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上海大学人思想文苑”系列之一，本书精选了作者近年来在国内媒体上所著文章、讲演及谈话，有对电影市场、电影策略、创作现象的研究，也有对具体作品，如《暖》《中国式离婚》《2046》等，个别导演如冯小刚等，还有对重要电影节的分析如奥斯卡等。文章轻松、休闲、贴近百姓生活，将引领读者影视殿堂。

本书是作者近年来在国内媒体上所著文章、讲演及谈话的精选。

全书视域兼跨中外，考察对象大小不一。既有对电影市场、电影策略、创作现象的研究，也有对具体作品、个别导演、重要电影节的分析。

作者力求将貌似孤立的影像事件，纳入文化运行的当下轨迹中，了进行参照、比对。在获得准确定位的同时，又对艰深的专业观念进行了释义。

因而本书选篇的另一考量，则试图在理论价值与可读性之间，保持均衡。

河流的颜色

无“代”时代的理论困惑

大众电影的人性化思考

工业光魔的奔腾年代

——对近年美国电影的几点思考

“海派”精神的失落与重建

波动不安的电影未来

——由学生影展看世界电影走向

带呆仁的巧克力

——论“大众电影”的形态

语境·市场·创作

——对国产电影现状的思考

从“新浪潮”到“新巴洛克派”

——当代法国电影的两朵奇葩

从背后看《孔雀》开屏

退化还是羽化

——对“新生代”电影导演的一次盘点

韩国电影的“解决之道”

——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叙事策略

大鱼的滋味

《暖》：有温度，欠力度

——略论“艺术电影”与“大众电影”

用中国眼光看《冷山》

世俗神话对经典神话的重构

——从《伊利亚特》到《特洛伊》

“中式快餐”呼唤匹配的消费心态

——《十面埋伏》带来的思考

《2046》是一朵“恶之花”

《中国式离婚》意味着什么

——兼谈近期电视剧创作的走向

危险的转型信号

——由《天下无贼》看冯小刚的创作路线

勇往深海的生命骑士

——《深海长眠》评析

一腔《坏血》浓艳热烈

废墟上的花朵

——《索菲·斯库勒：希望与反抗》评析

炉火纯青的“生活流”技巧

——《云上的日子》片断分析

游走在理智与荒诞之间

——《芳名卡门》片断分析

岸边的对话

在争议声中飞舞的《紫蝴蝶》

——兼为第六代导演把脉

我们一定要圆“奥斯卡梦”吗？

亟待“出生”“正名”的DV新世代

这几年在做电影研究的时候，时常听到两方面的声音都在讲：现在没有好电影。这两方面，一个方面来自观众，很多观众都抱怨说现在的电影很差，差在什么地方呢？比较集中的一个意见就是：现在的电影注重娱乐，没有严肃的思考，和几年前或者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的中国电影或者国外的电影相比缺乏教育意义，缺乏对于人生的启示作用。在观众的指责声当中，其实创作人员他们也有苦恼。他们也在说：现在的观众怎么了，现在的观众实在是太难把握了，他们的兴趣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辛辛苦苦努力制作出来的电影没有人要看。搞创作的人苦恼的就是这个市场，他们无从去把握，觉得这个市场实在是瞬息万变。因此他们就说：可能是观众的观赏水准还比较低。两方面都是在相互地指责，都把目前没有好电影的原因推给了对方。这个问题就使我想到：难道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真的是没有好电影了吗？难道从历史上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电影就是最糟糕的电影吗？

这一点我思考了很长的时间。我渐渐发现，其实答案并不在于相互责怪之中。答案可能是整个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文化基调发生了改变。文化基调的改变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也就是整个社会风貌的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其实又是悄悄地在进行，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无从去察觉这个改变。我想举个例子：前两天有个报道说杭州有一个律师去看电影《英雄》，看完之后，就把《英雄》的制片方和电影院同时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在《英雄》影片播放之前有很多贴片广告，这个广告并不是他需要的东西，因此他就认为是《英雄》的制片方和那个电影院同时侵犯了他的权益，对他进行了一种强迫服务。这件事之所以成为新闻，我想是因为那个律师体现出了一种超乎常人的敏感。而它又反证出我们这些平常人，对电影前面放广告已经安之若素了。这使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电影，在电影播放之前不是放广告，而是放新闻纪录片，就是毛主席或者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外宾。那时电影放映之前都是放这样的东西，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都是这样。这就意味着文化基调改变了，即20世纪70年代与电影观赏捆绑在一起的文化时尚显然不同于21世纪。70年代的文化风尚是政治，政治和电影捆绑在一起，观众觉得正常、很自然。但是2l世纪的观众，他们认为正常的是广告和电影这个强势媒体捆绑在一起。因此文化基调就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精英型改变成了现在的大众消费型。

文化进行了这么大的一个跨越，这个跨越可能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个层面，就是政治改变成了经济，即文化的主题更改掉了。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做的、行动的纲领、日常谈论的话题都不再是政治的东西，而是经济的东西。因此我们现在老百姓日常一般总是在谈论怎么样赚钱、怎么样理财、怎么样富裕、怎么样奔小康，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另一个层面的改变，就是从精英型文化形态走向大众型的文化形态。这个改变在于文化的代言人。主宰文化的不再是少数人，文化运行的格局不再是掌握有发言权的喧闹的少数人面对沉默的大多数，而改变成大多数都能发言，大多数人站起来、不再沉默了。这个改变可能更大、更深刻。其实国外在这方面，很早就提出了很多学说和观点。近年来，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所谓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西方提出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就是所谓什么叫“现代”、什么叫“后现代”。简单来讲，现代、后现代都属于现代范畴，都是一个大现代的概念。那么现代和后现代的基础是什么？它们同时站立在所谓公众精神的崛起这个层面上，也就是大多数人开始有发言权了，因此产生了大现代概念。那么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大多数人有了他们的发言权之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仍然是作为二元对立在那里争斗。现代更加倾向于精英，因此大家看到现代主义的艺术总是企图超越“庸俗”的大众，企图搞出它的新意，所谓就是不落俗套、要标榜独一无二，这就是现代的趣味。后现代就是更多地倾向于大众，比较认同大众的东西。因此基本上我们可以确认，今天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开始使我们渐渐进入到西方所认为的一个后现代的环境之中。那么这个后现代的环境所制造的文化，它的特点是什么？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认识它。

大家知道一旦大众——大多数人，登堂人室了，成为了文化的缔造者，成为了文化的主人，那么这个文化肯定不再是贵族的文化，肯定不再是少数人的文化。艺术不再是一个可以搞极端的东西，不是一个投个别人所好的东西，而是应该走一条中间道路，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那么这个中间道路怎么走？它是由市场所规范的。市场认为绝大多数人喜欢什么，艺术就要去生产这样的东西。因此大家可以感到，艺术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面，肯定是要进入到一个大工厂的生产模式里面。所以艺术走向工业化，或者讲整个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走向工业化，就成为一种必然。……P10-12

