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囿于礼教之故，男女情爱文学难登大雅之堂，而男子悼念亡妻（或亡妾），娓娓抒诉闺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盐米之琐屑，更难列于篇章。坊间偶有流传，近几十年来近乎绝迹。本书囊括闺中忆语体散文的开山之笔（冒襄《影梅庵忆语》）、巅峰之作（沈复《浮生六记》）以及最后一篇散文绝笔（余其锵《寄心琐语》），还包括目前涉临绝版、而内容更缠绵悱恻的名篇（陈裴之《香畹楼忆语》和蒋坦《秋灯琐忆》），将我国文学史中最典型、最优秀、最感人的忆语体散文全部收录。这五篇名作，围绕才子佳人与柴米油盐，或忆或思，情景并茂，艳而不浮，哀而不伤，感人至深。相信读者拿到此书时，当如《寄心琐语》中所言：『忽然得之，欢愕相半。』

本书包括《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寄心琐语》5种。这些文字大多是对亡侣的怀念的回忆性文言文散文，写得缠绵悱恻，可称之为“忆语体”。

序

影梅庵忆语

浮生六记

卷一 闺房记乐

卷二 闲情记趣

卷三 坎坷记愁

卷四 流游记快

香畹楼忆语

秋灯琐忆

寄心琐语

后记

再版记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天；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日：“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日淑姊。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日：“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日“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妪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日：“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日：“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人，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日：“顷我索粥，汝日‘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P59-60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经过认真校点注释的五种闺中忆语，其中包括明末清初顺康间的冒襄的《影梅庵忆语》，清中叶乾嘉间的沈复的《浮生六记》，嘉道问的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清后期道成问的蒋坦的《秋灯琐忆》，以及清末民初的余其锵的《寄心琐语》。这些忆语，往往被目之为笔记性的悼亡之作，《清史稿·艺文志》甚且把《影梅庵忆语》归之于小说类，而《中国丛书综录》则把《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等纳入小说家之列。其实这些琐语，不外是些对亡侣怀念的回忆性的文言散文，虽然写得缠绵悱恻，但亦自有其客观的文学价值，予且乐为之序。

为何如此重视此种迄今未登文学史殿堂的前人作品呢?无他，不但从整理古旧书籍的角度来说，有此必要，即就作品本身而言，它又何尝不是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这三百年间的文学发展的一个侧影!何况还有研究者认为，此种“记述他们伉俪间的艳事柔情”的“忆语体”作品，明末以前似未之见，从而认定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为其滥觞呢(见赵苕狂((影梅庵忆语考》)。

究竟《影梅庵忆语》是否确为“忆语体”作品之滥觞呢?这可待诸于进一步深入探索考证。可是此种作品形成了长达三百年之久的别开生面的一种特色，却是无可讳言，从而应当引起重视的。

自然，“忆语体”作品何止此五种，此外尚有王莼农的《菊影楼话堕》、王大觉的《咒红忆语》等。然而此五种无疑地有其代表性，足以反映当时正在剧烈动荡变化的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家庭婚姻和男女关系等社会矛盾的某些侧面。

