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近代中国一直徘徊在幽暗的长夜里。以言论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们到底做了些事情，留下了那些永远抹不去的印记。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民间报刊生存的空间一直都那么严峻。但是，仍有不少热血男儿没有停下他们手中的笔。王韬、梁启超、于右任、邵飘萍、陈独秀、胡适、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相继登上这个言论的舞台，擎起一支支秃笔，屹立在大时代的风霜雨雪中。

作者傅国涌为我们钩沉半个世纪前中国知识界、新闻界旧人旧事的文字，语言简洁温暖，读来自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动。

近代中国言论史，就是一部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历史。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文人论政的空间一直都是那么严峻，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以及那些连名字都已被湮没无闻的知识分子，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近代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从19世纪70年代起，王韬、梁启超、鲁迅、胡适、邹韬奋、张季鸾、王芸生、傅斯年……他们用笔呼吸，以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前言／1

小引／7

1872年：《申报》的创世纪／1

1874年：王韬开创“文人论政”的先河／4

1883年：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歿园文录外编》／6

1889年：《万国公报》开风气／8

1893年：“经济独立，无党无偏”的《新闻报》／11

1895年：一个时代的呼声——“公车上书”／13

1896年：《时务报》一纸风行／16

1897年：严复翻译《天演论》／20

1898年：戊戌变法被绞杀之后／23

1899年：《清议报》一枝独秀／28

1900年：章太炎的“长枪大戟”／3O

1901年：《大清律例》的紧箍咒下／33

1902年：呼唤“新民”／36

1903年：风雨“苏报案”／40

1904年：“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时报》／45

1905年：《民报》的号角／49

1906年：“刀放在脖子上还是要说”／54

1907年：秋瑾遇害之后／58

1908年：千夫所指批“报律”／63

1909年：于右任独领风骚／66

1910年：《民立报》“凌寒自开”／73

1911年：宋教仁的“光焰逼人之文”／77

1912年：“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84

1913年：报人胡石庵拒绝袁世凯授勋／89

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94

1915年：梁启超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99

1916年：“呜呼袁世凯”／103

1917年：“《新青年》时代”／106

1918年：“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110

1919年：陈独秀被捕之后／114

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119

1921年：《不自由 毋宁死》／123

1922年：《我们的政治主张》／126

1923年：“我是不跑的”／130

1924年：《语丝》和《现代评论》问世／134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之后／138

1926年：“四不”开创“《大公报》时代”／144

1927年：日历被鲜血染红／149

1928年：“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154

1929年：《新月》的光华／157

1930年：《大公报》重申“四不”／163

1931年：“确实的消息”和“负责任的评论”／168

1932年：从鲁迅答《中学生》开始／172

1933年：刘煜生以鲜血换来记者节／176

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182

1935年：张季鸾——“射雕老手，箭无虚发”／189

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发表／194

1937年：《大公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199

1938年：邹韬奋提案“撤销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204

1939年：朱惺公正气凛然的公开信／208

1940年：邹韬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213

1941年：王芸生揭穿“飞机洋狗”的丑闻／218

1942年：陆蠡用生命书写正气歌／223

1943年：《看重庆，念中原》令蒋介石震怒／227

1944年：国人争阅《延安一月》／23l

1945年：“拒检运动”全国响应／235

1946年：《观察》绝响／242

1947年：《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249

1948年：南京《新民报》永久停刊之后／255

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260

后记／263

    1872年：《申报》的创世纪

1907年生于江苏宜兴的报人徐铸成说：“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壤，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虽然报纸被俗称为“申报纸”，但其实，4月30日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的《申报》，并不是近代中国最早诞生的一张报纸。在它之前，1858年香港就有《中外新闻》(《孖刺报》的中文版)，1865年有《华字日报》(《德臣西报》的中文版)，即使上海也早在1861年就有了《上海新报》。但在前面的这些中文报纸，基本上都是外文报的中文版，内容几乎都译自外报，再加上一些洋行的告白、船期消息等，读者面也很窄。只有到了《申报》问世，“才以一般群众为读者对象，开始冲破‘宫门抄’、‘辕门抄’及政治公报的藩篱，重视对国内外大事的采访和记载，也逐渐注意市井琐闻和社会变化，第一次形成了一张现代意义的中国报纸。”

《申报》虽然是外国人办的，却处处考虑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担任笔政也都是中国文人。内容大到国家政治、中外交涉要务，小至风俗变迁、商家贸易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申报》以“金口木舌”(以木为舌的铜铃)为报徽，试图担当起民间舆论的角色，多年后《申报》发表的论说《论新闻纸之有益》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欲知民情，莫捷于新闻纸。”它在创刊当天的《本馆条例》中就提出，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申报》曾发表不少批评现实的“论说”，从而成功地打开了局面。正是从《申报》开始，报纸才真正开始走进中国人的生活中。