一

在生命很长一段历程中，我都一直做着文学之梦。

童年时代，小伙伴们常常遇到谈理想的作文题。当时对“理想”的认识十分狭窄，远不如现在的孩子这般与国际接轨。我儿子至少有以下理想：用看动画片取代课堂学习、有无数辆跑车、长大后什么都不干但很有钱……记得当年我们理解的理想就是职业，并且那一定是体面而崇高的，即便只是用铅笔稚拙地写在作文簿上，也似乎立马能光耀门楣，因而人人都赶着往高里写，生怕输给了别人。

解放军、科学家是最多人的选择。由今看来，透着浓郁的时代特色。因为儿时看了太多的国产战争片，而且是一遍遍地看(颇具专业精神)，那些英雄形象早已被铭记。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枪械火炮、口令番号，包括敌军官的一招一式，都贯穿在游戏和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成为假想和白日梦的主要素材。尤记得当时已开始有意识地审视自我，并做出两点裁判。一点是肯定性的：庆幸自己是个男孩，同时替女孩们悲哀；一点则是否定性的：恨生不逢时，仗都被别人打完了。陈景润则是时代塑造的另一个英雄，他的事迹经过放大处理后，成了口口相传的奇闻逸事，令小伙伴们被一种别样的英雄气质所吸引。那是完全不同于战场神话的另一种文本，有着大智若愚的亲切、随和、幽默，却又分明裹挟着某些恃才放旷的清高和孤傲。这成了许多颇得要领的同学选择科学家的原因。当然，也为不少体格赢弱或戴眼镜的同学提供了出路。(我们始终认为眼镜是与战场气氛极为不符的。)

其次的热门选择是医生。或许小学学友中，有着相当数量的第一人民医院的子弟；抑或是当时不善的医疗状况，使很多家庭都梦想拥有一名医生成员来缓解对生命保障的担忧。但在我的印象中，医生职业之所以被热选，则基于以下三点更为感性的理由。第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坚信，医生是不会生病的。这个职业天然地免除了对于人生一大苦难的义务，诱惑不可谓不大。第二，是对医生(实质上更多是对护士)摆弄的各种器械的好奇。比如，听诊器、体温表、针筒、牙医设备等等。至今我的父母还在念叨我儿时的一个铁哥儿们，他一次次从第一人民医院为我带来数量巨大且规格各异的废针筒。现在想来，确是肮脏又危险的。而当时，我如获至宝，一一珍藏。第三，是对医生家庭生活质量的极度羡慕。其实当年人们的生活境况大抵相同，但儿童的体验是独特而细腻的。我的羡慕来自两个极其简单的细节，但它们深深烙进了记忆之中，以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两个场景如在眼前。其一是一盆置于水斗中的消毒水。我随我的同学去他家，他用脖子上系着的钥匙开门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放下书包，而是将手放进盆中数秒。他向我解释这不是一般的水，并告知进门净手乃是家规，但他竟未邀我同享。其二是某个白晃晃的夏日午后，亦在他家。他抱出一个硕大的玻璃瓶，用勺子取出褐色粉末于杯中，加水调匀，便独自一饮而尽。后被告知乃维生素C，父母规定日饮两杯。而我一边讨教滋味，一边也只能望梅止渴。

我终于选择了文学家来作为理想。记忆中班上有另一名同学选择了“跳舞”，当时尚未有“迪斯科”，更没有“街舞”，连“交谊舞”都闻所未闻。相信他追求的一定不是娱乐，而是严肃的“舞蹈”事业。虽然是个男生，其时已然是区少年宫舞蹈队的台柱。果不其然，小学未毕业，他即考入了北京舞蹈学校。临走时，班上还开了个欢送会，我还送了他两本不打紧的书。只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未见他出名。想来可能早已出国，或如我一般，甘做一名默默奉献的专业教师了。

我们俩交往不多，气质差异较大，他更喜欢和女孩为伍，属于贾宝玉一类。于今观之，实为可惜，因为在同龄中，惟他和我尚属志趣相投，我们的理想共同指向了一个神圣之所——艺术。当然，我的选择既有坚定的一面，也有别出心裁的考量，更多的则是对一个陌生领域的无尽遐想。

的确如此，对一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孩子而言，文学能够是些什么呢？虽然我的文笔在班上已属拔尖，视野也较同学开阔，但终究是管窥蠡测。记得我爱不释手，且屡有模仿的是一册全国高中作文选。这本书是真正被翻烂了。引我感慨良多的，则是某年的一道高考作文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它令我从此开始景仰文言，并时刻梦想着能为此种文题效命。而不是总是挣扎在《记一件好人好事》、《我的班主任》、《在“五讲四美”的日子里》。  二  不久，我便碰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文采、秉性俱佳，可以说堪称偶像，只是当时我不愿承认罢了。他的出现迅速拔擢了我对文学的认识。整个初中三年，我都暗暗与他较劲：偷看他的作文，探知他阅读的书目，拐弯抹角地了解他的想法，然后回家拼命追赶。那些日子可能是我活得最为专注的生命时刻，文学霸占了我的全部精力，我却并不奢求任何回报，毫无功利之念，就像一场纯真无邪的单恋。

细抚那段岁月，两个标志的出现，可谓意义深远。首先是开始了系统的写作，至此往后，经年未改，成了一种习惯。似乎其时便注定要以经营文字为业，因而早早地舍弃了玩乐，心甘情愿地跋涉在书本与稿本之间。现在想来，那些清教徒式的日子，对于一个孩子并不显得沉重而乏味，反倒充满了美妙和愉悦，必是已然洞见了其间自有颜如玉。另外是形成了以诗为主、文为辅的写作格局。诗，不是古体格律诗，而是新诗。我痴迷于此，完全是因为诗的表达打破了我对文学语言的既有认识，使我吃惊、震撼，继而全然为之折服。为了写作诗歌，我开始效法诗人们的笔触。从生涩的模仿，到尝试表达自我，我发觉自己变得感伤了，对晨昏日落、四季更迭都异常敏感，并且时常陶醉在无边的想像之中。

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完全明白写诗于我的意义。它改变了我与世界的关系，使周遭现实突然灵动起来，就像折入了童话王国。这种拟人化效果，如同一支魔棒，点醒了所有沉默的事物，令它们显露出生命的活泼，向我眨眼示意，召唤我，要求对话。于是，我的感觉被充分调动起来：触觉像一棵非洲平原上的巨树，枝桠蔓生，刺向每一层空间，根须也在悄然中铺开，搜索着肥美和湿润；嗅觉则如不倦流动的南风，负载着花香、暑气、海腥、雨涩……诗构筑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事物之间超脱了凡俗的关系，超脱了物理定义，进入了精神主宰的领域。我每天都在继续建造这座精神之城，它使我开始体认一种完满自足的生活状态，一种纯化净化的生命状态。精神向度的确立与发展，使我得以在现实生活的挫败中有了一个疗伤的避难所，也使我在今时物欲暴长的洪流中，不致被完全吞没，活得还算潇洒。