此种作品，既属追忆亡侣的回忆录，复称之为悼亡之作，亦未尝不可。自古以来，悼亡文学，往往多见于诗词，其中以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和唐元稹的《三遣悲怀》，最为世所传诵。较早一些的，有晋孙楚的《除妇服诗》。柳亚子(弃疾)在为余其锵的《寄心琐语》所写的《序》中说：“昔孙子荆悼亡有作，王武子谓读之使人增伉俪之重，吾于十眉此编亦云。”这里“十眉”是余其锵的号。孙子荆就是孙楚，王武子就是晋武帝的驸马王济，他同孙楚是至交。此事见之于《世说新语·文学》，兹摘引如下：“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子日：‘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可见柳亚子对此亦有同感。晋唐以后，宋陆游有《沈园二首》，为悼其被逼离异的前妻唐琬之作，其凄切深情，亦为世所传诵。较长的悼亡诗，有清初戏曲家李渔的前后《断肠诗》：前者长达二十首，系悼其亡姬女旦乔氏所作；后者十首，系悼其亡姬王氏而作。清渔洋山人王士稹的《悼亡诗》更长，达三十五首。此外，还有女性哭亡夫的悼亡诗，其著者为明末清初的商景兰，有悼亡夫祁彪佳的《悼亡》一首。祁彪佳是南明王朝的苏松巡抚，又是个戏曲理论批评家，明亡死难殉节。词的方面，悼亡的词，最广为传诵的，是宋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清则有纳兰性德《饮水词》中的几阕悼亡词。外国也有悼亡诗，最著者有德国海涅(Heinrich Heine)悼亡妻马蒂尔特的《死祭》，英国弥尔顿(John Milton)的十四行诗《梦亡妻》，是悼念他那位因难产而死的第二个妻子凯瑟琳的。  悼亡文学，在散文方面，往往多是一些悼词或哀启之类，像上述这些有始有终地追怀闺中往事，甚至有完整的故事性的“忆语体”作品，清以前，历代是罕见的。正由于此等作品缠绵悲恻而又有故事性，因而往往使人误认为是小说，自然不足为奇了。

至于“忆语体”这个提法，显然是过去所没有，而是近人经过一番总结而后提出来的，原来的提法是“笔记”。这几种忆语，过去也都被视为笔记。这自然是有所由来的。因为，我国古称散文为“笔”，与韵文对称。凡杂记见闻、辨订俗讳、综述古义、议论史实之类，不拘体例的随笔散文，通称笔记。晋南朝以后，笔记勃兴，唐宋日盛，明清益繁，内容庞杂，其故事性强，体近说部者，被称之为笔记小说。“忆语体”作品，既非小说，自应视之为笔记散文。斯二者，俱属文学范畴，可并称之为笔记文学。除此而外，还有非文学的笔记，如记山川物产、风土人情、宗教神鬼、人物史迹之类的杂记，古人所谓“笔记尤尽典实”者，指的就是这种笔记，今日或称之为札记，这才是真正的笔记。

如上所述，此种“忆语体”作品乃笔记散文之一种，为笔记文学的一个分支。其出现于明末清初，而止于清末民初，余十眉(其锵)的《寄心琐语》作于民国五年，正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前夜，这篇带着才子佳人气味的“忆语体”作品，竟出之于高举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旗帜的南社诗人余十眉(其锵)之手，这似乎偶然而又实非偶然。

此五种“忆语体”作品，虽说都属于封建半封建社会的产物，但其出现之先后，及其所反映的当时社会动态，却又各有所不同。

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为悼其亡姬董小宛而作。冒襄是明遗民。字辟疆，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明亡，人清后不仕，表现其民族气节。董小宛原为秦淮乐妓，以相恋而嫁冒为妾，相处九年。明末，清军南下，发生了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变，“群横日劫，杀人如草”。冒襄“奉两亲，挈家累”，携董姬在战乱中逃亡，颠沛流离，状至悲惨。此篇所反映的，即此明末清初的一幅动乱的图景，岂止记述其“伉俪间的艳事柔情”而已，其中悲欢离合、悱侧缠绵，是有其足以动人之处的。

当时张明弼的《冒姬董小宛传》说她在战乱中“以劳瘁卒”。——但，她到底是不是病死的呢?这一点却有人提出了疑问。有一种传说，说她非死于病而是为清军所俘，并且成为清世祖顺治(爱新觉罗福临)的宠妃，即董鄂妃。于是出现了一宗为世所争论的历史公案。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些好事的文人的捕风捉影，董鄂妃实另有其人。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教授写了一篇《董小宛考》，用真凭实据拆穿此事。他说：“巢民和小宛识面之始，是明崇祯十二年己卯，即清太宗崇德三年，那时小宛十六岁，清世祖二岁，巢民二十九岁。”“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世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子，盖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可见传说是不可信的。

