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仅仅是家永三郎的一个人的思想史，更是日本近代史的一个缩影。一个拖着病躯的书生，坚持要在法庭上挑战自己国家的文化价值！长达32年的不泄努力，让众人感受到一位老人的倔强和执着。通读全书，能让读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对中日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以开拓未来的新世界！

日本在战后--二十年，也曾萌发茁壮的民主及和平力量，但这种传统随着一批知识分子去世而日渐消逝。本书将为日本正义及进步的呼声留下纪录。  本书是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的个人自传，也是他的思想史，更是日本近代史的一个缩影。此中文版专为中国人而翻译的，是作者在近90高龄之年的深切愿望--让中国的读者，尤其年轻的一代，透过认识他的一生和他所处的世代，对为中日两国的过去有更多的了解，以开拓未来的新世界。  家永三郎，对文化、历史、哲学、艺术、教育都有的渊博研究，建立了一套家永史学系统，对日本学术及思想界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生长于军人家庭和接受传统日本模式教育的家永三郎，对他的国家越是了解，越是爱恨交织--个人不能制止一场世纪不义之战而深表疚悔之余，决意以校园和法院为阵地，批判日本过去的历史、现在的教育和司法制度，重整日本民族的价值观。由此引发长达32年的教科书诉讼案，期间胜负起落，牵动日本一场空前规模的思想运动。

第一章 我的家庭和幼年时代/1

第二章 我与大正"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13

第三章 对于历史的憧憬--中学时代的回忆/25

第四章 思想上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45

第五章 学生运动被镇压后的大学生活/55

第六章 始于"黑暗谷低时代"的研究生涯/71

第七章 战争结束时的心境/93

第八章 反动逆流的出现和我的社会认识的成长/103

第九章 "教科书诉讼"的背景/121

第十章 "教科书诉讼"与在东京教育大学的斗争/147

附录/167

6．判决的意义与影响

“杉本判决”不仅裁定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制度违背宪法，同时承认国民教育权利，斥退了所谓国家教育权利，判决还首次承认儿童的学习权利，因此它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

在“杉本判决”之后不久，1970年8月，全国联络会召开了第六届总会。总会常任委员的报告着重论述了“杉本判决”的历史意义。

(1)70年代初，正是民主主义与反动政治斗争白热化时期，在司法日趋反动化的形势之下，我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们今后为确立民主主义继续斗争的决心与意志。

(2)判决宣告教育权利为国民所有，极大地制约了教科书审定的行政权，给予了企图利用教科书审定，使教科书内容单一化、反动帝国主义化的自民党政府、文部省的政治意图以沉重的打击。不仅如此，判决还严厉批判了教科书审定、《学习指导要领》非法的统治及约束力，全面否定了今日教育行政现状。

(3)判决在打击自民党政府、文部省反动嚣张气焰的同时，给予了抗议教育的反动化、坚持正义斗争的国民与教师极大的勇气与希望。判决阐明学习知识、追求真理、自我发展是儿童与生俱米的权利，论述了国民今后为实现上述权利的课题，唤起了国民与教师的权利意识与自觉责任感，因而对日本国民的思想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那么，“杉本判决”的意义与教训究竟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首先，对最高法院关于“文部省的统一‘学力考试’判决”(1976年)的影响。

文部省于1961年10月对中学二、三年级学生强制实施统一的“学力考试”。对此，全国各地教职员工会展开了抵抗运动，一些教师因此以“职务妨害罪”被逮捕，更多的教职员工受到了行政处分。为此全国各地发生了“学力考试”诉讼。1976年，最高法院作出了判决(又称为“旭川‘学力考试’判决”)，判决文中仿效了“杉本判决”的精神。例如，判决强调了《宪法》第二十六条中保障“儿童的学习权利’’的条文规定。另外指出：“政党政治权力之下国政方针的决定，受各种政治因素的左右，而教育是关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内部精神文化的熏陶，不应当受党派的政治观念及利害的支配，若在教育领域施加政治影响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请求尽可能抑止、制约国家对教育内容的介入与干涉”，从该判决文可以明显地看出“杉本判决”对最高法院判决的影响。

其次，对教科书编纂及教科书选定的影响。

课堂任课教师切身教育实践的证言，对获得“杉本判决”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以此为契机，任课教师开始积极参加教科书编写工作，另外，开发蕴育于民间教育运动的教科书也出现在讲坛上了。

开动脑筋找窍门，千方百计培养孩子们的科学认识的教科书受到人们青睐。教科书出版工作者实现了公开教科书审定的要求，作为基本权利实行公开审定，出版工会每年召开全国教育研究者大会，发行《教科书报告》会刊，并充实其内容。P.205-206

在过去长达2000年的岁月中，日本一直不断地摄取、学习直接从中国本土或经由朝鲜半岛传来的中国文化。直到19世纪左右为止,中国始终比日本先进，走在日本的前面。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为输入和吸收西洋文明而不遗余力，中国则开始向日本派出留学生。

虽然日本始终热心模仿、学习外国文化，但是经日本孕育、产生出来的文化，无论是与中国还是与西洋都明显不同——具有浓厚的日本色彩。关于其具体内容可参阅1992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拙著《日本文化史》一书。

