新青年文丛》

——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

评《文艺争鸣》的几篇文章

《文艺争鸣》百期诞辰赠言

当代四作家论

——一句话评语

要有自己的想法和发现

——评袁筱芬《何处是家园——诗学视域中的(憩园>》

自然科学与文化重建

文学与科学原本是一家

——《民族植物学论文集》序

为学生的网站写几句话

新世纪寄语青年

——应北京大学学生会之约而写

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彼此搀扶着

——在长江读书奖颁奖会上的讲话

第三辑 运交华盖

1999年总结

2000年伊始

我在做这些事

——2000年总结

2001年回顾

第四辑 炼狱之火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

我感到惊心动魄

——黄昌勇《王实味传》序

对共和国历史的另一种书写

——在《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座谈会上的发言

“燕山偶语遭奇祸”

——《燕山夜话》的命运及其影响

面对血写的文字

——初读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

二十九年前的一封书信

“咬紧泥层根不死”

——读韩乐群《刺梨蓬草))

失败者的不归路

——蔡玉镶《突围——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序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声音

——读文有感

另一种纪念

——《我们心目中的蔡元培》序

也算“立此存照”

——1999年4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演讲的开场白

致北大校长的一封信

我的某种不安

——致一位年轻朋友的信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王东成《生活与艺术人格》序

坚守我们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国

——读裘沙《新诠详注(文化偏至论>》

我的忧虑、困惑和挣扎

——在上海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变”国

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真的知识阶级”：鲁迅的历史选择

——在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心有灵犀——一束通信

第五辑 魂归何处

能写的与不能写的

——《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序

本应归全家所有

——《钱理群文集》(四卷本)后记

后记

再记

三记

三十三年前，1966年3月18日，周作人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但他自己，或者说，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凡有良知者，却永远也忘不了这一天。这是压在心上的坟，随时都会流淌出血来：惨案发生后，周作人写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等文；是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写了“百日”祭文；一九二八年当国民党“狂热地讨赤”，屠杀革命青年时，周作人又想起“三一八的死者”，将燕京大学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的照片寄给《语丝》发表［1］；二十年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的日记里，血的记忆又奔涌于他的笔下:“三一八”的第二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 

人们可能要问：为什么“三一八”惨案会在周作人这一代人的心中留下如此刻骨铭心、须臾不忘的记忆?周作人自己有过一个解释，他在一篇论及“五四与三一八”的短文里，这样写道:“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之后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和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了学生群众开排枪，这情形就不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2］。周作人将“三一八”惨案与五四运动联系起来考察，这是显示了他的历史眼光的:“三一八”的受难者是以“五四”为开端的中国争取现代民主与自由的伟大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这是中国反民主的独裁专制势力对民主力量对爱国学生与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开杀戒：生命的沉湖第四辑炼狱之火如周作人所说，在此之后，有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对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等的杀戮［3］；以后又有1945年国民党独裁政权制造的“一二·一”大屠杀以及对闻一多、李公朴教授的暗害——闻一多在“一二·一”惨案发生的当晚即将这次屠杀与“三一八”惨案并提，认为这是一个“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4］。而周作人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所写的日记里，重新记起“三一八”惨案，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一次新的大屠杀正在向知识分子逼近，周作人自己也正是在这场全民族的浩劫中丧生。而历史的残酷性更在于一部分青年学生（当然不是全部）在这新一轮的屠戮中竟被驱为“杀手”，这对热血青年的蒙蔽、利用是更令人憎恶的；而当青年人终于觉醒，要继承他们的前辈的民主事业时，却又遭到了更为残酷的镇压：这都是人们记忆犹新的。这样，我们就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了一部“五四”以来的“血写的历史”，而且是青年学生与无辜民众的血，这就格外的惊心动魄。这是我们在纪念“五四”八十周年，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时，绝对不能忘却与回避的。鲁迅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即已指出“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今天，这一召唤依然新鲜而有力。每一个人都应叩问自己的良知：我遗忘了那段历史了吗?我有勇气正视那“淋漓的鲜血”吗? P231-232

