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在深邃的时空背景上展示人物命运的长篇小说。本书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细腻传神的笔触，生动描述了各色人等心灵历程，创造出了耐人寻味的当代社会生活的"第二种现实"。本书文笔流畅，构思精巧，意象深刻，具有很高的文学品位，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长篇小说佳作。

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村青年金超到北京上大学，之后投入社会，开始了他的人生之旅。复杂的现实使人生成为一杯带有鲜艳色泽的苦酒--在别人看来他在饮啜成功，而他自己则深知其中的滋味：爱情和婚姻充满了波折，在奋斗中备受得与失的煎熬……最后虽然以权势者身份回到故乡，开始的却已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生。社会终于按照它的尺度重新塑造了一个人。这种塑造对于一个鲜活的生命意味着什么?是毁灭还是新生?究竟什么人参与了对这个人的重新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吴运韬、苏北以及所有作用其间的人都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们经历了哪些耐人寻味的事件?

序言：难以化解的灼痛 陈忠实

第一章你从哪里来

第二章跳舞的人

第三章刚栽下的树有多大荫凉?

第四章岁月之尘

第五章天道者无常

第六章有欢乐必定有忧愁

第七章正义在飘摇

第八章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第九章最后的推动

第十章一种选择，一种结果

第十一章迷乱

第十二章胜利者的胜利

第十三章永恒的法则

第十四章冬天无雪，夏天必定多雨

第十五章是结束，也是开始

后 记

十年以后，在一次由他做东的同学聚会上，东方文化出版中心常务副主任金超优雅地喝了一口高脚酒杯里的法国干邑白兰地，嘲笑说：

"陆明……是……是个尿，他要是没有那个当官的老子，他……就是个尿!"

已经成为他妻子的纪小佩和几个研究生同学到甘肃考察去了，没有在场，金超说话没有了顾忌。

当时没有人知道陆明在哪里，在做什么，金超只听说他在搞什么公司。金超以为陆明不过是千千万万下海做生意的人中的一个，而在这些人中，真正的成功者凤毛麟角，他暂时还不知道陆明是不是真正的成功者。

他后来才从苗丽那里知道他嘲笑过的这个"尿"已经成了赫赫有名的坂神国际贸易总公司总裁，手下有几千万元的资产。

在那次同学聚会上，他嘲笑的并不是陆明本人，他试图向同学证明，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世界上，权力并不是一切成功者的基础。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的儿子，怎样在完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取得了成功--他第一次详细说到他的家乡，说到金家凹村村长金秋明的耀武扬威，说到他那瑟缩在权力皮鞭下的家庭，说到就连住在金家凹村头破窑里那个从四川流浪来的老光棍刘拐子都敢朝父亲吐唾沫……越是这样说越能够说明金超成功的价值。他嘲笑的是那些依仗权势的成功者，嘲笑的是有权有势也不能成功的人。P8

化解的灼痛--读陈行之新作《危险的移动》陈忠实

习惯上被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陕西涌现出一批颇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那时候属于中国社会(也包括文学在内)的破禁解冻时期，文坛和整个社会一样呈现着新思维的巨大活力，这些高涨着诗性激情的青年作家初出茅庐，创造欲望表现欲望求索欲望都十分强烈。每有集会，这些来自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岭山区和汉中盆地的作家聚到一起，用陕西三大地理板块差异很大的语气和发音，竞相对刚刚出现的新文学流派坦率发言，或者向大家介绍自己刚刚读过的某部翻译小说的新鲜感觉。无论那些地域方言的发音如何大相径庭，有一个字的发音却是一致的。就是把"我"字发出类似"俄"的声音。北至长城毛鸟素大沙漠，南到秦岭巴山的汉水坝子，以及被称作帝王之都的渭河平原，竟然以"我"字完全相同的发音标志出一条共有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群用"俄--俄--"的发音慷慨激昂或沉稳睿智或俏皮尖刻地表述各自见解的青年作家中间，出现一个操最标准京腔的人，反而让众人感到陌生，感到有点儿不大协调。这个用京腔说话的人就是陈行之。

