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口述历史”定性定位，最好的名称就是借用我国传统的史学典籍的一种称谓：《实录》。“口述历史”只应该严格地规定为对于当事人(亦即口述者)亲历而非传闻的如实记录——实事实说。真实性，是“口述历史”的灵魂。本书记录了以20世纪这一百年革命当中一些老同志亲历亲为的史事，这些珍贵记忆作为了现在要作的“口述历史”的主题。

编者的话/1

 卷首语：机不可失，“抢”字当头丁伟志/5

 评议与思考

 《口述历史》暨《口述自传丛书》出版座谈会纪要/3

逝者 留声

 黄万里先生访谈录  黄万里口述唐少杰采写/31

 我在1955年  朱锡侯口述朱新地采写/37

名流青史

 一生就做了一件事  吴汝康口述李路阳采写/69

 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访邹承鲁院士  邹承鲁口述熊卫民采写/95

 一支一度失去党领导的红军 魏天禄口述 魏淮 杨晓敏整理/115

 改革干部终身制的先驱  薛毅口述邢小群采写/129

百姓沧桑

 我的“抗战八年”  刘敬坤口述段跃刘小萌采写/149

 正气顶风平冤案  程步鳌口述程太生采写/207

 国债是一项事业  张加伦口述 徐绥之采写并注释/225

长卷先睹

 撞不破的关系网  刘汝舟口述定宜庄采写/263

多维视角

 吕荧的历史悲剧——众说吕荧  胡风等口述 闻敏采写/285

张岂之(原西北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教授)：

《口述历史》的定位很重要。既然是《口述历史》，作者就不是一个人，记录的人也是作者之一。好像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定位不是很明确，口述历史的整理者绝不是简单地录下音，然后复印出来。黄药眠先生是学者，在他的书里找他的学术观点是什么，他的体系是什么，找不出一句话来，所以我对这书没有什么兴趣。学者的口述历史，就需要了解学者的学术观点的形成，在什么基础上，变迁如何。《舒芜口述自传》也回避了很多问题。当时他有一篇文章影响很大，在第四章里把为什么写《论主观》写出来了。将来口述历史里写文化人，写学者，我们一定要符合口述历史的原则、定位，不能是一般记录下来就叫“口述历史”。高等学校也搞口述历史，学者、读者认为高等学校比社会科学出版社弄得还好，那我们就继续不下去了。我建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研究胡适口述历史，整理记录者是唐德刚。两个人都做了充分准备，唐德刚注解多的不得了，我们在注解里感觉胡适的学术思想，看这本书很有启发。胡适的口述历史里写不完，还有很多，所以他又有一本书，叫《胡适杂议》，也是学术著作。要做细，要深刻，当时胡适50多岁了，还不到60岁，还有精力来写，一代的文化巨匠，为什么请别人写、查材料，而且还有所探讨。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不能称为口述历史。写学者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学术观点，怎么行文，来源哪些方面，怎么变迁，有哪些影响，这样搞学术的人看了以后觉得有价值。我们找哪些人去写，要找有水平的人，而且要了解这个人的学术，不是一般的研究人员。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口述历史的人做，我们这个工作很难在历史上留名。表述方面深入浅出也是很必要的。现在看这本书就像看小说一样，对搞学术的人没有什么启发，学术性不够，跟我们印象中的口述历史差距很大。每年少出一点，但是质量要高，而且请出版社帮助传主找相当水平的记录者一块儿研究，起码有几年的时间要完全投入到里边去，不光是记录整理，就出了一本书。把标准提高一下就会好一些。P20-21

机不可失，“抢"字当头

——琐议有关20世纪史事的“口述”、整理与编纂

丁伟志

读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口述历史》第一辑和几本“口述自传”，感触良多，觉得有些话可以说一说。其实，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句，一句是：“期待已久，相见恨晚。"一句是：“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口述历史”，我们国家是有传统的。历史文献中总会有许多亲历者口述、执笔者记录整理的内容：独立成文成书的虽然不很多，但也还有。共和国建立以来，在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和《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这类书里，以及各种期刊里，也有不少“口述历史”的篇章发表。一些研究单位，也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不过总的说来，不够系统，也不够分量，难以形成有足够影响力的规模。回想起来，许多开展“口述历史”工作的良机，都由于这样那样的干扰或者由于历史学界对“口述历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错过了。比如建国初期，亲历晚清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老人仍然健在，可惜没有有心者花心血去组织采访和笔录他们回忆和述说亲身经历的往事。又比如， “文革”劫难结束后，还是有一批经历丰富、学识渊博的老政治家、老实业家、老学者、老文化人健在，遗憾的是我们又缺乏精心的筹划和组织，去诚心诚意地请这些硕果仅存的老人们来做“口述历史”。“劫后余灰”本已稀少，留存于老人头脑里的珍贵记忆却多又随着人归道山而飘逝无踪，岂不更加教人觉得殊堪惋惜。

现今难得我们一些有识之士奋起承担起编纂“口述历史”这项重任，实在叫人感动而佩服。不过，总是不免让人觉得有些“恨”其为时已“晚”了。按《口述历史》丛书的编纂意图，是想以20世纪这一百年作为现在要作的“口述历史”的时限。可是，试想现在还能有几位寿逾百岁的老人能够清晰地回忆起20世纪初年的往事呢?即使记得，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些“儿时记趣”一类的片段；亲履过并且现在还能够叙述出20世纪头20年的历史大事的人，恐怕世上已经所存无几了。记得197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我们还请了五四运动参加者许德珩老先生为会议致“开幕词”。会议期间，还邀请到当年参加过五四运动的邓颖超、许德珩等七八位老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可是韶光易失，到了20年之后的1999年，举行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已经再也无法请到一位五四运动的参加者与会了。由此看来，我们现在着手编纂20世纪前20年的“口述历史”，已经难乎其难，确乎是为时已晚了。

