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一生唯谨慎，大事小事不糊涂，他守身如玉，刚正不阿，最瞧不起那种利用他的名胜招摇撞骗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善良、开放和谦虚。本书由钱钟书的好友陈子谦先生编纂而成，论述了钱先生光明坦荡的一生和卓越的成就。

1  钱钟书其人其学(代序)

卷一 钱钟书文学情境赏析

3  论《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

15 《围城》与它的作者之谜——读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

22 “企慕情境”与“农山心境”

38  论比喻是文学语言的根本

61 《谈艺录·序》笺释

卷二 钱钟书批评方法探析

77  简论《管锥编》

84  《谈艺录·序》与“打通”说

91  “以象拟象”与《锦瑟》诗——并论中国古代文评兼创作的一种风气和传统

107 钱钟书文艺批评的哲学基础  

135 钱钟书文艺批评中的“一与不一”哲学

162 钱钟书文艺批评中的名实论  

184 钱钟书“以实涵虚”的文艺批评

卷三 钱钟书人文精神解析

205 钱钟书谈钱

209 钱钟书论读书治学

2l9 钱钟书论文品与人品

238 论“钱学”品格

26l “钱学”卮言

267 有感于另一种“钱学”

273 钱钟书和他的读者

278 天赋通儒自圣狂——正确理解钱钟书

286 斯人去后世界空——再谈正确理解钱钟书

295 附言：我与“我们仨”

304 备忘：钱钟书生平年表

306 钱钟书主要著作

308 跋

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不少评论家已经评论过了，关于它的主题，见仁见智，各有所据，但说到点子上的不多。电视连续剧《围城》播出以后，刊头报端，也是论者纷纷，却也少有直指心源之见。还有人对杨绛的片头题词提出质疑，认为它未能切中主题或不能完全概括《围城》的思想内容；这是不了解《围城》的用意所在， 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方鸿渐形象塑造的真实内涵所造成的迷惑。

杨绛是最了解钱钟书的，也最了解《围城》的主题和方鸿渐形象最深层的思想 意蕴。她给《围城》电视剧的片头题词说：“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里的关键是“人生的愿望”五 个字。正是这“人生的愿望”，才构成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围城心境”的那样一种悲 剧心理：城外的人急切地盼望，以求达到“企慕的圆满”①；城内的人则是“到得蓬莱， 又值蓬莱浅”④，由希望而失望、怨望，又从而别有想望。因此，杨绛的题词，可以说 是准确地表达了钱钟书的“悲剧之悲剧”的美学思想。

“悲剧之悲剧”原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来的一个美学概念。要了 解《围城》的主题隐喻，我们还得从王国维师承叔本华的哲学说起。人们知道，王氏 是叔本华哲学的积极追随者，尤信叔本华“愿欲说”。他和叔本华一样，认为快乐是P3从欲望中产生的，人之所以有欲望，乃因为生活有欠缺，有欠缺就有追求，求而有得 则欲望满足而生快乐，但这种快乐十分短暂，马上又会怏怏不乐，惘惘不甘，于是痛 苦、厌怠、妄想随即而生。艺术就是表现这人生痛苦的，用叔本华的话来说，“那是 一种朦胧的追慕和苦难”①。在王国维看来，生活、欲望和痛苦，三者可以画等号。 他说：“生活之本质为何?‘欲’而已矣。……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十百，一欲 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 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且快 乐之后，且感苦痛也弥深。……然则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 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④因此，王国维强调，只有在 “超然于利害之外”的“美术”(艺术)中，才能在审美静观里求得痛苦的解脱。而解 脱分两种：一种是他律的，如《桃花扇》；一种是自律的，如《红楼梦》。但前者不是真 解脱，后者因为大悖于国人人世的、盲目乐天的精神，才是真解脱，所以是“彻头彻 尾之悲剧”。他又根据叔本华的意见，将悲剧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极恶之人造成 的；第二类是由于盲目屈从于命运造成的；第三类，则因为剧中人物所处的地位和 关系，被逼得不能不如此结局收场。《红楼梦》就属于第三类。但《红楼梦》所描写 的“不过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并无蛇蝎一般的人物，也无非常的变故行于其 问，却最终“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离”。王国维由此得出结论说：“《红楼梦》者，可 谓悲剧之悲剧也。”③P4