虽然美查知道办报不能“利而忘义”，但这位英国商人同样深谙中国的国情，“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缨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按照这一尺度，《申报》的言论向来是有节制的，以不得罪清廷为度。

即便如此，在清廷的眼中，《申报》仍然是大逆不道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沂曾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引用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说：

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渣(即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

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

奕诉在照会中蛮横地要求威妥玛给英国驻上海领事饬令：“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

可想而知，早已经历近代文明洗礼的英国一定不予理会。这一原件至今还保存在伦敦档案馆里，活脱脱地画出了清王朝专制、愚昧、无知的嘴脸。这是那一时代中国言论环境的最好注脚，我们也由此可知《申报》只是租界时代的特殊产物。[记事]

12月31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创刊十年之久的《上海新报》宣告停刊。

          P1-P3

      前言

        傅国涌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近代中国一直徘徊在幽暗的长夜里。从晚清到民国，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对言论的压制如出一辙，民间报刊生存的空间一直都那么严峻。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分别在不同的年代惨遭杀戮，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百年言论史总是笼罩着一种悲怆的气氛。但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没有停下手中的笔。他们用笔呼吸，用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的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王韬生当易代之际，他中秀才那年虽已是鸦片战争之后，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完全有可能按千年不变的老路走下去，做个传统的读书人。因为化名向太平天国上书，他成了清廷的通缉犯，被迫出走香港，从此愈行愈远。1874年，他创办《循环日报》，每天在报上撰文论政，评点国内外大事，呼吁变革求新，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未来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引起了李鸿章等权贵的重视。到1884年，他将办报十年的评论选编结集为《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时，他早已赢得各方尊敬，享有一定社会地位，开启了在科举功名之外的另一条新道路，树立起了一种新型的人生模式，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恰当的。他不依傍朝廷，独立创造自己的事业，报刊这个舶来品，正是在他手里完成了最初的中国化过程，他把古老的农业文明传统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借助报纸这一新型的载体，发出了独立的民间的声音，成为百年言论史的源头，影响深远，余音不绝。

在他之后，梁启超、于右任、邵飘萍、陈独秀、胡适、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等相继登上这个言论的舞台，擎起一支支秃笔，屹立在大时代的风霜雨雪中。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创造了四个不可磨灭的时代。

1923年10月9日，胡适写信给高一涵、陶孟和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其中《时务报》和《新民丛报》都和梁启超密不可分，实际上可以算做百年言论史上的“梁启超时代”。从1896年《时务报》在上海问世，到1907年《新民丛报》在日本停刊，这十来年，中国发生的变化都曾在梁启超的笔下得到最好的呈现。少年郭沫若更是忘不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

梁启超独创的“新民文体”和《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汪洋恣肆的文字，不知倾倒了多少莘莘学子。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沉沉暗夜里，正是他以富有才情的清新笔调和振聋发聩的思想，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强有力地冲击着我们这个昏睡中的老大民族。包括胡适、鲁迅、邵飘萍、毛泽东、王芸生、邹韬奋等在内的青少年，“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自己上小学时把《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

在袁世凯粉墨登台、黄袍加身的年头，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在上海悄悄问世的《青年》杂志会开辟一个新天地，创造一个新时代。“《新青年》时代”将和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巨人的名字一同闪耀在民族思想史、言论史的星空。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文中首先标揭“科学与人权”，他认为如要摆脱蒙昧时代，国人就该急起直追，“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接着，他打出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发表一系列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言论。他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移师北上，“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连续发表胡适、鲁迅、吴虞、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高一涵、陶孟和、易白沙等人的创作和评论；他们第一次向主宰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传统的伦理道德，向文言文、旧艺术、旧宗教、旧政治、国粹(从礼法、贞节到小脚以及包办婚姻等)发起了全方位的、无情的猛烈冲击，第一次大力提倡“自由、平等、独立之说”，张扬自尊、自主的独立人格，这一切不再是局限在政治层面，而是要全面引进新的文化和价值，不少言论之激烈至今可能还让人心惊肉跳，如钱玄同的废汉字、鲁迅的不读中国书、胡适的百事都不如人等。胡适曾言“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正是陈独秀以锐不可当的勇气，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直接呼唤了重塑历史的五四运动。