尽管如此，关于董小宛即董鄂妃的传说，到底还是同冒襄的《影梅庵忆语》这本传世之作一道流传下来，所不同的是，冒襄的忆语所记述的毕竟是真人真事，它是一篇有真情实感而且颇具特色的悼亡散文，又不同于一般笔记，从而被誉之为“忆语体”作品之滥觞。

沈复的《浮生六记》，是其悼念亡妻陈芸之作。沈复，字三白，他是乾嘉间的苏州人。他所处的时代，清王朝的统治已经稳定下来了。所谓六记，其一是《闺房记乐》，其二是《闲情记趣》，其三是《坎坷记愁》，其四是《浪游记快》，其五是《中山记历》，其六是《养生记道》。但实际上只存前四卷，后二卷已亡佚了。最早的版本是独悟庵居士杨引传于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据手稿排印的刊本，上有杨序和王韬的跋，他们都说此书系于郡城冷摊得之，犹作者手稿也，六记已缺其二。何以坊间竟有“完整”的所谓“六卷本”发售呢?显然，此乃书商为了掏读者的腰包而伪作的赝品，这是严正的出版者所不屑为的。远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北京朴社出版了著名学者俞平伯教授的校点本，就采取此种严肃的态度，宁缺毋伪。现在呈现于读者之前的这个校点注释本也如此，只好出前四卷。此书自清末光绪间到民国，先后已有十六七个版本印行，可见其拥有广大的读者。在国外也颇有影响。

沈复，在清官场中只不过是个习幕，地位不高，也无籍籍名，可是他这部传世之作却很有文采，广为世所传诵。王韬说他“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笃”(见《浮生六记》跋)，主要是因为他敢于坚持夫妇间的真情实爱，不顾封建礼教大家庭的约束。大家庭中的种种矛盾，包括父子不睦，姑妇勃■，给他们俩带来了烦恼和不安，他的爱侣陈芸终于被逼出走，并且在逆境中过早地死去，演成了一幕封建家庭悲剧。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跃然纸上。因此他把此六记统名之日“浮生”，把生活看成是一场梦幻。正如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所说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他所记之所谓“乐”，所谓“趣”在哪里呢?无非是把生活圈子缩小到自已的小天地、小世界里，从小闺房、小假山、小花园、小盆景的“世外桃源”中，自得其乐。这自然是虚幻的。

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教授(stephen Owen，中文名为宇文所安)对此有深刻的分析：

……沈复回忆起他与陈芸的婚姻，写下了纯真的美妙趣事，他含蓄地告诉我们：“那时事实就是如此。”在书的后面，我们又读到了他们所遭受到的痛苦，在同一时期出现的与家族的不和以及由此而来的烦恼。……

沈复一生都想方设法脱离这个世界而钻进某个纯真美妙的小空间中，他从家墓所在的山里取了石头，他想用它们构造另一座山，一座他和芸能够在想象里生活于其中的山。这个举动又多少同家庭问题、家世日衰问题、子女婚嫁问题以及重建一个小天地的热望等问题卷在一起。……

沈复强调他在这些小型的构建物中得到满足，强调得过于频繁了，他总是把它视为更大的世界。……他对情满意足的断言是一些镜中之像，它们映出了他的焦虑，……

逃脱当然是一种自我期骗：他永运不能真正逃脱，……幻像总是要被揭穿的，……

(见《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一书)