钱钟书其人其学，用《世说新语·德行》林宗赞语来说，可谓“叔度汪汪如万顷之跛，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钱钟书能造就其深广大器，是由 于他的学殖之厚，修“学德”而成“至德”。

一西方人士曾说，世界上的真学者不多。而钱钟书无疑是为数不多的真学者之一，“钱学”也是毫无愧色的真学问。这个“真”，是“会性通神”之“真”，这个“学”， 是叫你“神超形越”之“学”。所以我说，这是一种风格，也是一种境界，是学养和人 生阅历熔铸而成的超越之境，用钱钟书自己的话说，即“有我无我，在我非我”，而 “无我乃是有我，非我而是真我”：“其求学之先，不著成见，则破我矣；治学之际，摄 心专揖，则忘我矣”；“及夫求治有得，合人心之同然，发物理之必然；虽由我见，而非 徒己见，虽由我获，而非可自私。放诸四海，俟诸百世”①。求道为学，致知造艺，必 致于此，才可以说已臻于灵境、化境、神境，才可以说“惟道集虚”，“惟美斯静”。这 种境界，几乎不可方物，不可言传，但不是“空空”之境、“无无”之象。“惟实故虚”， 有迹可求；“会性通神”，感悟可得。

古人常说：“德者，得也。”钱钟书正是“得性”为德。他认为，古人言“德”有两 含义：一指行为之美善，其要在乎修身缮性，故行前或三思，为后或三省，可以“种 德”、“进德”、“积德”、“不失德”。一指性灵之固特，“不见异而思迁，不力疲而生怠，是为性；性者，自然而非自由，行素而非专己”①。

以此来看钱钟书之德，可谓“得性”之德。他不违其性，不背其行，心无旁骛，专注凝神，洁身行己，始终如一。钱钟书对于常人所谓命运，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他 看来，“知天命”也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无怨尤之平心安‘命，”，一种是“无作 为之委心任‘命”’。“无怨尤”，故能平心息躁，穷达如一；“无作为”，故必俯仰随人， 进退失据。钱钟书能够成就其深广大器，具有那种“惟实故虚”、“会性通神”的境界 和风格，是固守自己德性、平心安“命”的结果。

我们知道，钱钟书的三部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都成书在非常年代，如果没有“不计利钝，故不易操守，不为趋避”的品德，是断然无所作 为、无此成就的。

写《谈艺录》时，正值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他在湖南蓝田师院执教之余，完成书稿的一半，因返沪养病而中断。不久上海沦陷，钱钟书“侍亲率眷，兵隙偷生”，处 在一种“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境况之中，但他“销愁舒愤，述往思来”②，以发愤著 书的精神写完全书。那时他才三十来岁。该书付梓之前就在同辈好友中争相传 阅，众人对钱钟书深厚的学问功底和精辟的见解无不叹服。钱钟书十六岁时就读 完《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虽然他自己说“绝少解会，而乔 作娱赏”⑧，但这无疑已开启了《谈艺录》乃至以后的学术巨著《管锥编》的智慧之门。 钱钟书本专习西方语文，但在大学期间，他不弃“宿好”，立下“亲炙古人，不由师授，， 的雄心，选择有名家笺释的集部书，包括天社二注，以注释和原文对照，他发现二者 “若听讼之两造然”，又检索所引书籍以验证是非。④