“《大公报》时代”是张季鸾、胡政之等一代报人联手开创的。1926年9月1日，正当邵飘萍、林白水以身殉报不久，血迹未干，他们在天津接办了有20余年历史的《大公报》，响亮地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力图把《大公报》办成“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纯以公民地位发表意见”，议政而不参政，不以赢利为目的是他们共同的理想。没有几年，《大公报》声名鹊起，成为举国舆论的重镇。1931年，胡适在祝贺《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撰文说，《大公报》之成为“中国最好的报纸”，“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在张季鸾、胡政之两位终生以报纸为业的知识分子手里，《大公报》迅速向最辉煌的顶峰攀升。特别是抗战时期，它颠沛流离，从上海到香港到桂林，从武汉到重庆，始终坚持其独立的品格，为民族抗战鼓与呼。1941年，张季鸾告别人世前不久，《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

后来长期加在《大公报》头上的“小骂大帮忙”帽子遮掩了它曾经的光环，不说张季鸾、王芸生那些直截了当批评国民党当局腐败、专制的社评，就是在国民党要求各报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称红军为“匪军”的压力面前，《大公报》也没有照办。毛泽东在延安见到《大公报》记者孔昭恺时曾动情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不会是无的放矢。张季鸾和蒋介石有私交是事实，但《大公报》从未放弃过独立的民间立场，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四不”方针。王芸生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令蒋介石龙颜震怒，《大公报》被停刊三天。胡政之曾说：“我办《大公报》，心里总拿《朝日新闻》作榜样，兼容并蓄。”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他才会大胆起用青年萧乾编文艺副刊，不惮“南京下警告，工部局来传票”，发表范长江名动一时的通讯《陕北之行》、《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甚至不惜“违检”得罪当道。这些都不是一句“小骂大帮忙”所能轻易加以定论的。

从1934年元旦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由报馆以外的知识分子执笔，前后共有200多位撰稿人，包括教授、学者、专家、作家，还有个别实业家和军政显要。左、中、右各色人等都有，其中以胡适、傅斯年所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言论影响也最大。这是一份日报和知识精英结合的一次尝试，“星期论文”的出现是《大公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论政平台的鲜明标志。无可争议，《大公报》代表了当时中国报纸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它的身影覆盖了一个时代，以它为代表，包括《新民报》系、“世界”报系、《文汇报》等在内的民间报纸，共同构筑了一个国民党专制下脆弱的公共舆论空间，那是值得我们长久记忆的“《大公报》时代”。

百年言论史上的最后一环是由储安平来完成的。1946年，也是9月1日，他在上海创办《观察》周刊，以“独立的、客观的、超党派的”追求，迅速成为“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名列《观察》的78位特约撰稿人几乎都是一时之选，既有李纯青、杨刚等中共地下党员和赵超构等“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以及张东荪、费孝通、许德珩、傅雷等参加了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也有傅斯年、胡适、梁实秋等有真才实学的自由知识分子，更多的是像冯至、宗白华、钱钟书那样学有专长、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汇合在《观察》的旗帜下并非历史的偶然，“五四”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以“特约撰稿人”的身份聚集在一起，人数之众、阵营之强、影响之大。超过了当年的《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这是一种精神集合，使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道义理想在硝烟中放射出最后一次夺目的光华。储安平本人那些金石般的政论也达到了旧时代“文人论政”的最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辞之激烈、论述之精辟，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1947年5月，当国民党政府封杀上海《文汇报》、《新民报》等三报时，储安平和《观察》没有顾及自身的安危。当民盟被定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时，1947年11月8日，《观察》竟在头条位置发表周炳琳、金岳霖等48位教授《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以及董时进《我对于政府取缔民盟的感想》。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遭永久停刊处分，国民党政府磨刀霍霍，当月17日，储安平还在《观察》发表了弥漫着一股浩然之气的《政府利刃，指向观察》。5个多月后，《观察》终于被封。储安平以他的执著、热情和勇气完成了百年言论史上蔚为壮观的谢幕演出，为一个黑暗的时代画上了一个感叹号，也成为世纪绝响。

回顾百年史，我同样忘不了新闻界、知识界群体三次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浪潮。第一次是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为了废除袁世凯制定的可以任意解释、人人以罪的《出版法》，新闻界、知识界前后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抗争和呼吁，“五四”之后逐渐形成高潮。从1921年到1926年，中华全国报界联合会、北京72个民间团体、上海书报联合会、日报公会、书业商会、书业公所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北洋政府提出废止《出版法》的要求，北京先后成立言论自由期成会、新闻界争自由大同盟。最后，1926年1月27日，在段祺瑞主持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废止《出版法》的决议。

第二次浪潮发生在1933年，江苏镇江《江声日报》主办人刘煜生被顾祝同下令枪决之后，从镇江到南京，从上海到北平，乃至全国各地新闻界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电，呼吁保障新闻自由，上海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紧急会议，作出设立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等五项决议，239名记者联合发表宣言，《申报》、《生活》周刊等众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营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此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在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浪潮中，国民党当局被迫于8月和9月1日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9月1日”后来曾被新闻界自行定为“记者节”。