尽管陕西籍青年作家走出潼关，走到南方东方东部西部，常常会因"我--俄"的奇怪发音引起好奇者的模仿和善意的嘲弄。然而，在陕西境内的聚会里，陈行之纯熟顺溜的京腔却成为不合时宜不合地宜的弱势音响。有玩笑说，一窝土蚂蚱把一只洋蚂蚱箍住了。

其实，这只洋蚂蚱和这窝土蚂蚱早已融会贯通为一体，他甚至已经与其中的一些人成为莫逆之交。

陈行之在这一茬刚刚冒出的青年作家群里，属于更年轻的一位。他获得大家的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创作实力，确切点儿说，是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他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小路》在颇有文学资历的《延河》发表，曾经引起这个青年作家群体的热烈反响，后来， 《小说选刊》又隆重推荐给了全国的读者。素来只发表短篇小说的《延河》破例分两期发表《小路》，也获得了作家们的敬重，被赞誉为既有文学眼光识得好货又有博大胸襟不惜破格推出新人佳作的伯乐。

陈行之这一时期的创作属于青春激情诗性的喷发期，单是中篇小说就接连发表了十一部，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他是那种才思敏捷并且高产的青年作家。这批作品从题材上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

前两类为知青题材和陕北题材，这两类题材有明显的差异，也有无法剥剔的筋脉拉连。陈行之从北京到陕北插队时，尚属从少年到青年过渡的那个稚嫩而微妙的生命区段，突然从首都北京踏进荒原秃山连绵不尽的黄土高原，从窗明几净的北京学堂进入用麻纸糊着窗格的昏暗的土窑，嚼咽土豆和苞谷小米，从事砍柴放羊抡镢挥锨的纯体力劳动，生活带给他的那种复杂感受，肯定要比落生在土窑火炕上的当地作家更强烈更敏锐，会获得更独到的生活视角。他写与他一同走进陕北的洋蚂蚱们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里心灵和精神所经受的炼狱般的洗礼，也写他们看到感受到的男女土蚂蚱们的生存形态，写他们对明天的期待，对理想的追求，对爱的渴望……陈行之是外来人，是洋蚂蚱，他虽不及当地作家对生活习俗的熟悉，却也避免了因为司空见惯而导致的麻木和不敏感，以及囿于一隅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多了一种新鲜和敏锐，多了一种较为开阔的眼光和更富活力的思维，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明显区别于同样以黄土地为题材的当地作家作品的气象，别具一格，独成一景，令人耳目一新。

陈行之的眼光和思维没有完全专注于黄土高原，他同时还投注于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这就有了他写作的第三类：关注社会与人生题材的作品。中篇小说《生者与死者》在《当代》一经发表，就引发了较大反响，我也受到了震撼与启迪。就这部写作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作品而言，应该说，他是较早提出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人产生异化这个尖锐命题的作家。  上述三类题材的作品尽管生活层面上的距离较远差异很大，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徘徊其中，这就是：陈行之对社会和人如何求得健全发展的生存形态的思考。这既显现着作家的襟怀，也蕴涵着作家超前的思想。这是一个作家艺术个性的最重要最具价值的标志--独立体验所获得的独特发现。

陈行之在喷涌般写作的同时，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文学家》是至今仍令我这一茬年龄的陕西作家以温情兼着遗憾缅怀着的杂志。陈行之在《文学家》主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影响颇大：给陕西作家开辟专辑，有作品，有言论，有评价，有作家写真，一位作家一个专辑，占去一期刊物四十万字的大部分版面，让读者全面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成长道路。此举对刚刚形成影响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贾平凹、路遥等都上过这个专辑，我也是幸运者之一。

土蚂蚱们敬重亲近这只洋蚂蚱，在于这只洋蚂蚱的文学之心文学之情是博大的也是纯真的，他自己在努力写作着，同时也在努力把他的同代朋友推荐出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和知名度。这是一个人的人品、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表现。

