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派不同、手段各异的央行大佬，年少成名、壮志难酬的金融奇才张嘉璈，“小小银行”的“大掌门”陈光甫，长袖善舞的“北四行”魁首周作民，亦官亦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设、经营者群像，掌控中国垦业银行的“金子大王”王伯元……

他们不是政治掌权者，但他们却因金钱而成为与权力和官场距离最近、关系最密切的人；不过，金钱固然给他们带来了无上荣耀，但也往往使他们深深陷于权钱纠葛之中而难以自拔，甚至沦为权力的附属物和牺牲品……

本书介绍了金融巨头在创业中所显现的开始创新精神和积累的经验、在经营管理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韬略，以及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所运用的种种方法和手腕，更加具有了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意蕴。

从千年视角读百年财富（代序）

■做派不同、手段各异的央行大佬

——民国三大国家银行领军人物面面观

一 把交通银行绑上北洋战车的“帝制祸首”梁士诒

二 我服务交通银行30余年所了解的种种内幕

三 宋汉章、张公权联手抗拒北洋政府停兑令的详情细节

四 两度出任中国银行总裁的冯耿光忆述权钱纠葛往事

五 “国舅爷”宋子文从奠基中央银行到被迫下台的形形色色

六 “聚敛能手”孔祥熙控制中央银行12年之久的隐秘内情

七 宋子文重掌财政大权，贝淞荪履新苦不堪言

八 俞鸿钧两度任职央行总裁并劫走大量金银、美钞及档案的谜情

九 中央银行“末代总裁”刘攻芸的最后挣扎

■年少成名、壮志难酬的金融奇才张嘉璈

一 早期所经历的短暂政治生涯

二 与北洋政府之间的大斗法

三 同宋子文、蒋介石等人的周旋

四 登上中国最大银行的总经理宝座

五 宁办独立自主的专业银行，不办俯仰由人的中央银行

六 促成银行业联合准备会的建立

七 扶植国货厂商，承贷铁路借款

八 “四大家族”加强金融垄断，被迫辞职

九 入主中央银行，“图穷匕首现”无力回天

十 张公权三上庐山晋见蒋介石之谜

■中国通商银行的三个特殊掌权者

——从大官僚到大汉奸再到流氓大亨的权力更替

一 盛宣怀创办银行的企图和主张

二 “挂羊头，卖狗肉”，盛宣怀独揽大权

三 通商银行初期的业务进展情况

四 傅筱庵继任董事长，通商银行每况愈下

五 杜月笙大肆投机渔利，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小小银行”的“大掌门”陈光甫

一 “上海银行是苦出身”

二 陈光甫经营上海银行的特殊做法

三 对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的适应与徘徊

四 在新形势下的变通求存之道

五 陈光甫的经营管理方式及其与国民党和美国的关系

六 我所知道的陈光甫与上海银行

七 陈光甫走向成功道路的“六个法宝”

八 陈光甫的志与术、为人和用人策略及其生意经

九 重视信息管理，完善信息网络

十 广结善缘崇尚“人和”，灵活处世躲避政争

■长袖善舞的“北四行”魁首周作民

一 借力使力，周作民创办金城银行

二 大力吸收存款，多方面开拓业务

三 扶植民族工业，大力支持范旭东、卢作孚

四 倡议“北四行”走联合发展道路，开展多种经营

五 周作民独特的用人之道

六 广泛结交政治人物，既“趋热灶”也“烧冷灶”

七 抗战期间和汉奸周佛海及日本人的往来

八 周作民和张群之间的“生死刎颈之交”

九 屡遭凶险，化险为夷

十 摒除障碍，归返祖国

■亦官亦商的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

一 我的父亲张镇芳创办盐业银行的曲折经历

二 吴鼎昌鹊巢鸠占，自封盐业银行总经理

三 吴鼎昌及行内要员利用权力发财致富的手段

四 吴鼎昌官商两栖，遥控盐业银行的伎俩

■浙江兴业银行的创设、经营者群像

一 集合众人之力，坚持稳健作风

二 人才济济一堂，开创全盛之局

三 扶助民族工业，投资钱江大桥

四 兴业银行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五 叶揆初退居幕后，徐寄庼出面维持

六 我所知道的浙江兴业银行头面人物

七 我的父亲蒋抑卮与浙江兴业银行

八 “金融界之莲花”徐寄庼

■掌控中国垦业银行的“金子大王”王伯元

一 名噪一时，人称“金子大王”

