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学贯古今，融会中西，出入佛道，取精用弘，而要归于儒，秉“中体西用”模式对佛教唯识论加以改造，创发以“恒转”为本体的哲学体系。本书收入了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历史纲要》三部著作。其中《论六经》对《礼经》中的《周官》发挥尤详，阐述了儒家的治世之道，表达了儒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本书收入了熊十力《论六经》、《中国历史讲话》、《中国历史纲要》三本书。

《论六经》分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对《礼经》中的《周官》发挥尤详，阐述了儒家的治世之道，表达了儒家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具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中国历史讲话》创作于抗战时期，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的探讨，发扬民族精神，为各民族团结抗战提供历史依据。作者在书中试图证明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虽不甚科学，但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感情。《中国历史纲要》为清理中国通史而作，其中关于作史应注意之点和关于宋明理学的看法，均透露了作者的民族观、历史观和学术史观，可与《中国历史讲话》对参。

论六经

题记

赘语

与友人论六经

编者后记

中国历史讲话

题记

缘起

一、种族推原

二、关于修中国通史的意见

中国历史纲要

题记

中国历史应注意之点

编者后记

程朱诸老先生始提出《学》《庸》二篇，并服膺《乐记》中“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一段语，不可谓无精识。《乐记》深远，惜乎程朱未善发挥，此当别论。宋太宗当五季群凶宰割之余，士习奴化，欲表章《儒行篇》，其识度亦远矣，而理学诸儒弗是也，岂不哀哉!余作《读经示要》，弘扬《儒行》，曾为之注。清末康有为独弘《礼运》，与《春秋》三世义相印证，其源出于宋儒胡文定。吕东莱与朱子书日“胡文定《春秋》传多拈出《礼运》‘天下为公’意思，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子之论。胡氏乃屡言《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之世，此乃纲领本原，不容有差”云云。按东莱言不容有差者，正责文定之失也。愚谓东莱此书，实中汉以下奴儒之毒。孔子明其所志日“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见《论语》。明是社会主义，以养老、育幼由公共团体负责，与《礼运》不独亲亲子子适合。尧舜禹汤本为小康世之圣王，《礼运》称美之词恰如其分。然孔子非护持王统者，如公山氏与佛肿，皆以农民之长，古者大夫家臣即农民之长，说见余著《十力语要》。叛大夫、谋革命，而孔子皆欲往，可见孔子已有实行民主、废弃统治阶层之志，但虑佛肿公山终不足与图大事，故终未果往耳。汉宋群儒于《论语》此等处皆视为不可解，因其有拥护统治思想，故不悟《春秋》微旨，不达圣意耳。若识孔子志在进世太平，期全人类抵于群龙无首之盛，则尧舜禹汤只是小康时代之圣王，夫复何疑?

P25

回忆父亲熊十力

父亲经常回忆自幼家贫，幼年丧父。随父就读一年，学无常师，只靠自学。他一生著作甚多，少量出版，后来仅靠亲友赞助出版。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的著作能够广为流传。虽然在他晚年，满腹学问无人可传，可他还是坚持写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去世后，港台陆续出版了父亲的部分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儒学受到各方关注，中华书局等先后在北京、上海、河北、辽宁、深圳等地出版了他的专著，湖北还出版了《熊十力全集》。

父亲的一生，就是学习和创新、奋斗的一生。

1917年，他参加护法运动，佐孙中山幕。因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颇觉失望，遂决意弃军政向学，研读儒佛，以增进国民道德为己任。

1918年，他的第一部书《子真心书》整理成集出版，蔡元培先生为之作序。

1919年暑，读梁漱溟先生《究元决疑论》，遂从津至北京，两人当面探讨佛学，从而结交成半个世纪的终身挚友。

1920年，人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佛学。在欧阳竞无大师门下，深叩内典，专攻法相唯识学，草成《唯识学概论》。读书三年，他在儒、释、道、耶及汉宋诸学都有了初步比较和研究，还钻研了西方哲学。

1922年，经梁漱溟先生推荐，父亲被蔡校长聘入北大讲授唯识学。因不满佛家性寂、因缘、轮回之说，决心自创新说，欲直书己见，逐步走上了自成一家的道路。

1923年，《唯识学概论》重新整理、撰著，是年10月，北京大学出版部为之印刷(署名熊子真)。

1924年，更名熊十力，取自沈约《内典序》，是佛典中赞颂佛祖释迦牟尼之语，也有“兴度之业既深，十力之功自远”之说。

1925年，为讲因明学(古印度逻辑学)，从秋到冬埋头攻读。次年，他的《因明大疏删注》，由北大印成讲义，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第二种《唯识学概论》印行，他由佛归儒，自创《新唯识论》，奠定了新儒学的基础。