到九十年代初，陈行之工作调动到北京，我和朋友们以一种颇为矛盾的心情为他送行，既乐见于他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发展作为--北京毕竟天高地阔，并且是他的故土--也怀有走失一位好编辑好作家兼好朋友的缺憾。

十年以后，陈行之把这部名为《危险的移动》的长篇小说书稿寄我，读罢有诸多的感动和慨叹，最强烈的竟然是一种难以抑止的灼痛。其实，在整个阅读过程中，通过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生活轨迹所呈现的波动起伏的心理脉象，就已经常常使作为读者的我忍不住吁出一口气来，惊叹这脉象正暗合着生活深层无形无序却得意地运行着的潜流的征候，触目惊心却无法捕捉，感知到灼痛却只能哑口。我很钦佩陈行之的这一双眼睛，这是一双既敏感又富于穿透力的眼睛。  关注生活的发展变异，把握生活运动的脉象，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天然属性和自然要求。陈行之面对纷繁的生活世相，显示出独特敏锐的眼光，又聚焦于一个独特的视角，营造出了一个接近于生活原生态的世界。 《危险的移动》避开时下依然持续热着的"官场小说"的写法，选取处于纯官场边缘的一个"单位"下笔，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从"脚趾"上把握和触摸到了心脏搏动的脉象。

作家切入生活的视角，决定于作家感知生活的社会位置和角度以及艺术表现的种种需要与斟酌。陈行之在《危险的移动》里几乎没有涉及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也没有肮脏的权色交易，他描述和展现的只是权力网里人与人极其微妙的所谓"关系"，处在这张网各个位置上的角色，在承上在启下在平行的关系里纵横捭阖的技巧，或者说一种别具特色的生存智慧。

在这张关系网里，有人把生存智慧和生存技巧演练到超绝如魔术戏法般天衣无缝，而表演过程也如魔术大师一样从容不迫矜持自如，然而却与魔术师仅仅只是取悦观众的小小目的大相径庭--发展自己扭曲对方，笑眯眯地置对方于死地而绝不心跳。被扭曲被置于死地者眼瞪得老大却找不到看不出哪儿出了毛病，接受扭曲接受龌龊的结局却说不出话来。

作为读者的我跳出被扭曲被龌龊者的具体局限，从最浅显一层说，人把天赋的智慧用到事业上的比例极小，而把智慧里最精彩的部分发挥到扭曲别人的功能上去了，这是一种浪费；稍微往深里想，这类富于生存技巧的人，已经形成生活深层里的一股潜流，得意地舞蹈于神圣的法典庄严和党纪政纪之下，而又不露声色，构成亵渎和蔑视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极其危险的破坏力，即所谓潜规则。《危险的移动》演绎着解析着的正是这种潜规则运动的全过程。

陈行之以敏锐的眼力，把隐蔽在这一过程里的曲里拐弯的运行轨迹展示得惟妙惟肖；他以非凡的思想穿透力，把隐藏在其中的心灵污秽人格龌龊，解析得如丝如缕。我真切地感知到这种东西在当代现实生活里无声无响的渗透力，真切地感知到它对民族心理结构必然导致的异变和溃散。只是在这时，我才领悟到那个"移动"的"危险"的意蕴。这种危险较之于百万千万的权力金钱交易的危险可能更具破坏力，它游走在各种法典条律和公共道德评价之外，以至于使整个社会健康健全的运行机制空转。尽管本书没有大起大落的大事件大情节，却使我心灵深处感受到惊心动魄，后脊发凉，含混着难以化解的灼痛。

