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充满抒情诗意的小说，也是一部在西方获得高度评价的作品。内容上他是一部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小说涉及了1903年夏到40年代末近半个世纪的俄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触及了道德、政治、哲学、美学、社会、宗教等一系列问题。作者帕斯捷尔纳克是俄国四位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浓重的抒情气息，作者并不用一般叙事小说中眼花缭乱的情节取悦读者，也没有咄咄逼人的语气，但读来却能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和对命运的思索！

上卷

 第一章 五点的快车

 第二章 来自另一个圈子的姑娘

 第三章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

 第四章 不可免的事已臻成熟

 第五章 告别旧时代

 第六章 莫斯科宿营地

 第七章 旅途中

下卷

 第八章 抵达

 第九章 瓦雷金诺

 第十章 在大路上

 第十一章 林中战士

 第十二章 荒漠中的花楸树

 第十三章 带雕像房子的对面

 第十四章 重返瓦雷金诺

 第十五章 结局

 第十六章 尾声

 第十七章 尤里·日瓦戈的诗作

他们走着，不停地走，一面唱着《永志不忘》，歌声休止的时候，人们的脚步、马蹄和微风仿佛接替着唱起这支哀悼的歌。行人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数着花圈，画着十字。一些好奇的便加入到行列里去，打听道：“给谁送殡啊?”回答是：“日瓦戈。”“原来是他。那就清楚了。”“不是他，是他女人。”“反正一样，都是上天的安排。丧事办得真阔气。”

剩下不多的最后这点时间也无可挽回地流逝了。“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天地宇宙和芸芸众生。”神甫一边念诵，一边随着画十字的动作往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了一小把土。人们唱起《义人之魂》，接着便忙碌起来，合上棺盖，把它钉牢，然后放入墓穴。四把铁锹飞快地填着墓坑，泥土像雨点似的落下去。坟上堆起了一个土丘。一个十岁的男孩踏了上去。

在隆重的葬礼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往往有一种迟钝和恍惚的感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这个男孩似乎要在母亲的坟上说几句话。

这孩子扬起头，从高处失神地向萧瑟的荒野和修道院的尖顶扫了一眼。他那长着翘鼻子的脸顿时变得很难看，脖颈伸直。如果一头狼崽也这样仰起头来，谁都知道它马上就要嚎叫。孩子用双手捂住脸，失声痛哭起来。迎面飞来的一片乌云洒下阴冷的急雨，仿佛用一条条湿漉漉的鞭子抽打他的手和脸。一个身着黑衣、窄袖上镶了一圈皱襞的人走到坟前。这是死者的兄弟、正在哭泣的孩子的舅父，名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是个自愿还俗的神甫。他走到孩子跟前，把他从墓地领走了。P4

一九五八年秋天，瑞典科学院授予苏联作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在俄国诗歌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但谁都清楚，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真正原因是他写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在西方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西方舆论界称赞它是一本了不起的书，苏联则把它视为否定十月革命的小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先后反映到中国来。五六十年代苏联观点占绝对统治地位，到了七十年代末，西方观点也渐渐有了一定的市场。对于这部反映人类历史上最重大变革时期的作品，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只有不抱任何先人为主的成见，对作品本身进行认真而细致的分析，才能作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

帕斯捷尔纳克一八九。年二月十日生于莫斯科。父亲列奥尼德·奥西波维奇是莫斯科美术、雕塑、建筑学院教授，著名画家，曾为托尔斯泰作品画过插图。母亲是著名钢琴家，鲁宾斯坦的学生。与父母过从甚密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启发了他对诗歌的爱好，是他一生喜爱的诗人。童年时代他受到邻居、俄国著名作曲家斯克里亚宾的影响，立志当音乐家，在音乐学院教授指导下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一九。九年，他人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后转入历史哲学系，一九一二年夏赴德国马尔堡大学，在科恩教授指导下攻读德国哲学，研究新康德主义学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回国，因健康原因未服兵役，在乌拉尔一家工厂当办事员。十月革命后他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任教育人民部图书馆职员。一九一三年，他开始同未来派诗人交往，在他们发行的杂志《抒情诗刊》上发表诗作，并结识了勃布洛夫和马雅可夫斯基。他以后的创作受到未来派的影响。一九一四年，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星座》问世，一九一六年，他出版第二部诗集《在街垒之上》，步入献计献策坛。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二年的十年中，出版了诗集《生活啊，我的姐妹》(1922)、《主题和变调》(1923)、叙事诗《施密特中尉》(1926)、《一九○五年》(1927)，还发表了中短篇小说《柳威尔斯的童年》(1922)、《空中路》(1924)、自传体散文《安全证书》(1931)。

