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传记文学《我与柯棣华》一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以缅怀印度人民的优秀儿子、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大夫的不朽业绩，纪念柯棣华大夫逝世63周年。本书是由九秩高龄的柯棣华夫人郭庆兰女士口述、年逾古稀的大连市作家徐宝钧先生整理共同创作的，为我们讲述中印两国人民共同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史诗和伟大的跨国红色爱情。

纪念柯棣华大夫(代序)/朱德(1)

第一章 我的家世(1)

第二章 难忘铭义中学(7)

第三章 奔赴解放区(15)

第四章 记忆中的白求恩大夫(33)

第五章 初遇柯棣华(43)

第六章 恒河之子(49)

第七章 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57)

第八章 红与黑(67)

第九章 心驰“革命圣地”(77)

第十章 毛主席关心印度友人(91)

第十一章 到抗日前线去(103)

第十二章 在晋察冀边区扎根(115)

第十三章 “百团大战”炮火的洗礼(127)

第十四章 首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133)

第十五章 “黑妈妈”大夫(145)

第十六章 是柯大夫保住了他们的腿(155)

第十七章 喜结连理(163)

第十八章 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177)

第十九章 集合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183)

第二十章 魂归唐河(199)

第二十一章 朱总司令来电(217)

第二十二章 聂荣臻司令员的关怀(223)

第二十三章 踏上“小长征”之路(231)

第二十四章 涉过滹沱河(235)

第二十五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239)

第二十六章 延安，我们到家了!(245)

第二十七章 到印度“婆家”探亲(251)

第二十八章 暴风雨中滚惊雷(261)

第二十九章 柯棣华精神永远鼓舞我前进(267)

第三十章 由衷祝愿中印友谊万古长青(273)

附录一 柯棣华锦言辑录(291)

附录二 柯棣华、郭庆兰生平(297)

附录三 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简介(303)

后记(313)

岁月悠悠，花开花落。

年华似流水。缓缓地可又急匆匆地逝去，屈指算来，我已经九十岁了。九十年三万二千多个日日夜夜对浩瀚的宇宙而言，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我这个饱经风霜、历经坎坷的耄耋老人来说，人生旅程却显得是那么遥远、漫长。回忆的片段似冬天纷纷扬扬的雪花在我的眼前飞舞，一幕幕往事恍如发生在昨天一样……

公元1915年农历八月初三，我出生在山西省汾阳县(今汾阳市)城关的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汾阳县古名汾州府，地处晋中平原，在太原的西南部。县城不大，有鼓楼等古建筑。县城由东关、南关、西关、北关、大南关、小南关等组成。北关靠近农村，是现在的吕梁地区，西关紧邻碛口、柳林等地。闻名遐迩的汾酒出产地杏花村，位于城北的15公里处。提起杏花村，人们自然会想到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写的脍炙人口的一首诗：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我原姓温，叫温桂英。父亲温熙照，是旧时衙门的杂役，主要的差事是给告状人递送状纸。母亲冯氏，16岁结婚，20岁生我，21岁守寡(我1岁时丧父)。我的大舅父和小舅父，在张家口经商，家中比较富裕，对我们家里生活时有接济，更主要的是我母亲很要强，刻苦耐劳，勤俭持家，家境还可以。我们住的炕上有柜子，地下也有木箱和柜子。上小学时，每年假期我都住在舅父家，娘家人对我们照顾得不错。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政策，轰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随着军事上的侵略，经济上的掠夺。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上的奴役。为了麻痹中国人民的意志，帝国主义打着解救中国人民的幌子，披着宗教自由的合法外衣，派了大批传教士到中国，以教会的名义在全国各地办教堂、兴学校、建医院。汾阳县虽然只是一个小县城，只有几万人口，帝国主义侵略者也没有放过它。美国人在这个小县城开办了教堂、医院和学校，教会还在当地办了一个刺绣工厂。为了养家糊口，母亲就进了这家刺绣工厂干活。母亲很勤劳，又心灵手巧，绣花又快又好，很受外国人的欢迎。我母亲看教会里的学校和中国地方上的学校不一样，看到外国人培养的中国女学生不缠脚，将来还能上中学、上大学、甚至出国留洋，母亲很羡慕，不让我缠脚，希望我多上学，将来也到美国去留学。我家离教会很近，母亲就把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幼稚园。我母亲当时还很年轻，也很爱学习，进了妇女成人学校，每天跟着教徒念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日久天长，就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

我母亲上了妇女成人学校后，认识了不少同学，日子一长，大家就熟了。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她就是我后来的五婶，她是替大伯子说媒的。)劝我母亲说：“妹子，你还年轻，守个女孩子，啥时是个头呀!活守寡多么难熬，不如早点改嫁，上帝会保佑你的。”看我母亲不反对就继续进言：“这个男人是一所神学院毕业的，是个大学生，在介休县(离汾阳60华里)教会里传教。他娶过两房女人，都相继去世了。没有孩子，年近40岁，年龄虽然稍微大了一点，但为人正经，有文化，很斯文，收入也很高，我看还是挺合适的。你带着这个孩子过去，他一定会喜欢的。你每天念圣经非常热忱。他是个传教士，更是信奉上帝，你们两个都是耶稣的信徒，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的。”我母亲当时没有表态。那个女同学便说：“婚姻是件大事，女人改嫁更是难事，你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回家好好考虑，改日再答复我吧。”