《危险的移动》无疑是把握住了生活发展到今天的脉象的作品。陈行之呈现给我们的令人灼痛的"危险"，自然在于引起社会的审视；处在这种"危险"中而不自觉或者麻木，又是更深一层的"危险"。这里，我又感知到作家陈行之面对生活面对民族未来的强烈的责任心，由此而理解作家保持思维的敏锐性和思想穿透力的原动力。这是作家应当获得社会和读者尊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危险的移动》的骨架是现实主义的，有一个大致依时序发展的故事，其中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一种鞭辟入里的透彻和鲜明，成为诱惑和引发我阅读兴趣的关键。我在翻译作品和本土作品的阅读选择中，最易引发兴趣的是对过去或正在进行的生活发出透辟有力的独自声音，人物形象心灵历程让我发出呼应以至称绝的作品。那一刻，我会感到自己被点亮了，从混沌里一下子走了出来，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会充分感受到小说阅读的意义和美的享受。 《危险的移动》的阅读即如此。

时下的有些小说似乎陷入了某种误区，成堆成垛地堆积铺排某些陈腐的生活习俗，某些怪异的甚至不堪的细节，还要罩上一缕魔幻的时髦色彩，以为这就是文化。我感觉到了这类作品里思想力量的软弱，自然很难唤起阅读的兴趣。《危险的移动》卓尔不群，就在于作者所揭示的人物心灵各个层面的逼真和鲜活，这是陈行之的独自发现，也是我对现实主义创作获得自信的一个文本。

《危险的移动》的语言魅力，是不断激发我阅读的重要诱因。通畅准确的叙述语言，富于弹性和质感，通体呈现着睿智与沉静的叙述姿态，可以看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情怀。人物对话的精彩，取决于对各个角色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准确才有生动，才有个性的突显，才有艺术的质感，才会对读者产生可信和阅读兴趣的诱发。我在感知陈行之透视人物心灵隐秘的敏锐的同时，也很钦佩其语言表述的老到自如。它绝不是那种时下常见的为显示语言风格而故意强做出来的矫情语态。语言是小说的载体也是作家手中的工具，是作家完成创造最直观最外化的形态。作家在酝酿某种新的创作时的诸多图谋和设想中，大到鸿篇巨制，小到千字短章，都有一个语言选择的过程，即要选择寻找到最适宜表述新的人物新的体验新的情绪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姿态，这是写作者的常识，也是写作者的基本功夫。鲁迅不可能用写阿Q的文字去写祥林嫂，也难以用《秋夜》的语言去写《社戏》。陈行之在《危险的移动》中选择了负载半官半文知识分子生活形态心理情绪的最恰当的小说语言，透见出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和情绪，如同我们从鲁迅截然不同的文字形态里感知他对阿Q和祥林嫂绝然不同的情绪一样。从过去读陈行之的中短篇小说得到的印象，到这次再读《危险的移动》，单就语言而言，他的确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飞跃。语言风格的选择或者形成，从纯粹写作的角度来说，当是作家走向成熟并彰显成熟个性魅力的重要标志。

在我的印象里，陈行之从小说创作发轫之初，就是一位呈现着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姿态的作家。 《危险的移动》最终证明他的眼睛一直关注着社会现实，他的笔触一直没有离开当代社会的潮涌和病相。

我想到杰克·伦敦。人们评价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生活脉搏"的伟大作家。我喜欢这样的作家和他们对生活有独到开掘的作品，自然与我写作的兴奋点趋同有关，绝无排斥和轻视那类虫鸟花草趣味的作品的意思，读者欣赏趣味的需要是多向的，触发作家创作的兴奋点也是大相径庭的。然而，读者群中确有较大一个群体喜欢阅读离自己生活的时代较近的作品，尤其是对既富于前进活力又呈现着某些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发出深刻的独自声音的作品。

《危险的移动》当属这类杰作，相信它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2004年12月9日二府庄

1

经济学上有"蝴蝶效应"的说法：亚马逊丛林中一只蝴蝶振翅，千里之遥的北美某地会因此搬起一场风暴。现在我把这种"蝴蝶效应"；1申到社会生活领域，即：所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都是由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件；I发的。 "蝴蝶效应"实际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过程之中。

