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媒体评论集。身为《经济观察报》主笔的作者许知远，从一个新闻从业者的视角，以新闻写实的手法，聚焦《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财富》、《经济学人》、《连线》等这些全球传媒巨擎，对它们的经营理念、发展历史、未来走向进行了有益的梳理、回顾、总结和展望，展现了这些传媒帝国的精英们的媒体精神。透过本书，你即将展开的这些故事，远比你眼前所能看到的更加辽阔与激动人心。

序言

自序

国家与教堂之争/1

亨利·鲁斯的好奇心与我们的理想/8

时代传奇/13

《财富》：商业是使命也是游戏/28

旧日的“生活”结束了?/34

《大西洋月刊》：美国精神的觉醒/38

简·温纳与他的《滚石》/43

编辑的激情：哈罗德·海斯与60年代的《君子》杂志/54

《福布斯》：资本家的利器/60

凯瑟琳·格雷厄姆：一个时代的终结/65

特权之子：奥蒂斯·钱德勒与《洛杉矶时报》/75

拯救《洛杉矶时报》/80

严肃新闻回潮，它能够坚持多久?/88

文艺杂志的理想/93

圣徒威廉·肖恩/98

重要，却不够伟大/109

取悦他人的危险/115

访问的艺术/1 19

尴尬的公共知识分子/124

与公众保持距离/128

《爱丁堡评论》：一份好杂志/132

新经济杂志运动/136

他们这样缔造了CNN/14l

赫斯特的遗产/146

公民德拉吉/1 50

黑幕揭开之后/160

新闻判断力比勇敢更重要/165

如何管理新闻业/168

《经济学人》的腔调/174

专业教育的危机/177

英国的启蒙/180

杰出的经济学家，平庸的专栏作家/183

重建公共知识分子传统/186

马修·阿诺德的遗产/190

跋/196

附录一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206

附录二我的商业书籍阅读史/210

亨利·鲁斯的好奇心与我们的理想

鲁斯和他的杂志对于美国人性格的影响，要大于所有教育制度的总和。——罗伯特·赫钦斯(Robert Hutchins)，美国芝加哥大学前校长

《时代》(Time)杂志的创始人亨利·鲁斯(Hemy Luce)对于未知事物具有一种强迫症式的好奇心。商业评论家马歇尔·布罗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第一次与亨利·鲁斯共进午餐的场景。那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时代出版公司在洛克菲勒中心举办了一次午餐会。马歇尔·布罗和亨利。鲁斯都是到场来宾。当时同席的还有一位新来的农业报道作家。不知为何，这位作家突然讲到了小鸡如何生育的问题。亨利·鲁斯——这位50多岁的杰出编辑，当时美国最有权势的出版人——完全被这个问题吸引了。于是，鲁斯的追问成了这次午餐会的惟一议题。曾任《财富》(Fortune)杂志编辑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Calbraith)回忆到，鲁斯是一个政治与道德保守主义者，是一个坚信美国梦的浪漫主义者，然而这一切与他的好奇心相比却都在其次。

有感于美国人对于世界的无知，24岁的鲁斯与他在耶鲁大学的同学布瑞顿·哈登(Briton Hadden)于1923年创办了《时代》杂志。关于发起缘起，他们特别强调是源于他们对于新观念的浓厚兴趣。在1923年之前，也就是在《时代》创办之前，当人们提到“新闻”时，政治与犯罪是惟一的反应。但鲁斯对于一切社会现象几乎都抱有强烈的兴趣与好奇——医学、法律、科学、技术、宗教甚至新闻业本身，这也使得《时代》几乎重新定义了“新闻学”的概念。1929年，鲁斯创办了《财富》杂志，因为他想更深入地了解仍为公众陌生的工商界。而到了1936年，他又试图利用镜头来展现如此广阔与奇妙的世界，于是在美国街头出现了《生活》(Life)杂志……