媒人的话语在我母亲的心上掀起了阵阵涟漪。孤儿寡母过日子是那么容易吗?她早就想结束这个难熬的日子，但她最怕嫁过去后，让惟一的骨肉受到委屈。想到这里，母亲的眼泪竟然不由自主地吧嗒吧嗒地滴落下来……可再一想。孤儿寡母一辈子活守寡也真不是一个办法呀。思前想后，母亲一拧眉头，终于决定改嫁。在我8岁那年，母亲带着我还有家里很少的一点家具改嫁到了介休城里。

继父叫郭世荣。从此，我改姓郭，改名郭庆兰。母亲仍然很开通，至今我都忘不了母亲对我做的两件好事：一件是不让我缠脚。如今像我这样岁数的老太，一般都是“三寸金莲”，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很不方便，而我却是一双活动自如的“天足”，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母亲。由于她经常接触美国人，思想也变得开放一些，在周围的妇女都在为年幼的女儿裹脚的时候，我的母亲却说：“我受够了裹脚的痛苦了，可不能再让姑娘受这份罪了。”母亲虽然不给我缠脚，但一直给我穿两层袜子，就怕我的脚长得太大了，将来找不到婆家。母亲当然不会想到，正是这双大脚帮助我日后踏上了革命道路。另一件是竭尽全力供我读书。我母亲不识字，在旧社会只能干些粗活。所以母亲叫我多读些书，将来好有出息。母亲常对我说：“在旧社会，我们妇道人家在最底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挑着走，没有文化；即使有点钱的人家，也不让女娃念书，认为女孩早晚是泼出去的水，有了文化也没有用。我是睁眼瞎，一个大字不识，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你是老大，我一心想叫你多读些书，将来好出洋留学，出息出息。对家里也好有个帮衬。”所以我是幸运的，幼时我进了幼稚园，之后又念了小学和初中。后来因家里添了不少孩子，生活更困难了，我就把上学的机会让给了弟妹，自己考进了美国人办的护士学校。

介休县教会一共有四个牧师，我的继父就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三个都是美国人，教会由美国人掌管。教会下边还办了一所小学校，我就在学校上了一年级。继父是教会里的主要牧师，整天忙于宣传教义，每个月的薪金为大洋20元左右。这段时间我们家由于有了固定的收入，生活很好、很安定。母亲改嫁后，从1926年5月开始，又生了两个男孩，也就是我的二弟和三弟。以后又生了大妹、小妹。常言道：“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1929年介休县教会解散，继父调邻县碛口教会传教。由于他离开了家人，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动不动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每月的薪金都让“酒”喝走了。他很少回家，亦很少寄钱回家了，从此我家又回到了贫寒的生活。在介休县城呆不下去了，我母亲只好带着全家五口人回到介休县秦树村，家里没有土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母亲为拉扯五个孩子，吃了很多苦头。我也失学了，百般无奈，我试着用英文给汾阳教会学校写了封信，经校方同意，我才从崇德女校读完了小学课程，拿到了小学毕业文凭。

在介休农村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后来我母亲带着弟妹四人举家又回到了汾阳，家里穷得叮当响，吃的是糠窝窝头，住的是破房子，日子过得更艰难了。那时我在教会学校念书，每月有四元钱的生活费，省下来就补贴家用，故而四个同母异父的弟妹对我这个大姐很感激。家里生活虽然很艰难，但兄弟姐妹之问却相处得很和睦。（P2-5）

1938年，印度国民大会组织了援华医疗队，派遣来华，帮助我国抗战。1939年初，该团来到我军，不久即投入华北战地的艰苦斗争中。柯棣华是该团的一位青年医生，他非常高兴参加战地的艰苦工作，并且打算深入研究华北的抗战经验，以便将来返国后对印度民族的解放运动有所贡献。他忠心耿耿于印度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深知印度民族的解放事业必须和中国人民及其他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联结起来，因此他能把帮助中国的抗战看作自己的事业一样，全力去为它服务。他深知群众的伟大，因此他非常热爱抗战中的中国军民，非常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和他们一道来锻炼和改造自己。他有很好的艰苦耐劳精神，他不怕危险，不顾困难，许多次亲身参加到游击战争中去学习打仗，经常在战斗环境中进行工作。不幸正当大有作为的时候，壮志未酬，竟以病夭折!这是我们与印度人民永怀悲悼的一件事。

印度人民，在我国抗战艰苦困难之际，不远万里，派遣了他们的优秀子弟援助我国。柯棣华大夫不避艰险，坚持在中国战争最剧烈最残酷的敌后，执行印度人民的委托，这种崇高的国际主义和献身精神，是印度民族精神的伟大表现，值得一切反法西斯人民、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珍重与发扬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亚洲人民的解放，无疑地要依靠人民的这种团结一致的斗争，才能得到。

