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传记《侯仁之》，客观真实地对侯仁之先生求学、留学、遭遇厄运、重新执教的人生轨迹进行了回顾。作者为写这部传记，他追寻侯老的足迹，曾北上张家口、东去天津卫、南下鲤鱼洲，掌握了大量难得的第一手资料。书中采用的近150幅照片，其中约50幅为侯先生及其家人提供，包括顾颉刚的故居、洪业手迹等，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侯老在看完该书稿后颇为满意，并欣然为该书亲笔题写书名。

自序

一 人生之始

二 走进燕园

三 投师名门

四 从历史迈向地理

五 国难当头

六 身陷囹固

七 牢狱外仍是牢狱

八 流寓津门

九 远赴英伦

十 亲尝教炙

十一 重返燕园

十二 开拓新学

十三 学以致用

十四 第二次大劫难

十五 从“黑帮大院”到江西鲤鱼洲

十六 重新开始学术研究    

十七 老骥犹有千里志   

十八 中国“申遗”第一人

十九 钟情北京

二十 心系燕园

二十一 “名利于我如浮云”

侯仁之年谱简编

后记

1911年，为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月10日，由革命党人发起的武昌起义取得成功，敲响了封建王朝彻底覆灭的丧钟。

就在革命烽烟迅速地在神州大地四处燃起的时候，在华北平原一个普通的小镇上，一个男孩子悄然出生了。

那是1911年12月6日，侯仁之出生于隶属河北省枣强县的肖张镇。这里离他的祖籍所在地——山东恩县庞庄并不太远。

顺便说一句，恩县历史悠久，因农业发达而著称。至明清时，因其“棉绒细软洁白，为近州县之冠”，而成为声名远播的富饶之地。不过，作为一个行政辖区，它的隶属关系曾有多次变革。远的不说，在1952年以前，它属于河北省，那年10月，因省界调整，恩县划归山东。而到了1956年，山东省一下子撤销了24个县，恩县也在其中，它原有的辖区分别划归如今的平原、夏津和武城三个县。因此，现在的中国地图册上，已经没有“恩县”这个地名了。

有趣的是，如果通过网络查一下“恩县”，会发现列出的相关条目并不少，竟有一千多条！而其中不少内容，居然是归属在“侯仁之”名下的。一个消失多年的县名，竟会因为是一位名人的祖籍得以留存，这也应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侯仁之写过许多回忆自己人生历程的文章，但是却很少谈到自己的童年和家庭。对于读者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根据一些极为简单的文字资料可知，侯仁之的父亲毕业于协和大学，在肖张镇上一所教会学校中担任教职。他的母亲没有正式上过学，她的父亲教她学会了识字读书。侯仁之于1918年入小学读书，那年刚刚7岁。由于他从小体弱多病，曾经数次辍学。所幸母亲给予了他最真切的关注，为他订阅了不少画报作为特殊的启蒙教材，还经常讲述《旧约》中的小故事启发他的学习兴趣，使他的学业没有荒废。父亲工作忙碌，在侯仁之的教育过程中，母亲始终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侯仁之有一个小两岁的弟弟，叫侯硕之。母亲一直注意培养他们自立生活的意识和参加劳动的习惯。他们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要求兄弟俩自己动手洗一些小件的衣服。母亲还让他们在院子里开出一块菜地，种瓜植豆，两个人各管几畦。院子里有两条甬道，母亲要求他俩各扫一条，看谁扫得又快又干净。母亲把两条甬道命名为“津浦路”、“京汉路”——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两条铁路，有了这么个象征性的名字，哥儿俩觉得自己像个小火车头，扫得更带劲了。这些，为他俩以后独自去外地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6年，15岁的侯仁之到山东德州博文中学读书。初次接触外面的世界，任何事情都让他感到新奇和兴奋。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鲁迅、郭沫若、茅盾、冰心……一大批优秀作家的作品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青年一代。那时的侯仁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不少书。他还记得，刚上初中的时候，住在同一间宿舍的同学得到一本新书，是那同学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哥哥寄来的，书名叫《超人》，作者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女作家冰心。侯仁之如获至宝，一口气读完了。那是他离家第一年所读到的第一篇小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侯仁之自己所说：“它好像忽然把我引入到一个心灵中所能亲切感受的新境界，同时也就启发了我广泛涉猎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所谓新文学作品……”他后来所写的许多文章——包括学术著作，文笔都很优美，如同一篇篇抒情散文，这与他少年时代所受到的熏陶是分不开的。侯仁之当时完全不会想到，后来自己竟会与这位了不起的女作家结下深厚的友谊。

