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光映红了东方的天空，黎明的曙光映照着血染的大地，映照着望江岩的片焦土。淡淡的硝烟依然漫散在滩头阵地上，炸烂了吉普车横卧在沙滩上。邵建华一身国民党军装，佩带上校军衔，伏在沙滩上，似乎是睡着了。从他身边冲过去的后续部队，没有人知道他是邵建华，谁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谁也不知道他是开辟雷场道路的人。邵建华为了突击连的安全登岸，弃尸战场，横卧在弹坑中。

　　邵建中看到弟弟穿着我军的新军装，包裹着被烧焦的遗体，他抱起遗体大哭，说：“妈让我找你，十一年妈没有见到人，她不放心。我……怎么和妈说？”

本书是《别哭，这是战争》系列战争小说的第二部，《中国兄弟连》的姊妹篇，反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渡江战役那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场面及当时所发生的政治，军事事件。全书情节扣人心弦，充满激情地刻画了被战争毁灭的兄弟骨肉之情和刻骨铭心的爱情，热情地讴歌了为这一历史性战役的胜利而牺牲的无数有血有肉的我军将士。

　　本书是《别哭，这是战争》系列战争小说的第二部。　　作者以战地记者，宣传干事的身份亲身经历了四年解放战争，有着丰富的战争生活体验，并积累了大量生活的素材。第一部纪实性小说《中国兄弟连》于2005年1月出版，以独特的视角反映了我军基层连队血与火的历程，引起很大反响。　　本书《生死兄弟》以1949年春天我军横渡长江的伟大战役为背景，第一次全面地反映了渡江战役中在东段、中段、西段共一千多公里的战线上发生的复杂、艰巨的战前准备；扣人心弦的地下特工战；前仆后继的登陆战。充满激情地刻画了被战争毁灭的兄弟骨肉之情和刻骨铭心的爱情，热情地讴歌了为这一历史性战役的胜利而牺牲的无数有血有肉的我军将士。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后记

长江北岸，1949年2月的一个黄昏。

一匹棕色的战马在高低起伏的荒滩上奔驰，骑在马上的是我第三野战军某部渡江突击连连长邵建中。邵建中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脸上呈现出野战军战士特有的古铜色，褪色的军装处处透着战火硝烟的熏痕。一排炮弹从南岸呼啸着飞过他的头顶，落在身后的土坡上。爆炸掀起的土块纷纷从空中落下，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只是策马向江堤奔去。经过孟良崮、淮海大战的英雄连长，对敌人这种盲目射击的冷炮不屑一顾。而久经战场的战马似乎与主人心神相通，昂首奔腾，四个铁蹄有节奏地踢踏着被弹片犁松的泥土，自如地躲闪着地上的弹坑和被炸断的树干……

登上江堤，邵建中勒住战马，一眼望去，长江气势磅礴地展现在眼前，波涛汹涌、一泻千里、天连着水、水连着天。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慑得一瞬间呆住了，“好家伙！这哪是江？这简直就是海嘛！”他回过神来，暗暗自语，脑海中堆积了无数问号：这么宽的江怎么过？这仗怎么打？心中升起由于江宽浪高而产生的畏惧。他缓缓地下马，放开缰绳，几步走到江边，凝视东去的江水，江面时而沉默，时而像被激怒了的怪物在咆哮，在怒吼。崎岖的江堤被水浪撞击着，撞击堤岸的巨浪与后浪又相撞，形成了巨大的漩涡。这就是要横渡的长江，它包含着巨大的、无可阻挡的力量。人，在这大自然的宏伟景象前，是多么渺小。邵建中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一动不动地站着，让他的思路回到现实中，一点一点地思考着……

西沉的落日透过云层将一片红色洒向江面，一时映红了江水，也映红了邵建中的身躯，他又一次抬头向南岸望去，那里烟波飘渺，只能看到江北依稀的一条灰线。突然，一个思念闪过心头：他的弟弟邵建华会不会在南岸的敌营中？11年前，邵建华奉命打入敌营至今音信皆无，妈妈让他找弟弟，可他到哪里去找？母亲的托咐一直存在心头，他自己也时刻挂念着手足之情的弟弟……

长江南岸。

一辆美式吉普车驶向岸边，路边是逶迤的铁丝网、密布的地雷区、伪装的水泥碉堡与纵深的炮兵阵地形成火力网。开车的是一位穿着美式军装的国民党中校军官，他就是打入敌后11年的共产党员邵建华，和他哥哥邵建中相比，邵建华同样浓眉大眼，身材魁梧，有着职业军人的英气，只是多了一份沉稳的气质，透着周旋于官场的自信和机智。沿途的哨兵举手向他敬礼，他简单地点头或挥手，一路直奔江堤。