写诗训练了我的形象思维，更确切地说，写诗成了一座由文字思维通向影像思维的桥梁。文字思维重概念与逻辑，从七龄上学伊始，我努力接近、规范的正在于此。然而随着这种思维的日渐完善，少年文章竟也染上了几分暮气。影像思维重形象与想像，文无定法，奔放随意，讲求个性感受。从根本上看，两种思维在观察世界的态度上迥然有别。文字思维通常从外部、从整体来认识万事万物。或者说，始终带着“人”的目光来审视世界，因而总不能与万物亲近合一。影像思维号召从事物的内部出发，以事物本身的目光来关照自身，即运用丰富的想像力来体验每一个独特的事物。这种“移情”式的训练，培养了一种不同于体制教育的气质，于今说来，就是所谓“艺术感觉”。当时懵懵懂懂，只是觉得有趣而新奇，仿佛重回婴儿时代或得了失语症，再熟悉的东西，都必须用另一种方式，另一种符号重新定位、表示。

至今我都固执地认为，诗的语言较其他文学语言有着更多的画面张力。且身为电影专业的教师，我不止一次设想将写诗作为专业训练的入门课程。因为它的桥梁作用，常能于不经意间，涤荡长期文字思维沉积的呆板与拘谨。只是此时非彼时，诗人的光环早已隐没式微，我怕被学生讥为陈腐酸臭，终于将这个主意烂在了肚子里。但在心底里，我依然愿将每一位我崇拜的电影大师，称为“银幕诗人”。  三

初中毕业之际，我的心中充满了幻灭感。由于钟爱文学，我的数理成绩已然位列班中末尾，眼见将诀别母校，惆怅之情溢于言表。而与我状况相仿的那位学友，却得到了直升本校高中的名额，显然是老师在斟酌之下，决定舍我保他。这一厚彼薄此的决定，更加深了我的沉重，使我首次体认到现实的残酷，并被愤懑的情绪包围。无奈中，只有孤独地迎向未知的中考。记得离开母校那天，我违心地快步走出校门，竟没有对那深爱的校园投去最后的一瞥。

一个月后，又一个被铭记的白晃晃的夏日午后，我正在燥热中熟睡，一番动静将我搅醒。恍惚中，母亲引着两位中年男子来到床边，其中一位自称是学校的语文教师，笑着问我认不认识。未等我反应，两人已表明来意。原来我的中考作文竟获满分，夺了全市的状元。两人莅临一来是报喜，二来是“验货”，看看这位状元郎是不是“掺水”。

中考的作文题是《（ ）给我带来了欢乐》，属开放式命题。记得拿到试卷，便不由自主地先看了作文题，一看就特别兴奋，无需多虑，便在划线上写下“写诗”二字。随后一边做着前面的各式基础题，一边酝酿起了情绪。待到开始作文，真是思如泉涌，一气呵成。实在因为这个题目切中了要害，令我百感交集。其实，写完后便也淡忘了，根本没有任何的期待与奢望，只是没想到在中考时还能如此纵情一把，吐出了积聚胸中的郁闷。

那天来的另一位，后来才知道是中考语文阅卷组的负责人。据说我的文章先由一位阅卷老师发现，后交他定夺。还听说，当时阅卷组的意见甚为统一，即如果不是抄的，则不但作文满分，还可加分。后来因我整张试卷发挥都不错，加分的计 划最终没有实施。那天，两人与我促膝良久，方方面面问得颇为详实，临了还借走了三年来我写竣的几大本诗文集。

在命运的十字路口，文学拯救了我，她终于眷顾呵护了一个小小的信徒，嘉赏了他的虔诚。随后，我便体会到了一战成名的感觉。先是老校长发话，说不管我的其他科目考得如何，学校都决意收进这个作文状元。幸运的是，我的中考总分最终恰巧上了市重点的录取线，正大光明地考回了母校。再者，此文不久便被四处发表，并收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中学生优秀新作选》，使我第二次荣登全国级别的中学生作文选。编辑老师还来信特嘱写一篇创作体会，首开在公共出版物上自吹自擂的纪录。

我是相信有神灵的。那个夏天跌宕突转的事件，至今都让我慨叹命运的神奇。我也因之常常后怕，试想如果文章还是那篇文章，只是未入评卷老师的法眼，那我的处境想必是另一番光景。福兮？祸兮？有谁说得清，道得明。但至少我将不再是如今的我，因为我将错失生命中一个非比寻常的人。

四

高中三年有着一个近乎完美的开端。开学仅仅两个月，我便被任命为筹建中的全国第一家由学生自主采编的大型文学期刊的主编。1985年元旦，在一家颇具档次的宾馆，来自各界的百来号人齐聚宴会厅，庆贺筹建方(一个来自武汉的民营文化集团)顺利登陆上海，并预祝三份新锐杂志(另两份分别是由两位文化名入主编的杂文类及生活类期刊)不久面世。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亲历如此之大的场面，群星闪耀、乱花迷眼，着实虚荣了一把。当日除了得见素仰大名的一批文坛名流，另一拨人的出现，令我恍如梦中。他们长久地占据了我的视线，不是因为陌生而引起的兴趣，反倒是对于他们的形象，我其实是太熟悉了。然而这种印象与此刻的目击显然存在着差异，当他们如此鲜活地存在于眼前，竟显得那么不真实和不恰当。现在想来，这就是影像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的抵牾。关键在于，那些银幕明星对于广大公众而言，完全是密闭在影像世界中的。当时既没有首映仪式供观众与演员实现近距离的交流，也没有如今媒体对明星私生活的广泛展览。因而，如我一般的普通观众，难免就将银幕角色理解成了他们本人，且将对角色的喜好，误会成对演员的喜好。当印象中气宇轩昂的革命家、纯情贤淑的女知青，遽然变成了一堆油头粉面、惺惺作态的凡俗之众，心中不免咯噔一下。

觥筹之间，久作观察，另一个心得则是明星本人不如银幕上那么耐看。平心而论，他们确是天姿过人，与漂亮的人一同进膳是一种享受。多年后，每每看到报章上揭露贪官、奸商奢侈糜烂的生活，看到他们掷重金邀约明星作陪饭局，总会勾起我的这点回忆。虽情境迥然有别，对这种促进食欲的感觉，倒是颇为认同。但我所谓的耐看，并不专指好看，因此与他们的天姿实无必然联系。当时感觉好像是少了几分神韵，那些脸容总显得不够生动。我脑海中频频切入的银幕形象，与眼睛捕捉的现实形象，不断发生着碰撞和冲突，终于令我意识到是环境不对。缺少了摄影机的过滤，缺少了别致的光线，缺少了故事规定的身份、气氛，那些姿容便显得有些平淡了，眉宇间失去了张力。这一发现使我急迫地想去片厂一探究竟，电影到底是怎么拍的？为什么它能让一个人变得充满魅力？这些仿佛立马会冲口而出的问题，被少年的羞涩与佯装的高傲拽了回去。事实上，作为一个忠实的影迷，面对偶像的压力常使我矜持。这种情况直到大学毕业分配至上影厂，在剧组内外与演员打成一片后，才得以根本扭转。