中学时代的侯仁之已经是一个挺活跃的学生了。博文中学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尤其是学生的体育活动搞得很出色，每个班都有自己的篮球队，经常举行篮球比赛。侯仁之很羡慕，壮着胆子找到篮球队长，想加入球队。可那时候他个子矮小，身体瘦弱，和那些人高马大的篮球队员站在一起，实在太不相称了，因此说了几次人家就是不同意。就连班上的同学分队比赛，双方都不选他。侯仁之赌了一口气，干脆自己练跑步。每天下午课后，围着操场一圈一圈地跑，坚持跑了一冬天，天天不问断。转过年来，学校要举行春季运动会了，班上同学找到他，说：“侯仁之，你参加长跑吧！1500米，怎么样？”他吃了一惊，说：“我怎么能长跑？我从来没跑过！”同学说：“你当然能跑！我们看见你天天在操场上练来着。”侯仁之一鼓劲，真的报了个1500米。比赛时，发令枪一响，他拼命往前冲。P8-9

这篇序文，本是想请我的朋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萧东发先生写的。

几年前，我由他所引，第一次前往燕南园61号拜访侯仁之先生。萧先生对我说：“你应当写写侯先生。”经他鼓励，如今终得书成，这其中的经过，他最了解，请他写序，应是最为合适的。交往多年，实为知心好友，若是提出请求，想必不会拒绝。

但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读到60年前洪业先生写给侯仁之的一封信，深为感触。此事已在书中有所叙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天津工商学院决定出版侯先生的《天津聚落之起源》，他十分高兴，写信给自己的老师洪业先生，请其作序，洪先生当即回信，居然拒绝所请。信中称：“廿佘年来，友好以著作来命作序文者，无虑数十起，业辄逊谢，弗敢执笔。……吾读书但恐无成，倘博观约取，厚积薄发，而能有述作，当不求人为序。又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言，亦不敢为朋友文字作序耳。”随后侃侃列举古人著书之序，虽风格内容各有不同，“然其有一贯相同者，一律则自己之著作，自己为之序……未见有书成自我，序出友朋，借彼吹嘘，发此幽潜者也”。

对于近世标榜之风日盛的现象，洪业先生深恶痛绝：“甚矣，此风之不可不革也！”

洪业先生从不请人为自己的著述作序，自己也从不为他人作序，原因很简单：“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当无待于外序，实无益于书”。

有洪先生如此言论在，我这本书的“序”，是断然不敢请别人作了！

“序”无定法。如洪业先生所言：“……或仅为目录纲要，或仅注意校雠完阙，或复纵论古今著述，或并兼道家人身世，亦自不必一律。”像顾颉刚的《古史辨》，序文竞长达百页；而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为三十万言的长篇回忆录，实为“人生之序”，而非“著作之序”了。

我未曾想、也写不得如此的长序，倒是有些话，想与我的读者谈谈。

这本书，写的是一位学者，一段历史，一门学问。

这学者，自然是侯仁之先生——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侯先生是长寿之人。出生于辛亥之年，历战争之磨难，经运动之坎坷，始终坚持在科学之路上的艰苦跋涉，而成为一代学术巨擘，那独特的经历，实在是有些值得追寻探究的地方。

说来也许有些不敬。许多传记中的名人，往往被誉为“自小聪慧过人”的天才，但我认为侯先生不是。侯先生幼时体弱，竟至几度中断学业。若不是慈爱智慧的母亲教子有方，也许难以成才。至于他后来如何成就大业，书中自有介绍，此处无需赘述。但若要究其根本，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本人独有的个性。假如仅限用两个字概括，那应当是——坚韧。

自少年时期开始，侯先生最喜欢的体育运动是长跑。从德州博文中学跑到通州潞河中学，再跑进燕京大学的校园而成为全校越野长跑比赛的冠军……在被日寇判刑而流寓津门的时候，在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都没有中断奔跑的脚步。这已经不光是身体的运动，更是精神的运动。长跑是需要持久韧性的，而侯先生一生都在不停歇地“跑”！一个以跑步的方式度过人生的人，自然能达到更远、更高的目标。所以，他才一直“跑”上了科学的巅峰。

95年的人生轨迹，与百年来国家、民族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那其中会有多少动人、感人的故事！对于历史背景的介绍，自然应当成为本书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身为作者，我更关注的是“长跑”的过程：他在这漫长的路途上，都经历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是，让我无奈而感动的，是每次认真的交谈，最后往往都变换了方向。在不知不觉问，话题就转到了他的那些老师身上：“顾颉刚老师好极了！洪业老师好极了！”这是他常说的话。