二 转移阵地，创办钱庄银行

三 根深蒂固，插手各行各业

四 身外之物，聚易用难 

五 情之所至，自附风雅 

六 人生棋盘，何如达观自得

          25只木箱的现银元变成了铜元

1921年冬，北京中、交两行发生挤兑津钞(当时中、交两行京钞自1916年停兑后，尚未收回，故在京市行使的均是天津地名钞票，交行是加印一红H字暗记，以示区别)风潮，交行以各项公债向东三省官银号抵借400万现银元开兑。

该款是在北京拨付的，交行收到现银后开箱点数时，发现有25箱(当时纸包的新银元每箱装5000元，麻袋装用过的银元，每箱只装得下4000元)内中装的不是银元而是铜元。由于债权方面实际是奉天军阀张作霖，因此交行就没有敢声张，认吃暗亏，由行中付账了事。

          宋子文掠夺郑州各银行的押品棉花

向例在河南、陕西等省向农民收购棉花，均须用现银元成交。1934至1935年间，由于国际白银价格暴涨，我国白银大量外流，因之市面现银元奇缺，牵动到上海市场棉花价格逐步下跌。所有郑州、陕州、洛阳等地各银行所做上海棉花押汇，为数颇巨。至1935年春夏之间，棉价已不敷押汇本息(当时棉价最高每100斤曾达50余元，最低跌至每100斤35元左右，各银行由于盲目竞争，押汇折扣有放宽至八折以上承做的，加上押汇过期利息，不敷甚巨)。那时我任郑州交通银行经理，于四、五月间与各银行经理一道至沪，联系处理押品问题。当时我认为白银外流现象决不可能持续下去，我国通货办法必将有所变更，届时棉价自必回升。我主张请郑州中国银行经理潘仰山以请示业务方针为由，向宋子文(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探探口气，问宋对该行押品棉花应否及时处理，抑应稍作观望。潘向宋报告后，宋煞有介事地详询了过去市场棉价涨落情况，假装考虑了一会，告潘还是及时处理，不要再等。

当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各行立即着手处理押品。及至各银行押品基本处理完毕，至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了法币政策，棉价即时回涨，不到两三个月已超过已往棉价。后来我们才明白，各行所处理的棉花，多数为与宋子文有关的官僚资本所收购，从各银行及棉商手中掠夺了一笔巨额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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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千年视角读百年财富(代序)

世上本没有财富，财富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产物；而人类之所以愿意或必须创造财富，则是基于自身生存、发展及身心满足等诸多方面的内在需要。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财富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财富是万万不能的；追求财富不是人类追求的全部内容，但如果追求不到财富就会使人类的其他追求失去必需的物质基础和支撑条件。

因此，不仅个人的幸福离不开财富，组织的强盛、社会的进步也都离不开财富；只有充分赋予人们创造财富的自由权利，有效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主观意愿，切实提高人们创造财富的方法和技能，才能引导和促使更多的人创造出更大数量、更高品质的财富，从而在大量增加个人财富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各个组织以至整个社会的财富数额。

——按理说，这原本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客观真理，不证自明，但事实上，人类真正认清这一真理，服膺这一真理，并遵照这一真理的要求来行动，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付出了艰辛而沉重的代价。就中国而言，财富问题不但反复折腾了人们几千年，甚至直到今天仍然莫衷一是。从孔孟开始提出的“义利之辩”、 “不患贫而患不均”，到程朱理学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从封建统治者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到寻常百姓口口相传的“无商不奸，无奸不商”流行语；从农民起义屡屡喊出的“均贫富”口号，到民间普遍存在的“嫌贫爱富”和“仇富”兼而有之的矛盾心理；从晚清重臣鼓吹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方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极左思潮泛滥下所宣扬的“越穷越光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苗，不要资本主义的草”等论调……凡此种种，虽然形式不同，说法有别，但其结果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把简单的问题日益复杂化了。