那天回家之后，难掩持续兴奋的心情，天光云影都觉分外美好。惟有独坐写诗，方能快速释放，趋于平静。有意思的是，那首充满幻想和喜悦的作品，成了平生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作，也巩固了日后我对这个冬日种种细节的记忆。

然而令我万分沮丧的是，不多久那个原本准备宏图大展的民营文化公司就遇到了资金周转的困难。我的那本杂志被首先取消了计 划，一切准备与希冀皆告落空。正在我满腹委屈之时，便听说其他计 划也逐一取消。半年后，上海分公司分崩离析，总经理因经济问题锒铛入狱，武汉总公司亦从此一蹶不振。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经济生态的险峻，给当时涉世未深的我，留下了直观的印象。尤记得此事引发了我的诸多感伤，其中之一是对那些我所崇拜并极欲为伍的文艺界人士，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生存境遇的不解。像一批成天围着有钱入起哄的堂会唱角儿，无法主宰自身的命运，是谓尴尬。于是，我决心做一个有钱的文艺人。没想到整整20年过去了，我依然没能实现少时的愿望。但在生活的滚打中，我却逐渐学会了用另一些方式来免除尴尬，比如装疯卖傻、故作清高、怪异、木讷、油滑……

五

说来也怪，高中的学业负担远比初中繁重，我的数理底子又弱，可我对此并不上心，根本无意改变时常垫底的局面。究其根源，除了依然醉心于文学，一个女孩的出现，启动了我的初恋。

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人长得漂亮，是不少人心仪的目标。本来我对她并无幻想，但在一次郊游之后，我改变了想法。当时，我和班中几个颇为出挑的男孩，形成了个小圈子。我们出挑的绝非成绩，而是都对新生事物较为敏感，用如今的概念，也就是比较“时尚”。那个年代的高中生还算循规蹈矩，尤其在我那种学校，平日里的气氛有些单调和压抑，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我们差不多就是些异类，喜欢反叛、喜欢边缘和非主流，从牛仔裤到流行音乐。1985年春天，我们一致决定不参加班级组织的春游活动，自组一次郊游。我们将之视为一项成人仪式，并向我们看得上的女孩，发出了邀请。

我们去的是西郊公园，即现在的上海动物园。五个男孩骑自行车，三个女孩坐公交。那天，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又令人兴奋，直到黄昏来临，我们依然逗留在天鹅湖畔，不愿离去。谁都不想就此结束这美妙的体验。于是商量一番，决定由公园步行回家。20公里的路程竟不觉得漫长，晚饭也没吃，一群人陶醉在欢歌笑语和微凉的夜色之中。现在想来，这种小规模的集体活动，确实很能应和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渴望交往的心理。一方面摆脱了大集体活动的混杂、喧嚣与幼稚，实现了自主选择；一方面又避免了一一对应时的局促与尴尬，为了解异性，积累了经验。那晚，我们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次停歇，她都极其自然地倚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继续着说笑。然后又蹦跳开，和大家一同出发。慢慢地，我竟情愿放弃那些谈笑，独自走在前头，刻意拉大与众人的距离，以便貌似自然地多制造几次停歇。而她依然总是寻到我的后座，一边仍继续着话题，甚至连看都不用看我一眼，好似街边有了一张熟悉的长椅。我被这种默契和那适时表现的女孩的娇弱打动了。

当夏天来临，我们因为更多的默契而开始了约会。这段如今都算得上是早恋的情感，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动能。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全然向他人敞开精神领域，我执意将她带入我的世界。

大凡长相并不出众的男孩和漂亮女孩的爱情，总会受到更多的质疑，历经更多的磨难。自从与她的恋情曝光以后，我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像一个地下工作者，我精心设计 着约会的路线，避开每一道可能出现的监视的目光；并且坚持每天都给她写信(虽然几乎天天见面)，秘密地传递给她，用柔情与幻想将她包裹起来，使她少受伤害。多年后，当我看到卡拉克斯的影片《坏血》，极能体会片中阿历克斯对安娜的种种用心。对长相丑陋的男孩来说，有机会去赢得漂亮女孩的芳心，就是有幸得了一次人生蜕变的权利。他必须调动所有的心智，去创造性地完成每一次考验。他必须奋力建构他的精神世界，将它不断放大，使之渐渐成为笼罩女孩的气象天候。其实，这就是一个由男孩成为男人的羽化过程。只是它来得早，也来得猛。它快速耗尽了阿历克斯的生命，也耗尽了我对其他女孩的欲望。

七年之后，她成了我的妻子。没想到，只此一场恋爱，便直接将我送进了“城里”。

六

高中阶段，我和那位直升的学友被分在了两个班，但我们依然来往密切。不久以后，在一些社会人士的支持下，我们创建了“上海市中学生诗友社”。在南京西路茂名路口的一幢花园洋房内，每星期都举行范围或大或小的活动。刚开始的兴趣，更多的还在于社交。渐渐地，随着队伍的不断纯洁，交流诗艺、探讨问题成了重心。尤其是几个不算主流的青年诗人，以指导老师的身份介入我们的活动，根本性地影响了整个诗友社的诗风。

记得当时一位尚在青年宫工作的诗人，常在座谈中向我们透露，其与北岛、顾城之流神交的细节。他故作淡然的描述，与时不时使用的呢称，往往立刻会在我的脑海中，幻化为一幅幅生动的影像。其时，我正是朦胧诗派的狂热追随者。在他工于细节的言说中，我似乎触碰到了偶像们寄居的世界。这使那些本就烂熟于心的诗句显得愈加可亲，更使我被诗意所承载的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使命所感召。我开始在写作中，逐渐淡化了吟风弄雪的趣味，努力学着用诗来逼视现象、审视自我。如今想来，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在现实境遇的压迫下(成绩位列末尾、早恋遭受非议)，如同一股无名的烈火，终于在诗的表达中找到了喷发的井口。我将自己扮成了一个“愤怒青年”，并以此为傲。