说来是巧，在侯仁之每个人生的转折点，都有一位老师陪伴着他：顾颉刚老师一篇宣传抗日的文章，使他决定放弃学医改攻历史，从而进入燕京大学；洪业老师“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的肺腑之言，使他从历史走向地理；远赴英伦投至达比教授门下求学，又使他终于迈进历史地理学的大门……当然，还有司徒雷登校长呢，还有夏仁德教授呢，还有冰心先生呢，还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呢……老师们对他的影响，自然不仅仅局限于学业，更有思想与精神上的熏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件事情：侯先生被日寇判刑后暂居天津，因意外情况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正当他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洪业先生带话过来：不能走！就是被判处死刑，燕大人也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而死的”！——洪先生自己就是榜样：在日寇的监狱里，他不仅自己恪守气节，还教诲身边的学生要坚持民族大义，不畏威胁利诱。正是在这些贤师的引领与鞭策下，侯仁之才逐渐走向成熟，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经得起名利的诱惑，扛得住命运的播弄，挨得过长久的寂寞，以坚韧的精神求学治教，最终不仅成为学术泰斗，还成为后辈学子崇敬的楷模。在一代代杰出的学者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治学之道和气节操守是如何薪火相传、经久不息的。

说到学问，侯仁之的名字是与历史地理学紧密相连的。作为这门特殊学科在中国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侯先生在学科基础理论的建立与实践及相关的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环境变迁、城市规划等诸多具体方面都倾注了极多心血，并取得了卓著成果。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内容精深、理论严谨的科学，要想深入系统而且通俗易懂地介绍这门学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既不是侯先生的学生，此前对历史地理学也一无所知，是彻底的外行。为了克服这一严重缺陷，我使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进行自学。对我来说，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既艰苦又愉快的。说它艰苦，是因为不仅要正确理解侯先生本人的学术思想，还要了解学界各种不同的观点，否则，便不足以全面掌握这门学科的状况。不过，受学力所限，对此我也许仅能做到囫囵吞枣、一知半解而已。若是在叙述的过程中出现严重谬误，错误的责任自然应当由我负，只希望读者不致被谬误所累，而能正确理解侯先生的学术思想。

而那学习的愉快，则是我事先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我逐渐进入历史地理学的领域之后，突然发现，它原来是那样一个新奇而广阔的天地！如果换一种眼光——历史地理学的眼光——去观察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会发现每一件原本平淡无奇的事物都蕴藏着极为诱人的灿烂光辉。那密林葱郁的冈峦，也许曾是幽深海水下的一堆礁石，是造化之功赋予它如今奇妙的风采；那荒蛮可怖的大漠，也许曾是广袤的良田，是上天的无情摧残加上人们贪婪的掠夺，使昔日的风光为黄沙所掩埋……历史地理学的任务，用达比教授的话来说，就是“重建过去的地理”；用侯仁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使今日的地理情况还原它原来的面目”。这含义都是一样的。举一个未必适当的例子：从街头那弯腰弓背蹒跚而行的老妇身上寻找并复原她青春少女时期曼妙的身影，是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一个历史地理学家眼里，一处干涸的沟壑、一截残墙的遗址、一座峻峭的山崖、一段废弃的古道……都具有可供深究的丰富内涵。因此，如我在书中所写：“我还是下决心大胆地尝试一下，力求使用虽显浅薄但比较通俗的语言，以引领读者和我一起轻轻揭开遮挡着那个美丽世界的帷幔，看看侯仁之以及许多像他一样勤奋的耕耘者们是如何通过艰辛的劳作，在科学的沃土上栽培出历史地理学这株璀璨的奇葩。……做学问”并不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只要深入进去，其中自有无穷乐趣。如果有读者因为看了这本书而对历史地理学开始产生兴趣，那真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这本书的写法，也许并不符合一般“传记”的规矩，它更像一个长篇的“对话”：是我以一个作者的身份，与侯先生的文章对话，与侯先生的学问对话，与侯先生的心灵对话。当然，更重要的是与侯先生本人对话。实事求是地说，侯先生并不喜欢写自己，他一再说，希望我不要在他身上“浪费笔墨”，而应当去写那些“真正了不起的人”。此前曾有人想要为他写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当然，在耄耋之年，能有人帮他回忆、整理那些散失的往事，他还是感到宽慰、感到高兴的。三年来，在燕南园6l号那小小的客厅里，我曾数十次与他对坐长谈。感谢侯先生的信任，向我述说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使我得以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如果说，在刚开始采访的时候，我还多是出于好奇和崇敬，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则逐渐演化为一种平和的感动。侯先生说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也力求用一种平凡的语言来写这本书，以抒发我的感动。我还使用了一个最平凡的方式命名这本书：它写的就是“平凡的人”——《侯仁之》。更要感谢侯先生，在我坚持的请求下，为我题写了书名。