毋庸置疑，中国拥有光辉灿烂的古老文明，且中华文明虽经数千年历史演变也不曾中断，中国人为人类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确是我们足以自豪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过去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没有过上安稳、富裕的生活，中国历史上称得上国富民也富的真正“盛世”并不多见。究其原因，除了战乱之外，主要就是由于人们对财富抱有错误观念且处置方法不当所致。大致说来，中国人在财富问题上的种种误区，主要可概括为三点：

一是不能正确看待财富的性质和功用。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金钱是万恶之源”的说法长期大行其道，统治人们头脑的主流思想基本上都是力图否定财富对于人生幸福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比如，儒家提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要人“安贫乐道”、“贫贱不移”、“不为五斗米折腰”，佛家宣扬人要在酒、色、财、气等方面“四大皆空”，道家主张人要“知足常乐”、安于“小国寡民”状态等，无不表现出对财富性质和功用的片面认识。

二是没有真正认清财富产生的源泉何在。在历史上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就是认为财富是“天所赐”、“地所生”，所以人类只能“靠天吃饭”，同时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土地。这种观念，没有认清财富其实是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或者仅仅看到只有从事耕作的农民的劳动才能够创造出财富，因此就把工匠的劳动视为“奇技淫巧”，尤其否定了商人的劳动，认为商人的各种“贱买贵卖”活动不仅都不是劳动，反而是扰乱社会的投机和剥削行为。

三是未能建立既可以得到多数人公认又可以促进财富不断增加、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财富分配机制。孔子提出了世人“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点，所以主张“均无贫”；孟子认为“无恒产者即无恒心”，所以劝告统治者要使人们“有恒产”。但是，他们的“理想”却难以化为现实。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家国同构、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国家最大的共主，其次是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然后是地主、乡绅、族长等，他们依靠武力、权力或者特殊的身份、地位控制着分配财富的绝对权力，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穷生活。同时，由于武力和权力在财富分配中具有特殊强大的作用，故而人们坚信获得财富的手段和方式只有两种：要么是依靠武力掠夺，要么是凭借权力搜刮。

正是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不但缺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追求财富的激情受到严重压抑，甚至在表面上弥漫着“耻于言利”的“清高”风气，而且人们创造财富的途径和方法也极为有限。但正如俗话所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其实，趋利避害，既是人的自然本能，更是人的社会属性；反之，人就不可能正常地生存，人类更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社会也不可能得以进步。而在人们既需要财富却又难以顺利创造财富的情况下，便只能把关注点放在如何分配财富上，这无疑是饮鸩止渴、舍本逐末，一方面使得财富分配问题变得极为敏感、复杂，另一方面，久而久之也使中国逐步走到了徒有“地大物博”之虚名、实则积贫积弱的地步。

  虽然衣食无忧的统治者一再向广大民众宣扬“安贫乐道”的道理，但他们自己却借助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过着穷奢极欲、为所欲为的腐朽生活；劳苦大众在无法通过正当的劳动获得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财富时，便只能采取暴力革命这种极端方式来重新分配财富。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形成改朝换代的周期更替规律，其原因主要即在于此。而每一次朝代更替的结果，都仅仅是以前王朝的再度历史轮回，所能解决的至多是“转移财富”问题，却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如何创造财富、分配财富的问题。

若要解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问题，首先必须澄清人们对于财富性质和功用的错误观点。

西方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其实，中国古人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人间真理，头脑清醒、务实开明的政治家也认清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客观规律，即便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名流学者也难免发出“道德犹不济饥寒”、“为文治学亦为稻粮谋”的声声慨叹，而平民大众所说的“人穷志短”、“贫贱夫妻百事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以及“财大气粗”、“有钱能使鬼推磨”、“世路难行钱作马”等俗话俚语则更为实在。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看重财富，渴望财富，追求财富，归根结底并非是因为受了所谓“拜金主义”的迷惑如此简单，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一定的财富是每个人以至整个人类繁衍生息和实现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因此，财富便成为人类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一贯目标，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部分战争，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各种权力地位抢夺，基本上都和人们对财富的渴求息息相关——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鸦片战争，无论是各个国家的内部争战还是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民族征服，也无论是庙堂攻讦还是宫廷政变，其诱因大抵都是为了占有和享受更多的财富。