在深研力索中，钱钟书有两个最大的收获，使他以后的学术生涯受益无穷。一是“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⑤。这方面的成绩一是突出地表 现在《谈艺录》和《管锥编》的行文中，每读二书，使人感到那些美词丽藻炫目，骈语属对工切，运典比事熨帖，完全是一种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的境界。它们几乎做到 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而又是彼“花”此“蜜”，化入化出。二是“渐悟宗派判 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①。钱钟书 “悟”出这个道理，或者说他发现这一规律，是在“横扫清华图书馆”以后，那时他才 二十多岁。留学英、法期间，虽“旧业”渐抛，但钱钟书眼界大开，更进一步明确了 “诗眼文心”之“莫逆冥契”，东海西海同然。在文学领域乃至整个文史哲领域，这一 发现不亚于诸多重大的自然科学之发明。正是这一发现，使钱钟书的治学原则和 方法超过几乎所有的前人和同辈，使我们几至于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叹。可 惜这一发现的重大价值尚未被大多数人领悟。一般言钱学者也只知他有“打通”之 说，或者因其天南海北，无所不知，而将此发现归功于他精通数门外语，却不知他求 诗心文心之可同，是他“渐悟”的结果。从欧陆回国以后，他并未改变自己的治学原 则和方法，而是将刘勰所说“擘肌分理”和严羽所说“取心析骨”悬为鹄的。当他获 读冒疚斋先生《后山诗天社注补笺》以后，他虽然对其中的“网罗掌故，大裨征文考 献”表示钦佩，但不想效法，而“孤往冥行”，蹊径独辟，别取山谷诗天社注而逐处订 补。②如果将《谈艺录》和《管锥编》论山谷诗合观，则仅此一家，文学史就得重写!其 中关捩，必有能言之者，此处不论。我只想指出，在抗战的大后方，多少人在浑浑噩 噩、醉生梦死的时候，钱钟书作为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不依傍前人，不追随同侪， 师心自通，独成一家，写出《谈艺录》这样的“擘肌分理”、“取心析骨”的著作来，需要 怎样的毅力和品德，可想而知。

就天性而言，钱钟书的兴趣本在创作一途，写《谈艺录》时有停辍，即他所说“多好无恒”⑧所致。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和《谈艺 录》差不多是同时或相前后的作品，长篇小说《围城》则作于抗战结束前后，离《谈艺 录》的脱稿也只有三四年时间。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那些 渊博的知识，那种轻松的调侃、奚落、幽默和讽刺，无不是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又无不是钱钟书学问精深的表现。它们构成一种贯穿钱钟书生平履历，也贯穿钱钟 书文艺创作和学术著作的风格和品格。只是越到后来，这风格和品格越变得浩瀚 深沉，结晶为《管锥编》那种以剖析传统文化心理和拓展美学情境为主的巨著。  解放以后，由于各方面情况的变化，钱钟书除偶然写写诗以外，不再从事创作。《宋诗选注》的问世又是一个特殊年代的产物，所谓“缚律之所必为”①，《宋诗选注》 之“选”也许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叶燮《原诗·内篇》下说：“夫人以著作自命，将 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议论是非，聋瞀于中心，而 随世人之影响而附会之，终日以其言语笔墨为人使令驱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 为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骄，而愚益甚焉!原其患始于无识，不能取舍故也。”钱钟书 素来只眼独具，心识无误，不聋不瞀，不愚不妄，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以其特有的胆 识，敢于“进退古人，次第前哲”，如《谈艺录》之所为。何以独《宋诗选注》定下“六 选”、“六不选”④的标准，而又不能尽如己意之取舍呢?这不能不使人想起那个严峻 的学术环境。

在经历了时代巨变的1988年，钱钟书在《模糊的铜镜》一文里，对此作了深刻的反省。他说：“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只能作 为那时期的一种文献了。……就像圣保罗的名言所谓：‘镜子里看到的形象是昏暗 的’④，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示我个人 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味朦咙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 表现。”④可贵的是，某种处境的艰难困顿并没有泯灭钱钟书的学术个性，正如他所 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 微别出心裁。”他所谓“识时务守规矩”，就是把他认为不必选的诗选了进去，认为可以选的诗没有选进去。这正是“缚律之所必为”，而非“得性”之所愿为。他所谓“自 作聪明”、“别出心裁”，就是《选注》中的“注”表现了钱钟书一贯的风格和学识，为传 统“选学”别开生面，不甘附会而力破陈言。这就造成了在“选”和“注”之间的所谓 “半间不架”①的局面。这种矛盾状况的产生，正说明了一种不正常的气候对于正常 的学术思想的窒息，使学术研究不能“必具只眼而后泰然有自居之地”。