高三来临，学业的压力日甚一日，我再次沉入临近中考时的那种幻灭感中，且程度愈加深重。一次颇为意外的事件却在此时，挑起了我的“未名湖之梦”。起因是一家出版社突然要给我出一本诗集，待整理完毕后，编辑提出能否请一位诗界名人作序。我马上想到了吴欢章老师，以他在上海诗歌评论界的地位，若能劳动大驾，应能力促诗集顺利出版。我的自信源自高一那起主编事件，当时欢章老师是我的总顾问，与老师的相识便始于那时。当我满怀忐忑地向老师请求后，他欣然应允，我兴奋地立马将诗稿送了过去。几个月后的一天，欢章老师-1我去拿诗稿。在老师的书房里，他展开了一封信。令我极其意外且震惊的是，那封信出自另一位我十分景仰的诗歌理论家之手，且全信谈的是对我的诗的看法。原来，欢章老师在阅完稿子后，将它寄给了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谢冕先生。其时，谢先生因在理论上对朦胧诗派进行了全面的界定，且力推北岛、顾城等人，被视为中国新诗群的教父。谢先生在信中对我这个无名晚辈不吝赞誉之词，并答应作序，还鼓励我投入他的门下。仿佛是在暗淡的生活中，投进了一束希望的亮光，我久久陶醉在两位先生的知遇之恩中。

风云的变幻，常常令人始料不及。此后不久，事易时移，与谢先生的联系就此中断，我的诗集亦显不合时宜。“未名湖之梦”也终因成绩的拖累，而渐行渐远了。惟一的安慰，是在欢章老师的力荐下，加入了“中国散文学会”，创了会员年龄的下限。

在又一次的无奈与沉重中，我走向了高考。我不知道命运将把我投向何处，真有一种听候处理的紧张和茫然。偏偏临上考场，又开始发烧，想必是心灵的煎熬，终于溢出了身体的极限。由此，我痛恨高考，它给我留下了很深的伤害。直至十多年后，我还经常被梦中的高考焦虑，折磨得通体汗湿。因此，我为每一次的高考改革和大学扩招欢欣鼓舞。当然，我更希望我的儿子能够根本免除这种恐惧和折磨。如今，在给大一新生开课时，我总不忘了先贺他们劫后余生，再倡导快乐的读书。

也许又是天意吧，渡尽苦海的我，终于拜在了欢章老师的门下。

七

说来惭愧，当我真正成了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却没有将精力集中在规规矩矩的学习上。凭着写作上的一点底子和小聪明，居然甚得师宠，每学年的成绩排名亦属第一集团，常能尝到奖学金的滋味。与高中阶段狼狈不堪的境遇相比，颇有翻身作人的感觉。我将大量的精力摆放在如下四个方面，按照时间多寡依次为：陪女朋友、写作、社团工作、看电影。随着年级增高，对社团的兴趣逐渐丧失，倒是看电影的比重陡然增大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DⅧ、VCD尚未诞生，LD、VHS实属贵族之器。看电影的主要渠道，还是去影院。外国电影，尤其是不公开放映、只作小规模“学术观摩”的“过路片”、“内部资料片”，即便对文艺界人士而言，亦是一种紧俏的稀缺资源。

那时候，在与繁华南京路毗邻的宁波路上，常常人头攒动、人声喧嚣，有着与不起眼的路况甚显反差的光景，只因此地坐落着一家名为“新光”的影院。其实影院本身并无特别之处，硬件陈设都显老旧，但它幸运地成了放映“外国资料片”的定点场所。由之，能得到“新光”的电影票，不啻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毕竟，“外国资料片”这个称谓，总能让当时尚处脱贫阶段的大多数上海人浮想联翩。

承蒙一位开明的长辈厚爱，我常能得到“新光”的影票。也许他对此并未抱有什么期待，无心插柳，日后竟影响了我的人生选择。如今，岁月已经抹去了我对绝大部分所谓“外国资料片”的记忆，但依然留存着那段经历打拓出的影像感觉。

首先是对声音的重新认定。由于之前我早已习惯了观看“配音片”，所以刚去“新光”看“字幕片”时觉得很不舒服，尤其大多还是繁体字(估计 是在港、台上的字幕)，有的甚至是自右向左打的。这使我在画面与字幕之间常常顾此失彼，一场下来(“新光”基本是两片连映)总是两眼发花，脑筋疲累。好在年少气盛、适应力颇强，几次高强度训练后，眼光渐渐能彼此兼顾，字幕的阅读速度也大有提高。更重要的是，我被那些影片中丰富、逼真的声音打动了，虽然当时根本不懂声音的形态，也无从知道同期声与后期声的区别，但我实实在在地发现了那些声音，由之觉得当时的国产片、外国“配音片”中的声音是如此单薄和虚假，就像一朝尝鲜，口味便一发而愈益讲究起来。我迷恋上了“字幕片”的原汁原味，对“配音片”反倒扭捏起来。及至今日已有些病态，一是对声音处理与影片类型是否匹配近乎苛刻；二是哪怕看国语片，也喜欢打开字幕。

其次是对电影感染力的震惊。现在想来，当初那些令我感动与兴奋的影片，也不过是些平庸之作。所谓“学术观摩”其实水分多多，扛鼎之作难得一见，这多少和选片人对世界电影潮流的不甚熟稔有关。即便如此，国外二、三流影片，已足以构成对其时观众的强烈冲击。那些影片在我记忆深处，虽然丢失了整体，只剩下了一些场面的残片，但它们仍然星星点点地闪烁着，提示我当年目击时进发的巨大火花，仿佛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断断续续的旋律。我相信，当时喜欢看“外国资料片”的大部分观众，并没有多少专业意识，而是对影片所承载的西方环境与西方生活感到兴趣。就像我难以忘怀那些表现夜色中灿烂辉煌的曼哈顿的航拍场面。而正是电影，准确、直观地传达了这种场面，有效地激起了观者的感受，甚至有些放大，却毫不做作。我完全被此等魅力所慑服了，又突然有些失落，文学与之相比显然有些苍白和无力。我隐约感到了另一个神秘世界对我的招弓I，它似乎更能满足我对想像力的表达欲望。

八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颇为活跃。经济改革取得的初步成绩，催生了重建民族自尊和精神信仰的深层次要求。我的大学生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前展开的。活跃的时代氛围，常使我从“竹林七贤”或“语音流变”中溜逃出来，为窗外之事走神、分心。读书趣味日渐驳杂，在形势的感染下，更是对哲学、历史表现出空前的兴趣。记得当时，我关注着一场有关“新儒家”的思想讨论，海内外学者的旁征博引、演绎推论常使我沉醉其间。而一部名为《河殇》的电视政论片，则挟画面的直观冲击，旁白的精妙高论，将我吸纳进上下五千年、纵横东西方的恢宏空间中，做了一次厘清观念混沌的处女航。

不久，我便得到了一本港版的《河殇》解说词，如获至宝。一遍遍研读之后，忽然悟到是一种忧患意识打动了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良知的力量，那种无可名状却直逼灵魂、将人唤醒的巨大力量。于是，由衷地觉得能拥有这样的修养，能成为良知型的知识分子，乃人生的一种境界。