我出生于20世纪初叶，成长于“大日本帝国”对外侵占台湾、朝鲜、桦太等地区，对内严厉限制本国人民权利的时代。尽管如此，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幼年时代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得以在比较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接受了初等教育。然而不幸的是，作为一名研究者，我的学术研究生涯却不得不始于1931年爆发的侵华战争时期。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和平得以恢复．其后社会仍继续处于动荡不安的状况之中。战争末期及战后初期，人们饥寒交迫、精神颓废。今天，仅从外观上看-人们大幅度地获得了精神自由。在衣食住行方面，也享受着战前根本无法相比的高水准生活。但是，若从“教科书审定”一事来看，我们难道从中不能觉察到自由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保障吗?我每每懊悔，以个人的微薄之力，未能阻止这场不义莽撞的战争，也未能促使战争尽早结束，可以说。我对这场战争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为了不使自己再度懊悔，我遂以法庭为基本阵地，通过广泛地评论社会问题，来阐述和宣传自己的信念。

鉴于日本年轻一代不了解近80年来日本动荡险峻的社会现实，我遂于数年前撰写了此书。没想到竟会有机会被译为中文。我生来是蒲柳之质，诸病缠身，为宿疾所苦：加之险恶的社会环境，我的一生充满了荆棘坎坷，毫无值得炫耀之处。我想，中国的年轻一代大约与日本的年轻人同样，对我的生涯及其时代知之甚少吧。若蒙读者不弃，赐读拙著，则不胜荣幸。最后，谨对翻译本书的石晓军先生、刘燕小姐及田原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家永三郎

1999年3月

这部自传初版于1967年，题名《一个历史学家的足迹——迄“教科书审判”为止》，作为“三省堂新书”之一种，由三省堂出版，全书包括正文、年谱、后记共196页，其后几次重印，作者进行了局部修订。到1977年，作者补写了第十章<教科书诉讼与我在东京教育大学的斗争>，同时将<年谱>扩充至l977年，并新增加了一些图版，删去1967年版的副标题，将书名改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足迹》(新版)，作为“三省堂选书”之一，由该出版社重新出版，全书增至216页。关于其原委及简单经过，家永博士在两个版本的(前言>及<后记>中都有说明，读者可以参考(参见中译本附录)。其后到1997年，日本图书中心将本书收入该出版社推出的大型系列丛书“人间的记录”(收录日本近代以来各界著名人物的自传)，作为该丛书之第三十五卷出版，书名改为《家永三郎——一个历史学家的足迹》，其底本完全依据三省堂1977年版，并将三省堂旧版(1967)的<后记>和新版(1977)的<前言>分别作为附录收于书后，内容未作任何变动，全书共238页。其后，岩波书店在编纂《家永三郎集》时，又将本书收入第十六卷，于今年(1999)3月出版。第十六卷除收有本书之外，还另收有作者多年来陆续写下的十五篇回忆文章，一个长达lll页的<著作日录>以及一个新编的<年谱>。有关本书内容的部分，恢复了三省堂新版的题名《一个历史学家的足迹》，改正了个别错别字，其他则与三省堂新版及日本图书中心版完全一致，并无任何更动。

译者翻译此书所依据的底本为日本图书中心1997年版，同时根据家永博士寄来的勘误表对底本做了订正。在《家永三郎集》第十六卷出版后，又据之进行了校对。考虑到这部自传的下限只写到1977年家永博士从东京教育大学退休为止，为了使读者对家永博士的一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根据前后几个版本所附<年谱>及《家永三郎集》所附<著作目录>，编译了一个<家永三郎大事年表>，同时又从日本声援“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联络会编写的《“家永教科书审判”大全》(民众社1998)一书中选译了<“家永教科书审判”小史>一文，作为附录附于中译本之后(参见附录)。原来还准备将家永博士的著作目录译出，但终因份量太大，只好忍痛割爱，希望通过这篇小文得到一定弥补。

译者的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由田原翻译；第五章、第六章及中文版序言、附录二<“家永教科书诉讼”小史>由刘燕翻译，刘燕同时负责与原作者、原著出版社及中译本出版社之间的联络事宜；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及原著1967年初版后记、1977年增补版前言由石晓军翻译，石晓军还负责编译附录一<家永三郎大事年表>，撰写译后记以及全书统稿。统稿的重点主要放在检查是否忠实原文方面，统稿者参照原著全面校对三人的译稿，纠正了误译和漏译之处，增删了部分译注，并调整全书的体例。由于时间仓促，在文字表述方面，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只适当调整及修改译稿中一些明显费解的部分，不强求文风的统一，故而可能还有一些硬译的痕迹，希望读者予以谅解。另外，家永博士在原著使用的都是日本年号，为了尽可能保持原书风貌，我们仍予以保留，同时夹注了公元年号。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就书中出现的一部分人名、地名及事件等，做了简单的注释。因为原著中没有任何注解，所以文中凡出现的注释均系译者所加，兹不再另作说明。此外，注释中涉及的有些现代人虽已去世，但由于我们没有查到确切的年代，只好采取只记生年，不记卒年的方法，这也请读者理解。译者在翻译中力求做到忠实原文，并尽可能认真校对，限于水平，误译之处想必亦有不少，敬请方家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正。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家永博士以及三省堂大久保德枝女士、岩波书店泽株正始先生和声援“教科书审定诉讼”全国联络会的大山早苗女士的热情关怀，他们在版权问题上给予无私的协助。翻译伊始，已届86岁高龄的家永博士抱病为中译本作序，并来函勉励译者，令我们十分感动。在此我谨代表全体译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1999年6月吉日识于日本大阪千里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