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研究》的创办，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新国学”并不排斥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不否认学术争鸣、学术讨论的必要性，并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本书是第3辑，主要内容有王富仁的《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李青的《楼兰鄯善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与雕塑艺术源流考论》、周星的《百年中国电影现实题材综述》等。

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以它的包容性和严肃性体现我们对“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具体理解。

《新国学研究》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这并非我们的偏好，而是因为当前的学术刊物大都以发表二万字以下的论文为主，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又大都不能少于十二万字，这就使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术文体的单一化。我们希望给这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使我们的学术文体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多样。

王富仁

 孔子社会学说的逻辑构成

李青

 楼兰鄯善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与雕塑艺术源流考论

周星

 百年中国电影现实题材综述

李贵苍

 华裔美国人文化认同的几种理论视角

刘九生

 论黎澍之路：思想与人

赵娟

 闽西土楼浅论

后代儒学家“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从表面上提高了“师”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师”在这个等级序列中被排在了末位，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就是在“君”、“师”的矛盾关系中从“君”不从“师”而成为迫害“师”的主要力量的。这分明与孔子当时的思想追求和孔子弟子们的实际表现截然不同。与此同时，将“师”从“师生”的整体联系中抽取出来，使“师”成为政治权力的执行者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灌输者，实际上是将“师”在教育空间中孤立起来，极大地扩大了“师”与“生”的心理距离，将“师”变成了一个敬畏的对象。这与我们在《论语》中感到的孔子与其弟子们的关系也有根本的差别。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孔子为我们建立的是完全不同于政治关系的另外一种社会关系，而后代儒学家则将这种关系重新合并到了政治权力关系之中。

只要我们能够感到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人格上的平等关系，我们就会知道，孔子对他的弟子们的任何褒扬和批评体现的都不是孔子和他的某个弟子的私情，而是在关心着每一个弟子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超于个人私情的社会关系。我认为，通过孔子与他的弟子们的关系，我们最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孔子的“仁”和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爱人”的联系和区别。为什么孔子用“仁”这个在当时很生僻的字眼而不用在当时已经很流行的“爱人”这个概念体现他的最高的思想追求呢?显而易见，孔子感受中的“仁”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爱人”是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的。仅仅从社会上流行的“爱人”的观念出发，我们可以说孔子爱颜渊而不爱樊迟，但从“仁”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感到，孔子对颜渊的爱同对樊迟的爱是同等的。也就是说，不论孔子对他的弟子们是褒扬，是批评，体现的都是他对弟子们的爱，是对他们成长过程的关心。这些批评也没有在他的弟子们那里引起憎恶的情绪。它形成的是孔子通过与他的弟子们之间的经常的、广泛的、活泼的思想交流，他的弟子们甚至孔子自己就是在这种思想交流中共同成长、共同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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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学”是在原有的“国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国学”是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为了将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西学”)区别开来而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再早有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提出的“中学”，但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的“中学”主要指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由章太炎提倡的“国学”则包括中国古代哲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各种不同的学术门类，在哲学中也包括儒、释、道和诸子百家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是有关中国古代学问的总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了将“国学”与“国粹”区别开来，胡适曾经将“国学”界定为“国故学”，这一方面扩大了“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化和金文、甲骨文的研究包含在了“国学”的范围之中，另一方面也更加强调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重新整理和研究，但胡适的“国学”也仍然是有关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学问，而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1949年之后，除了港台地区和海外华文文化圈还继续使用这个学术概念之外，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它，但这也使中国大陆学术和中国大陆学者丧失了自身的整体感觉，从而将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发展到彼此无法相容的程度。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这个概念才再次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并且成了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直至现在，它仍然沿袭着原来的用法，即它仍然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学问的总称。

但是，从“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诞生之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又有了一个世纪的历史，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尽管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仍然主要是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创造，是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的。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同样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纳入“国学”这个总体的学术概念之中。我们所说的“新国学”，是与原有“国学”相对举的，但却不是相对立的，它既包括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古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对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既包括中国学者对本民族历史和本民族文化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包括中国学者对外国历史和外国文化史料的翻译、介绍、整理和研究，同时也把中国学者对现实实践问题和现实理论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纳入到这个学术概念的涵盖范围之中，目的是使“国学”真正成为涵盖中国学术的全部成果、真正体现中国学术的独立性和整体性的学术概念。

《新国学研究》的创办，旨在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观念，并在这种新的整体观念的基础上更加主动积极地、更加有效地从事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新国学”并不排斥任何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在原有“国学”观念基础上取得的学术成果，只是要把这些成果纳入到“新国学”这个更大的学术整体中进行具体的阐释、理解和运用，以使之有机地融合到民族学术的整体之中去。“新国学”也并不否认学术争鸣、学术讨论的必要性，但这种争鸣和讨论的目的却不在争论双方一时一事的胜负，而在各自认识的深化以及对整个民族学术事业的丰富和发展。《新国学研究》中的任何一篇文章都不是作为“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样板而被刊发的，它只是给各种不同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以它的包容性和严肃性体现我们对“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具体理解。

《新国学研究》以刊发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为主。这并非我们的偏好，而是因为当前的学术刊物大都以发表二万字以下的论文为主，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又大都不能少于十二万字，这就使二至十二万字的长篇学术论文很难找到发表的机会，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术文体的单一化。我们希望给这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学术论文提供一个发表的阵地，并使我们的学术文体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多样。

由于人手不足，《新国学研究》暂时只刊发特约稿件，不接受外来投稿。

《新国学研究》是在汕头大学学校领导和李嘉诚基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