上述斯蒂芬‘欧文的分析，指出了在封建社会里，沈复为大家庭与婚姻生活所引起的极大苦恼，不可能从幻想中得到解脱。而这本《浮生六记》，正好反映作者的这种矛盾心理。

《香畹楼忆语》是陈裴之悼其亡妾王子兰之作。王子兰，字紫湘，又字畹君，室名香畹楼，故陈裴之于她死后所写的“忆语体”作品名之日((香畹楼忆语》。

陈裴之，字孟楷，号小云，别号朗玉山人。清嘉道间钱塘人。生于官宦之家。官南河候补通判。父陈文述，字退庵，别号颐道居士，曾任江都知县，是个诗人，喜为前代美女修祠墓，被视为多情才子。母龚玉晨、妻汪端也都爱弄文墨，能诗。他们与沈复所处的朝代(乾嘉间)相去不远，却有所不同，即，诚如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开端所说的：“满清嘉庆道光两朝国势开始下降。”然而官场文恬武嬉，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从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此篇与《浮生六记》虽同样以家庭婚姻生活为题材，但其所作出的反映却大异其趣。

此篇讲的是封建大家庭的贤孝淑庄、诗礼传家。大妇为丈夫访置篷室，让小星侍奉翁姑，兼伺候自己；而姬妾则甘于受此礼教之绳检，甚且姑重病时祷神祗愿以身代，所谓“愚孝”是也。其所悲者，不外谓古来姬妾之贤者，其寿不永。从而“三从四德”之封建伦理道德，跃然纸上。这就是封建官宦家庭悲剧的一个缩影。它与《浮生六记》之厌恶封建家庭礼教之束缚者，是难以同日而语的。

蒋坦的《秋灯琐忆》的出现更迟，它是清咸丰年间的作品。蒋坦，字蔼卿，清道咸间钱塘人。出身于盐商家庭。此篇为悼其亡妻关■(秋芙)之作，记其“幽闺遗事”。关镆病死于咸丰四五年间(1854年～1855年)。其时，清王朝正经历着严重的内忧外患。鸦片战争之后，继之者为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克南京，并在此建都，钱塘则仍在清军的控制之下，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始易手。蒋家为了逃避战乱，曾徙慈■，流离于干戈扰攘之间，遂陷于破产，蒋坦以是于咸同之际饿死。可见他们的际遇是极为悲惨的。但此篇所记，主要还不是战乱流离之苦，而是闺中吟诵、谈论古今的闲情逸致，虽然其中不免带着些悲凉忧郁的情调，然而却又并不涉及封建婚姻和家庭礼教之类所带来的苦恼，也许正是由于盐商家庭毕竟不同于仕宦之家的缘故。

关■同蒋坦为中表亲，未聘时已相往来，两无嫌猜。关■工诗善画，尤擅绘牡丹，而犹未精于词。但她初作一首《菩萨蛮》，即有佳句：“莫道铁为肠，铁肠今也伤。”蒋坦不得不赞她“造意尖新”。她对元稹的悼亡诗也有自己的看法，说它“字字泪痕，不堕浮艳之习”。她十年病肺，深秋多咳，忽闻诵宋玉悲秋《九辩》，顿时眉黛添愁，感慨道：“悲莫悲兮生别离，何可使我闻之?”又常叹息：“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存者十一二耳，况我辈蒲柳之质，犹未必百年者乎!”从这里可以看到，她是个多愁善感的女才人，抱病而又如此悲观消极，如此自伤，病体自然难以康复。事实上，这对封建社会的才子佳人，也就是在贫病交困和战乱中悲惨地死去的。这个悲剧，反映了清王朝走向没落时期的一个侧面。

《寄心琐语》是这部《闺中忆语五种》中的最后一种。它的出版，已是满清鼎革后之民国初年，距作为“忆语体”作品滥觞的《影梅庵忆语》已约二百七十年，距《秋灯琐忆》亦约半个世纪，时代背景显然大不相同了，“忆语体”作品的发展至此乃戛然而止，而冲击着文坛的新文化运动的洪流巨浪亦旋踵而至，文坛的面貌也就焕然一新了。

((寄心琐语))是余其锵悼其亡妻胡恕(淑娟)的作品。余其锵，更名一，字秋楂，号十眉，浙江嘉善人，生于清光绪年间，废科举后，他到武林进学校，受到近代教育，后主持柘湖、柳溪各学校的校务，并加入柳亚子、陈巢南等所创办的南社，成为新南社的骨干(新南社由柳亚子任社长，余其锵被任命为书记处书记)。