在时代杂志王国中，亨利·鲁斯是一个严肃缺乏幽默感的老板，他强硬的编辑方针与固执的性格常常令下属心生畏惧。在每周例行的高级编辑会餐上，鲁斯通常心不在焉地看着菜单，思绪却转到别的事上，最终在无可奈何的状态中点下菜单上的第一道菜。吃饭的时候，只有说出新观点的人才能吸引他的注意力。资深的编辑知道说服“总编辑”的惟一方式是——提出新角度与新观念。即使这种新思想与他的信仰背道而驰，他对新奇观点的兴趣也总会占上风。

亨利·鲁斯是一个典型的18世纪末的改革者传人。200年前，以富兰克林(Beniamin Franklin)、亚当·斯密(Adam Smith)、狄德罗(Denis Diderot)为代表的改革者们对于世界的强烈好奇心，驱动着他们不断进行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于是，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现代社会的法制、技术、民主、经济等基本观念也由此建立。产生于15世纪和16世纪的变革——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伽利略对物理学基础的贡献等，同样是被一群对知识强烈饥渴的好奇者所驱动的。

而鲁斯开创事业的20世纪20年代，正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时期。电影、广播、电报、杂志、电视都在这10年间或开始出现或蓬勃起来的。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地域界限变得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被打开了。鲁斯的杂志在这一切急速的变化中充当了有力的鼓动者。他迫切地提醒人们，要站立起来，放眼四周，发现并欣赏那些新奇的人与事，生活的视角不应该那样狭隘。他成了新闻界中的富兰克林与狄德罗。

亨利·鲁斯对于新知抱有宗教般的热忱，你甚至可以说他那加尔文教派的掘取欲被不遗余力地转嫁到对知识的渴求上。1989年，时代出版公司第二任总编辑海德利·唐纳文回忆到：“鲁斯的头脑的确不凡——它充满了知识。他从在中国传教的父母亲、从哈齐克斯学校和耶鲁大学都吸收了很多知识，并不断地钻研、学习。最可贵的就是他能把所学的东西加以活用。他算是半个宗教理论家，一个渴望了解十几种不同学科的上进学生，一位在商场上游刃有余的生意人；在新闻界，他更是一个孜孜不倦而富有远见的改革家。”而《时代》的另一位资深主编曼弗瑞德·高特福莱同样说：“鲁斯是一位有思想的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知识分子。如果你要和他辩论，他很可能会搬出诸如奥古斯丁或柏拉图等人物来说服你。”

《时代》、《财富》、《生活》等杂志正是鲁斯这种好奇心与思想的产物与执行者。罗伯特·赫钦斯所谓的“鲁斯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性格的影响要大于所有教育制度的总和”的评价，正彰显出鲁斯的好奇心与充满理想主义的努力对于整个社会的深远影响。因为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媒体所营造的影像与文字是公众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它们的确有可能比正规的学校教育更有效。

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新资讯革命时代，鲁斯缔造的帝国似乎不复当年的影响，因为杂志业仅仅是合并后的“美国在线一时代华纳”庞大业务的一部分，况且网络与电视的影像世界已经成为绝对主宰。但是，亨利·鲁斯对世界的好奇心却没有变。20世纪20年代，《时代》试图让读者了解广阔的世界，今天CNN、《纽约时报》则马不停蹄地报道这个已经全球化的世界；30年代，《财富》想了解企业的秘密，而今天所有的媒体都对新商业传奇趋之若鹜；鲁斯曾经好奇于小鸡如何生育，今天的我们则好奇于基因技术怎样改变生命……

达·芬奇曾经对数学与机械原理痴迷不已；狄德罗为了了解更多而编纂了《大百科全书》；爱因斯坦试图探求人以光速运动将会出现的景象；亨利·鲁斯则想知道，一份杂志除了报道政治与犯罪新闻以外是否还可以说点别的，比如印度人平时吃什么之类的话题。