1932年9月，经过十年的刻苦钻研，《新唯识论》终于出版，马一浮先生为他作序。

在北大的36年，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关键重要的阶段，在学术上精益求精，对儒家学说观念的研究有建树、有创新，著作颇丰，培养多位学生成材成名，他本人也成长为知名学者、教育家和哲学家。没有北大，也就没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没有蔡先生知遇之恩，也不会有熊十力。

父亲一生倡导不断学习，1954年，他在北京什刹海为张中行写下：“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甲午十月廿四日，于北京什刹海寓写此。漆园老人。”正是他自己学习的写照。

父亲一生爱国，1902年，他投笔从戎入武昌新兵营，后奔走反清，参加辛亥革命。1937年，七七事变，父亲于7月8日乘煤车逃离北平南下。日军对武汉大轰炸后，1938年春，携母亲及我妹再光入川。先住重庆壁山中学，迁来凤驿，继续研究学术，给邓子琴、钱学熙、刘公纯等讲民族精神、种原及通史。自信日本人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是夏整理出《中国历史讲话》，约六万言。同时，作有《中国历史纲要》，并与老友居正、方东美交往、讨论。

1939年夏，应马一浮先生之约去复性书院讲学。后遭日寇轰炸，积稿尽焚，衣物全毁，左腿被炸伤。悲愤有余，遂返回来凤驿，和梁先生及他的学生们一起，住在西寿寺破庙中。

抗战时期，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艰难度日，但他埋头写作，不求名利。他没有一日不讲学，没有一日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从不灰心丧气。休息时还常常对着山谷高声呼喊，四面回响，似催人奋进，总是给人一种勇猛精进、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

解放后，父亲有幸安心著作，不受运动干扰，他写出了《体用论》、《原儒》、《明宗篇》、《明心篇》、《存斋随笔》等。今天，为了普及新儒学知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选校了父亲的几种著作出版，使人欣慰。借此感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和出版界的朋友搜集、出版父亲的著作、资料和传播交流，奔走辛劳。

熊幼光

2006．1．12

据熊先生弟子任继愈先生回忆，“七·七”事变后，北平为日寇占领，熊先生冒险，装成商人，乘运煤的货车逃出北平。随行的有刘公纯，也是北大的学生，一路照料。火车上正值大雨倾盆，衣履尽湿。据我们考证，熊先生是七月八日由南城逃离北平的。他历尽艰辛，辗转到武汉、黄冈(一度住团风)，并于一九三八年春入川，先住重庆，后住璧山县中学，受到中学校长钟芳铭的欢迎。人川后，出于民族义愤，熊氏对他周围的学生和友人邓子琴、钱学熙夫妇、刘公纯、陈亚三、刘冰若、王绍常、任伦防等讲民族精神、种原及通史。熊先生说：“吾有一坚确信念，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决不能亡我民族。”一九三八年夏天整理出《中国历史讲话》，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石印。是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尽管不甚科学，然其意图却是为各民族团结抗战提供历史依据。当时贺麟先生、任继愈先生从重庆南温泉去璧山看望熊先生。熊先生亦对他们大谈“五族同源”的中国历史观，并且很得意地讲述他如何解决了“回族”的起源问题，说这个问题是他苦苦思考了很久才解决的。熊先生的忧患意识和民族感情在此书中得到充分发挥。

我们搜集到熊先生的未刊手稿《中国历史纲要》，题目是原收藏者邓子琴教授加的。手稿写在两册毛笔用草纸小字簿上。簿长二百三十八毫米，宽一百四十毫米，甲簿三十六叶，乙簿三十二叶，每叶七行，每行二十二格，红格，有行距，中缝下有“清荣长制造”红字。熊先生未按格写。甲簿扉叶上熊先生写有全国各省的全称和简称，其中写到辽、吉、黑、热后注：“以上东北四省，亡于倭。”乙簿封面上写有“安息在葱岭西、条支在安息西”字样，又写有“只要工夫深铁斧也能”字样，后者又用墨涂掉；封底上写有“杂论见闻录口订于璧山寓所”字样，又用墨涂掉。(其中一字不清，以口代替。)我们判定这一手稿仍作于璧山，与《中国历史讲话》的写作时间相差不远，似是作者在写作《中国历史讲话》之前，为自己清理中国通史而作，并非为发表而作。其中关于作史应注意之点和关于宋明理学的看法，均透露了作者的民族观、历史观和学术史观，完全可以与《中国历史讲话》对参，以见其异同。

《中国历史讲话》由郭齐勇整理，《中国历史纲要》由蔡兆华整理。整理、点校中的疏漏之处，敬祈读者惠予指正。

郭齐勇、王守常于武汉——北京

一九九一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