书中配有一百四十八幅照片与插图，其中四十幅照片由侯先生及其家人提供、十数幅插图取自侯先生的著作之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侯先生自己保存的照片所余甚少，现有的这些，无疑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了弥补缺憾，我尽可能自己多拍一些照片，以反映侯先生所去过、所提到的那些地方。为此，曾三至天津，一去江西，两赴张家口，其间的感受还是蛮多的。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许多地方是去不了的，这也只能留作遗憾了。

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计岁习惯，今年应当是侯先生的“九五之寿”。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全力以赴及时出版，使这本书能够成为我献给侯先生的寿诞礼物。——一个人的生命有长短，关键还在于如何有意义地度过。因此，我想节引61年前侯仁之先生为天津工商学院1944年毕业生写下的一段话，作为这篇短序的结语，送给本书的读者：

愿诸君有坚定的事业，愿诸君有不拔的士节，愿诸君有光荣的献身。

陈光中

2005年8月于北京会城门

翻翻日历，2005年8月28日，星期日。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日子。

但是对我来说，却很值得纪念。

自2002年6月11日第一次拜访侯仁之先生，至今已三年有余，这本书终于定稿了。

几十年来，多少也算写了一些东西，但惟有此书需时最多。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第一个困难，是心理上的障碍。

要说采访名人也不是第一次了，但在侯先生面前，我却总是感到自己的渺小。

其实，侯先生与他的夫人张玮瑛，本是极为谦和的老人。凡是拜访过他们的人，都对一个细节留有深刻的印象：每次告别，侯先生因腿脚不便，只能合掌道歉，送至客厅门1：3；而张先生则是无论冬夏，一定要送出大门，鞠躬致意，并目送客人远走至看不见背影为止。

后来去得多了，我已不必过于拘礼而一定要郑重其事地道别，所以，往往待话题一落，便立即起身，对张先生说一句：“您千万别送，我自己关门！”然后拔腿便“逃”，连头也不回——若是跑得慢一些，张先生肯定要跟出来的。

长此以往，每去一次，敬重之心便增加一分，反倒形成了莫大的思想压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下笔之时，总是“先生”长、“先生”短。始终保持这样一种“仰视”的姿势，如何放得开，如何写得好？

因此痛下狠心，把已经写毕的那几章从计算机里调出来，将“侯仁之”名下的“先生”二字统统删掉——说实话，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难以适应这种直呼其名的写法，似乎总有一种负罪感，觉得自己像个没教养的狂妄小子。

但是，慢慢我就发现，去掉这一尊称，并不仅是表面的文字游戏。一个作者与自己的写作对象只有处于“平视”的角度，才能有冷静、准确的观察，才能写出客观、真实的东西。这也是一种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再天才、再伟大、再了不起的人，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与其他新生婴儿并无任何差别，更何况在他自孩提至成人再到有所作为，这期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有资格被人尊称“先生”，绝非朝夕之间的事情。作者无权强迫读者顺从自己，而只能通过平和的叙述引领读者，在逐渐了解一个人生命历程的过程中品味真正的感动。

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之后，心态有所调整，笔端顿感流畅。当然，内心的那份敬仰之情还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徐缓了许多。如今正文已经写完，我应当赶紧回归原位，恢复后辈与长者的关系。在这里呼一声侯先生、张先生：此前多有失敬，恳请谅解！

第二个困难，是专业知识的匮乏。

侯先生是一位学者，在叙述个人经历的同时，不全面、系统地介绍他在学术上的业绩与成就，是万万说不过去的。要想做到这一点，第一步，需要真正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第二步，需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以表述。这本书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学界中人，而是广大的一般读者，如何把一门学问讲述得妙趣横生而不致枯燥乏味以致让读者产生厌倦之感，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否则，无异于是对这门学问的亵渎。

我已多次言明，在历史地理学方面，自己是一个完全的门外汉。尽管用了很多时间、花了极大力气补习，总有难以弥补的欠缺。首先，在基本理论的理解上，就曾长时间地徘徊在误区里。比如，对于“历史”、“地理”、“历史地理”这三者的关系，我总是搞不清楚。其实，早在60年前，侯先生的导师达比教授就说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界限，是很不容易划分的。”为此，我极盼有名师点拨。所幸，经侯先生推荐，我拜访了他以前的学生、如今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副教授邓辉博士。第一次见面，邓老师便用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上了一堂十分生动的历史地理启蒙课。