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同样出现过杂志热。从美国归来的胡适、梁实秋、林语堂，从日本归来的周氏兄弟，当然还有本土的陈独秀等等，他们渴望为僵死的中国文化注入生气，于是他们利用《新青年》、《语丝》，还有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拼命地从西方国家引入制度、文化、思想的讨论。这一切努力的确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人中掀起了一股狂热，他们对于“恋爱自由”、“科学与民主”这样的话题倍感兴趣，并激发了诸如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的青年学生的高远志向。今天的学者喜欢将“启蒙运动”加之于20世纪20年代，并将其推至一个神圣的地位；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正是那些在20年代不断涌现的各类杂志与书籍，激发起了一代青年沉睡的好奇心，他们开始渴望了解生活的更多种的可能性。在那场运动中，重要的不是赵家楼的那把火，而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会思考“我为什么不可以拒绝与那位定亲的乡村姑娘结婚”之类的问题。

尽管今天的中国青年处于前所未有的多样选择的时代，但笔者仍有些遗憾地发现，互联网、电视、书籍并未激发起他们的热情与好奇。资讯的充足甚至伤害了他们的思维，当他们面对丰富的世界时，似乎仍在用单调的目光打量，他们多少有一点与马尔库塞所描绘的“单面人”相类似。

留心，这触及到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命题——通才教育。亚当·斯密早在200年前就提醒我们，过细的专业分工正在让人变得工具化。今天，亚当·斯密的忧虑早已演变为严重的社会弊病。我们发现自己是如此乏味，除了工作之外，对于其他领域所知甚少。我们是医生，是律师，是程序员，是股票交易者，却不是一个丰富而有趣味的独立个人。在这本杂志的编辑看来，好奇心是对抗这种专业化与乏味化的最有效手段。当你让莫奈(Claude Monet)的画、柏辽兹(Hector Berlioz)的音乐、非洲的考古发现、微软试验室的科技发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时，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充满了趣味，它湿润柔软而非干燥坚硬。好奇心让你摆脱与强悍的社会、狭隘的内心碰撞的机率，它让你学会与自己对话，让你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的教育理想，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时代》的理想，如今，它也是我们这群年轻而好奇的编辑的理想。

这些话说得过于漂亮，还有些拗口。原谅一个年轻人的自以为是与激情鼓舞下的慌乱。简而言之，我们希望重新激发起你的热情、好奇与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就像你童年时玩泥巴的盎然兴致。P.8-12

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吴晓波

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传媒人是从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里寻找到梦想的种子的。

19岁那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哈佛大学二年级学生沃尔特·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的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着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你，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在一个华盛顿之夜，《新共和》年仅26岁的年轻编辑李普曼被介绍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面前，总统微笑着对他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听说你是30岁以下最著名的美国男士。”

我是在18年前的复旦图书馆里读到这些情节的。那是一个月光很亮的夜晚，我从图书馆走回六号楼宿舍，内心充溢着无限的憧憬和冲动。我想我之所以能够在18年之后依然无悔地走在这条路上，大半是被那天夜晚的月光所迷惑了。

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青年，是被商业浸泡和掠夺了青春的一代人。当我们一无所有地走出校园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是繁琐的职业、昂贵的房租和无尽的物质诱惑。为了让父母放心、伴侣幸福、上司满意，我们必须用所有的青春去交换，去预支。于是，有想像力者成了最优秀的策划家，辞藻华丽者成了最繁忙的广告人，有运作力的人则成了所谓的商业新贵。再也没有人会等待春天早上的那个敲门声，再也没有人可以笔直地站在“总统”的面前。

直到今天，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内心竟已没有一丝的不安和自怜。我相信这应该是一代人的宿命，不管我们有没有嘹望到，它都将如期而至。

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我们的梦想已经失落在呼啸而过的路上；我以为，我们注定生存在一个根本不值得大师用文字记载的时代。