南社成立于辛亥革命前、清宣统元年(1909年)，是鼓吹推翻满清王朝，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学团体，参加者多为同盟会成员，然而成分仍颇复杂。辛亥革命后，部分成员参加反袁反军阀的斗争，而有的则投靠于北洋军阀政客门下，民国六年(1917年)该团体陷于停顿。民国十二年(1923年)，柳亚子等八人重新发起组织新南社，余十眉(其锵)也是发起人之一。从这里可以看到余其锵同南社——新南社的密切关系。

上文曾说到，《寄心琐语》这篇带着才子佳人气味的“忆语体”作品，竟出之于高举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旗帜的南社诗人余十眉(其锵)之手，这似乎偶然而又实非偶然。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余十眉(其锵)这样一个积极投身于反清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南社活动的诗人，竟写出这种带着才子佳人气味的，因袭着封建性的文学传统而来的“忆语体”作品，显然是很不调和的。——然而，这似乎偶然而又实非偶然。因为，这是个转折期，一个新时代的诗人还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并不奇怪。何况，这篇《寄心琐语》未尝没有一些新的东西，足以反映出其有所不同于过去的时代的。

“实非偶然”又证之于这篇作品是产生于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前，是在旧南社时期。柳亚子说：“对于这一个运动，我原是同情的。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权，以至打倒孔家老店，在我都是很早的主张。”(见《我和南社的关系》)可是在这之前，南社还不是这个样子。新文化运动直接间接地促使新南社的诞生。随着这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到来，此种“忆语体”作品的发展也就戛然而止了。所以它只能产生在这运动之前。

带着才子佳人的气味，这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旧知识分子所难以避免的，余其锵自然也是如此，何况他的妻子胡恕是明忠节公胡大中的九世女孙呢。胡恕能诗，爱读《石头记》，又善于利用夫家藏书，日事整理，持书检读，意颇自得，常有独到的见解。余其锵笺注《灵芬馆诗集》，她熟悉典籍，即代为查考典故，遇到一些僻典，忽然得之，欢愕相半，日日为之而无倦色。其锵叹息道：可惜“才丰命短，勿能待予终卷”，她终于不幸过早地去世了。为了悼念他的妻子，他不但写了这篇《寄心琐语》，还写了二十首悼亡绝句。此外，他又请柳亚子(弃疾)为此篇作《序》，为胡恕作传；请南社另一位朋友王德钟(大觉)作《别传》，作《墓碣》，表现了他对亡妻悲切怀念的深情。此篇实质上是强调夫妇间的永恒之爱、“善葆其爱”，即所谓“增伉俪之重”的。因此他每遗憾于此生未及遂结茆偕隐于西子湖滨之愿。这无非是历来才子佳人所梦寐以求的幻想罢了。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此篇的主人公也产生了一些适应时代的想法，例如胡恕劝她丈夫余其锵到武林进新式学校，以求上进。她说：“……今科举罢后，合学校无上进之途，时会不可失……。”学成后又鼓励丈夫去办教育，在柘湖、柳溪各校主持校务，作育人才。这样，余其锵才有机会得以接触当时的新风气，得以同柳亚子等南社的进步人士相往来，直至后来参加了南社。这不能不说是胡恕的一种卓越的新见解。这是前四种闺中忆语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关于对这五种闺中忆语的看法，就谈到这里，所见未必尽当，有待于读者、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索并指正。

上文说到，这种“忆语体”的悼亡之作，有其特出的一面，在文学史上应当如何评价?可待诸方家讨论；但作为古旧书籍，则必须及时抢救处理，整理出来。尽管此五种作品距今时代不算远，但有的已残缺不全(如《浮生六记》只存四记)，有的则已绝版(如《寄心琐语》)。及早整理校点注释出版，大有助于古旧典籍之发掘研究。