二十年代后期，帕斯捷尔纳克受到拉普攻击，很难发表作品，转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他翻译了许多西欧古典文学名著，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麦克白》、《奥赛罗》、《亨利四世》、《李尔王》，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玛丽亚·斯图亚特》等。

一九三四年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布哈林树帕斯捷尔纳克为诗人的样板，以他取代马雅可夫斯基和别德内。但帕斯捷尔纳克并非时代弄潮儿那类作家，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一年后又被逝世的马雅可夫斯基所取代。

他的诗渐渐无处发表，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三年没出版过一本诗集。他不得不从写诗改为译诗。但他仍未放弃把自己见到的、感受到的和经过一段时期反思后领悟到的东西写出来的强烈愿望。卫国战争之后，他从一九四八年开始用了八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体现他对历史的深沉思考的长篇小说，这便是《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把这本书的手稿寄给《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希望在国内发表。但《新世界》编辑部把手稿退还给他，还附上一封严厉谴责的信：“您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作者的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之后头十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一九五六年六月，他把手稿交给意大利出版商、意共党员费尔特里内利，希望在西方出版，但九月又打电报向费尔特里内利索回手稿。与此同时，意共领导人和苏联驻意大利使馆都向费尔特里内利施加压力，要求他不要出版这本书。但费尔特里内利顶住了压力，并请人以最快的速度译成意大利文，当年十一月就在米兰出版了。接着，他又出版了法译本和英译本。西方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称赞这本书。意大利《现代》杂志主编尼古拉·奇亚洛蒙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概括了俄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时期，“继《战争与和平》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概括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英国作家彼得·格林把《日瓦戈医生》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并说“《日瓦戈医生》的出版使阳光穿透了云层”。美国著名苏联文学研究者马克·斯洛宁则宣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出版是文学界的头等大事。”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将一九五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也向瑞典科学院发了电报表示感谢：“无比感激。激动。光荣。惶恐。羞愧。”西方各界人士纷纷向作者致电祝贺。西方掀起的这股“日瓦戈热”激怒了苏联当局，苏联报刊立即进行猛烈的反击。十月二十六日，《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和七位编委联名给《文学报》写信，谴责帕斯捷尔纳克把手稿交给外国出版商的行为“玷污了苏联作家和公民的起码荣誉和良心”，并要求《文学报》发表《新世界》杂志一九五六年的退稿信。同一天，苏联评论家萨拉夫斯基在《真理报》上发表了题为《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的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会籍，莫斯科作家协会要求政府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权，高尔基文学院学生集队到作家住宅前闹事，投掷石块，击毁门窗，使作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内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一周年的大会上说，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如此不满，尽可以离开苏联到“资本主义乐园”去。十一月四日塔斯社受权声明，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到瑞典领奖后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决不追究。在这种形势下，帕斯捷尔纳克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并致电瑞典科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获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他还给赫鲁晓夫写信，恳求不要对他采取驱逐出境的“极端措施”。十一月五日，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在俄罗斯工作，我同它是分不开的，离开它到别的地方去对我是不可能的。”接着他又在信中检讨道，“《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联制度的基础。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竞没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都历史地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正宗知识分子遭到毁灭。”

苏联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围攻，引起西方各界人士的不满，不少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学者名流以至政府首脑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苏联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没有对帕斯捷尔纳克采取极端措施——驱逐出境。他在莫斯科郊外作家村里又孤独地活了两年，于一九六。年五月三十日病逝。  五十年代末，西方对《日瓦戈医生》的过分赞扬，苏联对它的严厉谴责，以及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在重重压力下的“检讨”，都不能算作对这本书的公正评价。三十年的光阴过去了，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日瓦戈事件”早已平息，我们终于可以不受任何极端观点的影响，就书而论书了。

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他着意刻画旧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理想、希望、期待、欣喜、沮丧和失望，他们的代表人物便是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是作者心爱的人物，作者对他不仅赞赏，还很敬佩。日瓦戈当然不等于帕斯捷尔纳克，但却体现了作者对不少事物的看法。

