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人生的轨迹，一些难忘的往事，我们前进的每一个脚印，都是在前辈的帮助启迪下，好似飞鸿踏雪泥，偶然留下的一点指爪而已。他们向我们这些后辈，叙说了他们的经历，叙说了他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经过的坎坷与走过的艰苦曲折的路程。让我们再次走进他们的世界，与他们认真、真诚地审视功过是非。

前言

崇敬的思念

——陈云同志钟爱与扶植评弹艺术

放到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陈云同志关心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件事

帷幄决策团结会

——胡耀邦与新时期文艺的振兴

关心和活跃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胡耀邦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文化

平民教育之父蔡元培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

——忆陈望道老师

走近周扬

到最需要普及文化的地方去

——周扬与群众文化

女神把他的心弦拨动

——郭沫若与周扬

锦鸡互赠美丽的羽毛

——周扬与冯雪峰

马凡陀与评弹这朵花

人生难得一知己

——周扬与周立波

虽不同生亦当共别人间

——周扬与苏灵扬

开创曲艺美学的大师

——忆王朝闻同志

袁水拍与《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

做青年的知心朋友

呼唤大文化的理论家

——忆王惠德同志

为群众文化不倦歌唱的人

实践出真知

——读李英敏的群众文化著述

领导艺术的结晶

——读高占祥的群众文化论述

延河的儿子

——告别艾克恩同志

陈云同志一生都钟爱评弹艺术。在他逝世的当天，还听过一段评弹录音，下午才安详地阖然长眠。

陈云同志一生都注重调查研究，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作风。他那本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就是他钟爱评弹艺术和注重调查研究的结晶，也是为我国的文艺工作者留下的取之不尽的思想财富。

作为中宣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我在工作中聆听到陈云同志的一些意见，受到很大的教育与鞭策，与评弹艺术也结下了情缘。我在这里记叙几件经历的往事，以表达一点我对他老人家崇敬的思念。

我最初读到陈云同志一些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那是在1961年6月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这次会议的召开和会上根据周总理指示的精神制定了一个文艺工作条例式的文件，都是为了在六十年代的初期，我们党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的同时，对文艺工作的政策也要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更好地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这段时期，陈云同志由于健康的原因，正在休息与疗养。他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主管经济工作的，文艺工作并非他非管不可的，但他却在养病期间，以共产党人对革命文艺事业的满腔热情和极端负责的精神，找了评弹艺人、文化部门的负责人来交谈，听了许多评弹的新、老书目，全面、比较、反复地研究了评弹艺术在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从而提出了许多切中时弊，并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和调整文艺工作的政策带有全局性的意见。如“演传统书目，也演创作、改编的书目，这才是百花齐放”；“要注意某些艺术形式的趣味性特点”“去掉了噱头和穿插，才真正破坏了评弹艺术的完整性”；“要重视创新工作”；“要发动评弹艺人深入生活，创作新节目”；“传统书目经过了几代艺人的磨炼。新书还是萌芽，我们对新的作品，只要有三分好，就应热烈鼓掌，加以鼓励扶植。”众所周知，这段时期，文艺事业主要是弥漫着“左”的迷雾，一些民族艺术，谈推陈出新，却去掉了优秀的传统节目；强调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却丢掉了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谈文艺的教育作用，却把愉悦人们身心的娱乐作用视为禁区。如有人在会中发言举例：当时一些工艺品如枕巾上都要印上如何革命的字样，文艺作品更不消说了。陈云同志这些充满辩证法，既谈政治，也谈艺术；既谈教育，也谈娱乐，和精辟地阐释了评弹艺术特点的谈话与通信，印成这次会议的学习文件，在会中广为传播。我作为工作人员列席了这次会议，听到陈云同志的这些意见在与会的全国各地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和一些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认为读了陈云同志的谈话和通信，真是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对整个文学、戏曲、电影艺术事业排除“左”的干扰，向前发展，都可收到举一反三的效益。我还记得，当时窃居中央领导的康生，借口反“左”的表现，也把他推崇一些停演过的坏戏和在舞台上“挤眉弄眼、卖弄风骚”的台风当成艺术特点的意见，拿到会上来散播。对比之下，陈云同志的谈话和通信，在纠正“左”的同时，又提出防止另一种倾向，如“要有噱头，但要防止错误地滥放”；“要有轻松节目，但要防止下流”等，是多么富有深邃思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远见卓识!后来这些意见，都成了颁发抑制文艺工作中“左”的指导思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即简称的“文艺八条”)的重要依据。