然而难得的是，钱钟书将《宋诗选注》“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③来对镜自照的时候，不涂抹，不粉饰， 不怨天尤人，坦率到对《选注》在1958年出版后受到的公开批判只是轻描淡写地交 代一笔，而对自己却并不宽宥：“我个人学术上的缺陷和褊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都 不能归咎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我就不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了。’’③这里 丝毫不存在个人恩怨，只有最后一句话也许稍有旁涉，但又是何等深刻的指谓!过 去和今后都曾经有并还会有人“利用这个惯例的方便借口”。钱钟书在《谈艺录》里 论黄山谷《奉和文潜赠无咎》第二首的“张侯真理窟，坚壁勿与战”时，说过这样的 话：“世故颈洞，人生艰窘，拂意失志，当息躁忍事，毋矜气好胜；日久论定，是非自 分。”④这完全可以看作他的自白。钱钟书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为数不多的人，更是 为数不多的不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人。

和《谈艺录》、《宋诗选注》相比，《管锥编》的写作环境要严峻险恶得多了。“十年浩劫”带给中华民族的灾难如今虽然已被人们不屑提起，“集体健忘”也节省了许 多心力，但至今使人深思的是，在万马齐喑的时候，却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 文化毁灭的年代，却树立起一座文化丰碑。人们习惯于劫后去寻“人性复归”、“人 的价值”，也习惯于事后去谈“十年空白”、“独立思考”，特别是大言炎炎而侈谈所谓 传统文化的时候，他们对于《管锥编》及其作者的价值却是熟视无睹的。历史在他 们那里常是魔鬼和美女的交替，有时面目可憎，有时则新艳可喜。正如钱钟书在《模糊的铜镜》里所说：“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 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过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 去，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钱钟书却与此相反，不 作历史改扮，也不搞“文史创见”，只选择十部典籍，按照历史本来的和应有的面貌 进行辨析，从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中去发掘文化心理。他也有“反思”，但他是在现 实和历史的相似处展开自己的思路，并且常常是“逆溯寻常思路”的。

《管锥编》和《谈艺录》一样，虽考论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在那个严酷的年代，忧国忧民、感时伤世之情，时时溢于言表。我曾经说过：“写在十年浩劫中的《管 锥编》，以它的独立思考、深广忧愤和学术良心，几乎无微不至地反思了历史、社会 和人生，‘权威都被打垮了，现在只有理性是人类唯一的明灯，在这人生阴暗的迷途 中人的良心便是他唯一的手杖。人现在单独地面对着他的造物主，并向他唱出自 己的歌。’(海涅)”①“《管锥编》又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大书，它已经不是‘写在人生边 上’，而是写在人生深处。……作者常常以人生观照艺术，以艺术解剖人生。钱先 生笔下无秘密，他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挑破了一切人生之谜。……他用 ‘真善美’的宝鉴照射了一切，虚实诚伪，是非曲直，历历在目，犹如‘铸鼎以象，燃犀 以照’。悲剧和喜剧，正剧和闹剧，其含义皆可在《管锥编》里找到注释。它注释了 人生，注释了历史，注释了社会，毋庸讳言，也注释了‘十年动乱’。”④前人说“半部 《论语》治天下”，而我要说：一部《管锥编》可以看天下，正人心。

钱钟书在历史的沉默处发言，在历史的喧嚣处沉思，拄着他“唯一的手杖”，以理智的明灯照路，孤往冥搜，上下求索。无论鉴古以明今，还是察今以知古，事实是 他唯一的依据，人格是他唯一的追求，真理是他唯一的归宿。“巧宦曲学，媚世苟 合，事不究是非，从之若流，言无论当否，应之如响，阿旨取容，希风承窍，此董仲舒 所斥‘随世而轮转”’⑧者，都与钱学品格冰炭难容。钱钟书在“文革”劫火中针对董仲舒《士不遇赋》“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所说的这番话，显然已不止是 就学术而谈学术。学术在他那里，已是德行的修养，人格的升华。如果一定要说 “文如其人”，那么钱钟书的三部学术著作和他的创作，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启 示：“如此生涯，亦即如此文词。”