其中启发最深的，是他说：要想正确理解“历史地理”的含义及其研究对象，其实只要加一个字，即“历史的地理”。这一个“的”字，令我茅塞顿开。此后经数次请教，多受教益，使我终于开始对历史地理学有了逐渐深入的了解。在此，对邓辉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不过，如今书已写完，我心中仍不免忐忑。如果在学术问题上存在谬误，那自然是我过于愚钝的缘故。希望邓辉老师及其他专家不吝赐教，予以指正。

说到感谢，侯先生自不必说，他的夫人张玮瑛先生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历史学家，多有译著，尤其英文功底极为厚重，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每次我去，她要么悄悄地忙来忙去，要么默默地坐在一旁倾听，遇有侯先生记忆有误，她会轻声地予以纠正。有时我与侯先生聊天，她静静地坐在旁边看我带去的稿子，往往我们只聊了几句，她那边已发现了数处错误，并以极工整的字迹把正确的内容用铅笔标在旁边；若是英文译名有误，她则会写出完整的英文全名，留供我参考。对于提供给我的资料，她总是整理得井井有条，并一项一项向我交代清楚……

还有他们的女儿侯馥兴、儿子侯方兴与侯凡兴，也都是极谦和的人。方兴、凡兴二位先生性格开朗，许多家中的细微小事，都是从他们那里“挖掘”出来的。而馥兴老师最为认真。当我前10章的初稿写成后，应侯先生的要求送去审阅，恰值馥兴老师自美国回来短暂停留。她用了几天时间，将稿子通读了一遍，讨论之后，又专门约我面谈，提出详细而中肯的意见。返回美国后，.她始终关注着我的写作进度，对我发去的初稿逐章审读，不仅修订了很多疏漏，还补充了大量生动的素材。没有她的帮助，这书是写不成这个样子的。对此，仅用“感谢”二字，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客观而言，这本书之所以不敢妄自称“传”，不仅是因为它与通常的“传记”体例有别，主要还是因为仅凭我一人之力，难以写得全面，在书中尚留有许多空白等待填补。侯先生的子女亲友、同事学生，应当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学问有更深、更全面的了解，希望他们将来能从不同的角度写出更好、更完美的《侯仁之传》。因为侯仁之代表了特定历史时期里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这是一个很大的题材。

尽管是抛砖引玉之作，但回顾三年来的努力，我自认还是尽力而为了。

侯先生数十年笔耕不辍，不仅发表了大量学术专著、科普文章，还写了许多回忆往事的文字，这对我的写作提供了理想的基础。当然，仅靠案头工作还是远远不够的。侯先生曾说，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需要‘读书’和‘行路’的”，写侯仁之，“行路”自然必不可少。许多特殊的感触，是只有在“行路”的过程中才能品味得到的。

比如张家口。70年前侯先生随顾颉刚老师乘火车前往调查实习，在他第一次登上张家口上堡的万里长城后，偶然发现一处古代建筑，由此深入研究，写出论文《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关于这段经历，我在书中已有叙述。侯先生说：“这篇论文是我第一次把一处古代遗址的研究扩大到一个地区的开始，也就是‘从点到面’的开始。”

后来他曾发感慨：

尝读英国史家吉本自传，方其壮年，只身作罗马古城之游，一日傍晚，独步踟蹰于坛庙废墟问，见虔诚跣足之修道士，歌颂晚祷于罗马神殿前。一念所中，不禁有华屋邱山之感。自是乃淬砺心志，卒成《罗马帝国衰亡史》。文笔绚烂，史法谨严，为近代西方史学一大巨著，一百五十年来，无能过之者。史迹感人之深，有如斯者。

2005年7月至8月，我沿循侯先生的足迹，两次前往张家口大境门一带考察。大境门因风雨侵蚀，城门与城墙经多次修葺，显然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但在城内居然还保留着一个很小的城圈，当地称之“市圈”，街名即为“市圈大街”。后经一位在张家口新结识的朋友赵大坪先生继续调查，了解到那小城圈有甬道通向大境门东侧的城墙，曾单开一门名“西境门”，并设有“千斤闸”。据当地老者介绍，原先“市圈”确是关内外百姓进行商业贸易的处所。根据地形及地名判断，这里似乎就是侯先生当年偶然而至、“一念所中”的地方。但是，这“市圈”与“上堡”是何关系？那单为“市圈”而设的小城门明明在大境门东侧，为何却名“西境门”？经70年变迁，当地的地理环境都有哪些变化？……对一个考察者来说，这些待解的谜团的确具有无穷的魅力。由此方可领会“史迹感人之深，有如斯者”。

而4月至7月三次去天津的经历，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42年，侯先生被日寇判处缓刑后，寓居天津岳父家中。据张玮瑛先生回忆，她父亲的家在原法租界的海大道60号。被日寇逮捕判刑，是侯先生经历的第一次人生大劫难。此后流寓天津的三年，在他一生中有特殊的意义。我想，对故地的寻访，还是很有必要的。