再如，从人类精神道德、思想文化、宗教信仰、情感波动和心灵诉求的角度来说，也常常和财富息息相关——尽管许多思想家、道学家或宗教领袖一再力图遏制人们的求富欲望，反复教诲人们千万不要被财富左右或者干脆蔑视财富，但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财富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既无法回避谈论关于“财富”的话题，而且在贬低财富、宣扬所谓“理想”时也不得不使用财富作为衡量的尺度，诸如“一诺千金”、“金钱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等话语，莫不如此。

又如，即使那些一味诅咒“金钱是万恶之源”，对财富抱着极度仇视、轻蔑、鄙夷态度的人们(不论他们的态度究竟是真是假)，也无法否认自己同样在享受着财富的恩惠。甚至可以说，这种态度本身正是他们借以获得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必需财富的特有方式，而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出现利益之争时，他们对财富锱铢必较的态度和言行则往往较常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恰恰也从侧面说明了财富的魅力或魔力所在。

其次。人类怎样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着财富的品质和数量?决定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关键何在?

从实践来看，决定财富品质和数量以及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社会和组织的制度或体制因素。

诚然，人是财富的创造者，但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也绝非生活在真空中，而是时时处处都会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制度或体制是影响和制约人们思想、言行的最重要的刚性因素。人们创造财富的动机有无、激情多少、方式方法是否得当，以及愿意创造财富的人的数量多少、素质高低等，无不与制度或体制因素密切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性如水，可方可圆，而决定人性是方是圆的重要因素就是其所置身的制度或体制。邓小平在总结“文革”经验教训时曾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因此，“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而且适用于经济领域；也不仅适用于政党及其领导人和党员，而且对于其他各种社会组织及其成员来说也是一样的。

历史已经证明，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是不利于创造财富的，其根本缺陷在于“一统天下”、“利在官府”和“权大于法”、私有财产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制度安排，皇帝和各级官吏仅凭权力即可以攫取巨额财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普通民众则只能在极度不平等的条件下忍受着经济剥削乃至超经济的剥削，甚至连创造财富的自由和使用财富的权利也没有。尤其是体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更是把广大社会精英都吸纳到官场之中。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如过江之鲫的“盛况”时，曾经颇为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觳中耳!”殊不知，这种被封建帝王引以为豪的科举制度，至少导致了4种不良后果：一是使人们的注意力专注于仕途，压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动机和欲望，限制了社会财富的增加；二是使众多知识型社会精英的出路变得十分狭窄，而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中要取得成功是很难的，所以他们只能做“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即使科举成功也往往无所作为；三是官场职位毕竟有限，故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官场游戏只能遵循“零和规则”进行，而不可能如商场那样实现合作双赢，这既使人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使官场中的争斗无休无止，人生遭受灾难与社会发生动荡的风险都大大增加；四是通过权力而进行的超经济剥削既比经济剥削更方便、更省力，也更少承担不确定的经济风险，所以各级官员必然想方设法以超经济剥削替代经济剥削，并在这方面绞尽脑汁，不断花样翻新。

可见，政府不应是大部分社会精英的集中地，而政府中所吸纳、聚集的社会精英越多，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就越是不利。这是因为，一方面，直接创造财富的优秀分子必将因此而相应减少；另一方面，政府主要是反映、体现和执行民意的机构，除了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少数决策者之外，其实绝大多数政府官员都不需要具有创造性，否则便可能人为地制造更多混乱，如使民意遭到曲解，甚至导致“法愈多则弊愈深”的恶果。实际上，传统的“官本位”制度设计、政府官员的权力过多过重过滥且缺乏有效监督，和“当官发财”的“致富”理念与方式，正是阻碍中国人创造财富的严重桎梏。