对古旧书籍之发掘与校点注释，向来被视之为一种大学问，古代终生以校点注释为务者，例如郑玄、杜预、裴松之、颜师古……之辈，都是著名的大学问家。所以对此是不容等闲视之的。认真的校点注释，要花很大的气力，我看此书的校注者就是如此。遇到僻典，倍感棘手。诚如《寄心琐语》中所说的：“忽然得之，欢愕相半。”此中甘苦，是非从事于此者所难以想象的。现在此书已呈现于读者之前，我深信人们会作出中肯的评价。

古籍的校勘、笺注，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却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工程，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古代的许多学者往往就是注释家，而注释家也就是学者。没有他们的注释．古籍中的许多文义、典故、地名、人名之类，后人就难以了解。近年有一种趋势，把古籍整理和学术研究截然分开，而且不认为古籍的整理校点是什么学术研究了。然而，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毕竟是要建立在弄通弄懂古籍、文物的基础之上的，宏观研究自然不必站在近处去细察人脸上的雀斑，但也不能连眉毛胡子都不分辨清楚。《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普遍读“无”作“无形无名”、“虚无”，意思是说天下万物是从虚无中产生出来的。胡曲园教授却有不同的读法，他认为“无”是“有”的反对面，“无”和“有”是对立的统一，“有生于无”的本义，是指一切事物的存在与运动都由于事物含有否定的因素，即“有”是肯定，“无”是否定，而不是什么“虚无”。这就说明，不同的校点，会有不同的解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甚大。

时下学术专著犹如雨后春笋，点校、笺注工作据说只要有“坐功”就完全可以胜任，不必花很大的气力。事实上并不如此。应当知道，要把古籍校点、笺注做得准确，就得花一番功夫，用很大的精力．这是严肃的治学者所采取的态度。但凭“坐功”，势必贻误读者。所以，我敬重历代校点者、注释家这种治学精神，深知做好校注工作之艰苦，不敢轻易接受这方面的工作。这次终于接下了这个所谓只要“坐功”的校注任务，是由于熙中、书荫二位学兄的怂恿。因为我曾应香港一书局之约，把《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这三种清代作品翻译为白话文，他们乘机建议：何不驾轻就熟，扩大篇幅，为大陆读者出一注释本?再说这几种琐忆性作品，几十年来坊间近乎绝迹，而过去的读书人谁人没读过?无论就其题材类型，还是其文字技巧，在文学史上都该有它的一席之地。我当时太天真，经他们这么一说，动心了，可一着手，即叫苦不迭。本书所选入的五种作品，字数不多，典故不少，前人又没注过，翻捡寻觅，费尽功夫。自然，收获是有的：增长了知识，查找各类工具书的技术熟练了；更重要的，锻炼了真正的“坐功”。近年商品经济的冲击，出洋打工的诱惑，将坐拥书城的读书人搅得躁动不安起来。可是经商缺资本，打工欠体力，与其惶惶终日，不如仍操旧业：将游魂招回书斋。通过这段工作的体会，我认为校勘、注释，倒是治疗浮躁的良药。

本书编选的作品，均未出过注释本，所以我尽量将典故详细注出，以帮助读者品味原作情韵；但凡易于查找的词语不注或少注。注文间有重见，则是为了减少读者翻捡的麻烦，因为此种文字，读者大多搁置枕畔，作催眠的药剂，正襟危坐于案前，从头至尾通读一遍的，恐怕寥寥无几。至于说明部分，或介绍忆者、被忆者，或评点内容、艺术特点，或作小小的考证，文字不拘一格。品味赏玩，则留待读者自己。

注释过程中，得到熙中、书荫兄的热情帮助，卢豫冬、穆克宏等先生的热心指导，尤其是卢豫冬先生，还为本书写了一篇很好的序言。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水平限制，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教。

1991．11．8仓山 岭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