我开始越来越看淡曾引以为傲的漂亮文笔。如果思想是贫乏的、无力的，文采便像一堆瘫软在衣柜里的华服，没有了生气，失去了形态。再出色的文笔，都必须依附在思想的骨架上，如此便御风则显飘逸，静伫则显庄严。衣服固然可以无限修饰，却远不及身形来得曼妙绰约。缺乏忧患天下的雄心抱负，囿于小我的悲喜哀愁，就是失了铮铮风骨的支撑。好文章应该是对冷暖世间的关怀、人生困惑的点拨。

从纯文学的领域脱身而出，走向更多的人文学科，成了我在大学阶段的重大转向。因而在课堂上，对一些跨学科、交叉性较强的课程，及思路开阔、不惟专业、颇能神聊的先生尤其感到兴趣。终致我的学士论文似乎不太专业，题为《明清交接对中国现代意识萌芽的影响》，显然是一个大文化领域的话题。好在答辩组的老师开明且惜才，一番愉快的问答后，给了“优”等。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论文本身有多少价值，而是老师对我直面当下问题，且能在历史中寻找缘由的思考态度的肯定。

我觉得长大成人了，热切地想把自己铸成一个有用的零件，滚动在社会的巨型机器上。毕业实习时，选择了去《文汇报》，对用笔捕捉新闻、针砭时事的记者生涯，充满了幻想和渴望。短短几个月，日日奔忙，不亦乐乎，休息天也没闲着。终于独立刊载了多篇报道、评论，且两次上了头版，得到了领导的赏识。一切都预示“新闻工作者”，即将成为生命历程中的下一个身份。

或许命运的神奇总是出现在十字路口，一扇神秘的大门竟在此时向我洞开——上海电影制片厂来学校招人了。一下子，我的心绪全乱了。那些对电影的好奇与神往，对声画传播形式的震惊和迷恋；夹杂着对“外国资料片”的记忆、感受；还有那个因为太过奢侈，似乎已经熄灭了的艺术家之梦；全都以意想不到的迅捷复活了。并在刹那间占据了脑海中的每一条思路，引发了意识的拥塞，甚至错乱。真是百感交集，一时辨不出了滋味。

就像一个临入洞房的嫁娘，撞见了梦中情人。只要一句共赴天涯的邀约，便可搅动春心，激起私奔的勇气。我的不可救药绝非偶然，那是一种魔力长期作用的结果，或曰毒瘾，或日情结。

九

永福路52号，一座带花园的大宅。据说它原先的主人是一位白人船长，所以站在屋前的草地上看房子，确有一点船的味道。房子的背面，相距大概也就那么五、六米的地方，却耸着一排毫无风格、甚至极显粗糙的水泥建筑。一望便知，那是后来的主人为充分利用地盘而兴建的。就像一个贵妇的身边，挤着一群粗使下人。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那绝对是糟蹋了这座老宅，而在90年代初期，人们却并不在意，即便是一群搞造型艺术的电影工作者。

永福路52号，其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所在地。初进文学部的我，倒是对这些体量上风马牛不相及的建筑混居一地颇有兴趣。更有意思的是，文学部所有的功能机构，无一例外地设在水泥建筑中：放映厅、办公室、会议室、资料室、客房、食堂。人们在水泥楼板间穿梭往返、逡巡踟蹰，却从不踏足老洋房半步，亦无人在花园里徜徉，除了尽职的园丁。

这并非出于对老建筑的保护，事实上除了骨架尚好，洋房内部的水电、卫生已完全瘫痪，远不及水泥房的使用价值。我却对它充满了好奇，一得空，便进去探险。看得出，这是一幢曾经十分气派的老屋。底层面向花园的大厅，被设计 成了一个供party的舞池。超大露台、旋转楼梯、彩色玻璃、壁炉、全柚木装潢，有着一切能想到的豪华设施。但它衰老了，而且显然饱受摧残。无处不在的巨大蛛网，空气中浓浓的霉腥味儿。肮脏自不必说，已经没有一个卫生间能够完整保留原先的进口洁具和精美瓷砖。地板干枯无光，轻轻一脚就会招来“吱吱嘎嘎”的呻吟。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有着被肆意改装的痕迹，从现场的各种弃置物中，不难发现是哪些摄制组曾经的“杰作”。

也许是文学部里新来的年轻人，与原本有些沉闷的宁静氛围甚显反差，我们很快便被领导安排，将办公地点挪进了洋房二楼的一间大屋。随同一块儿被迁出的，还有资料室的书籍，以及两位永远没有任何动静的中年资料员。虽然领导一再解释不是蓄意将我们与老同志隔开，而是新楼的办公环境已显局促，但我们中仍有人为此情绪低落。我则极力掩饰兴奋之情，一是摆脱了在领导眼皮底下上班的拘束，二是终于有了与老洋房耳鬓厮磨的机会。于是，快乐地搬家，快乐地打扫，快乐地看电工接线，快乐地上别处方便(水、卫生尚未恢复)。

印象中在上影厂的三年，忙在一头一尾。1991年的夏天，我愉快地告别了过暑假的习惯，活跃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文学部、厂本部、电影局都开了欢迎会。会上讲传统、表决心、相互认识。会后又分组学习、讨论，甚是热烈，可惜记忆都不深刻。倒是时任电影局局长的吴贻弓先生，在文学部和我们的一次非正式谈话，令我颇多感怀。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三句话：“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意在阐明文学工作在电影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现在是青黄不接”(点出了文学部人员的年龄结构，盼望我们尽快接班)；“你们是第六代”(嘱咐我们尊重传统，但不惟传统，在艺术上求新求变)。

我之所以能够铭记，乃是日后事态的发展，似乎与这三句话发生了深刻的抵牾。先是文学部解散了，全国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都解散了，所以也就不用再担心青和黄的不接。后来第六代终于冒头了，却成了地下电影的代名词。又是若干年以后，当我在学院中整日作理论之思时，突然悟到了这三句话的核心含义：传统。在一个号称有强大传统的地方，恰恰是传统的失落之处。这也许正是上影厂乃至中国电影的症结。  我忽然又想起了52号内的建筑。比起老洋房的精美，当初令我更为惊讶的是水泥新楼的唐突。因为它与整个环境，甚至整条小街、整片地区完全不相搭调，像一个身份不明的闯入者。当衰败的精美与昂首的粗糙被并置在一起时，没有比此等景观更能象征所谓传统的失落了。

十

差不多半年后，我开始明显察觉到文学部正在走向衰亡。一些信号确凿无疑：领导来老洋房视察的频率骤降，我们沦为无人看管的孤儿；我倾心创作的一个本子给“毙了”，却没有换来任何意见或指导；食堂的工作量明显减低，菜肴的数量与质量大不如前。终于，在“改革”的名义下，部里的老老小小成了“半自由职业者”。这个身份带来的惟一好处，便是使无所事事得以合法化。

