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于“文革”前夕的泥塑作品《收租院》包含着多种意识形态内容与艺术观念，作者选择这一作品来观察和分析艺术的时代语境与公众接受状况，是极有眼力的。虽然近年国内外美术理论界评说《收租院》者层出不穷，但此书确已将相关问题作了整体性的清理，今后与此有关的研究将不能不以此书为新的起点。作者寻访、查找了丰富的资料，并对已有的资料作了认真的核对和鉴别。既吸收了此前诸家的研究成果，又不拘泥于前人的思考格式，行文通畅，夹叙夹议，是中国现代美术研究领域的佳作。

本书对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作品《收租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着重讨论了这件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公众反应，讨论在这些现象后面所隐藏的社会原因和美学原因。其学术价值表现为：1)作者运用接受美学和社会心理学交叉与融合的理论视野，借用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新颖，理论分析建立在扎实的史实基础之上。2)资料搜集详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3)对《收租院》的评价公允、客观，有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文思敏捷，逻辑性强，具有较高学术水准。

序

第—章 绪论

一、充满传奇色彩的《收租院》现象

二、关于《收租院》的基本研究状况

三、本书的关注点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为大众而创造的雕塑文本《收租院》

第一节 作为政治任务的艺术创造

一、政治气候与创作动因

二、“荡涤灵魂”的创作过程与“三结合”的创作方式

第二节 浓缩血泪仇的逼真巨作

一、地狱的活现与血泪的控诉

二、既定的主题与真实的情境

三、凝练的大众化语言与撼人的视觉张力

第三章 极左时期的公众反应

第一节 社会主义教育与《收租院》冲击波

一、《收租院》冲击波席卷全国

二、冲击波与社会主义教育效应

三、舆论宣传的推波助澜作用

第二节 文化革命与《收租院》之命运

一、《收租院》命运在文革狂飙中的戏剧性

二、政治狂热与艺术接受心理的畸变

三、文艺荒原与公众趣味的退化

第四章 新时期的接受状况

第一节 改革开放之初遭受的空前冷遇

一、政治环境巨变与《收租院》的陡然沉寂

二、历史反思与文化碰撞推动公众趣味变迁

第二节 经济腾飞带来新型观赏热潮

一、旅游热与((收租院》再受青睐

二、公众兴趣的多样性与艺术价值的凸显

第五章 《收租院》现象的形成与启示

第一节 两大历史时期公众兴趣转向之根源

一、社会转型带来公众心态改变

二、政治因素作为决定公众兴趣转向之关键

第二节 从《收租院》现象看大众艺术接受

一、生活经验对艺术接受的核心作用

二、社会心理求新与恋旧的张力平衡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关于泥塑《收租院》——王官乙先生访谈录

后记

一、充满传奇色彩的《收租院》现象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没有哪一件雕塑作品的接受历程，像泥塑群像《收租院》那般具有传奇色彩：这件泥塑巨作，是1965年随着当时全国深入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运而生的。当它刚一诞生，就赢得了高度一致的广泛赞赏。当时在舆论声势的推助下，公众观赏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其社会影响迅速波及海内外。那时泥塑《收租院》的巨大冲击波，恰如王朝闻先生首次见到《收租院》时，就将其比作原子弹，预料它在面向农村，进行阶级教育上，会释放出巨大的精神威力那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强劲的《收租院》旋风。在继之而来的文革时期，泥塑《收租院》最初遭遇到极左狂潮中不同方面的激进派的严厉批评，进而被迫多次修改。当修改后的《收租院》适应了极左狂潮的政治需要，它作为当时文艺革命的一面旗帜，便又幸运地受到了广泛的推崇。物极必反。到了文革后期，就有人开始私下对《收租院》提出怀疑和讥讽。不过，即使是文革结束以后的一二年时间里，人们对泥塑《收租院》的浓厚兴趣虽然有了明显减退，但其余波还在持续。只是由于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人们对《收租院》的热情彻底冷却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似乎完全被人遗弃与淡忘。有趣的是，当历史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竟从各不相同的新视角，重新发现了泥塑(《收租院》的诱人之处，进而在一定范围内兴起了《收租院》旅游观光热潮。更有意味的是，学术界也重新发现了《收租院》的艺术价值。于是，1996年4月，泥塑《收租院》迎来了在重庆四川美术学院和大邑地主庄园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接着，旅美华人艺术家蔡国强，以《收租院》为母题创作出的流动装置艺术作品《威尼斯收租院》，竟然在1999年举办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国际大奖。这一事件，不仅引起了一场版权纠纷，而且它还引发了2000年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中，重新评价《收租院》的激烈论争。一时间，泥塑《收租院》再度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之一。

