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奠定了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中的地位。全书深入地探讨了"五四"时期以后新文学的发展，从胡适、许地山到陈若曦等。作者对作家的功过得失评点客观公允，其理论架构高屋建瓴，其眼光卓见迭出!本书会是你研究新文学的最权威的参考资料！

  《新文学的传统》发展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观点，着重探讨了"五四"以来受过西方新思潮洗礼的现代作家、评论家对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建构，评点"新传统"建设者和继承者的功过得失，高屋建瓴，卓见迭出。  《新文学的传统》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自序……………………………………………………夏志清l

第一辑新的传统……………………………………………l

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3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23

第二辑五四人物…………………………………………4l

五四杂感………………………………………………………43

《胡适杂忆》序…………………………………………………49

胡适博士学位考证……………………………………………71

小论陈衡哲……………………………………………………88

附录：一日(陈衡哲)…………………………………………99

亲情与爱情——漫谈许地山、顾一樵的作品…………………………108

第三辑当代小说…………………………………………135

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137

陈若曦的小说…………………………………………………153

陈若曦的第一篇小说…………………………………………170

正襟危坐读小说………………………………………………175

二报小说奖作品选评…………………………………………194

第四辑师友文章…………………………………………225

克莱娥蒙难……………………………………………………227

黄维梁的第一本书——《中国诗学纵横论》序………………………………236

陈荔荔、马瑞志、余国藩——介绍三种中国名著的译者…………………………244

何怀硕的襟怀——《域外邮稿》序………………………………………250

重会钱钟书纪实………………………………………………259

二 1950年代的胡适

《胡适杂忆》我读来特别有亲切之感，因为书中提到好多50年代身在纽约的中外人士，这些人我来哥大后大半也认识。德刚为德国老教授魏复古(Karl wittge)，日文老讲师角田柳作这两位突出人物画像，一点也没有“渲染”，真可谓呼之欲出。“‘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这一章专介绍德刚“白马文艺社”里的朋友，“新诗老祖宗”反而屈居配角，可能会有读者觉得喧宾夺主，不太合传记文学的体例。但事实上，胡适自己在《四十自述》、《留学日记》二书里也讲起他好多朋友，抄录了他们的诗词酬唱之作。蛰居纽约期间，他既爱参加白马社的集会，德刚把社员一一点将，并选录他们一部分诗作，我认为是应该的。我们也借此体会到这前后两代的留学生处境多么不同。胡适早期一批诗友——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朱经农、陈衡哲——回国后都干了一番事业。他晚年结交的那批文艺小友——唐德刚、周策纵、吴讷孙、周文中、黄伯飞——虽在美国学术界各有建树，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教导美国学生。他们不可能回国大干一番，真可说是国家的损失。白马社里3位新“莎菲”女士，我只认识何灵琰，她是徐志摩的干女儿，在上海时期曾跟钱钟书习写诗词，跟魏莲芳学唱青衣，可惜这几年不常写诗，也难得登台一露身手了。其他两位，心笛仅闻其诗名，不知人在何处；“才气最高”的蔡宝瑜一年前我连她的名字也没有听见过。她短命而死，我读到德刚的记载，也不免为之叹息。

胡适在纽约作寓公期间，爱同年轻朋友来往，真如德刚所说的，年龄相等的朋友间，除了李书华先生外，可同胡适促膝长谈的真的绝无仅有。鲁迅在晚年，虽有文坛盟主之名，喜结交的也只是萧军、萧红这辈比较纯洁的青年。好多年前我在《明报月刊》上看到了张爱玲《忆胡适先生》文，深为感动，想不到张爱玲从小就崇拜胡先生，也想不到胡适这样看重张爱玲。在我想像中，到了50年代中期，胡适早已同当代文学脱了节，也不太关心文学的前途了。1955年11月张爱玲抵达纽约后，曾去拜访过胡先生两次，可惜张不善辞令，为人木讷，谈话并不投机。翌年感恩节，胡适还有意请她到中国馆子吃饭，隔一阵还到一家救世军办的女子宿舍去看她。可是张爱玲跟胡适谈，“确是如对神明”，不知如何逗他开心。二人关系，见面后反而疏远了。