每周的例会遂成为各路神仙难得聚首的机会。原先的业务讨论与创作信息已然风飘云散，代之而起的是或激昂或幽默的怪话、疯话、狠话，甚至时有毫不留情的相互攻击。不过，这倒使那些本来严肃而威仪的偶像们，焕发了生动的姿采，展现出性情的魅力，变得可亲可爱了。于是，在一次次混乱的发泄中，我们的坐姿逐渐放松开来，也敢于随声附和、大笑无忌。更具标志性的是，我们摆脱了被动吸烟的阶层，公然与老同志们一同跷起二郎腿、枕着沙发背吞云吐雾，颇有些礼坏乐崩的味道。

我被一种深深的失意纠缠着，日子虽然轻松，却令我焦灼不安。年轻的身体里积聚着太多的热情和活力，竟不知应该奉献给谁。写诗成了排遣苦闷的重要方式，但它显然拯救不了我。夜阑之时，常常扪心自问：是不是命运跟我开了个玩笑？如果当初进了报社，人生此时总该是另一番光景吧？不管怎么样，从“新闻工作者”到“半自由职业者，，的落差是明摆着的，不啻是从社会中坚沦为了另类边缘。抑或艺术人生本就如此？艺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当我热切地迎向它，已然来到了近前，却又咫尺天涯。

我发现自己貌似反叛，根本上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产物。总觉得肩负着使命，总觉得要作精英，因此患得患失，又特别脆弱。一遇挫折，便多愁善感起来。中考如此，高考如此，所幸时间都不长。而此番暮色渐浓，茫茫黑夜似无边际，真不知何时云开月明。

困顿中决意下海一搏，主动对弱点发起挑战。事情源于一位中学好友，荣任一家证券公司的红马夹(股票交易员)。经他屡次洗脑并勉力撮合，以少量资金入大户室操作，从此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股票人生。可能命中本无财运，自1 400点附近入市，没高兴几天，便亲历了股史上至为惨烈的大熊市。那时候还没有实行个股的涨跌封停，在大户室操作又能公然透支，因而账户内的资金多少，其实并无多大意义。要发财，靠的是运气、胆量和消息。当然，这种玩法，更多提供的是顷刻间“爆掉”、再难返身人间的机会。

回想那段冒充大户沉浮股海的日子，虽算不上大起大落，却也九死一生，其间阅尽了各种悲剧与喜剧。大熊市蒸发了我的资金，却留给我宝贵的人生信条。发财的愿望从此于我如浮云，我开始信奉“平常人生就是福”。对自己也似乎有了更深的认识，一句话：“别人有的，我不一定有；别人没的，我肯定没有。”

相信自己是个普通人，对我来说是不容易的，就像挣扎着从一个漫长的梦中醒来，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真相。虽然残酷，却让我踏实，我喜欢这种脚踩大地、接上地气的感觉。

从前只听说金钱是赤裸裸的，不想金钱也让我赤裸了一回，由此掂出了自己的净重，可见股市的厉害。我是一个股市中的失败者，惨痛的经历使我彻底离它而去。但我感谢它令我猛醒，庆幸这人生一课来得及时，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十一

文学部散伙了。没有任何波动，平静得出奇。其实，早在被指令从52号迁出，搬进斜土路的厂本部的那天，谁都明白一切结束了，苟延残喘只是为了给更多人自谋出路以最后的时限。

幸运落在了我们这几个无力自谋出路的年轻人身上。经厂领导研究，我们被安排转入导演室，在即将上马的一批影片中充任场记。也就是说，在进厂差不多三年后，我们终于要去拍电影了，终于有了一个一窥电影制作奥秘的合法身份。我将此视为一个重要的转机，当年选择上影厂，在我的想像中应该是整日忙碌于水银灯下，不想一直游离于圈外，停留在看热闹的层次。好在终于可以进组了，一瞬间那些神秘的摄影棚、录音棚、剪辑房，甚至道具车间、洗印车间都仿佛与我对上了眼。

兴奋很快淹没在了超高强度的工作中。没日没夜地赶戏，生物钟由此紊乱，这些尚在其次。最令我好一阵子尴尬的是，在现场都找不到合适的落脚之地。不是挡着摄影机，就是踩着线，动作慢了遭导演吆喝，快了又被副摄影和演员挤对。一度觉得自己是全组最忙的人，不光每个镜头开拍前要写板、打板，而且在拍摄中得将演员的台词记录完整(可能演员每一遍都有即兴发挥)，拍完后还必须记下胶片的尺数、大致的音效、演员的细节(比如香烟抽到什么部位、穿什么衣服，以便前后接戏)。常常顾此失彼，忙得团团转，却仍不讨好。但我乐在其中，向脑力和体力不断挖潜。不久便看出了一些门道。说来也怪，以前觉得拍摄现场乱哄哄的，现在却显出了秩序。什么活儿什么人干，什么时候必有谁出现，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当然，也找准了场记出没的时机，如鱼得水起来。

有意思的是还初尝表演的滋味，拜导演看得起，在片中演了个颇有戏份的小角色。没想到这段经历日后偶被学生发现，便坏事传千里。每遇电视台播出此片，必会引来一阵奔走相告，然后则是整幢寝室楼被爆笑和倒采的声浪所震撼。

电影由此褪去了神秘的面纱，在我的眼中变得实在起来。场记工作使我对电影制作由前期到后期几乎所有步骤，有了深刻而鲜活的认识，修正了之前对电影的想像和理解。尤其是从自身出发，体认到单一的文学背景对认识电影的局限性。也就是突然发现，一直以来被我所忽视的很多方面(光、色、构图、美术、场面调度等等)，恰恰是构成电影本体的重要部件，是生成银幕意义的关键载体。难怪行内有种说法：场记是导演的摇篮。

如同一扇大门已然开启，令我心旌摇荡于门内的新世界，觉得有太多的空白要去填补，太多的疑问要去思考。适逢其时，母校建立了全市第一所影视学院，老师们向我发出了邀请。思虑再三，决定离开，因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对电影世界的陌生，久以埋没的学习激情正被唤起，我要保住这股激情，我需要一方读书的清静之地。

以后的岁月里，常被人问起为什么离开上影厂，我总比划个出拳的姿势来说事儿。这个比喻虽不新鲜，但很贴合当初的动机。要想获得发力的一击，就必须有曲臂收拳的蓄势。而其时厂里浮躁的氛围，教人总不能安之若素。

十二

重回象牙塔好似走上了一条山阴道，不光景致较向阳处奇绝，且少了摩肩接踵的烦恼，游性自然大增。

90年代中期，高校尚未成为青年才俊的职场热选，嘴上无毛的小老师还较为难得。因而课堂上容易受到欢迎，课堂下则不好意思同老师辈的同仁一争功名利禄，工作的压力遂远不如时下般剧烈。我对这种无欲无求的状态颇为满意，独自在家看片、读书，正是为自己设计 的修炼大法。