邵建华望着涛涛东去的江水，落日的余晖被江上的波浪摇碎。他有一种大战将临的紧张，同时又感到难以抑制的兴奋。他知道，我野战军主力已进逼到北岸，从九江到江阴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即将展开空前规模的渡江战役。他坚信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是不可阻挡的、必然的历史发展，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他激动的心情如大江汹涌澎湃。

邵建华默默地站在江边，下意识地想起11年前送别他的哥哥邵建中“哥哥在哪？江北的百万大军中能有他吗？我在这里时刻盼着我们部队早日打过来！”

        P6-P8

1949年2月5日，毛泽东电令第四野战军，组织先遣兵团，先行南下华中，夺取信阳、武胜关，4月15日以前夺取花园、孝感地区逼近武汉，牵制白崇禧集团不敢向南京增援，配合二野、三野夺取南京的任务。四野先遣兵团由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率四十军、四十三军23日从天津出发。而在整个渡江战役的东段、中段、西段，东起江阴，西至九江的一千多公里的战线上，我第二、三野战军却经过激烈的战斗，付出了数以万计的战士的伤亡代价，突破了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取得渡江战役的胜利。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诗句是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浪漫表现手法，或是作为领袖从历史的宏观高度的概括。作为身在作战前线的指战员们，面对的却是宽阔、水情复杂的滔滔长江，以及对岸国民党军坚固密集的地堡群，形成的交叉火力网、多层次的铁丝网、地雷区，还有江面上的敌方军舰和头顶上呼啸而过的敌方战机的立体防线。我们的战士是乘坐木制的帆船去拼杀，战士们把自己仅有的东西和遗书交给炊事班长，抱定自我牺牲的精神与敌人拼死一搏。

渡江战役胜利了，百万雄师过了大江，解放战争中直捣蒋家王朝首都南京的惊心动魄的战役以我军全面胜利而告终。而在这场血染江水的战役中，交织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包括我军指战员的英勇无畏，我地下党的斗智斗勇，我高层指挥员的战役决策，国共两党的最后谈判，还有百万群众的支前工作。如今，这辉煌的一页已被历史无形地翻过去了，留给后人的恐怕最多也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的历史记录。

作为当年和百万雄师同时面对滔滔江水的普通一兵，围绕着渡江发生的耳闻目睹的人与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56年后的今天，终于将其化作文字，奉献给读者，更准确地说，是奉献给历史，奉献给那一段“水深火热”的历史。

这部小说的主要素材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见在敌营工作15年的徐远一同志。那是在1956年8月，宣传部长徐韵从军里调到北京工作，我去看望这位老首长。徐部长把我让进客厅后，看到一位50多岁的军人坐在沙发上，徐部长还没有给我们介绍，那位军人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见过面。”

“是的。”我也想起来了：“是在1952年的广州东山招待所，您是徐逸一同志。”他拍拍我的手说：“你的记忆力很好，还记得我。”

“您有特殊‘标志’， 在当时介绍您时，说您是国民党，我还以为您是起义的和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哪知道您是打入凤尾滩要塞的地下党！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在敌营工作的同志，所以记得很牢。”

徐韵对我说：“你和徐处长早就认识了？”

“是的。徐处长，您能抽出点时间，把您在凤尾滩要塞的工作情况给我说说吗？”

徐处长说：“我记得你在1952年就问过我，我粗略地和你谈了谈。当时我是路过广州，时间短，也是我刚回来还在兴奋当中，心也塌实不下来。渡江战役有很多英雄事迹，都是很生动的。我知道的唐建中和唐建华兄弟两个，一个是渡江突击连连长，一个是打入敌营工作的地下党党员，他们的事迹是很曲折很生动。我最近写了一个回忆录你先看看，然后咱们再谈。”

“太好啦！”我问：“在北京的还有要塞地下党的人吗？”

他摇头说：“在北京的没有了。当时的交通员仲琪在上海，炮兵总台长王景德带着炮兵团入朝，在朝鲜牺牲了。其他的人没有联系，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

徐远一给了我一份他写的回忆录，不到四千字的回忆录我看了有十遍，用红笔在上面点画了多处。第一感觉是徐远一同志“怕”，怕在回忆录里表现自己有抢“功”之嫌；怕敌我不分，立场不鲜明，有辱共产党员声誉，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谈出我所需要的“素材”。我根据他的回忆录，提出若干问题，请他一个一个地解答。我和徐远一同志几乎谈了一个上午，有的问题他说得很含糊，在我追问之下，他笑了，说：“你就按着我说的编吧。”