位置不同，对生活的观感会有所不同--吸食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员和为生计问题愁眉不展的下岗工人想的当然不是一样的问题。但是，不管处在何种位置，不管高官还是草芥小民，实际上都处在同一历史进程之中。这样就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历史发展的目击者、参与者和创造者。

但是， "小说不是历史学家的仆人，它无需叙述或者评论历史，而是揭示人类生存中不为人所知的面目"。 (昆德拉)

我想，这是我写作本书的惟一目的。

本书写的是我对生活的观感，但同时我又可以自信地说，它反映的是和所有人都有关的生活。

2

为一部长篇小说归纳主题是很不聪明的做法。就像一部音乐作品，你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它表达的仅仅是某一种主题。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读者这本书写了什么，那么我选择：社会与人生，权力与位置。前者宏观深远一些，构成背景；后者则是被具体表现出来的东西。

我关注的是权力资源分配者、乞讨者和谋求者的心灵状态。

在现行体制下，人事变动每天都在发生，推而广之，人在生活中位置的变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本书描写的是不在其中的人很少了解的内情。这里所说的内情，一方面是导致人事变动的内在因素--权力资源分配者依据潜规则分配权力时的利益谋求和心理流程，另一方面，是权力资源乞讨者、谋求者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动荡，它们经常交织在一起。

文学需要极端的东西，极端的东西既是必要的戏剧性因素，又是人的境遇的极致展现，无论技术上还是精神上，文学都需要这种东西。

生活中，参与权力游戏的人远比我在小说中表现的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权力斗争把人性中残存的善良演化为赤裸裸的卑鄙，甚至残酷到杀人和被杀的程度，我们总应"-3想一想：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

我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一份病理报告，留下一份档案，不管关于人的还是关于社会的。

3

我不愿意把这部作品解说成为所谓官场小说，尽管它涉及权力与位置。

权力究竟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对它趋之若鹜?这是历史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而文学关注的是情感方式，是心灵的震颤和扭曲，是孤独灵魂在无情世界面前毫无意义的反抗。权力在这里成了一种强力的象征。

我更为关心的是，"-3权力--尽管它是一种象征--成为无法反抗的生活主宰的时候，人类怎样生存?我观察到尊严被伤害的痛楚、欲望被抑制的焦虑以及不被人和环境认可的孤独，鲜活跳动的心灵改变了颜色，像垂死的鸟儿一样挣扎和抽搐……这种状态的普遍性让我感到吃惊。我发现，它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之中：公有制单位领导和私人企业老板非正义地使用权力给人造成的精神动荡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我不想对人对事做道德是非判断，我只述说我看到的东西。

当社会正义缺席的时候，权力会成为世界上最野蛮的东西。它冷血，有时候会具有一种暴力色彩，其血腥和暴力的程度不亚于屠杀。它屠杀的是人的心灵。而正义的缺席不仅仅因为制度，这里还有更深刻的人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于笔下的所有人物都充满了同情--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问我的人物：你们为什么非要这样?

生活并非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既是权力的追逐者，又是权力的牺牲品；人在用权力毁灭他人的时候，同时也在为他人所毁灭。正是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世事的轮回既无章法亦无规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世事无常。

我曾经想为这部小说取另外一个名字，但是，一种隐隐的感觉，使我最终认为现在这个书名更好一些：人的命运都是在移动中完成的，个体命运对欲望的追逐造成移动，某种强力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影响也会造成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命运既是自己的选择，又是非我力量的强制规定。故事还要延展，在延展的那个部分，读者将会更生动地看到移动造成的危险。

有人把作品视为作家的孩子，这种温馨的比喻的确反映出作家刚刚完成作品时的心态：喜欢它，更希望所有人都喜欢它，包括它的名字。我现在也是这样。

我有意保留了一部分目前尚不宜表达的内容。社会处在巨大进步之中，但是公众对文学表达方式和内容的接受还常常需要时间和机缘的辅助，而我又不能欺骗社会，给读者造假，只好先写出来，然后封存，等待社会能够容忍一个作家进行富于个性的艺术表达的时候，再让它直面读者。这虽然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作品的完整性，减弱它对生活的批判力度，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4