第三次浪潮就是抗战胜利之际的“拒检运动”。1945年8月17日，在未经国民党当局检查就出版的《延安归来》(黄炎培著)遭到搜禁后，16家不同背景的杂志联名发表了《重庆杂志界拒检联合声明》，他们郑重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检。10天后，在拒检声明上签字的杂志增至33家。一时间山鸣谷应，成都、昆明、西安、桂林等地新闻界、文化界纷纷响应。9月8日，成都16家报刊、通讯社联名发表叶圣陶执笔的《致重庆杂志界联谊会公开信》，声援拒检运动，两天后，在公开信上签名的新闻出版机构增加到22家。9月15日，昆明11个新闻出版机构集会响应“拒检运动”。到9月下旬，民间拒检运动已成燎原之势。9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布了《出版检查明日废除》的消息。

三次民间的呼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发出，而且最后都以胜利告终。尽管胜利并不可靠，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但这些胜利依然来之不易。1945年9月1日，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记者节”，也正是“拒检运动”在重庆揭开序幕之后不久，在国民党眼皮底下共合法存在了9年的共产党报纸《新华日报》发表《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社论。在1949之前风雨如磐黯故园的岁月里，“笔的解放”，那曾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呼号啊！

大约五年前，我萌生了写一本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念头，在写了一组约4万字的系列随笔《漂浮的木板》之后，我感到写不下去了，一是史料的积累不够，二是自身的学养尚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大题目，所以就暂时停了下来。

随后，湖南《湘声报》的编辑向继东先生约我为他主持的“文化。沧桑”副刊写稿，我就将其中关于1933年的一段发给了他，很快就在“往事今说”栏目发了出来，《1933年的事》这个题目也是他起的。这篇小文随后被《杂文选刊》2002年第8期转载。接着，我又在《湘声报》发了一篇《1924年的事》，有朋友对此说好。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既然写一部系统的言论史专著的条件不成熟，何不顺着这个路子，以一年一篇短文的形式先写一本编年体的言论简史。从2002年夏天开始，我就断断续续写了起来。到2003年秋天一共写了60来篇，每篇长则数千字，短的只有几百字，大体上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来年，毕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大时代。以言论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们到底做了些事情，留下了那些永远抹不去的印记。读书和写作的整个过程，就是我重温历史、寻找先辈踪迹的过程，我曾被许多可歌可泣的言论和故事一次次地感动着。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本编年体的百年中国言论史，只是与一般僵硬、枯燥的编年史在写法上有所不同。和我发表过的许多有关言论史的随笔一样，这本小书也算是我这些年来学习、思考百年言论史的一点小小结晶。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想重新梳理一些史料，回到历史、回到常识而已。

向继东先生一直关注着这个专题的写作，从第一篇小文在《湘声报》发表到本书面世，他始终关心着书稿的进展。对此，我深表感激。现在本书列入他主编的“回望文丛”，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我求学时代的恩师吴式南先生，从头到尾细致地校读了全部书稿，这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一如我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在课堂上听恩师讲课时的情景。周筱赞博士为编辑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他所提出的宝贵意见都使本书大为增色，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傅国涌

      2006年春天于杭州

百年中国，多少悲壮剧，前人创造了历史，却又多少被遗忘。傅国涌勤奋博学，“百年寻梦”，“追寻传统”，“笔底波澜”，为后人找回财富，激人奋进。

    ——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钟沛璋

傅国涌在尘封的史料中勤奋爬梳，揭示了近代中国不少历史真相，以新的视角给读者新的启发，实现了学术性和思想性的统一。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袁伟时

在我看来，在一代年轻的学人中，傅国涌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他的文章带着他特有的思想光彩，正在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新宇

傅国涌钩沉半个世纪前中国知识界、新闻界旧人旧事的文字，我在今天读来却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动，这种感受的复杂真切远过于读《世说新语》。

    ——《南方周末》编辑、杂文家 鄢烈山

傅国涌的文字之所以可信，在于他的理性、道义和人格力量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在一个弯弯曲曲的年代，傅国涌是一个忠诚正直的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崔卫平

傅国涌的写作堪称独树一帜，他总将庞杂的史料钩沉与高度的现实关切水乳交融，平静的史家调子里，暗淌着壮怀激烈的焦灼与隐痛。他使用史料的方式是轻柔自然的，没有学问家的卖弄和僵硬；语言也是简洁温暖的，以确切为限但绝不粗陋。

    ——评论家 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