正是由于陈云同志的支持和建议，评弹艺术这朵江南民族艺术之花，从六十年代起，就不仅只是在江、浙、沪地区流行，而是走向全国了。那几年，文化部门便不断组织上海、江苏的评弹团进京演出。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的袁水拍，也是一位酷爱评弹艺术并很有研究的人士，有人说他写的辛辣、讽刺、幽默的《马凡陀山歌》，就汲取了不少评弹艺术的营养。陈云同志关于不能忽视曲艺的娱乐作用的谈话，就是找他来说的。每逢评弹团来京，演出节目的敲定、文艺界人士的观摩、报刊的宣传，他都根据陈云同志指示的精神，亲自细微周到地安排。评弹的一些著名艺人演唱的一些书目，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真假胡彪》、《新木兰辞》、《玄都求雨》、《厅堂夺子》等，在京城真正引起轰动，特别在艺术界的人士中，掀起了一阵评弹热。著名的评论家王朝闻在报刊上撰文说：“对评弹不少出色的佳作，听出味道来，欲罢不能，简直被它‘坑’住了。”赵开生创作的弹词开篇《蝶恋花》，一时间成了各种演唱会上的名曲。大约是1963年，江苏评弹团的杨乃珍赴日演出归来，袁水拍专门请她到中宣部教育楼为首都的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同志演出，她唱的一曲抑扬、婉转、抒情的《蝶恋花》，使在座的人士为之倾倒不已。一些北方的曲艺艺人，遵循陈云同志的建议，或借鉴评弹艺术的精华以增加自己曲种的魅力，或尝试用普通话演唱评弹的节目。如单弦名家马增慧就向蒋月泉老师学习，使得评弹艺术突破吴语的屏障，为更多的听众所欣赏和喜爱。可以这样说，在六十年代初期，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在弘扬和振兴优秀的民族艺术上，为我们做出了典范。

我自己虽然过去在上海工作多年，却对评弹艺术连入门也谈不到，只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听而已。真正喜欢和懂得了一点评弹，还是在读了陈云同志的谈话和通信以后。1963年，袁水拍根据陈云同志的指示，要我和“曲协”的同志到苏州地区的农村去作一次调查研究，了解评弹的创新和在农村演出的情况。此行对我这个对评弹知之不多的人，进入评弹艺术殿堂的大门，实在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一到这些地方，就感受到浓郁的评弹艺术的气氛。从集镇、公社的书场、茶馆里，甚至从街头巷尾的大喇叭里，随处都可以听到琵琶铮铮、三弦丁东、清脆悠扬的弹词曲调。感到评弹艺术在江南地区为人们喜闻乐见及其影响之广泛，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们还看到上海评弹团的著名艺人严雪亭、刘韵若、陈希安等都在昆山的农村集镇巡回演出，受到农民热烈欢迎的情景：夜深人静，小巷空寂无声，书场茶馆却是满座欢腾。又一次使我们感到陈云同志指出的评弹要面向农村，要把到农村说书作为一个方向是多么重要。我们还看了一次苏州地区评弹现代曲目的会演，这次会演主要演出一年多苏州地区各县评弹团、队创作和改编的中、短篇的现代曲目。得奖的十四个曲目，从各个侧面描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艺术风格也是风姿多采，有的还吸取山歌小调人唱，使农村生活气息更如浓郁，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昆山县评弹团的短篇《雷锋出差》，不仅正面描绘了雷锋平凡而高尚的行为，还透过其他人物的行动，适当运用噱头和穿插，烘托了雷锋的革命情操。我们在农村听这个书目时，还听到农民看完演出后边走边议论：“要做雷锋那样的‘憨头’、‘傻子’，可别做学鸭叫的‘乖人’”(乖人是《雷锋出差》中的反面人物)。看了这样的演出，听了这样的反应，对陈云同志多次谈到不要忘了评弹艺术“噱”的艺术特点，才真正有些领悟。噱头运用得恰到好处，不仅书场不再寂寞，顿添欢悦和热闹的气氛，笑声中同样也是教育人的。我们还看了常熟县评弹团的中篇评弹《梅塘姑娘》与短篇曲目《探女》。这两个书目的作者朱寅全和主要演员蔡惠华都在县委的安排下，深入到农村，和书中的原型人物生活了一段时期，回来时，在创作和编写的过程中，又得到兼职的县委副书记、作家吴强的帮助。我们觉得这样描绘农村新人新事的佳作以及他们的创作经验都值得向外介绍和推广。回京汇报后，便通过文化部门请他们到首都来演出。当时，中宣部、文联的负责人周扬、阳翰笙、刘芝明、陶钝、袁水拍等同志看了他们的演出，都很赞赏，认为只有认真贯彻了陈云同志的指示：要重视创新工作，并要发动评弹艺人深入生活，创作新节目。一个县评弹团才有可能出现这样具有时代精神和乡土气息的新书目。