天津海大道，如今称“大沽路”。4月9日，我与妻子小敏顶着大风到达天津后才发现，这大沽路又分为“大沽南路”与“大沽北路”，自北向南延伸，直抵天津南郊，足有一二十公里的长度。要想在这么大的范围内寻找一栋老屋，实在困难之极。更何况大沽北路正在拆迁，沿街房屋多成废墟，找到那处旧居的希望实在渺茫。

迫于无奈，我只得找了个背风的地方，打电话询问侯先生。

令人佩服的是，尽管已年过九旬，侯先生的记忆仍是十分清晰。他还记得当年是住在海大道北端的法租界，旁边是新学中学，附近有个“马大夫医院”。他骑自行车到工商学院上班需要20多分钟，出家门向南不远就是法英租界交界处，当时还有铁栅栏。他有些懊恼地说：“要是有张地图就好了，我可以讲得清楚些……”我赶紧安慰他：“没关系，我相信一定会找到的。”

话虽如此说，但看到大沽路的现状，我已经失去了信心。时间紧迫，我们只有赶快直奔马场道的原天津工商学院去了。

马场道原属英租界，环境十分优美，整洁异常的马路两边，是一栋栋造型各异的小洋楼，红顶白墙，令人赏心悦目。原天津工商学院现为天津外国语学院，校园保存完好，一栋栋老建筑巍峨耸立，完全不像是经历了多年沧桑的样子。

下午我们匆匆返回大沽北路，自南向北，重新开始搜索。根据侯先生提供的线索，首先应当找到“新学中学”。但大沽北路只有一所“天津十七中学”，看那楼合的样式，分明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建，根本不会有太长的历史。这实在令人失望！

首次天津之行，虽不是无功而返，但总有许多遗憾。最大的教训，是事先准备不够。因此，回到北京后，我立即开始着手搜集资料。

据资料介绍，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便在天津强占租界。至1902年，天津已有英、法、德、日、俄、意、奥、比等八国的租界。其中法租界最初的面积有360亩，后来逐步扩张到2836亩，具体的范围是：北至秋山街(现锦州道)，东至海河，西至西小埝(现新兴路)、西大埝(现四平西道)与日租界相连，南至圣路易路(现营口道)与英租界为邻。

因此，根据侯先生与张先生的记忆，我应当把目标锁定在大沽北路、原英法租界交界处的营口道以北这段路上。

继续再查资料，了解到的情况使我又懊悔又高兴：原来那“十七中”的前身就是侯先生的弟弟侯硕之的母校新学中学！

关于新学中学早期的沿革情况，我在正文中已有介绍。它的老校舍是仿照英国牛津大学的模样建设的，为欧洲古城堡式建筑，设施极为完备。可惜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老校舍被毁，现在的校舍是后来重建的。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们立即于4月13日再赴天津。

尽管仅隔了几天时间，大沽北路的拆迁进行得异常迅速。令人失望的是，十七中学周边沿街的房屋要么已经成为废墟，要么是一些临时l生的平房商店，绝无住宅的痕迹。我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侯先生的记忆有误，因此从营口道开始，从南向北，直至大沽路北端的哈尔滨道，把街道两边类似住宅的建筑用照相机统统拍下来，待回到北京后再让侯先生夫妇一一辨认，看看能否存在偶然“误中”的侥幸。

4月19日上午，我带着扩印出来的照片，前往燕南园。

侯先生与张先生事前显然进行了仔细的讨论。他告诉我，张家是一座二层小楼，距海大道有几十米的距离，有一条夹道从马路通向院子，南面一墙之隔便是新学中学，马路对面是马大夫医院。侯先生怕我听不明白，索来纸笔，给我画了一张平面图。由于帕金森病的折磨，他的手抖得厉害，写字很困难，但那张图画得很清楚，我一眼就看出，那正是大沽北路与赤峰道相交处的地形！

我的手也有些抖了。摊开那些照片，我抽出两张：“侯先生，您看这是不是？”

侯先生扶着眼镜细细看了半天，然后递给张玮瑛：“你看看。我觉得像！”

张玮瑛也看了很久，然后慢慢说：“是的。就是这里……”

我好后悔！

那栋小楼位于十七中学的北面。如侯先生所说，它离开马路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始终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但也许正是因为它不在马路边上，才逃脱了被拆的厄运。第一次去，我只拍了路边的那些废墟，其实只要镜头再向左偏移一点点，便是这小楼的院门了；第二次去，起初它仍然被忽略了，幸亏后来我不分青红皂白把所看到的建筑都拍了下来！

