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这一理论几乎没有经过多少时间的过渡,就在学术领域和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全面地普及开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鲁迅的《狂人日记》,从表到里,无不带有明显的精神分析特征,这的确是值得深刻体味的。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鲁迅一生所受到最大影响的学者有两位,一是弗洛伊德,一是厨川白村。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鲁迅文艺思想的成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在接触厨川白村之前,思想正处在一个十分苦闷的时期,他的大部分写作时间用于了《野草》里的文章。他以自己思想的磨难,深深体验着“苦闷”的真味。
本书探讨了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文学创作的关系,资料翔实,逻辑严谨,论点鲜明,见解独到,值得一读。
该书探讨了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文学创作的关系。鲁迅的文艺思想受到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同时鲁迅关注人性的社会学价值,所以,厨川白村的社会心理学对于鲁迅有着特别的启发。此外,该书通过鲁迅文学作品对艺术形象的选择、叙事结构、艺术场景、色彩意象以及死亡意识等诸多方面,探究了精神分析学说在鲁迅文学创作中的意义。
绪论 精神分析理论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一、20年代:精神分析理论传播的初期阶段
二、30年代:精神分析理论传播与影响的兴盛期
第一章 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的文学创作
一、鲁迅作品对艺术形象的选择
二、“游子归乡”式的叙事结构
三、艺术场景的心理意象
四、色彩的心理意象
五、死亡的探究
六、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七、中外的痴狂文化与鲁迅的狂人形象
第二章 厨川白村与鲁迅的文艺思想
一、厨川白村与《苦闷的象征》
二、从弗洛伊德到厨川白村
第三章 鲁迅笔下现代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及其与作者自我的关系
一、弟兄情义的背后
二、“差不多”与“说不清”
第四章 在怀乡和潦倒中饮酒:关于鲁迅小说中的一个特定情景
一、饮酒的审美条件:言谈的场地
二、潜意识是他者的话语
三、会心与移情
第五章 鲁迅小说里的死亡意识
一、面对死亡的道德意识
二、谁是谋杀者?谁该负罪?
三、利器与杀心:革命时代的死亡
第六章 鲁迅作品中的色彩意象
一、单纯色的意象追寻
二、鲁迅的色彩模式与作品结构
第七章 鲁迅早期的新诗创作
一、梦中的求索和失落
二、桃花的自尊和百合的悲剧
三、爱之锁绊与爱之空虚
四、关于过去、将来、现在的思考
五、以文为诗,以思想批判为主调
第八章 战士的苦闷与叛逆者的忧郁:《野草》与《巴黎的忧郁》之比较
一、过客:人生悲剧性的追寻
二、幻想:人生悲剧的观照
三、社会批判:人道主义的破灭
四、思想者:心灵的自我解剖
第九章 家庭伦理的社会分析与精神分析:毛姆与鲁迅的同题作品《风筝》之比较
一、共同描述了一个人生失误的故事
二、失误的无可挽回
三、弗洛伊德的视角与民主启蒙的视角
四、冷嘲与反讽
附录 精神分析小说的兴起及其范本:施蛰存的创作
一、早期创作的潜意识倾向
二、心理分析小说的尝试:《鸠摩罗什》
三、英雄·死亡·爱欲:《将军底头》
四、现代都市里的白日梦:《梅雨之夕》
五、施蛰存与鲁迅
后记
六、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鲁迅一生所受到最大影响的学者有两位,一是弗洛伊德,一是厨川白村。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鲁迅文艺思想的成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在接触厨川白村之前,思想正处在一个十分苦闷的时期,他的大部分写作时间用于了《野草》里的文章。他以自己思想的磨难,深深体验着“苦闷”的真味。“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有希望吗?——“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希望》)有目标吗?——“前面,是坟。”(《过客》)作者自我表白说,他的哲学全部包括在这里面了。就在这样的心境之中,鲁迅遇上了厨川白村的日文版《苦闷的象征》,让他找到了异国的知音。
鲁迅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兴趣与他一生对于人性的特别关注是分不开的,弗洛伊德学说当中所包含的个体意识是鲁迅所看中的。新文化的启蒙意识便是以争取人的解放、人的合理需求为目的的。所以,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深化就是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这一时期,周氏兄弟二人都阐发了许多关于“性欲合理性”的观点,弗洛伊德的学说就成为鲁迅论证人性的一个重要依据。他在《华盖集·“碰壁”之余》中说:“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被撕破了。”鲁迅之所以将弗洛伊德说成是“偏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鲁迅更看重人性本能的另一方面,即“食”。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六》中以超乎寻常的严厉口气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在地。”文中所说的“生存”与“温饱”,显然指的是人类本能的东西,食与陸。这是天赋于人的生存权,并要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进步。