柯棣华大夫已为反法西斯、为中国民族与印度民族的解放而牺牲了。他的遗体，将与千万烈士一道埋葬于中国的土地上，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无数的战士，将补充到他的岗位上，继续这个为中印人民求解放的斗争，取得胜利。

(1942年12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

光阴荏苒，印度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辞世已经整整63年了。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就要到来的时候，我们更加深切怀念柯棣华大夫。

早在1942年12月9日柯棣华逝世时，宋庆龄先生给印度柯棣华的亲属的慰问信中就说过：“不仅贵国人民和我国人民缅怀他，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杰出战士都缅怀他。未来将赋予他比今天更高的荣誉，因为他是为未来而斗争，为未来而献身的。”

印度最高法院著名高级律师丹尼尔·拉蒂尔先生也说过：“柯棣华对于我们社会的种种弊端没有提出，也没有宣称要提出一个救治药方。但在那里有把钥匙，这把钥匙打开通向一条大道的大门。这条大道充满艰难险阻，然而遵循它坚持走去，就必然会引导我们走向美好的前景。”毫无疑义，柯棣华大夫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这笔财富属于印度人民，属于中国人民，更属于世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类。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远离我们，现今人们都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但抗日英烈用头颅和热血换来的胜利，难道今人可以忘记吗?难道他们的牺牲精神在今天建设时期就不需要了吗?这份试卷的正确答案，还是让大家来解答吧!

从柯棣华大夫长眠燕赵大地的第一天起，作为他最挚爱的伴侣。最亲密的战友，我没有一天不思念他，且与日俱增。绵延的岁月不仅没有冲淡他的形象，反而越来越高大了。柯棣华同志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把我与柯棣华大夫一起战斗、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写出来，再现柯棣华光辉的一生，昭示后人，让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了解柯棣华，学习柯棣华，继承和发扬柯棣华精神，一直是我的夙愿。在岗时由于工作繁忙；退下来以后，又忙于社会活动，未能遂愿。一个偶然的机会，大连市教育局退休教师、作家徐宝钧先生热心表示乐意协助我，了却我的夙愿。当然我非常高兴。这样由我口述、由他整理，“长途跋涉”开始了《我与柯棣华》一书的撰写工作。由于我们两个都是老人，他年逾古稀，我则年届九旬，撰写中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柯棣华精神鼓舞着我们，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在著述中柯棣华的动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一次又一次使我们掉下了热泪。柯棣华在北上延安的前夕，得知父亲不幸逝世，柯棣华以中国抗日大业为重，抑制悲痛，发出了“不到延安决不罢休”的誓言，现在也该轮到我们向柯棣华大夫学习的时候了，“不把书写出来也决不罢休!”以柯棣华精神自励，昼夜奋战，编写不辍，耗去了我们许多时间、精力和体力，但我们始终无怨无悔。我们曾经想过，我们编著中的困难难道还比柯棣华同志在抗日前线枪林弹雨中救治伤员的困难还大吗?如果不把书写出来实在对不起柯棣华同志啊!耕耘与收获同在。走过崎岖的小路，前面就是平坦的大道。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整整两年的日夜苦战，三易其稿终于把书的初稿写出来了。因柯棣华的“户口”还在总政治部，初稿写出来后，由郭庆兰口述，徐宝钧代笔，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徐才厚主任写了一封信。徐主任对此非常重视，专门派人与解放军出版社联系，筹划该书出版的有关事宜，还给我们两位老人及时回了信。谁能说在当前商品经济大潮下，没有柯棣华精神了?解放军同志不是仍然在发扬红军、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吗?在本书出版之际，如果说要感谢的话，请允许我们首先代表柯棣华同志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将军、总政治部以及解放军出版社的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在本书与广大读者见面时，我们还要向关心此书出版的诸多朋友表示感谢。  因年代较远，再加上著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柯棣华的战友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如果该书的问世，有助于对柯棣华大夫的了解，学习和发扬柯棣华精神，我们将由衷感到高兴!

在67年前，上个世纪的30年代末，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兄弟的印度人民在自己尚有困难的时候，无私向中国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派出了由优秀儿子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远涉重洋，来华帮助中国抗日。这是中印传统友谊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是中印友谊史上英雄的史诗；是中印友谊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一首响彻云霄的交响乐曲。正如一位印度朋友所说的，柯棣华大夫的英勇献身和巴苏华在华工作六个年头，把这首交响乐推向了最高潮，是英雄史诗最壮丽的部分。诚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说过：柯棣华的牺牲为中印两大民族架起了一座友爱的桥梁。如果本书的出版作为“桥梁”有助于促进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将感到欣慰，因为这是我们撰著本书的主旨。

由衷祝愿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犹如长江、恒河那般源远流长，奔腾不息，永远滚滚向前!

中印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郭庆兰徐宝钧

2005年2月1日于“北方明珠”大连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