综观钱钟书几个历史阶段的为学、为文与为人，我们可以看出，不论顺境还是逆境，他决不走俗道，投热机，而是“能量守恒”，德性一贯。这是钱钟书治学为人和 “治心之道”①的一种标志。

我一向认为，钱钟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掘．对中西文化的融通和各门学科的打通，特别是他作为大学问家的广博和睿智，在20世纪的中国是没有多少人能够与之比肩的。学习和研究钱钟书，首先应该了解钱钟书到底贡献了什么，他的独特之处，他的学术成就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意义，而不要在“学问之外”别作文章。

钱钟书和所有的人一蝉，也有自己的短处，他自己鞋说过他在学术上存在着某种“褊狭”。我可以大胆地说，钱钟书在他的晚年。尤其是在他名声曰高的时候，也不免有时发生被“遮蔽”的现象。这里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槐聚诗存》序言的最后部分有这样的话：“余笑谓：他年必有搜拾弃余，矜诩创获，且凿空索引，发为宏文， 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亦不无小补云尔。”钱先生一贯反对发掘‘‘文墓”，不愿以少 作示人，这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但因此而“刻薄”到预先阻止对他的诗歌作全面的研 究，这不能不说是“蔽”于自见的“褊狭”。

然而不管我们有怎样主观的感受。也不管你喜不喜欢他深挚冷峻的风格，钱钟书和他的著作是不可逾越的存在。钱先生去世以后。他的12册《宋诗记事补正》已出版，当他的几十巨册《容安馆札记》和《钱钟书日记》出版以后，我们定会吃惊不小，更加刮目相看的。

钱钟书的意义，已经到了亟待凸显出来的时候。对于当今的世风、文风和学风，钱钟书的为人为学是最好的药石。要治疗搔首弄姿、浅薄低俗、空疏肤廓的世风、文风、学风，没有一批钱钟书式的学者和文人出来，是难以想象的。就好比唐代的碑志，只有到了韩愈、柳宗元这样的大家出来以后，才可以一扫它沉闷的谀墓之风，尽管他们也没能尽除习染。又好比“杂文时代”，如果没有鲁迅的讽刺，那么很 可能就只有别一种幽默。‘‘多样化’’之后，“假太空”本不该再有市场，而学术却还是 在它们的缝隙中爬行。“道术’’为天下裂也许是必然之势，但庄子所叹仍有可深思 的地方。

当今的才士和论家，真可谓“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愚钝如我，十分惭愧。这本论著里的文字，只算我在攀登“钱学”这座宝山时留下的一些深浅不一的脚印。如果把钱钟书的渊博比喻成大海，那我是很佩服那些碧海捕鲸手的，本也想“ 赤手长蛇试捕看”，但结果却只捞到了一些虾米。不过我的写作是认真的，严肃 的文章的风格也是我自己的风格。不应景，不随风，不投世俗之所好，更没有把一 度的“显学，，变成‘‘俗学’’的冲动和行动。书中有时也不免有飞扬的意气甚至火气， 这是因为人总在一定的风气中写作，或迁就那种风气，或反对那种风气，不能不反 映在文章里。这也是钱先生的看法。全书分成三卷，每卷加了小标题，那是我的责 任编辑的提议。-y_卷在文体上不尽相同，但总的风格一致，是“一气贯注”的。我相． 信曹丕的理论：“文以气为主。”

我自愧没能‘‘在钱钟书之上’’增添点什么。但我自信没有曲解 钱钟书。钱先生曾阅读过这本论著中的部分篇章，并给予过拂拭和肯定，可惜他不能读到它的全部了。今年是钱钟书、郑朝宗先生逝世六周年，这本书的付梓也就多了一层纪念的意义。

最后，我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感谢《大家》主编李巍兄，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帮助，这样一本学术著作是难以问世的。我也想借此机会，对约我撰写《钱钟书传》的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奉上我诚挚的谢意，由于身体和其他的原因，我没有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在此深表歉意。

陈子谦

2004年10月记于成都百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