《收租院》现象的确引人深思。它的潮起潮落，与时代语境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这一点，笔者在2003年11月下旬，通过对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大邑刘氏庄园的实地考察，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

自1965年泥塑《收租院》诞生以来，大邑刘氏庄园至今为止，共接待了大约4至5千万名参观者。从观赏潮起伏状况看，有着落差巨大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65至1978年，为第一高峰期。这一时期每年参观人数在200至300万人的水平上徘徊。(在文革时期的某些年份，要远远超过这个水平；而1977至1978年，则是一个观众人数开始下滑的过渡期)。

第二阶段：1979至1991年，这是一个参观人数急剧下降的低谷期。虽然自1986年起逐渐略有回升，但回升幅度不太明显。这一时期，每年接待的参观人数在1至2万人之间徘徊。

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这是由旅游热带动的第二个高峰期。这一时期，每年参观人数在15至20万人之间徘徊。(有人估计，如果不是后期门票定价太高，客观上会制约低收入的参观人数，第三阶段回升幅度会更大。)

面对泥塑《收租院》公众反应在三大历史阶段上，表现出的大起大落与起死回生现象，我们能获得哪些启示呢?在落差巨大的数字背后，隐涵着怎样的社会心理演变轨迹呢?这正是本书将努力探索与揭示的东西。P12-13

泥塑《收租院》早已成为一种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化现象。这件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运而生的雕塑巨作，曾作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美术的光辉典范，一度被人们奉为“文艺革命的样板”。《收租院》刚一诞生，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继而它的复制作品展览遍布全国，加上当时报刊与电台的大力宣传，很快使这件雕塑名作家喻户晓。事实上，它的声誉不限于中国大陆，在文革期间的1968年，它还被送往阿尔巴尼亚巡回展览，在遥远的“山鹰之国”也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后来由于各种版本的画册广泛流行，使其名声很快扩散到了香港和台湾地区，继而扩散到了日本和欧美国家，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新中国雕塑代表作。甚至有不少人认为，泥塑《收租院》是中国大陆上自主产生的独一无二的现代主义艺术杰作。

然而，进入新时期以后，由于整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人们开始对过去推行的阶级斗争绝对化极为反感，连带以揭示阶级斗争而著称的泥塑《收租院》也很快遭到了来自公众的冷眼，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似乎彻底忘却了它。出人意料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大陆旅游热的兴盛，导致《收租院》在遭受了十多年的冷遇之后，再度迎来了新的公众观赏热潮。与此同时，一些前卫艺术家也对它投以特别的青睐。1999年，旅美华人艺术家蔡国强以《收租院》为母题创作的行为装置作品《威尼斯收租院》，居然在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国际大奖。当人们以平和的心态来审视泥塑《收租院》时，过去那种极左的政治色彩渐渐淡去，而长期被遮蔽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转而被凸显出来。不过，对这件产生于特定历史氛围中的、具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雕塑名作之文化意义的判断，学界也开始产生尖锐的分歧，有人视它为艺术大众化的典范而加以热情赞誉有人视它为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绝唱而加以高度评价；但也有人视它为极左路线的宣传工具而予以坚决否定。

回顾泥塑《收租院》在问世以后，公众反应潮起潮落、反复回荡的艺术接受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件表现特定政治主题的艺术杰作，它的历史命运与时代语境有着何等密切的关联。透过这种关联，我们还能发现大众艺术接受的某种内在规律性。正是出于对这一典型的艺术接受案例的特殊学术敏感，本书作者张幼云，当时作为中央美院美术史系2001级博士研究生，决定将其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当时感到这个选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挑战性，值得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加上在我看来，张幼云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宽广，治学态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对他以此为研究课题，高质量地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是很有信心的，也就欣然赞同他的构想。

