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上海大学人思想文苑”丛书中的一本，全书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为理论创新而呐喊的文字；第二部分是继《和谐社会笔记》之后，对和谐社会问题的最新思考；第三部分是近年撰写的杂文随笔，被人称为“思想辣椒”；第四部分是作者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态度，边走边想的成果以及他的学术经历、思想脉络。文章轻松、休闲、贴近百姓生活，是一本不错的社会科学读物。

邓伟志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海内外媒体称为“思想界的男子汉”。当时这位男子汉正处于四十多岁的壮年时期，现在已经奔七旬了。可是他秋竹有节，仍然在春诵夏弦，朝斯夕斯地思呀想呀！本书分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他为理论创新而呐喊的文字；第二部分是他继《和谐社会笔记》之后，对和谐社会问题的最新思考；第三部分是他近年撰写的杂文随笔，被人称为“思想辣椒”；第四部分是他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态度，边走边想的成果以及他的学术经历、思想脉络。

理论创新篇

不创新，毋宁死

论“敢”

书为民所写

为真理而探索，为学术而争鸣

敏感点往往是生长点

理论的源泉问题

也说脱离实际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讨论是创新的前提

——庆贺《广东社会科学》出版100期

改进学风，净化学风

党史研究“十忌”

学会识才

岂有“半夜鸡叫”？ 

社会和谐篇

继承与超越：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谐社会

解读“28个字”

关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要用两条腿走路

“和谐”古今谈

如何建构一个和谐社会

——在浙江省委党校的讲演

“最大的不足”及经济与社会的关系

——在广州南方理论前沿论坛的讲演

和谐社会十五题

——在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的讲演

村长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2005年5月29日在第五届全国村长论坛执委会上的讲话

政协运用社会协商为和谐社会服务

——2005年7月10日在成都论坛上的发言

和谐社会是多元社会

和谐社会是知识社会

和谐社会是公平社会

提高信度

破除迷信：推进政治文明

发展政党文化，提高执政能力

建设“电子政府”之我见

统战工作方法三十条

社会组织是政府的伙伴

人当以爱为本

考评有据指导有方

我这书是哭出来的

穷与富

缩小贫富差距难不难？

要像控制物价那样控制犯罪率

北京世妇会的意义在世妇会以外

要有“第四道德”

何谓现代家庭？

宗教是社会资源，教规是社会规范

再谈“淡化当官心理”

试论两岸十缘

让世界分享上海文化

“德治”的重心在哪里？

说长道短篇

国家兴则杂文兴

对三个习惯语的质疑

调查研究：打假的铁拳头

说“直”

公仆，还是“私仆”？ 

科学家为什么也有搞伪科学的？

有老新闻为证

说弄潮精神

如何争取人心

理性地对待老外撒野事件

培养蔡祖泉的启示

留心一个“威胁词”

回忆录的楷模

小平说“老”

“我们万众一心

昆剧《班昭》的震撼力

谁不说俺家乡好

腿是第二心脏

论鼓掌

文怀沙的“用进废退说”

营养讲平衡

越不怕死越不死

抬杠絮语

谒陈独秀墓

足迹不灭，走向未来

记者要有“三不怕”

为“杂”字叫好！

走近“走近” 

为杨白劳一辩

思前想后篇

与世有争，与人无争

家住小山村

阅读“无字书”

关于抗战的琐忆

白茆纪事

三十年前的婚礼

社联是我的大学

委员眼中的记者

简单是福

愿母校青山不老

坐墩成了发电机

家住里里

杨永直给我一支“冲锋枪”

先睹为快

——回忆在迎接毛选四卷的日子里

重读夏征农同志两篇论民主的文章

生产上赛农民，学术上胜教授

——纪念刘瑞龙同志诞辰95周年

在当评委的日子里

嘉兴的二比一

西施故里再闻虎啸

苏州不能忘记的两个人

瑞金花园与张锡瑗

萧山人的手和脚

萧县：乡间自有大书家

书院正在复兴

和谐在金山

松江：志愿者的热土

曾希圣的人才观

后记

论 “敢”

敢，是知识分子必备的重要素质。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开拓，首先要敢于开拓；传播，首先要敢于传播。不敢开拓，便谈不上开拓者；不敢传播，就不能成其为传播者。

敢，是理论勇气的表现。一位伟人说：“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所向披靡”，源于理论的力量。理论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理论的力量与物质的力量的合力是“敢”的力量源泉。

敢，来自于对科学事业的责任心，来自于对人民的爱、对国家的爱。责任心越强，越勇敢。爱得越深，胆量越大。

敢，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魅力。畏难苟安、畏葸不前的精神状态是没有人瞧得起的，是不会有出息的。胆小如鼠的人很容易被人视为鼠，哪里谈得上人的魅力？“敢为天下先”的人，精神焕发，斗志昂扬，魅力无穷。  