直到三四年前读到许知远们的文字，我的想法发生了改观。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青年人已经冲杀到中国最优秀的商业媒体的核心。在一片血腥的故事和数据之中，这些充满了潮湿的梦想气质的喃喃自语一缕一缕地从水泥深处渗将出来，不管你是否听懂了，是否喜欢，它们依然像蚕丝一般地坚强，它们喋喋不休地念叨着李普曼、亨利·鲁斯、托克维尔、罗尔斯、加尔布雷斯……这些名字像咒语一般富有魔力，给一个平庸、浅薄而让人不耐的商业世界平添了一份怪异的精英气质。

互联网和全球化的到来，让中国青年得以在一夜之间绕开所有的传统和包袱。当许知远们飞越重洋，敲开《经济学人》、《华盛顿邮报》总编的办公室的时候，世界似乎真的缩成了一个小小的桃核。这是一些足以让所有人产生幻觉的对话和经验，它让我们相信改变是可能的，梦想是真实的，未来是真的会到来的。

此时此刻，当我一页一页地阅读着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18年前的那个夜晚，月亮又大又亮，照耀在即将出发的道路上。我仿佛看到那个似乎沉沦的梦想又如泡沫一样地复活。

那个梦想，一百多年前，在刘鹗的书桌前曾奄奄一息——“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无哭泣也，得乎?”  那个梦想，一百年前，在梁启超的海船上又曾复活了——“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壮哉，我少年中国。”

那个梦想，从来都是沉重和“不真实”的。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年留学美国，看见美国的年轻人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她实在觉得不可思议：“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

做这两个世纪的中国人实在是很累。从梁启超、周树人到龙应台，再到我们，都是一些无从轻松的人，我们总是被一些无解的使命所追问，被一些没有着落的理想所驱赶。我们总是少数。当许知远在自己的blog上写道“一份《新青年》比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纺织公司更有影响力”时，四周溅起的仍然会是一片嘈杂的不解和不屑声。我想这并没有什么，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梦想是由所有人的肩膀一起来承担的。

对于一个以“致富”为惟一生存准则的时代，丛林法则和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似乎是一种必然。但是，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去呵护住最后那点理想的火星，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用夸张和尖利的声音去引导精神的方向。我们都是最终到达不了目的地的人——我甚至怀疑以“天生的全球化一代”自诩的许知远们能否真的走到那里。但是，在很多时候，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像稻草人一样地矗立过，历史的大风总要从这里吹过，我们和它处在同一个方向。

我相信，总有一代人会实现我们的梦想。

总有一代人，会像李普曼那样等到敲门的声音，等到笔直地站在“总统”面前的时刻，等到《光荣与梦想》式的中文著作轰然诞生，等到《纽约时报》式的中文报纸在中国的大街小巷上被响亮叫卖，等到伍得沃德和伯恩斯坦式的中国记者成为国家英雄。

然后，历史在他们手中“终结”。

然后，“最后的中国人”出现了，他们与龙应台看到过的美国青年一样，“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

吴晓波

2005年于杭州

在2002年1月三联版的《良友忆旧》上，94岁的马国良像顽皮的少年一样嘲笑了亨利·鲁斯。对于1936年11月创刊的《生活》，出版人亨利·鲁斯吹嘘说：“1936以前……从来没有过一本大型的、以图片为主的、大众化而又便宜的刊物。”

马国良却纠正道，《生活》的出版人若不是坐井观天，便是缺乏调查研究，早在1926年上海便诞生了《良友画报》。这部回忆录，像很多老一代中国文学青年的回忆录一样，由无法拼接、创造力不足的断片构成，但是它仍散发出某种心醉的气质。就像曹聚仁重忆《大公报》、谢泳挖掘《观察》的遗迹，或是李欧梵追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文学与新闻生产一样，有关《良友》的记忆，沟起了不安现状的知识人与准知识人对于一个臆想中的“黄金时代”的唏嘘情感。