自此，他全身心地沉浸在这项研究之中，采用接受美学与现代社会心理学交叉、融合的理论视野，将文献研究与大量的社会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对这件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而又极为复杂的泥塑杰作的公众反应、接受史，进行了深入的历史考察和理论研究，努力揭示公众艺术接受与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和回答了其中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理论问题，在史论交融中进行严密的论证，完成了《时代语境与艺术的接受——对泥塑<收租院>公众反应的历史考察与美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在中央美术学院2004届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赢得专家们的一致好评。这次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其公开出版，书名则变为《泥塑<收租院>的沉浮》。我谨述其由来，是为序。

王宏建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8月8日与北京

这本小书实为我在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时的学位论文。原名为《时代语境与艺术的接受——对泥塑<收租院>公众反应的历史考察与美学研究》，这次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专著出版，我只增补了附录部分，并对博士论文中个别文字稍作订正，其余均保持原貌。

我的博士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发生过重要变更。本来最初的选题为《公众趣味趋向的演变——对20世纪中国三个美术案例的考察研究》，即通过对齐白石的中国画、泥塑群像《收租院》和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的艺术接受历程的具体考察，初步探索有关公众趣味趋向演变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个选题不仅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上得到认可，而且我已按此构想全面地展开了资料搜集工作，并进入了论文实际写作阶段。然而，随着论文写作的深入，一个意向开始萌生，并逐渐占了上风：重新调整写作思路，集中研究泥塑《收租院》公众反应、接受史!产生这种意向的直接原因是，我已收集到的《收租院》艺术接受方面的第一手材料特别丰富而有趣，如果按原来的写作框架，不仅这些材料只能蜻蜓点水似的粗略涉及，它的史料价值不能充分显现，而且每个案例都谈不深入，弄不好就会落入泛泛而论。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感到集中对这一艺术接受案例的深入探讨，具有更大的挑战性!这种想法后来在受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郎绍君先生的鼓励后，变得更加明确。于是我抛开原初的论文构思和已写就的章节而另起炉灶，重新确立研究思路，拟定新的论文提纲，那时已是2004年2月底，距学校预定的论文答辩日期只剩下不足4个月。

当我决定将自己临时改变论文构思的想法报告给导师王宏建先生时，起初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出人意料的是，听了我的博士论文新构想，先生不仅没有提出异议，而且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并与我就新的写作提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可以说，如果没有导师王宏建教授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我的这本小书恐怕不可能问世。回想在中央美术学院三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习时光，导师的平易近人，通达开明，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探索精神，因势利导地启迪学生的学术智慧的教学风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本书即将问世之际，尚需鸣谢以下先生曾给予过的热情帮助：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著名美术理论家邵大箴教授不仅给予了我许多指教，而且还将他过去珍藏的有关《收租院》的报刊资料赏赐于我；四川美院王官乙教授，作为泥塑《收租院》创作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曾满腔热情地就《收租院》的创作、修改与公众反应问题，专门为我作了三个多小时的深情回忆，进而将他近四十年来精心收藏的两大包有关《收租院》的珍贵原始资料和各种报刊评论文章全盘端出，供我筛选复印，诚可谓倾心相助；中国美术馆研究部的徐虹主任和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研究部的傅敏主任均全力支持，热情地向我敞开了各自单位的档案室，任我查寻、复印与这一选题相关的重要档案材料；同门师弟皮力赠与我刊有他研究《收租院》之长篇论文的学术文集；同门师兄邹跃进和校友李峰，为我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收租院》画册，而中央美院人文学院资料室的鲁立嘉先生，为我承担了本书全部图片的翻拍工作；中央美院特聘教授冯蓬生先生，主动将他所珍藏的《收租院》电影剧照提供给我在论文写作时浏览；著名画家华君武先生和著名美术批评家水天中先生，在百忙中为我复函，提供鲜为人知的有关史料。还有罗世平教授、易英研究员、殷双喜副研究员以及黄笃博士、邵军博士、黄丹麾博士等师友，或给我以重要的相关信息咨询，或与我就某一学术观点进行深入的切磋。在此，我愿对他们再次深表谢忱。

张幼云

2005年8月10日于广州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