胡适同他的安徽小同乡唐德刚一见如故，倒可说有缘。后来德刚身任胡适“口述历史”的记录员，更是日常见面，无话不谈。本书最大的特色即是凭德刚的回忆和当年自己日记上的记录，给胡先生留了一个最忠实的晚年写照。1951年胡适才60岁，其实不能算老，但德刚所见到的胡先生，显然已开始衰老了。他当然在搞他的“水经注”，也写了一部《丁文江的传记》，且不断关注中国的前途。但比起刚回国的20年(1917一1937)来，纽约那几年，他治学的成绩实在太少了。张爱玲未去美国前，从香港寄他一本《秧歌》，他真的读了，还写了封恳切的回信。同样情形，姜贵从台湾寄他一册《今祷杌传》(即《旋风》)，他也真的读了，也写了很长的回信。胡适识拔张、姜二人，当然是文坛佳话，也证明他读当代小说，确有卓见。但话说回来，对胡适而言，这两位作家都是毫无名望的；他有时间读他们的赠书，表示他手边没有急急要办的正事。普通名学者，自己忙于著作，心有余而力不足，收到的赠书太多，即使想看，也抽不出空来，何况中国当代小说，并非胡适研究的主要对象(胡适晚清小说读得极熟，他文章里绝少提到二三十年代的小说——少数人的短篇例外——很可能连茅盾、老舍、巴金的长篇他都没有碰过)。最使我诧异的，胡先生竟常去哥大图书馆看中文报纸，连“美国两岸所发行和赠阅的《侨报》也看，而且把它们的“副刊”看得很仔细，而这些副刊，德刚说得一点也不错，“实在不值得浪费太多时间的。”目今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特别在编排副刊上用心计，可读的文章、报导、小说实在不少。我平日没有时间全读，又舍不得把那些副刊丢掉，只好把它们保存起来，日积月累，保存着想读而未读的文章实在多不胜言。胡先生有时间批阅纽约、旧金山出版的侨报副刊，比他太太靠打牌消磨岁月，实在好不了多少。

胡适这样“游手好闲”，主要原因可能是那几年他少了一份配合他身份的工作。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格斯德中文藏书部(Gest Libary)“馆长”(curator)之职，那是一份闲差，每年领取几千美金贴补家用而已。他也在美国著名学府作过短期讲学，零星演讲的机会当然更多，但这些都算不上是长期性的工作。“胡适之的确把哥大看成北大；但是哥大并没有把胡适看成胡适啊!”德刚这句沉痛的感慨一点也没有言过其实。50年代，胡适同林语堂先生(辞掉南洋大学校长之职以后)大半时期留在纽约，而且经常来哥大借书，假如哥大有意聘请他们为中日文系教授，他们是一定乐意接受的。但中日文系的主管人哪里会有此度量，胡、林二人来了，那些美国汉学教授岂不相形见绌?所以美国著名学府乐于聘用赵元任、李方桂这等专门人才(语言学比较冷门，吸引的学生较少)，而不敢聘用胡适、林语堂这样的通才。哥大既是他的母校，胡适如能在中日文系开讲中国哲学史、文学史的课程，一定特别卖力，很可能提起精神写出一两本英文著作来。当然他不可能再有时间去看中文侨报了。P.51-54

收集了近作18篇：3篇写于1976年(同年另有4篇已集《人的文学》)，1977年写的五篇，1978年写的6篇，今年写的3篇。这4年中还写了回忆过去、杂谈电影的散文好多篇，与本书所集文章性质不同，一时尚不便结集。今年中文写得少，因为主要忙于编校工作。年初校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台、港版两种不同的清样，足足用掉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刘绍铭主持该书的编译工作，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自己放进去三整月的时间(去年6月上旬先校了三、四章)，实在可说是“责无旁贷”。台版《中国现代小说史》已于9月初问世，本书预期10月也可出版——一季有两本新书发行，自己也不免感到高兴。

本书取名《新文学的传统》，因为所集4辑文字中，倒有3辑(也即是全书七分之六的篇幅)关注到这个题目。近二十年来，我一向兼治中国古今文学，可是“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当年初读“文学革命”时期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文学理论，总觉得他们太偏激，简直有些故意诋毁中国文学的传统。我在《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曾嘲笑陈独秀那篇《文学革命论》，现在想想他当年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确为新文学家指点了一条必走的路径，而他所要打倒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确一直没有给新文学家多少创作的灵感。“文学革命”以来，文学史家耕耘最勤而收获最大的那块园地也即是我国固有的“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胡适简称之为“白话文学”)。因此我可以说“新文学的传统”，不单指现代文学，也包括了属于同一传统的古代文学。大体说来，它是有别于士大夫文学那个传统的传统。中国文学浩如烟海，读不胜读，时至今日，我认为只有读起来“对劲”而仍具感人力量的作家、作品才值得我们重视。一个新传统的建立，反映了社会上种种变革，当然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明清时代就有好多位文学家凭他们自己的创作、批评和文学理论在培植一个新传统；受过西方新思潮洗礼的现代作家、文学研究者当然更自觉自发地在创造“新文学”，在建树中国文化、文学的“新传统”。在第一辑2篇文章——《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里，我反复讨论这个“新传统”所代表的“写实主义”、“人道主义”之精神。下面这段话(录自《小说史》自序)，想来大半专治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们也不会表示异议：假如“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应该一直是人世的，关注人生现实的，富有儒家仁爱精神的，则我们可以说这个传统进入20世纪后才真正发扬光大，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去夏唐德刚嘱我为他的新著《胡适杂忆》写序，我趁此机会重读胡适的著述，对他留学美国时期的生活，特别感兴趣，连带也写了《胡适博士学位考证》、《小论陈衡哲》这两篇。《亲情与爱情——漫谈许地山、顾一樵的作品》这篇是最近写的。好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许地山《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这篇文章介绍给青年读者，但要引起他们的兴趣，就非得把顾一樵那篇《芝兰与茉莉》的小说连带讨论一番不可。第二辑收了一篇《五四杂感》，另外4篇讨论胡、陈、许、顾诸人，他们都是“五四人物”。