中国知识分子很少遭遇这样一个自由与有影响力的时代。由晚清政权到现代中国的转型，以往强大无比的中央政府失效了，传统文化也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人们生活在一个旧传统破裂、新传统尚未建立的混乱期，这种混乱给予了任何创造力与新事物以阔绰的空间。

像现代观念一样，中国新闻业也是被迫西方化的产物。自19世纪初开始大批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在1840年至1890年期间创办了170余种中外文报刊，其中包括1872年创刊的赫赫有名的《申报》。这些林林总总的出版物开始培养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中的一些有闲阶层的阅读习惯。但直到19世纪末，借助了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国报纸的影响力才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梁启超令人惊讶地承接了中国明星知识分子的传统，他的报刊体文章是古代雄辩家气势与通俗化语言的奇异结合。更重要的是，他打开了观察世界的眼睛，为涌动着变革浪潮的中国指引了一个看似可行的方向。他先后创办的《时务报》与《新民丛刊》是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当时的湖南少年毛泽东如很多同代人一样，被梁的文章激动得热血沸腾。但梁启超的成功也暗示出中国新闻业(或许可以扩大为整个媒体行业)的必然性弱点——它是文人传统的分支，而非真正的现代新闻与商业传统。就在梁启超获得空前成功时，也是普利策与赫斯特在纽约争夺战的激烈之时，意识到即将被年轻与野蛮的赫斯特击败的普利策在临终前创办了《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为那些有志投身于此职业的年轻人提供专业训练，并设立了普利策奖。中美两位最著名的报人的个人志趣的差异，同样标志两国新闻业的迥异。尽管它们的起步时间相差并不多，却通向毫无关联的方向。

20世纪20年代令人无限怀念，因为新文化运动为它奠定了基调：新鲜的，活跃的，自由的，有创造性的，缺乏教条的。处于青春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依靠学院外，媒体也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他们创办或改造了一家家报刊，将它们变成了新文学、新思想的阵营。政府失控带来的自由空气与经济发展培养的文化消费市场促成了这个行业不规则且旺盛的发展。但新闻人往往只是教授、作家、翻译家这些身份的一个延伸而已。当时广受欢迎的专栏作家鲁迅更多地被人铭记为作家。当然，一些更为职业化的新闻人也的确开始登场，新闻业本身产生的利润也逐渐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但是，当时新闻业中浓郁的理想主义气质至今仍令人汗颜。夭折的《良友画报》与《申报》是当时媒体行业的表率，但刚刚度过100岁生日的《大公报》似乎更令人尊敬。

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出版人吴鼎昌拿出5万元以创办一家不受政局左右的报纸。在《本社同人声明》中，他们写道：“没有干预言论的股东，也不受社外任何势力的支配。因此言论独立，良心泰然。而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这份声明所提出的“超越党派的公正原则”是阿道夫·奥克斯1896年接手《纽约时报》时的根本理念，它是成熟的新闻业的基础。三位办报者誓言的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而吴鼎昌最终加入政界也得力于《大公报》的声誉。但就其姿态而言，他们无疑被一种更高的理想所驱使，即将自己视作一家值得尊敬的公共机构。

《大公报》的成功证明了这种理想主义的生命力，它在国难年代成了最受尊敬的报纸。它对于抗战的报道，对于国共两党的中性报道，赢得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共同兴趣。

就其形态而言，《大公报》在三四十年代的表现相当成熟，它建立了更为广泛的通讯社，在版面设计上也采用了更有想像力的方式。它对于世界局势的广泛兴趣，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关注令人吃惊。它派记者前往苏联采访工业建设，披露30年代初的国际贸易报告。它关于“农村破产”、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状况与抗战沦陷区的报告令人震惊。它开辟的类似《经济周刊》、《科学周刊》、《星期论文》等严肃副刊，力图拓展中国人的智性生活。在重新翻阅《大公报》时，你会发现除了诸如范长江这样的杰出记者外，该报几乎号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精英，包括胡适、丁文江、傅斯年、梁实秋、张申府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直接参与了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的重组，构成了耳目一新的“人才内阁”。而吴鼎盛辞去总经理职位后，就任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