我也笑了：“编不出来呀，编出来的总是有编造的痕迹。”

“得啦，让我想想，咱们明天再说，好不好？”

第二天中午，徐远一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交通员仲琪从上海来了，他问我需要不需要见他，他今天晚上去沈阳。我放下电话就往他家里奔，到他家已经是下午3点多钟了。

仲琪是60几岁的老人了，瘦小的个子，满口的苏北腔调，他热情地和我握着手诡“徐远一都和你谈了，我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们坐下后问他：“您当时是地下党的交通员？”我看他没有直接回答，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地说了句摸棱两可的话：“算什么都行，反正我是为党工作的。”我想可能是当着徐远一不好谈，我说：“徐处长，你给我们找个地方，我和仲琪同志好好谈谈，你就别陪着我们了。”

徐远一理解我的意思：“你们就在这儿谈，我到门诊部去量量血压。”他走后，仲琪说：“我是一个地下党的领导人，传达上级指示、向江北组织汇报都是我。党组织专门给我配备一部电台，这部电台他们谁也不知道，我没有告诉他们，万一出事怎么办？”他为了让我相信，在我的笔记本上画了张图，图的内容是凤尾滩要塞的环境、电台的位置，意思是要说明他的重要性。

我问他：“您用什么方法传达上级指示？”

“看情况，有时我召集他们开会面谈，有时是密写的信。”他习惯地、用他多年养成的那种警惕性，向四外看了看，凑到我的耳边说：“用白矾水写在纸上，他们看时，把密信放在一盆水里，字就显现出来了。”

其实，他对凤尾滩要塞的情况并不了解，对要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也不清楚。1946年，唐建华打入国防部三厅(作战厅)后，先后取得了蒋介石亲批的华东、华北、东北主要战场的作战计划，是经过两个人传递出来的，最后是仲琪交给了林宇部长。关键的关键是从敌人内部拿出作战计划。仲琪同志长期的、反复的、十分危险地屡次深入敌营，传送情报和党的指示，但他承担的是单项任务。

徐远一和我连续谈了两个上午，回答我所提的问题。当我写出提纲后再去找他时，他已经被划为“右派”离开北京了，听说他要求到渡江烈士陵园守墓。我没有条件去找他，他没有给我讲完的“故事”却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

进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又被打成“特务”、“叛徒”，经过七斗八斗，被“群众”专了政。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后，他落实了政策，平了反，改正了错划的“右派”。1977年，他回到北京住进医院。我去看他时，他消瘦得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了，他没有精力和我说话，记忆力也衰退了。在病房里，除了他爱人外还有一男一女在小沙发上坐着，徐远一介绍说“这就是我和你说的，兄弟两个一个是渡江突击连连长，一个是打入敌营工作的地下党党员，他就是渡江时的突击连连长，是打入凤尾滩要塞的唐建华的哥哥唐建中。”

“哎吆，难得和您见面哪！”我握着唐建中的手问：“您住在那里？”

“我在济南，我爱人蓝芝回家去看她母亲，顺路来看看徐远一同志。我们有20多年没见了，那还是我和蓝芝结婚时，他参加我们婚礼时见的面。”

徐远一对我说：“蓝芝是送突击连渡江的船工，他们是在战火中谈的恋爱。让他给你介绍介绍，比我给你说的精彩。”

唐建中憨笑着说：“没啥精彩的，就是打仗呗。”

唐建中给我介绍了他弟弟唐建华是怎么打入敌营的；在渡江战役中，唐建中是前卫团突击连连长，他11年没见他弟弟，只在唐建华秘密过江送情报时，他和弟弟见了一面；他的爱人蓝芝是送他们突击连渡江的船工。他说：“渡江战役前我没有看见过长江，也不知道长江是啥样子，传说得很邪乎。部队刚到江边，我就去看看长江究竟啥样子？”

《生死兄弟》是继《中国兄弟连》之后第二部《别哭，这是战争》系列小说。

对于如何反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渡江战役那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场面及当时所发生的政治，军事事件，一直是我心头挥之不去的创作情结。多年来，我为此积累了丰富的采访记录，查阅了大量有关军史资料，几易其稿，终于成书。

作为一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普通战士，我生命中重要的一段永远笼罩在战火的硝烟中，它和留在我们身上的伤疤，和烈士陵园中的墓碑，和封存在档案馆中的军史，和博物馆中弹痕累累的军旗一起永存。我把再现那一段血染的历史作为一个幸存者的责任，与战友们共勉。

此书由北京旅之友图书销售中心策划和支持，并吴建群同志的辛勤劳动，特此致谢。

      作者

     2005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