历史也已经证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同样不利于创造财富。概而言之，这种体制的致命缺陷在于：一是无论多么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科学地判断、区分清楚哪些事情应该计划、哪些事情不应该也不能够计划；二是任何人都没有足够的能力把应该计划的所有事情考虑周全；三是对于已经考虑到的事情，没有人能确保其所做出的决策是科学完备、万无一失的；四是即使决策无误，谁也无法保证在执行过程中不会走样、变形或发生失误。

有一则前苏联的笑话，便人木三分地说明了僵化的计划体制的弊端——市长在路上看到两个工人，一个在挖坑，另一个在填土。市长问：“你们干什么瞎折腾?”一个工人回答：“我们是三人植树队，我挖坑，伊万诺夫放树苗，西多罗夫填土。今天伊万诺夫没来，我们照样认真完成本职工作。”

二是社会和组织的文化或观念因素。

如果说制度或体制是影响和制约人们思想、言行的刚性因素，那么文化或观念就是与之相对的柔性因素。其实，文化或观念是无形的制度或体制，而其对人们的影响往往更加根深蒂固，改变起来难度也更大。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而言，其要害主要有二：一是片面强调“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以国家利益为幌子来维护某个小单位、小集体乃至个别领导者的利益)而全盘否定“个人价值”，似乎言及个人发展和个人利益就必是个人主义，必定是不顾全大局，自私狭隘；二是过分注重表面上的、暂时的稳定，非常惧怕甚至一概排斥竞争。

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里由衷地发出感叹：“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否定个人价值、忽视个人利益的现象不仅存在于思想领域，而且同样存在于经济领域；时至今日，有的人还常常打着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号，把“私”字视为万恶之源。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个人谋求自我发展、关心自我利益，并非是不顾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更不是损人利己，而是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我价值。只有个人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势必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

对于社会稳定的特殊偏好，则首先与儒家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关。孔、孟都生活在“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称雄争霸的乱世，他们强调和追求社会的稳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要求。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最大“魅力”，恰恰就在于其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纲五常秩序和“克己复礼”等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准绳，对维护当权者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极其有利，可以使他们更加轻松地实施统治。正因如此，所以儒家思想对于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常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同化作用。诚然，稳定是重要的，但如果过度执著于稳定、专注于控制而忽视变革和竞争，仅仅拘泥于“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一套路数，则难免陷入“物极必反”的窘迫境地。从中国历史来看，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时期的出现，其实并不是儒家思想的杰作，而大多是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和藏富于民的黄老之道的结果，如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都是如此。

历史证明，由于儒家思想内在的固有缺陷，故其虽可以维护稳定却不利于促进发展，而这种稳定至多也只是保持群体内部表面的、暂时的稳定，却无法从根本上长期解决问题；尤其当面对外来强敌时，所谓“内圣外王”更是成为一句空话。这方面的事例有很多，王莽改制的失败是一例，“一生唯谨慎”、不敢大胆起用有才能的所谓“狂士”的诸葛亮斗不过“唯才是举”的曹魏政权是一例，奉行“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北宋王朝愈益积贫积弱是一例，南宋、明朝、清朝统治者面对外敌时的软弱无力也都是例证。

从根本上说，维护稳定和允许竞争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甚至可以相得益彰。众所周知，足球比赛中的竞争十分激烈，但却并不混乱，因为这种竞争有其合理的规则和公正的裁判。正因为体育比赛允许和鼓励竞争，所以体育运动才能够不断朝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方向前进。社会发展和体育运动的道理是相通的。如果为了追求所谓的社会“稳定”而惧怕、排斥竞争，那么社会就会因此而丧失活力和生命力，不仅难以真正得到发展进步，而且最终必将产生更大的混乱。

儒家思想可能复制出大量唯唯诺诺、表面忠诚、食古不化、因循守旧的奴才，但却很难培养出真正有胆有识的创造性人才。无怪乎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便哀叹说：当时社会是“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甚至市井上连有才能的小偷也见不到。因此他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实际上，从儒家思想的源头、也就是孔子和孟子的思想来看，他们在财富问题上并不是一味排斥的，如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他甚至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j从吾所好。”可见，孔子虽然强调内圣和教化，但也不反对厚生和利民。而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其本意主要是为了说明社会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不同分工，而不是说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更高贵，也不是说脑力劳动者可以不劳而食、对体力劳动者实施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