梁启超“文人论政”的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媒体传统，社论写作者在当时的报纸中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与王芸生常常等同于《大公报》。但是，该报更富开创性的努力是经济独立，它逐渐向一个更成熟的商业与公众机构演进。当梁启超个人出现状况时，他领导的报纸的消亡速度和他崛起的速度同样快。“文人论证”的传统贯穿于民国年代。从陈独秀1915年的《新青年》，到胡适的《现代评论》，再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潘光旦等人筹办的《新路》，这些知识精英有着“报国心”与创办“新共和”的志向，却不知道如何将自己的理想坚持到底。当出现个人变动或是发生经济危机时，这些媒体就夭折了。与此类似的是那些知名的与不知名的文学青年们创办的形形色色的刊物。在形势有利时，它们如雨后春笋；当生存环境严酷时，它们则是深秋的落叶。而那些大大小小、昙花一现的报纸更是如此。

在阅读有关《大公报》的文献时，吴、胡、张三位改造者的胸襟与远见，对新闻业的深刻理解仍超出了我的想像力。他们既意识到“经济独立”是报业生存的基础，同时更明确地认识到报纸绝非一般的商业机构，它肩负着更为崇高的使命。而由于当时中国面临的种种困境，使中国的媒体呈现出与西方正统不一样的性格。在1941年接受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时，总编辑张季鸾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而早在1936年，为纪念《大公报》续刊10周年，报社仿效普利策的做法，拿出3000元，分别设立了“科学奖学金”和“文艺奖学金”，以鼓励该领域的人才。在尽量摆脱低级的政治与商业影响的同时，《大公报》力图将自己塑造成一家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机构。它不依赖于政府，却试图影响政府：它启蒙民众，却拒绝成为乌合之众的情绪发泄场所。当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全国民众沉浸在一片抗日的爱国情绪中，《大公报》却理性地强调：“为国家前途计，绝不能作孤之一掷，所以仍旧主张保持和平，培养国力，而不取激烈态度……”即使报馆与张季鸾本人都为此收到邮件炸弹，却仍坚持“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风气低头”。而在西安事变时，他也坚持和平解决的途径，并在西安空投了40万份社论。但这一切并不影响它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激烈批评，对于共产党人的充分报道。  我们当然承认，任何新闻机构都是某一种力量与利益的代表。尽管新闻工作者不断强调新闻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媒体仍主要是其创办人与经营者的意志的反映。一个低级的经营者，要么倒向政府，以寻求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倒向民众，以寻求销售量或是名声，要么倒向商人，以成为其中一员。但一个伟大的经营者，则往往会有政治家而非政客似的理想。他寻求一种令人尊敬的影响力而非肤浅的名声，他试图促进社会的进步，他将自己的个人幸福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语境。

就在《大公报》的影响力逐渐达到新高的1935年，阿道夫。奥克斯领导《纽约时报》39年后去世。在他去世时，《纽约时报》的严肃作风使它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并称“报纸中的报纸”，两位媒体评论家在1999年如此区分他与同代报业领袖：“赫斯特、普利策、贝奈特追逐的是金钱、政治权力与声名远扬，而阿道夫·奥克斯追求的则是受人尊敬。”

