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楔先生为文学世家，文学、历史造诣均深，为了科学研究，对北京、南京明代宫殿沿革，考查殆遍。明、清两代北京规划及宫殿园囿保留完整，排比著述，内容翔实，盖以文献史料，叙其原委。在当日著书发表，实能启迪读者热爱祖国之心，非仅为考古之作。

朱楔先生(1907一1968)是我的父亲，能为父亲七十年前的著作重新出版写点文字，我感到非常荣幸，也感到十分惶恐。

父亲这套书，写于1935—1936年间。1931年日寇侵占东三省，复又觊觎华北，再加上1935年6月28日石友三部白坚武叛变，炮轰北平，故都北平危在旦夕。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

那时，一方面，国民党争权夺利，歌舞升平；另一方面，日本侵略战争，一天逼近一天；时局时弛时紧，动荡不安。“一·二八”战役以后，日本又进占热河，华北的局面已岌岌可危。1935年6月28日，我收听无线电广播，听到故都危急的消息，仿佛听到慈母病危的消息一般，引领北望，忧心如焚。我在第二天写下了四首诗：

昨夜风声里，惊传故国危。关山隔万里，摇落我心知。

塞北悲风起，江南音信迟。徘徊河上望，日暮欲何之。

大汉天声绝，黔黎泪暗滋。江河流万古，犹作汉唐思。

又是偏安日，江东避地时。乌衣人寂寞，王谢已难期。

父亲从小长于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担心北京毁于战火，虽然他此时任教于南京，担任着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但出于爱国责任，他开始对北京元代建都以来的城市规划、宫殿苑囿、寺宇陵寝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于1935年夏返回北京，实地测量摄影，历时两月，摄影五百余幅，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并先后出版了《元大都宫殿图考》、《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北京宫阙图说》等书，收入商务印书馆《故都纪念集》。父亲说：“士不能执干戈而捍卫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谋恢复故国，亦当尽其一技之长，以谋保存故都文献于万一，使大汉之天声，长共此文物而长存。”父亲此作，融进了他对北京、对祖国深深的爱，充满了浓浓的家国之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著作又超出了纯学术的层面。

父亲是博学的。他学的专业是财政经济，他是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哲学博士，但因出身书香世家，自小浸淫文史，故而文学、历史、地理诸方面造诣均深，著述也十分丰富，他出版的《金陵古迹图考》、《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辽金燕京城郭宫苑图考》以及后来出版的《郑和》、《江浙海塘建筑史》、《大运河的变迁》等书，直到现在也仍然很有影响。还有，他大量的游记，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

父亲是辛勤的，从1926—1946年仅在《东方杂志》上就发表了102篇文章，一生著作四十余部。父亲是幸福的，他的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父亲又是不幸的，他的最后十年是在无尽的苦难中度过的。1957年，为了保护南京的城墙，为了保护世界第一的南京中华门城堡，与当时主张拆除城墙的当政者意见相悖，他被打成了“右派”，免去了江苏省文化局副局长的职务，派到出版社当编辑。虽说是编辑，也常到农场劳动，种地，割麦，垒猪圈。记得那时母亲曾带我去农场看望过父亲，也记得那时父亲全身浮肿。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使父亲暂时忘却痛苦的就是写作，《大运河的变迁》就是成书于这段时间，但不得以朱楔的名字出版，只好用了他曾用过的笔名——绍华。“文革”来了，父亲更是在劫难逃。抄家，批斗，游街，写检查，被人任意打骂，回家时，脸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他更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理由是当年为什么不到台湾去。写于此，真叫人欲哭无泪。在盛满了人类文化结晶的神圣殿堂——南京图书馆，父亲承受着难以忍受的非文化、非人道的折磨。在隔离审查中，父亲于1968年7月15日夜含冤含恨，愤而辞世。他不仅留下了满身的伤痕和一根断了的肋骨，也留下了愤怒的绝笔：“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父亲的话是对的，事实终于证明了那段历史的错误。人们又重新记起了他，报刊上也不时有回忆或纪念他的文章。感谢那些一直在关心父亲著作出版情况的前辈和同辈，正是他们的关心和呼吁，父亲的书得以陆续再版或重新出版。此次重版，取名《昔日京华》，汇集父亲有关北京宫阙的三种论著。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仍能出版这套纯学术的著作。

吾生也晚，父亲死时我还不满十五岁，未承父亲多少教诲，但“文革”中深受父亲好友们的抬爱，教我读书习字，不致荒废青春，但对父亲的学问，仍未能窥其堂奥。不学如我，诚惶诚恐地写下了这篇前言，不知父亲满意否?

2005年1月于清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