然而，在儒家思想产生以后的2000多年里，却屡屡被后人或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修正，因而使得其越来越不适应甚至有碍于社会的发展进步，并在社会发展中多次碰壁。对儒家思想最严重的一次改头换面，就是程颐、程灏和朱熹等宋儒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此时，封建统治者的心虚程度已经到了极致，但其修改的结果却不理想。如同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给女人裹小脚充分反映了封建士大夫们既想广纳娇妻美妾但又因自己的无能而担忧“红杏出墙”、“后院起火”的心理一样，限制人们发财致富的权利和轻视、诋毁、压抑商人则体现了他们顾虑其权势和地位可能会被富商巨贾取而代之的深深畏惧。

三是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胆略、见识、才华、技能及创业精神、务实作风等。

在相同的制度或体制、文化或观念的影响和制约下，为什么有的人贫穷，有的人富有?比如，即使人人都有创造财富的相同自由和权利，而且这种自由和权利同样既有制度或体制的保障，也有文化或观念的激励，甚至所面对的机会也完全相同，但不同的人仍然会有贫富之别。其中原因，除了某些客观因素外，起决定作用的就是个人因素的差异。这一因素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胆略、见识、才华、技能及创业精神、务实作风等。而一个人到底能否把这些因素充分发挥出来，关键在于其是否善于有效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这是因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日‘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除了能动性，毛泽东结合战争又提出了主动性这个概念，他说：“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

事实证明，财富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并可以无中生有；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穷或富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今天的清洁工也可能成为明天的大富豪。问题在于，人是有惰性的，大多数人不仅容易被习惯左右，难得主动创新求变，反而常常被外物同化，甚而抱残守缺、不思进取。这正如古人所说：“居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盖与之同化也；入庖厨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同化也。”因此，若要变穷为富，就必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正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其实，从更广义的角度说，世界上惟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无论是制度或体制，还是文化或观念，归根结底都是人类创造出来并为人类服务的，因而它们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毫无疑问，若要提高个人创造财富的素质，就必须重视“人”的因素，并积极、主动地对“人”进行必要的投资。这种投资，既包括社会投资、组织投资，也包括家庭投资、个人投资。然而，一般越是落后的国家、地区、社会组织、家庭和个人，往往就越容易陷入“重物轻人”甚至“见物不见人”的误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曾经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人才投资常常不受重视。这些国家的领导和主管人员都认为，物资投资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型工厂才是工业化的象征。资金短缺，靠借外债，用来建造厂房，购买设备，盖仓库。现代化设备搞了很多，但缺乏经营管理人才，生产效率很低。人力发展水平赶不上资本的增长，造成经济发展的贫瘠。”这种现象，是值得人们警惕并务必加以克服的。

最后，在解决财富分配问题上。必须实行足以得到最大多数人公认的恰当分配方式。而这种财富分配方式的核心就是人类普遍认同的公平和正义。

应该认清一点，公正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既有客观衡量标准又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概念；同时必须承认，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公正。古人曾叹息说：“世间公平唯白发，贵人头上不留情。”而当现代人发明了染发产品和技术后，即使这一点所谓的“公平”似乎也被改写了。因此，人类所追求的公平永远只能是相对的，其关键是必须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社会中有两种正义，一种是原始正义，另一种是改正正义。对于财富的初次分配，理应以原始正义为基准和主导，使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现代社会中的财富二次分配(如税收)乃至三次分配(如捐赠)，则是改正正义的具体表现，这可以使暂时尚无能力和条件充分创造财富的人拥有生活下去的必需基础，保持继续奋斗的勇气和变穷为富的希望，并可有朝一日把希望变为现实。只有坚持原始正义和改正正义相结合的分配方式，才能够既造成“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局面，从而最大程度地增加社会财富，又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我们必须跳出“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东方怪圈”，真正、彻底地改变数千年来在财富分配方面长期盛行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意识和做法。