奥克斯与他家族的继任者充分相信“社会责任比利润更重要”，这种精神在亨利·鲁斯身上也同样鲜明，而在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新闻界也广被承认。这个时代被今日的新闻从业者追忆不已。彼时，新闻业是商业机构的一种形式，却又不太一样，记者们不用像公司员工那样循规蹈矩。记者们被描绘成一群不安份的家伙，他们到处和权势对着干，对大人物冷嘲热讽。“扒粪运动”留下的一个光荣传统就是，记者们要揭穿表面光鲜的家伙们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管他是洛克菲勒还是尼克松。他们在乱糟糟的工作间里面抽烟、喧哗，用破旧的打字机写作。他们受的教育可能不多，却充满活力。他们是天生的自由派，讨厌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的老板似乎还喜欢这样：庞奇·苏兹伯格不害怕《纽约时报》被政府告上法庭，凯瑟琳·格雷厄姆准备用整个公司下赌注来信任她的总编辑与两个追查水门事件的年轻记者。这种风气多么鼓舞人心，拉塞尔·贝克在《纽约书评》上评论说。

但现在呢?除了《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成为一个超级大公司的一部分，这些公司还都上了市，公司领导人首要目标是赚钱，而非创造出杰出的新闻。从前，媒体公司的老板只要求百分之几的利润，而现在这个比例普遍被要求增加到20%。曾经傲慢无比的《时代》杂志现在不过是那家市值上千亿美元的AOL时代华纳公司的极小部分而已。两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莱昂纳多·堂尼与罗伯特·G·凯瑟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新闻的新闻：危机中的美国新闻业》中感慨道，现在的报纸不再产生伟大的发行人，报纸的经营者们都只是短视的“数豆子的人(beancounters)”，他们关注的是，能否减少预算、裁员，以达到华尔街那个该死的赢利预期。两位作者认为，过去的发行人像有远见的政治家，而现在的发行人仅仅是职业经理人，他们像卖麦片一样卖报纸，报纸只是赚钱机器，而非社会公器。

“对利润上升的过度追求致使报纸质量下降”，两位作者举出了美国西部地区著名的《圣荷西水星报》，它隶属于奈特·里德报系。当该报颇为能干的负责人J·T·哈里斯被董事会要求获得20％以上的利润额时抗议说，母公司这样的决定会削弱报纸质量，最后他愤而辞职。但该报系的CEO安东尼·里德不为所动。哈里斯辞职的同时，《圣荷西水星报》裁减了10％的员工，减少了10％的新闻版面，而编辑部的预算则比上年度减少了25%。

杰克·富勒，现任《芝加哥论坛报》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尽管出身于记者，并且是普利策奖得主，却向两位邮报记者解释了“为何利润比新闻质量更重要”。他承认，现在的《芝加哥论坛报》的错误率比从前要高，而倘若多加些人手，它可以被编辑得更好。但这一切比起华尔街的期望值都不算什么，因为“投资界都在怀疑我们的财务表现”。尽管1999年它的利润率达到29%，但富勒也不打算增加编辑经费，因为这个财务成果是去年的，而投资者都在盯着新季度。

当记者与编辑仅仅变成了一个公司的雇员，那么他们还能创造出有趣的报道吗?没错，新的记者群体比前辈受过更好的教育，写的句子更通顺，衣着也更得体，可是他们似乎正失去激情与怀疑精神。六七十年代著名的编辑吉姆·贝娄斯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则让人们普遍回忆起那个更好玩的年代。那时的贝娄斯正率领着新闻业中一批著名的不肖子孙进行着“新新闻”运动。他们不理会传统新闻业恪守的“事实”、“客观”传统，而将作者的强烈的个人情绪与感受注入报道。他令传统人士憎恨，却赋予了新闻业更多的生气。他鼓励记者们去激怒明星、政客，作出勇敢甚至出格的举动，比如他派人专门报道《华盛顿邮报》的传奇总编辑布莱德利的私生活，发表汤姆·伍尔夫攻击《纽约客》德高望重的总编辑威廉·肖恩的稿件。贝娄斯对他的追随者强调，新闻工作“不应该是生活的附属品，它理应丰富你的灵魂并充满乐趣”。