在我看来，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是帮助人看清生活的质地和流向，使人能够为自己的灵魂找一个安妥的地方。

如同我在前面说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历史发展的目击者、参与者和创造者，我们不过是处在一种过程之中。就个体命运来说，人生历程实际上不过演绎了一场自我和非我共同设计的游戏，而这个游戏往往没有规则，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到底身处何地。要去向何方。

生活对任何人都是沉重的，就像先天盲人不能感知世界的色彩和光亮一样，人在很多情况下无法感知身在其中的沉重。人被沉重挤压着，最终成为齑粉，人却浑然不知。尽管这样，我仍然不希望读过这部作品的人感到过于沉重，我想告诉人的是：这种境遇并非你一人独有，这是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命定。

既然所有人都处在相同的过程之中，那么我就有理由坚信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救赎--只要我们真正弄清楚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就可以了。

5

这本书最初写作于五年前，写完以后，按照我的习惯把它封存了起来，打算让它潜沉一段时间，再择机进行修改。我开始写作并最终完成了另外一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作品。

这期间，社会思潮在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演进和深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学者顽强地向公众传达着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找到了审视现实和内心的新的视角。当我再一次把书稿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新东西能够提高和丰富这本书的精神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第二稿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

我肩负着公职，写作通常在早晚间进行，辛苦自不待言。好在当创作成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以后，每一天的生活都会充满激情，就像恋爱中的人那样，劳作不再显得艰苦，它成了当事者的节日，一种每天都感到欢欣并为自己庆贺的节日。写作第二稿用了一年多时间，随后我又进行了最后润色和修饰，终于在今年入冬的时候把它全部写作完成了。

当我下决心要把本书写出来的时候就在想，一定要写一本值得阅读和欣赏的书。为了这个目标，我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当我为本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长吁了一口气--用萨特的话说："我已经说了自己必须说的话。"

尽管我知道以后还会和作品中的人物一起讲述后面发生的故事，然而，当我把书稿交给出版社，和我的人物别离的时候，仍旧产生出一种惘然若失之感，就像和相处久了的人不愿意分开一样。

我会尽快重新和他们聚在一起。

6非常感谢陈忠实对本书的抬爱，他撰写的序言比作者本人更好地概括了本书和本书作者。这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对我的激励，我相信它会对我将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产生重要的滋养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执著于作家信念的人，最好的感谢是写出让他喜欢的作品，这会成为我的创作动力之一。

我还要对本书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表示诚挚的谢意。只有对社会、对作者、对读书人承担着光荣责任的人，才有可能将这样一部作品推出来。周百义社长作为出版家的智慧和胆略长时间以来为我所钦佩；责任编辑谌毅、王虹对作品的敏锐感觉和深刻理解，使我为本书找到了最初的知音，也使我新结识了有质量的朋友，我为此感到幸运。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我深切感受到所有为这本书付出辛劳的人的责任心、效率和奉献精神，这是一个好团队的重要标志，我尊重着他们。

世界因为这样一些人的存在而明亮和温暖。

最后，我还要对每一个购买和阅读本书的人表示感谢。在时尚侵入文化，越来越多的文字已经不再承栽精神意义的今天，经济并不宽裕的读者花钱购买和阅读这样厚的一本书，我认为是一种值得敬重的高尚行为。作家写出一部作品实际上只是完成了属于作家的那个部分，更重要的创作还要由读者来完成。如果读者发现这本书与读者经历和未曾经历过的精神生活发生着某种对应和联系，如果读者认为写这本书的人说了真话并且是负责任的，那么，我为本书付出的一切辛劳就都得到了报偿--我理应感谢付给我这种珍贵报偿的人。

陈行之

2004年岁末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