日瓦戈在知识分子的环境中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自己的专业。他虽然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早便被父亲遗弃，同母亲相依为命，十岁便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靠别人抚养过活。这种生活使他从小便养成内向的性格和对不幸者的同情。他上大学后读过许多哲学、历史和文学著作，再加上宗教的影响，使他童年时代的同情心发展成强烈的博爱精神。他是外科医生，外科手术的实践又养成他对人对事过分严谨的、客观冷静的态度。他喜欢思考，对任何现象都独立判断，但他判断事物的依据往往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阅读过的著作。日瓦戈是个诚实、正直的旧知识分子。但他并不是出于阶级本性而反对十月革命的人。相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军医期间，看到俄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衷心欢迎十月革命。他曾说：“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啊!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了发臭多年的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这是空前的壮举，是历史上的奇迹。”他并且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对新政权的拥护。当他所在的医院里不少人辞职的时候，他坚决留下，并对那些讥讽他的人说：“我是在给他们服务，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直到由于莫斯科粮食以及日用品供应奇缺，日瓦戈一家无法维持生计为止。他们为了不至于饿死，全家迁往乌拉尔。日瓦戈尽管无法理解革命后出现的暂时困难，但并未因生活艰难对新政权产生敌对情绪。倒是他在从莫斯科到乌拉尔的路途上见到的悲惨景象对他刺激很大。以后，在游击队的生活以及从乌拉尔返回莫斯科途中的所见所闻更使他深感困惑。在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对派武装力量企图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时候，他不理解革命政权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日瓦戈既反对白军的暴力也反对红军的暴力。他把暴力和毁灭看成一回事儿，认为只有善才能带来善。他始终未同白军同流合污，断然拒绝科马罗夫斯基对他的邀请，但也越来越同革命政权格格不入，终于陷入与世隔绝的个人小天地里。

一场波澜壮阔的暴力革命不可能像精密仪器那样不发生误差。革命洪流难免泥沙俱下。投机分子和异己分子靠着随机应变的本领有时竟会飞黄腾达，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反而成为他们阴谋诡计的牺牲品。在动荡的时代，个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有时还会含冤负屈，悲惨牺牲。帕沙·安季波夫便是无数被冤屈的人之一。他同日瓦戈完全不同，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一个战功赫赫的红军指挥员。他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因参加一九。五年革命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在铁路工人季韦尔辛家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俄军准尉，后被敌人俘虏带往国外，十月革命后逃回俄国参加红军。他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对苏维埃政权赤胆忠心。但随着红军的胜利，像他那样的“旧军官”变成了清洗对象，最后被迫含冤自杀。  加利乌林是安季波夫的童年伙伴，战场上的对手，攻打红军的捷克军团的指挥官，苏维埃政权的凶恶敌人。但他参加反革命军队并非出于阶级本性，说起来显得可笑，而是被夸夸其谈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荒谬演说推到敌人一边的。他也出身于工人家庭，从小当学徒工，受尽虐待。他本应成为革命者，却成了反革命者。他的命运更带有时代的悲剧色彩。

最悲惨的莫过于女主人公拉拉的命运了。但她不仅是革命失误的牺牲品，也是毁坏她一生的阴险律师和无耻政客科马罗夫斯基的牺牲品。她一回到莫斯科便被关进劳动营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她是逃亡国外的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长的夫人。她的悲剧是科马罗夫斯基一手造成的。

帕斯捷尔纳克在写一部分旧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遭遇时，写了革命的失误和挫折，让笔下的人物发表了许多与革命格格不入的议论。但作者心爱的日瓦戈等人物，没有一个是反对十月革命的，只是由于各种难以避免的客观原因，使他们无法为苏维埃政权服务。而作者所揭露和谴责的人物只是科马罗夫斯基之流的可耻行径。至于那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它们也只是真实地反映了人物对革命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些事件的认识，并非他们故意对抗革命政权。

一九八八年一月，时隔整整三十年，《新世界》杂志正式刊登了《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并为作者恢复了名誉，此举完全是公正的。一位对于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有着良知和内涵的作家，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插图，作者列奥尼德·奥西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是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著名画家，俄罗斯科学院美术院士，曾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画插图，并有画作收在莫斯科著名的特列季雅科夫画廊。父子二人生前天各一方，列奥尼德临终前，两人都不得相见。如今，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配以列奥尼德·帕斯捷尔纳克的画，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译 者

1986年初稿

2005年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