敢，是探索真理的前提。通向真理之路不是上海南京东路的人行道，真理之路布满了荆棘，只有勇于披荆斩棘的人才能取到真经。

谁都知道，人体解剖学是现代医学的基础课，可是，人体解剖学的奠基人维萨里在1538年出版《解剖图谱六种》后，却遭到一批只讲动物解剖的加伦主义者的强烈攻击。思想家布鲁诺因反对罗马教会的腐朽制度，被视为“异端”，于1600年烧死在繁花广场。还有，为伽利略所证实的“地动说”，这在今天已是常识，可是1633年罗马宗教裁判所却判处他终身监禁。直到三百多年以后，1979年10月罗马教皇才宣布过去对他的审判是不公正的——这是历史。现在呢？宗教裁判所没有了，可是，“帽子”公司还有人经营。曾记否？在真理标准讨论时，有人斥之为“砍旗”；在生产目的讨论时，有人下令“停止”讨论；在市场经济讨论时，“姓‘资’还是姓‘社’”。这些都说明在学术上还有艰险，还会有牺牲，还需要勇气。因此，必须继续大声疾呼一个“敢”字。

敢的对立面是“怕”。怕三怕四的人，真理到了手边不敢去抓；即使真理抓到手以后，人家一吼，就会吓得松开手把真理放掉。人身上都长有胆，为什么要怕呢？怕什么呢？对有些啃书本的知识分子来讲，最大的一怕是：怕书。书上讲的，在他们眼里都是经典，都是纲领，生怕触犯了书本上的天条，不敢越雷池一步。传统的知识分子本来是不怕“上，，的，不知怎么后来有些知识分子也怕起“上”来。其实，对书、对上，都应该一分为二，都不能迷信。“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对伟大的秦皇、英明的汉武都敢批评了，还有哪个“上”值得五体投地呢？迷信是枷锁，迷信使人恐惧。因此，陈云同志有针对性地讲：“不唯上，不唯书。”

敢，敢想、敢说、敢写、敢做，决不是说可以胡想、胡说、胡写、胡做。蛮干是有破坏性的。上了年纪的人在1958年都吃过名日“敢想、敢说、敢做”，实为“胡想、胡说、胡做”的苦头。尽管胡想、胡说、胡写、胡做的事比比皆是，但在舆论上很少有人公开鼓吹胡来的。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1958年秋，康生来上海参观上海教育大革命展览会，遇到一位大学校长。这位大学校长是康生几十年前的熟人。多年不见了，彼此说说笑笑。康生赞扬校长工作搞得好。校长自谦说：“我在胡搞。”康生便说：“可以胡搞！可以胡搞！”哪知有家报纸第二天就在第一版中间位置上发了篇小言论，题日：《可以胡搞》。《可以胡搞》实在是胡搞，简直是胡闹！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都是十分有害的。

敢，不仅是不要胡搞，而且是要“严”字当头。做学问一定要有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上面提到过“敢写”，这里就不能不相应地再加一条：严谨的学风。现在有些学风很不严谨。文章充斥老话、套话。把老掉牙的观点说成“创新”。不看人家的全文就批人家。上头说这书“不很好”，他就跟着加码说人家“很不好”。如今论坛上也有浮躁风、炒作风和官本位。严是敢的支柱，有严则有敢。敢于发表和敢于坚持的理论，应该是经过实践严格检验过的理论，经过严格证实过的颠扑不破的理论。敢字当头，严在其中；严字当头，必然勇敢。

有些学人胆量不足，也不能全怪他们自身。在客观上还有一个学术生态环境问题。你左一个“不许”，右一个“不可”，人家能不感到左右为难吗？你对创作横加干涉，竖加干预，人家能不觉得横写不是，竖写也不是吗？宋人苏轼说：“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只要管学术的“喜为异说”，千百万学者就“敢为高论”，并且是敢为高论而不顾你的眼色，不顾你的口径。20世纪50年代，我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读过书。我清楚地记得上海社会科学院曾有一段光荣历史：人人都是神枪手，在全民皆兵时被奖过2万发子弹，并且获高教部表扬。为了争到“人人”，我这个近视眼要比别人多打几百发小口径步枪子弹才能过关。因此，我深知口径太小，射程不远。同样的，学术上的口径太小，其作品也是射程不远，读者不多，寿命不长。就是一些拿大奖的作品，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把作品发给人家，人家也只是“看书看皮，看报看题”。你对他放心，他就会放胆。你在政策上放宽，他写起来就会放手。“下笔如有神”，出新思想；“下笔如有‘绳”’，拼凑套话。可以相信：只要管学术的干部学习邓小平甘当“后勤部长”的精神，真正贯彻“百家争鸣”方针，上下左右都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建设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学术氛围，提高学术自由度，学者就会勇敢地投身于学术事业，全社会的学术气氛就会马上活跃起来。