第三辑里的5篇都讨论台湾“当代小说”。《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原是刘绍铭主编《台湾短篇小说选：1960—1970》英文本的《导言》，该文简要地讨论了1960年代1l位小说家的作品，主要藉以显示“新文学传统”在台湾所表现的新活力。这11位中，陈若曦在1970年代写的小说特别受人重视。我那篇《陈若曦的小说》讨论了她早期的小说以及《尹县长》里的6篇。《正襟危坐读小说》、《二报小说奖作品选评》二文是我充任《联合报》、《中国时报》小说奖评判员那两年(1977、1978)所写的报告。我平日少有机会不烦其详地分析一篇短篇小说，写那两篇报告时，因为要表示公正，对我喜欢的同不喜欢的得奖作品都作了较长的评析。

第二、三辑里的10篇文章从胡适、陈衡哲写到蒋晓云、李捷金等最年轻的这代小说家，每一篇都或多或少讨论到“新文学”这个传统，也透露了我对“新文化”前途的特别关怀。第四辑所集的5篇则与“新文学的传统”这个主题关系不大。该辑取名“师友文章”，因为5篇讨论的对象都是我自己的师友同他们的著译。我所认识的中西学人之间，当推巴顺(Jacques Barzun)、钱钟书二人学问最为渊博，自当尊称之为“师”，虽然从未听过他们的课，也绝少有机会向他们当面请教。在《重会钱钟书纪实》里，我至少讲起了他即将出版的巨著《管锥编》，但在《克莱娥蒙难》文里，我只介绍了巴顺的一本小型著作，根本无从讨论他学问、思想的全面。马瑞志(Richard Mather-)踏实为学，为《世说新语》详作注笺，并加以翻译，实在是西方汉学家间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位。陈荔荔、余国藩、何怀硕、黄维棵，年龄在三十、四十之间，都各有卓越的成就，称得上是我的“畏友”。我为怀硕、维棵的近作写序，写篇报导介绍荔荔、国藩的译作，自己不认为说了什么浮夸捧场的话。

《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种合评》在《现代文学》复刊第一期(1977年7月)上刊出后，我看到了3篇反应：司马长风《答复夏志清的批评》(《现代文学》复刊第二期)，尹雪曼《(“中华民国”文艺史)的缺失与增订》(《中国时报》1977年11月18日)，刘心皇《关于(“中华民国”文艺史)》(《中国时报》1978年1月10日)。尹先生乐于接受批评，他的学者风度值得钦佩；刘心皇为我提供了两位作家——王以仁、师陀——的传记资料，更令我感激。司马长风则有意同我笔战，反使我保持了缄默。后来在《书评书目》六十期(1978年4月)上看到黄里仁《略评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这篇严正的书评，更觉得没有答复司马先生的必要了。我同黄先生同样希望司马先生“尽量严肃谨慎”写他的《新文学史》下卷。

《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中译文原刊香港《明报月刊》第十二卷第六期，后录入张恒豪编《火狱的自焚——七等生小说论评》(远仁出版社，1977)，我得向译者周兆祥先生道声谢。本书其他16篇曾刊登于《中国时报》、《联合报》、《传记文学》、《现代文学》、《中国人》、《明报月刊》，我得向各报副刊、杂志的编辑特别表示谢忱。有几篇也曾在香港《明报》上当作《星期专论》部分转载过，我也得谢谢丁望先生摘录我文章的厚意。

17篇文章倒有8篇曾在《中国时报》上登过，我这本集子按理应归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人间副刊》主编高信疆兄3年前就有意为我出本集子，我到今天才能交货，只好在序文末了对他的耐心和鼓励表示感谢。假如不常在隔洋电话上听到他的敦促，我至今还不会抽出空来整理这本集子。

纽约 1979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