1993年我自己出了一本《删余集》，只印了五十本，散发给朋友，并且煞有介事地编了号。这是为了使“知识者的文化厄运下的悲号”不被“席卷全国的‘发财梦’、‘淘金热’所淹没”，而特意留下的“民间记录”，并且认为“这本小书的种种遭遇本身已经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出版史上的一个‘典型现象’”。后来这种现象甚至得到了一个名称，叫作“抽屉写作”。不过所谓“抽屉文学”也不是绝对的:《删余集》里的文章以后又陆续发表或收入文集，获得了面世的机会，但大都动了不同程度的手术，读者见到的依然是思想与文字的残体。

而《立此存照》本身却只能存在抽屉里，同命运的还有一批文章：从写作的动机上，就不准备发表，是为了及时记下自己的当时的真实的情感反应，内心体验与思考，以供他日写回忆录（这是我的晚年的一个大的写作计划）用，自然也是为一段历史留一个记录。因此，这些文章写得更为直率而较少顾忌。

于是，到了世纪末，我又有了一本只供自己（或许还有三五好友或学生）欣赏的书。

当然，这里有相当部分还是可以发表与出版的，在删去了前述不能问世的文章以后，足够编一本集子，也有出版社和出版商与我联系，希望出版，但我都拒绝了。原因是这一二年来，我几乎成了一个公众人物，忙于应付各种约稿，尽管具体写每一篇时，还是很认真的，总力图写出一点新意，但因是应约被动的写作，选题难免分散与零碎，缺乏整体的构思，而且也不能避免内容的重复，合起来就会有分量不足之感。这使我很不安，以致没有勇气将这样的相对贫弱的精神产品贡献给我的读者，特别是那些对我具有某种信任感的所谓忠实读者，这样的读者虽然人数有限，但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却有着重要的地位，我甚至害怕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这几年，特别是刚过去的这一年，我出版的书太多，现在应该冷一冷；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沉下心来，进行新的研究与思考，以获得新的发言权。这个问题，前年在编《话说周氏兄弟》时，就已经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妥当地解决，整天忙着应对约稿、约会、约见与回信，自己的研究反而成了业余工作，靠挤零星时间断断续续地进行（比如我正在进行的“文革研究”就是如此）。这种状况至今也未见好转：2000年开初的这十天，就陷入了这样的困境，真让人烦恼与焦躁。眼下先要把这本“抽屉里的书”编好，也算完成了一件事。真该关起门来，写我的关于“文革”的书了。

生命的沉湖后记

2000年1月9日写于燕北园

先生的课就是这么好听，怨不得人多。我们必修的只有三十几个吧，一百多人的教室却总是站了满满的人。外面的阳光正好，每个星期三的上午在美丽的阳光里听先生的课，真是幸福。最喜欢先生念文章给我们听。这个时候就可以轻松甚至慵懒地听先生念，出了神，或者小小地就溜了号，看见阳光很欣喜地舞蹈。——北大“新青年”网站文《祝先生早日康复》

已经不止一次听见学生说我“可爱”了——坦白地说，在对我的各种评价中，这是我最喜欢、最珍视的，我甚至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就写上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这正是我的终生最大追求。

我确实经常尖锐地批评北大，也不想否认对今日的北大的深刻的失望，我也因此被北大的某些人所厌恶，但真正懂得我对北大刻骨铭心的爱，并且支持我的，也是北大人北大永远是我的精神圣地。

我想写20世纪“中国的故事”与“我的故事”，两者互为参照，互为补充，或许能构成一个体系。完成这样的工作，我的年龄大概是有一点优势的：比起年轻的朋友，我已步入老年，却有了他们所没有的阅历与体验：在老年社群中，我还是一个“小弟弟”，因此尚有精力作一点研究工作。

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可以这样说，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