它的门牌是“大沽北路50号”。

可惜，我只拍了两张！

两天后，张玮瑛打来电话说，那两张照片经她的嫂子看过，确认无误。

无需犹疑。7月23日，我与妻子小敏再赴天津。

记得上次来时，那小楼前院晾着衣物，似乎是有人居住的样子，因此未敢擅人。这次我希望能遇到那里的住户，看看他们是否会了解过去的事情。没想到，刚到路口，我便看见十七中的校舍塌了半边，一台推土机高居于小山般的瓦砾堆上，时时发出轰鸣。不过，瓦砾堆一侧探出那小楼的屋顶，使我心中还存有一线希望。疾步奔至近前，顿时心中一凉：院门旁边，那株老槐还在，但小楼已门窗俱无，只剩四堵砖墙挑着一个屋顶立在那里，楼内已拆除殆尽。只不过三两个月的时间，情况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若是再晚来几天，只怕连这小楼的残躯也见不到了！

在这里，我使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在天津寻访的经过，实在是因为其间的感触太多。在短短的60年时间里，仅大沽路这一小小的区域，地理环境便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可以想见，作为历史地理学家，要在更大的范围里面“使今日的地理情况还原它原来的面目”，将是一件多么困难、又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相比之下，在江西鲤鱼洲的调查则出人意料地顺利。

“文革”中的经历，是侯仁之先生的第二次人生大劫难。在江西“干校”的两年，给他留下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在本书写作初始，我便决定：鲤鱼洲是无论如何也要去一次的！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件事情拖延了很长时间。2005年7月，侯先生因病住院，我去医院探望的时候又同他谈起“干校”生活，这才感到，不应当再拖下去了。  鲤鱼洲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在120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根本找不到它的踪影。若上网去查，则会发现全国各地叫“鲤鱼洲”的地方有好几处。而我要去的鲤鱼洲应当离南昌不远，经再三查证，惟有一个地处南昌市东郊、名叫“五星垦殖场”的地方较为相近。经电话联系，证实那里正是我要找的地方。

7月7日晨，我抵达江西省省会南昌。在频繁更换了无轨电车、长途班车、“拐的”等各种交通工具之后，终于到达五星垦殖场五分场——当年北京大学“五七干校”所在地。

所谓“拐的”，实际上就是带拖厢的三轮摩托，与北京街头的“摩的”类似，我是在五星垦殖场总场场部门口乘上那辆“拐的”的。司机名叫涂建菊，非常健谈，提到北大、清华的干校，简直有说不完的话题。他1965年出生，应是40岁，按说北大在这里建立干校的时候他才不过四五岁，不会有太深的记忆。不过他父亲是当地干部，曾协助过干校工作，他便听到了许多过去的事情。这些年经常有北京的来客，许多人都乘过他的“拐的”。印象最深的，是去年来了一位北大的老教授，8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带着老伴儿、儿子和儿媳妇，专门到大田边，一家人站在稻田里拍了好几张合影。

与路上所见的农合相比，五分场的大门很漂亮，镶着白瓷砖，装有球形灯。两侧的门柱上各有一块铜牌，一块上写着“南昌市五星垦殖场五分场”，另一块上写着“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旧址，六九年六月——七一年十月”。据小涂说，这些都是几年前北大来的人投资搞的。

场部的院子里绿树葱翠，有几个农工在树阴下歇息。小涂径直把车开进了院子，指着迎面的房子说：“这都是北大原来的老房子，这儿还有块牌子呢！”

那是钉在墙上的一块破旧木牌，由于风吹雨淋，字迹已看不太清楚，上面还贴着半幅红纸对联，遮去了大半边。小涂不分青红皂白，上手就撕那对联。此时一个敦实的中年人从屋里走出来。小涂连忙介绍：“这是五分场的施场长，对你们北大可有感情了！这牌子就是他保护的……”

施场长名叫施小毛，待人的确十分热情，听说我要为牌子照相，很爽快地说：“照吧照吧！把那对联撕下来！”

小涂进屋找了把椅子，又抄来块抹布，连撕带擦，忙了20多分钟，终于把牌子整干净了。

与大门口那块铜牌相比，这块木牌的年龄要长许多，看样子大概是“文革”结束以后不久写的，牌子上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写的是：“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旧址，1969年6月一1971年10月。”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当年北京大学干校的正式名称究竟是什么？应当是“北京大学江西五七干校”，还是“北京大学江西分校”，或是“北京大学江西试验农场”？