自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尤其是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时间，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革更加全面、深刻，这些变革正在冲击和改变着几千年来人们在财富问题上的不当观念，促使人们走出各种各样的误区。

如果说，孙中山完成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革命”任务，毛泽东达成了使贫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解放”目标，那么，邓小平所领导的就是开创中华民族实现“发展”、走向富裕的伟大事业。邓小平提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和重要论断，使中国人开始更加彻底地从观念上突破了千年封建传统桎梏，同时克服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当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四大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而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他并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说：“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现在，中国已经义无返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义无返顾地融入了全球化的浪潮。在此情况下，我们需要开展的变革无疑是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而为了尽快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应该学习和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有益经验，力争“洋为中用”；但同时也要明白，仅仅参照外国企业家的经验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憾，因而还需把注意力转向与自己在同一块土地上诞生的前辈们的经验和教训，尽可能“古为今用”。至少，我们有必要了解在那种极端特殊而复杂的时代环境里，他们是怎样创业和发展的。

为此，特根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多年来所收集、整理的大量珍贵史料，从中选取了诸多精彩篇章，分门别类，编辑成“我所知道的资本家丛书”，以飨读者。因本丛书所使用的所有史料，均为具有“亲历、亲见、亲闻”特色的第一手资料，且内容翔实、叙事详尽，故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

一般说来，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这并不等于说，历史在任何方面都不会重复。实际上，无论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速度演绎自身的行进历史，任何人的生存和发展也都离不开吃、喝、拉、撒、睡和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方面；从古至今，影响个人、组织乃至全人类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兴衰的重要因素，大致也不外乎暴力、权力、财富、思想、情感、欲望等最基本的要素。其中，财富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可以说，财富不仅是人类得以迈进文明社会并继续向前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而且与其他因素相比，也有着更根本、更强大、更深厚、更持久的作用和意义。

有句话说：愚人常常宁愿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而智者则总是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循此而论，我们便需要把看似复杂的财富问题尽量变得简单些。其实，财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实实在在而且不可或缺的东西，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人们大可不必讳言财富问题。实际上，正如承认“民以食为天”、强调吃饭的意义并非意味着提倡“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一样，承认和强调财富的功用当然也绝不等同于主张“一切向钱看”、“惟利是图”。更何况，在先进、合理的制度和文化的作用下，“饱食终日”的结果必将是“坐吃山空”，“惟利是图”的结果也必将是“鸡飞蛋打”，只会适得其反。

无庸讳言，在人类历史上，资本主义制度是第一种打破人类贫穷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效率，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100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然而，这种模式在其原始积累及而后的发展过程中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并充满了血与火的战争和殖民罪恶。近代中国就是在西方列强的军事进攻、政治压迫和经济、文化侵略下被迫洞开国门、适应世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正因如此，所以那时候的中国资本家所置身的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其所面对的难题也是多重的，他们是一群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人，既要和洋人交往、竞争，也要与本国的封建势力、军阀官僚等各色人物应对、周旋，还要设法维护自身的团结、合作；而且，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和个性素质的多面性，因而使得他们创业的途径不一而足，致富的方法各具特色、五花八门。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在创业中所显现的开拓创新精神和积累的经验、在经营管理中所表现出的智慧和韬略，以及在处理各种复杂人际关系中所运用的种种方法和手腕，更加具有了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意蕴。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幕详情，在本丛书中均有颇为细致的刻画和叙述。当然，由于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更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所以他们的有些做法并不得当，更不可取，其根源固然与个人品性相关，但更多的则是由特殊时代环境和社会制度、文化观念所造成的，因此，我们对此应该予以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同时也务必有所警醒和防范，引以为戒。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这些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原本都是并不富有的，有些人甚至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他们却通过自己的奋斗而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他们无一例外地把当时社会所能提供和允许的客观条件与机会，经由主观努力而使之达到了最大化，并有所突破。这种意识和做法，无疑堪称难能可贵。特别是当我们从千年视角来阅读这些资本家的创富过程和人生经历时，则一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和更深的感触。

                   于保政

                   2006．1．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