是啊，这一切都令人怀念。不管是严肃的《纽约时报》，或是《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时代》，还是贝娄斯的离经叛道，都令人怀念。因为它们都反映了其主办者自身的理想气质，不管这种理想是“社会公器”，还是“追求趣味”。亨利·鲁斯跟他的广告部主任说，“别老给我讲广告收入。”而老苏兹伯格则总是让《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充满小伙子，因为他总担心万一出现泰坦尼克那样的大事件，他缺乏足够的人手去报道。至于利润，只要有就行。在面对美国政府时，《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虽心存畏惧，却勇敢地挺了下去。

不断合并的媒体公司是解释这种转变的关键原因。现在的公司主导者都是商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更关注的是各种数据分析与财务报表上的数字，而非什么理想。老一代的媒体负责人往往从记者的职位干起，而现在媒体公司的老板则不需要什么新闻背景。即使媒体界的超级明星，三大电视网的新闻主播们都感受到这种压力。他们感到郁闷的是，新老板只知道收视率，而非节目的质量。

不过这一切的关键因素仍是个人。拉塞尔·贝克在《纽约书评》上说，过去的报业老板或许是“怪异的、专制的富豪权贵，但他们是政治家，而非现在的市场经理”。为贝克做注解的正是普利策、赫斯特、阿道夫·奥克斯、亨利·鲁斯等人。而其中《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由于家族的绝对控制与杰出的家族传统而没有被兼并，并得意地保持着自主权与传统。这两家是伟大的新闻传统中仅存的硕果。但即使如此，指望它们再次恢复70年代的辉煌仍是不可想像的。

张季鸾在1941年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曾说，中国报业与国外报业不同。今天，我们在对《大公报》怀着类似美国记者对于当初的《纽约时报》的乡愁时，同样可以意识到这两种怀乡病的不同。尽管面临种种困境，美国新闻界仍处于一种稳定的伟大传统之中。19世纪刚刚起步的中国新闻业在政治动荡中不由自主地衰落与消亡。而今天，刚刚开始复苏的它又一头扎入了美国新闻界目前陷入的泥淖：对利润的过度追逐。这使我们的处境显得极为尴尬。一方面，我们还未建立起基本的新闻传统，一方面就已迅速地庸俗化。我实在看不出，目前的中国新闻业是否拥有智力性、趣味性，更不用说理想了。

在20世纪30年代初，胡政之曾说：“办报要有原则，政治是灵魂，对国家社会提不出主张，起不了作用，光是想赚钱，又有什么意义。”结果是，《大公报》既坚持了理念，也赚到了足够的钱维持生计。倒是那些一心试图投靠政治势力或是获取利润的报纸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仍处于《大公报》在20年代的地位。我们在一个缺乏新闻独立传统、缺乏商业传统、更缺乏社会中间机构传统的社会中建立起独立的声音。新闻业肩负着沟通信息、培养群众理性思维、监督政府的责任。而《大公报》在“文人论政”与“经济独立”间做出的良好平衡，仍值得我们再三思考。而从更本质的意义讲，我们或许真的要承认，那一代人比我们更为优秀。吴鼎昌、胡政之与张季鸾间的完美搭配充满着偶然性：他们同留学于日本，有着相似的主张与理想，他们对待事物的观点或许有差异，个人所长也不同，但在整体方针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与远见。而吴离开《大公报》后，它仍继续发展着，并初步印证了其体制的可延续性。只是，这一切试验的时间都过于短暂，历史最终未能检验出，中国新闻界是否可以出现《纽约时报》这样的常青树，我们也未能看到中国的新闻传统——包括采访写作方式、编辑技巧、经营理念的形成，也未能造就出新闻机构、社会与政府间的和谐关系。如今轮到我们来做这番尝试了。

不过，不管是中国的新闻人还是美国的记者编辑，拥有相似的怀乡病仍值得庆幸。毕竟，还有东西值得我们追忆。那些消逝的人和事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做得多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