八十年代，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艺工作在“四人帮”倒台后，拨乱反正，思想大解放，创作和演出都呈现了一片活跃和繁荣的景象，特别是曲艺界脱颖而出，好作品、好演出都不断出现。但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市场的出现，文艺团体要进行体制改革，打破吃大锅饭的固定模式，一些精神产品也要进入市场去求得发展。文艺界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在新形势下，文艺工作者如何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如何加强社会责任感，注重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特殊性，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一段时期，有些文艺工作者在商品大潮前迷失了方向，以曲艺界来说，说唱荒诞离奇、低级下流的书目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庸俗无聊的表演和捞钱抄肥现象也发生了。这时，我已回到中宣部文艺局工作。宣传部门的同志正在苦于没有一个含义很确切、具有针对性、又循循善诱地体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口号，来引导文艺工作者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轨道。1981年，我们听到陈云同志与吴宗锡有关评弹团体制改革的谈话，言简意赅地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我们顿感这个口号找到了，陈云同志为整个的文艺事业的改革开放及时地提出一个共同要求。我们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文艺事业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坚持“出人、出书、走正路”。陈云同志的话说得多么深刻和切中要害：“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要用走正路的艺术去打掉歪门邪道，去引导和提高听众。”接着，陈云同志又给中央有关的负责同志写信，指出要切实纠正书目和表演不健康的问题，单靠文化部门抓是不够的，必须省委和市委出面来抓才行。正是在陈云同志的亲切指引和教诲下，今天，宣传文化部门已把“出人、出书、走正路”(出书已演绎为出作品、出戏等)的要求，作为所有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省、市委的宣传部门已把出好书、好文章、好戏、好电影、好电视剧，定为“五个一工程”，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每年都要奋发努力地去取得成果。

1995年6月P1-6

这是我写的一些回忆前辈、师友的纪实文集。在记述前辈、师友那些难忘的往事时，也留下我人生轨迹的一些片段：革命学生运动风风火火的日子；迈步人民新闻的工作；在中宣部工作那些不能忘却的岁月；与曲艺艺术结下不解之缘；探索群众文化建设的艰难历程。可以这样说，我前进的每一个脚印，都是在前辈、师友的帮助启迪下，好似飞鸿踏雪泥，偶然留下的一点指爪而已。

这里，我记叙得较多的是周扬同志，他是我在中宣部工作的老领导，我尊敬的一位师长。我认识他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作为党的文艺工作的一位领导人，他一直是着重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文艺工作的问题。但我觉得从我认识他的时候起，具体点说，从1961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制定“文艺八条”起，他就开始从探索艺术规律的角度考虑问题了。他钻研中国古典的文艺理论，讲话中不时提到要努力做到思想、政治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甚至谈到做文艺工作领导的人，要注意不要被人说成是“庸俗社会学”。

我与他接触与交谈得较多是“文革”后的时期，耳闻目睹了他诚挚地对自己一生进行了反思与自我批评。我参与了根据陈云同志指示进行的，对上海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合乎历史实际的、公允的评价工作。周扬与翰老、夏公一道，向我们这些后辈，叙说了他们的经历，叙说了他们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经过的坎坷与走过的艰苦曲折的路程。他认真、真诚地审视了他文艺生涯中的功过是非。他反对这是忏悔的说法，坚持说这是总结经验教训，既是教育自己，也对后来人有所启迪。周扬本有意和夫人苏灵扬一道来写回忆录，可惜不久，他竟一病不起。我记叙的有关篇章，不知能否补偿他的心愿于一二。

这些回忆纪实的文章，都在全国有关的报刊上发表过。这次汇编成集，只在个别文字和事实上做了一点校正。

荣天坞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