当然也常感寂寞。一桩趣事是那个我跟过的导演，一路拍片竟拍到了我住的大楼，走廊上奇遇众多忙碌的兄弟，历历往事不免重上心头。相形之下，尤觉寂寞。许多人不解为什么干得好好的，突然不辞而别，答日：老婆快生了。

老婆真的要生了，算算恰是在摄制组时忙里抽空下的种。我想念着那个未及谋面的亲人，想着他蜷曲在温暖的母腹中一边做梦一边长大。他也是寂寞的，正为破壳而出积攒着力量。我忽然意识到原来寂寞是我栖居的子宫，虽然终有一天会逃离它，却是现阶段的温床，只是不知自己将被孕育多久。从此意义上讲，我也是一颗在摄制组时被埋下的种子。

既然诚心拥抱寂寞，便将看片、读书做成了学问。其时碟市初兴，各种来路的片子林林总总。又赶上系里筹建片库，蒙领导器重拟定片单，便一股脑儿将想看看不到的片名统统罗列一遍。记得开得尤细的是法国新浪潮的片目，我将它定为系统学习的开篇，是想借这个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学派，来打通对西方电影的辨识之径。读书亦由新浪潮切入，从教父巴赞到作为语境的存在主义。萨杜尔的《世界电影史》则成了一只凑手的罗盘，它引导我穿行在浩淼无际的。影片世界中，帮助定位并示我以方向。不久，这本精装大书便被翻烂了。不得已，只能又买来一本，但还是不能幸免。屡次翻烂，似标示着一种成长：从仰视到平视，就像是由倾听变成了争论。我开始对他的一些观点不能苟同，甚至发现了不少错误之处。比如，在对让维果的影片《驳船阿塔朗特号》的评价中，老头儿显然混淆了基本的人物关系，由此对他是否看过影片甚表怀疑。

我愈益沉浸于治学的乐趣之中，渐渐脱离了和俗世周遭的许多瓜葛。生活变得单纯起来，和朋友也绝少往来，最大的娱乐便是一周一次去课堂与学生聊片。醒了便是看片、读书、思考；累了就躺上水床，听着苏州河里机船的马达，任黑白与彩色的影像片断，在迷糊的下意识里闪动、错接。

时间失去了意义，日夜颠倒的作息使我成了家人眼中的怪物，好在迎合了宝宝的生理节奏，保姆遂得以彻夜安眠。我则在学习的间隙，抱着儿子去散步，那条大概是全国民居中最长的走廊，夜夜回响着踱步的足音，夜夜迎候着两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直到今天，我都深刻地怀念着那段在平静中流淌的岁月。毫无功利之心，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恐怕是人生的一大美好。性情也由激昂躁动，转向了温柔敦厚，令不少久别的熟人刮目相看。其实，那段长达七年的日子，也是最为黑暗的时光。“胸无大志”、“玩物丧志”、“一事无成”，是常回荡于耳边的评价。我也曾无数次质疑生活状态，认定自己是“废了”。然而，精神层面的完满感，又令我能淡定一切、潜心向学，在不为人解的孤径上越走越远。后来干脆学会了用自嘲和装傻来抵挡压力，与年少时的争强好胜判若云泥。

十三

1998年夏天，经领导三顾茅庐，答应出任新一级本科班的班导师。

作为当时系里最年轻的教师，我数次逃过了班导师的任务。眼见孩子即将升入幼儿园，曾经用来堵人嘴的理由似乎不能成立了。而根本的原因则是迫于危机感的日渐深重。虽然一直不愿承认，可外界的压力造成的阴影不仅存在，而且始终在持续扩张。它使我对几年来近乎幽闭的生活状态不得不加以俗世的考量。

记得妻子有一句话，大意是你这样活下去，对自己会如何且不说，你的儿子怎么办？当他长大了，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当爹的能给他什么？这句话让我无处躲闪。确实，在这样一个时代，即便精神再完满，如果不能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对他人就可能百无一用。像天下的父亲一样，我也希望能给儿子提供并不逊于别人的条件，甚至让他因我而骄傲。为了世上最爱的人，我决定给自己一个时限。也就是说，再给自己四年的时间，如果事业没有起色，我就离开学院，从此忘记电影，去寻找新的人生。我将之称为“毕业”。之所以答应作班导师，是想将自己设入倒计 时中。守着这拨儿学生，就像凝视着渐近颅顶的刀锋。

一个想法日益强烈起来：我要写一本书，不为出版，只为给自己一个交代。它将是我对电影的一种认识，对人生的一些感悟，对大师的致敬，对文字的迷恋。也许若干年后，它可以替我向儿子证明，他的父亲并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虚掷了最好的光阴。如同我的诗稿、剧本，它也将安静地躺在书房的某个角落里，等待灰尘的覆盖，由此成为又一个曾经的人生梦想。当然，写书的最大动机是为了结束。将几年来的感觉用文字保存下来，就是把它们从脑子里一点一点清空、挪出。免得记忆以重温为名，不分时间、场合随意撩拨，徒生感慨，影响情绪。文字的固化作用，又可防止记忆以时间为借口，发生衰减或肆意篡改。想来颇有点写遗嘱的味道。的确如此，只有将心中所念尽数吐出，才会求得坦然和解脱。那就为了忘却而纪念吧！

整整三年，我沉浸在末日的狂欢之中。停止了一切其他的写作，就此也结束了历时十六年的诗歌创作。写书之余，常常勾画着“毕业”后的日子。自认比较务实的方案，是先谋一份出租车司机的差事，而且专干夜班。像马丁·斯科西斯的《出租汽车司机》中，那个失眠症患者查维斯，一边赚着钱，一边冷眼旁观都市夜色中的丑恶，一边笃悠悠地寻觅更大的发展。

2001年书稿完成，正逢考评工作量，为生计 遂出示以敷衍领导，不想竟被纳入出版计 划。本未抱有奢望，因而并不起劲。暗自思忖：如获出版，不啻是放起爆竹欢送离校。翌年二月，书真的出版了，其时离最后时限还有四个月，心想来得正是时候。握着平生第一本专著，不怎么激动，惟有平静。回家陷入了一场大睡，醒来忽忆起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有此生足矣的感觉。继而想到那些孤独蜗行、苦中作乐的日日夜夜，眼底不觉有些湿润。  ，

我低估了这本书将要带来的改变。不是去作一个司机，也不是接踵而至的一项项荣誉，而是启动了对专业的更大欲望，并且架起了从象牙塔到社会的桥梁。我终于未挪地盘，就找到了俗世的入口，便开始在两种价值系统中穿梭往返，危机遂得以缓解。

回溯生命中那些关键时刻，好像总有一股力量，在我即将搁浅的刹那，把我送回奔腾的主流。我愿意相信是命运的神迹，不忍一个怀揣梦想却又孱弱的生命过早沉沦而施以的援手。但不知，这种幸运会不会再次光临。人生的奥秘，正在于未来的无定；人的天真或可爱，也正在于企图把握无定的未来。

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