据施场长说，这院子原来是干校的“校部”所在地，房子都是干校学员自己动手盖的，那些树也是他们栽的，现在已经长得高耸云天了。当年干校留下的遗迹有很多，比如场部西面的老仓库，是第一批学员住过的地方。干校学员刚来的时候相当艰苦，那里还是一片旷野，只有那么两座仓库，正好男女各住一所。后来他们自己盖房子、打机井、修路、种树、开田……条件才慢慢好起来了。

说着，我们走出大门，施场长指着门前的路说，这些路都是当年北大人修的，当时是土路，这水泥路面是近年新铺的，不过仅铺到场部门口，西面还是原先的土路。那路的名字就叫“五七路”。

幸亏有施场长指点，我们逐一看过了老仓库、“五七路”，还有远在几里地外鄱阳湖大堤边的排灌站。坐“拐的”的滋味实在难受！身在车中，浑身颤抖，上牙与下牙相磕，像机关枪似的“哒哒”狂响。若是遇上一个土包，整个车身猛跳一下，即使两手抓得很紧，人也会突然飞到半空中，然后重重地落回到板凳上，砸得屁股生疼。

从大堤回来的路上，田野里有几座破旧的房屋引起了我的注意。屋前是一片很大的空场，两根水泥柱各连着一截短墙，形成一个大门的形状。根据那房屋的建筑形式和所使用的材料判断，可以确认这一定是当年北大干校的驻地之一。如今房子破败不堪，且大部分已经废弃，屋里屋外堆放着许多杂物，檐下一架老式扬谷机显然搁置多年了，那机身像一张饱经沧桑的面孔，布满了深浅不一的裂纹。

在屋外的空场上，有一个稻草垛。侯先生曾经回忆，当年在干校“劳改”的时候，作为被“管制”的对象，他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革命群众”在屋里开会的时候，他只能回避，到野外的小路上跑步。遇上雨天，就躲到草垛里暂避。那是一段充满辛酸的记忆……

在路过一处小河沟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侯先生的另一段回忆。一次在田间干活，远处失火了，大家都去救火。情急之下，他竟直接从河沟里趟了过去。回来以后，他受到严厉“批判”，不过，那“批判”是为他好：水里有血吸虫，是万万趟不得的！算他运气不错，居然没有感染。

对侯先生来说，这小河沟也是一种特殊的纪念。我连忙喊小涂停车，想下去把它拍下来，但在马达的轰鸣声中，连喊数声他才听见，等到车停下的时候，离那河沟已很远了。小涂问我有什么事，我犹豫了一下，摆摆手说：本来想拍几张照片的——算了！省得再返回去。

这时小涂说了一段话，使我非常感动。他说：“这你就见外了。车是咱自己的，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只要你一句话！你也不想想，好不容易从北京那么远的地方来一趟，下次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来呢。想照什么就放开了照，别留遗憾！”

他毫不犹豫地掉转车头，轰隆轰隆地开了回去……

还有件小事要说一下。  

上周我去燕南园61号，作本书定稿前的最后一次采访。结束后骑车返回，临出园门，突然想到，来了这么多次，我自己居然没有在侯家门前留影纪念，于是又拐了回去。到了楼前钉有“燕南园6l”门牌的树下，恰有一位年轻的女学生路过，便请她为我拍张照片，她欣然应允。拍照时她随口问我：“你知道这是侯仁之先生家吧？他们可好了，待人特别热情。一次有位侯先生早先的学生从美国回来，要来看望，侯先生提前一个小时就站在这棵树下等了，那学生也已是白发苍苍，看到老师这么郑重，感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侯先生吃过好多苦，他在‘干校’劳动时用过的小扁担，始终留在身边作为纪念……”

我非常惊讶，不知她为何对侯家的事情了解得如此详细。接下来聊了几句，得知这位名叫王珍慧的姑娘正在北大读书，因偶然的机会，不久前在侯先生隔壁的邻居家借住过半年。其实她原先与侯家并无关系，只是出于仰慕之心，贸然闯进61号的楼门，由此结识了侯先生和张先生，并多有来往。她说，他们都是特别好、特别有学问的老人，自己有什么生活上、学习上的问题，总要向他们述说，他们对自己像对待自家的小辈一样……她真是很幸运！

我不禁想到，当初我和这姑娘一样，也是连个招呼都没打，就冒冒失失地找上门去了……

三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那些感受，都已经写在本书中。感谢妻子小敏——作为最忠实的合作者和第一读者，她付出了与我同样多的汗水和心血。感谢责任编辑张志军博士的认真审读与果敢删改，使本书终于得以呈现在读者前。如果人们在合上这最后一页的时候觉得还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地方，我就知足了！

谢谢我的读者。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你们而做的。

2005年8月28日凌晨2时  于北京会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