“人无弘量，但有小谨，不能大立也。”(《管子》)一部中外学术史告诉我们：要想写大著、做大业、成大器，就一定少不了大胆。

学术成就永远属于勇敢的人。

(原载《北京日报》，2003-09-01)P8-10

在集中精力整理书稿的这几天，正值北京、湖南、江西等地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的时候，一则又一则新闻，给我增添了追求理论创新的勇气和力量。我回忆起1984年在我撰写的《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一文发表后，胡耀邦同志给予的鼓励和支持，我不由自主地背诵起20世纪80年代在思想家于光远老人家中摘录的胡耀邦同志的《戏赠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

科学真理真难求，

你添醋来我加油，  

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

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

你骑马来我牵牛，

酸甜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

浊酒一杯信天游。

令人尤为欣慰的是，正当我背诵时，忽然收到了中央党校沈宝祥兄寄我的由中央党校编的《燕京诗刊》(第8期，2005年11月20日出版)，其中发表了胡耀邦同志的《戏赠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这首词。“学术”！“自由”！“学术”需要“自由”。有“学术自由”才有学术繁荣。“任去留”！“去”也，“去”得自由；“留”也，“留”得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学说不怕多，学派不怕多，骑着马固然能在学术领域中驰骋，牵着牛也能在学术论坛上前进。牛，有不畏虎的牛呀！有牛、有马、有羊、有豕、有鸡、有犬，才叫“六畜兴旺”；既有“粮棉油，麻丝茶”，又有“糖菜菸，果药杂”，才堪称“五谷丰熟，社稷安宁”。学术上既有“骑马”派，又有“牵牛”派，那才是“人欢马叫”，那才是“百家争鸣”。

愿我们都能听耀邦同志的教导，在学术上，不仅不带核弹头，而且不带任何杀伤性武器，只有争鸣，平等地争鸣，自由地争鸣，有板有眼地争鸣。以理服人，而不以“力”服人。

走创新之路，兴创新之国。

2005年11月28日夜

现在是凌晨四点，再过几个小时书稿就要交给上大出版社了。“青灯黄卷伴更长，花落银钉午夜香。”此时此刻，我想应该有篇“后记”，于是从温暖的被窝里爬起来，对着寒窗写几句。

我首先要感谢上海大学出版社在动议出版《上海·大学人·思想文苑》时把我忝于其中。我在20世纪70年代，换句话说在“文革”当中，我搞了几年人类起源、意识起源。我深知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有思想，即有高级意识。我也深知人类形成高级意识的历程是何等艰辛！经历了几十亿年啊！人类的全部历史还抵不上意识起源的一个小小零头。人类应该珍惜自己有思想的这一特长、特权才是。通常讲“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有思想。倘若无思想岂不要愧对祖先，岂不是“失灵”了。请问：我们今天的思想状态怎么样？君不见有些人口袋里鼓鼓的，脑袋里瘪瘪的、空空的吗？君不见有些唇红、颊红，处处走红的人，惟独思想苍白吗？当然，不能说这种人一点思想也没有，可那思想是简单的、低级的，有的甚至是丑陋的。

现在遍地是“精英”。殊不知，那些只会替老板(请注意：我指的是广义的老板)动小脑筋、歪脑筋的算不上精英。只有出大思路的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才是时代的精英。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高低，不完全是看其GDP多少，很重要的是要看其思想。人们“言必称希腊”，是因为希腊GDP高吗？不是。“言必称希腊”是言必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句话，是言必称古希腊的思想。提出一个先进的概念、命题、思想，胜过引进一亿资金。我们不能只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在教育、科研领域必须努力克服功利主义，不能“有奶就是娘”。在历史上涌现出过一批又一批伟大思想家的伟大祖国，应该继续多出伟大的思想家。政府应该多为出思想家提供日照和雨水。增强创新意识，完善创新机制，制定成系列的激励创新的政策。

我不是思想家，世人也不可能都成思想家，但我愿做思想家的啦啦队，愿为思想家敲边鼓，所以才愿意鼓足勇气把书稿交出去。由于出版社一再讲要收近年的未收过集子的文章，因此难免显得不系统。本书也收了两三篇未收过集子的旧作，以期增加点思想的连续性，也让读者了解我思想的演化过程。

我还得感谢我的一批博士研究生高红艳、谢名家、卜佳慧、陆春萍和硕士研究生刘津芳、赵婷婷、高礼霞、潘晓琰等。他们认真地帮我搜集、编排、校对书中的文字。还有丁连立、丁曦林、王娅妹、王敏、王瑛、尹文胜、朱慧君、伊人、刘立志、齐林泉、严建平、苏应奎、吴国平、吴振标、张学森、张钟汝、陈贤德、范兵、明浩、季桂保、周智强、胡申生、段钢、施啬生、秦维宪、贾安坤、钱汉东、钱海梅、徐庆群、徐春发、徐牲民、徐海鹰、徐敬君、徐新、高开云、高晓春、郭强、曹正文、曹浩亮、曹海红、彭国华、葛昆元、蒋一兵等同志，他们都对本书中的文章给予直接指导，提出过宝贵意见。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不仅是书出不来，而且连文章也不会问世。他们为我做“嫁衣裳”，他们是我学术上的春风。

写于农历乙酉小雪之后，大雪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