这是科学精神与社会人生的密切结合,没有这种结合,科学就不会从实验室里走向社会人生,永远是萎靡锢蔽的。其实,这种思想的种子在鲁迅留学日本的时候就已经深深地埋下,他为什么弃医从文?就是去追求这种“大精神”。
鲁迅的《野草》对散文诗这一体裁的运用是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特别在艺术构思和形象选择上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当然,形象的思想意义和表现方法是有所差异的,采用的是一种拿来主义和为我所用的态度。鲁迅在写作《野草》期间,对波德莱尔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产生了兴趣,并着手试译,从《野草》的许多篇章中可以见到其中的影响,两位作家都是从革命的高潮落人情绪的低谷,各自表达出内心的苦闷、忧郁和思索。同时他们还向往一种纯美的幻想境界,在理想与现实、希望与绝望的两极之间体味人生的过程。两部作品充满着一种批判精神,包括社会批判和自我解剖,他们善于揭示民众当中愚妄麻木的灵魂,并以恶性对抗的态度向社会宣战,也向自身宣战。两相比较,波德莱尔更侧重于人性分析,对于他所诅咒的丑恶环境怀有某种依恋,而鲁迅始终坚持启蒙者的不妥协精神。
鲁迅与波德莱尔都把幻想看作是对现实的一种调节和补充,他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幻想或空想对人类精神的麻痹性与欺骗性。波德莱尔更善于以幻想作为铺垫,反衬对比出现实的冷酷与丑恶,这种反衬与对比似乎在告诫并提醒人们说,请不要为幻觉所遮住双眼,这才是真实!
波德莱尔与鲁迅的散文诗,是他们自身的苦闷、忧郁无可排解的真实记录。为什么两位作家都大量地选择了梦境、死亡这种非现实场境,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作为思维象征符号的人与物在梦境中可以随手拈来,尽量脱离开具体生活逻辑的琐屑和情理,思想的容量由此而大大地增强了。
心理分析需要冷峻的思维,经常显示出具有讽刺或幽默风格的艺术语言。鲁迅喜爱果戈理,从风格上来说就是喜爱他的写实与讽刺,所以他有意识地将果戈理的小说作为借鉴。鲁迅在《论讽刺》中明言:“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他对于果戈理的评价,大都是围绕着讽刺艺术的表现。他对果戈理的评论最重要的是在《“题未定”草(一至三)》中,说他的作品“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藏”。的确,果戈理是那一种内心世界丰富热情、表面上却冷若冰霜的作家,居高临下而充满智慧的讽刺手法不但在《狂人日记》中被鲁迅效仿,而且体现在其他的作品中。我们从《阿Q正传》、《孔乙己》中可以看到,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共同存在着那种“几乎无事的悲剧”,那种“含泪的微笑”;在《高老夫子》、《离婚》、《肥皂》里又可以看见他们那种“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地显示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的讽刺本领。这种讽刺要经过相当高度的提炼才能达到其艺术效果,比如说《离婚》当中的例子吧,封建遗老七大人把玩着一个玉器,得意洋洋,引得大家都围上来看。七大人说:“这就是‘屁塞’,就是古人大殓的时候塞在屁股眼里的。”一边说着,一边在自己的鼻子旁边擦了两下。后来这个动作就始终贯穿在人物的行动当中。
P33-P35
精神分析理论与鲁迅的文学创作这个论题,有很多研究家做过,但缺乏系统性,所以就极少见到这个题目的专著。我们想,精神分析理论对鲁迅的文学创作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从鲁迅那里又影响到中国整个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直到今天,这一影响依然还在进行。然而,这样大的历史跨度是很难驾驭的,可以取巧的办法就是在其中选择多个点,就像长篇小说的初期阶段那样,用的往往是连珠式的结构,或许在客观上也会形成一种积点成线的联系。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两人对全书的写作内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然后分工分头写作。王建周主要完成了绪论和理论部分的写作。周怡主要完成了作品解读部分的写作,其中有的章节已经在《鲁迅研究月刊》、《文史哲》、《山东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时间仓促,书稿完成难以说是称心如意的,这就算作遗憾吧,或者说也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作者
200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