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一名历史专业的博士,对明代的漕运的情况进行了系统入微的分析,内容囊括京杭大运河、管理大运河的行政机构、漕粮运输、宫廷供应品的漕运、征税、商业、旅行和劳役，对于研究明代商业运输、经济发展等均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从1959年起，我就计划撰写明代的漕运。当时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目前在奥克兰大学工作的贺凯教授，从那时起就不断给予我帮助和鼓励。贺凯教授在图森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建议列出一个文献目录，弄清研究方法与目的。他到密歇根后，把他个人收集的有关明代历史资料提供给我利用。对我来说，这些资料非常宝贵。此外，在许多场合，他舍弃了自己非常宝贵的时间，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并给予我有独到见解的评论。因此，我从内心里对贺凯教授要表示深深而诚挚的谢意。

对于在明史研究领域走在前列的许多学者，虽然我同他们的联系并不像同贺凯教授那样频繁，但他们也像贺凯教授一样，对我的研究关怀备至。除了密歇根大学为我组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外，还有一些学者阅读了我论文草稿的全部或一部分，作出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这些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和杨联陧教授、耶鲁大学的约翰·W·霍尔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约翰·梅斯基尔教授，以及明史文献研究项目小组的L．卡里托·古德里奇教授。我要对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尽管他们提出了许多良好建议，论文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当然要由我自己负责；这一情况并不能说明我在最后定稿的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都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1959年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期间，我有机会拜访了外交学院的韩丁教授。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虽然我们俩人在漕运的功能以及中国历史其他问题上看法不同，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个人对他的钦佩。我对他的尊敬具有深深的含义——他很早就在明史研究领域中跋涉，而我，才刚刚涉及，只是一个初入者。

在我论文写作期间，还有许多人帮助了我。这些好心的人包括：吉非尔斯与罗塞蒂有限公司的丹尼尔·J．博恩先生，他不断地鼓励和激励我完成明代漕运的研究；博恩夫人，她阅读了论文全部初稿，提出许多如何改进英语表达的建议；密歇根大学远东图书馆的铃木彦先生，他帮助我安排论文中的日文标题，并将之翻译成拉丁语；安·A．科尔蒙内小姐，她帮我打印了初稿；罗斯玛丽·J．赫里恩夫人，她帮我打印了最后的定稿。我还要感谢如下人员：吉非尔斯与罗塞蒂有限公司的卡尔·A．吉非尔斯先生，他是我现在的雇主，正是由于有了他的帮助和理解，这篇论文才得以完成；霍勒斯·拉克汉蒙研究院的拉尔夫·A．索耶院长和弗里曼·D．米勒院长，他们俩人同意在1959年和1963年设置研究生研究基金，资助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

迄今为止，明朝历史仍然存在许多争议，而且复杂。而一般说来，明代漕运问题涉及明代的许多因素，例如皇帝及大臣的性格和个人风格、政府机构、官场惯例、重大的全国性事件、财政制度、国民经济、流行看法、地理和工艺技术，等等。关于这些问题的原始资料虽然很多，但其中大多数已经被现代学者重新整理和加工过。由于在许多领域中仍然缺乏对此种整理加工的估价，因而在写作这篇论文时，我每时每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匆忙翻阅，快速选择。由于明代漕运是一块尚未被人研究的处女地，而我又是刚刚涉及这一领域，因而论文中所提出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我充分地意识到会出现许多错误，也认识到会忽略许多重要问题，因此，任何使我能注意到某些特定错误的建议或评论，我都十分欢迎。

为了方便阅读，我尽可能把中国度量衡单位换算为西方式的。不过，“两”和“石”除外，因为它们是中国的常用单位，是中国式的“盎司”和“蒲式耳”。

黄仁宇

1964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