不过，话说回来，早和晚毕竟是相对的；现在赶紧抓起“口述历史”的编纂，总比再拖若干年，还是及时的。现今亲履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历史的老人仍多有健在者；至于50年代至70年代的历史，自然有更大量的当事人在。现在来抓紧进行“20世纪口述历史”这项大工程，倒也还是具有“亡羊补牢”意义的适时之举。况且，从长远看，现在抓紧“口述历史”的编纂，也应当算得上是“为时未晚”；试想，如果我们这项工作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再过二三十年后回头来看，那时的人一定会感谢老一代具有眼光的学者们当年不失时机地抢救下了一批珍贵史料。自然，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是，真正在20世纪后80年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承担者，这样的历史人物辞世的已不在少数。所以，“补牢”的工作，无疑具有十分紧迫的性质。看来是得争分夺秒、“抢字当头”了。“文化大革命”的事，现在三十多岁的年轻人都恍如隔世，重要知情者已经甚少；这才是过去了不到30年的事，追记其过程及关键情节已非易事，遑论“文革”以前的陈年流水账。千万不可以为20世纪刚刚才过去了四年，而产生“20世纪口述史”的工作大有从容为之的错觉。像我们这批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生的人，如今都是年过古稀的人，更何况那些比我们还年长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长者呢!时不我待，有足够资格承担起重量级的“口述历史”的口述人，总是一天天减少着，甚至可以说是在迅速地减少下去；有志于从事“口述历史”编纂事业的朋友们，是得赶快瞅准对象，拟订计划，分别重轻急缓，一批批、一位位地“抢”上手了。

在抢时间的同时，无疑还得讲求提高质量。过去我们“口述历史”的工作成绩之所以不甚显著，其缘由除因错失了一些重要时机之外，再就是由于质量不够高、分量不够重。有鉴于此，我们今天从事这项工作，从开始起就应当有一个明确的高质量的要求，以求把这件事办得又快又好。

我以为，为了保证和提高“口述历史”成果的质量，首要的是必须先给“口述历史”定性。“口述历史”不是文学创作，不是道听途说的传闻，更不是随意编造的“演义”或“戏说”。依我看，给“口述历史”定性定位，最好的名称就是借用我国传统的史学典籍的一种称谓：《实录》。“口述历史”只应该严格地规定为对于当事人(亦即口述者)亲历而非传闻的如实记录——实事实说。真实性，是“口述历史”的灵魂。真实与否，是“口述历史”成败的分水岭。据此标准，口述者和整理者在讲述和协作的过程中，都无须乎过多地去渲染情感，也没有必要发表长篇的宏议谠论。“口述历史”的行文体裁，是不是可以考虑定为：“叙事、传情、寓理。”基本路数是实实在在地“叙事”，而将“情”与“理”寓于其中。

“口述历史”，除有部分文字和音像资料可做根据外，无疑有很大部分要依靠回忆，因此由于记忆等类原因而造成疏漏失误的事，在所难免。但是，述和录双方合作者一定要同心协力想方设法把一切“不实”的情节，消灭在付印之前。尽早地发现、努力地查证、周密地分析和妥当地解决好书稿中带有“失实”嫌疑的大大小小的问题，是“口述历史”作者的神圣职责。碰到委实解决不了的难题怎么办?恐怕只有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不二法门。实在疑而难决，那就只好采取“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态度，把问题明摆出来，并且把它挂起来。

要想保证和提高“口述历史”成果的质量，整理者的责任自然是重大的。希望参与整理工作的朋友们，不要把这项工作仅仅看成是做做记录和进行一点文字加工的简单文案工作，而是应该像唐德刚先生撰写《胡适口述自传》那样，把它当成一项研究工作来做。首先，作为采访者就应当熟悉有关的业务——把自己变成熟悉被采访者所要“口述”的有关历史内容的“内行”。最好是在访问前，对于“口述”者的个人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所从事的事业、所研究的学术领域、所擅长的或所喜爱的文化情趣，以及他最为亲近的家人亲朋和社会交往的圈子，都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自然是了解得越详细越好；而且在合作过程中还可以不断补充有关知识。这样的基本功，对于采访者、整理者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口述”者也需要采访者、整理者的帮助。或者由于年代久远而记忆产生疏漏和差错，或者由于从个人角度难以辨识某些事情的大小重轻，如此等等都是需要采访者、整理者及时提醒和支援的。采访者整理者对于“口述”者所做的往事回忆，尤其是对于重大史事的回忆，如能敏锐而恰当地及时发现并提出问题，或者提出“旁证”，那对于校正疏漏与失误，对于内容的丰富和深度的挖掘，必定会大有助益。当然提出问题，是加强合作的一种方式，不但必须尊重“口述”者，而且应该问的得体，问的是地方；同时更需要切记孔老夫子的至理名言：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说，切记不要犯主观武断的毛病——因为作为采访者、整理者，毕竟不是亲身经历那段历史的人。合作双方发生了不能解决的分歧怎么办?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挂起来”；当然也可以设想用较为和缓的方式，把不同的“另一说”或“另几说”一并列出，注明备考，而慎作或不作裁决。

顺便说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几本《口述自传》中，确乎还存在着一些事实情节上的差错。如何才能把差错降到最低限度，我想很有用的办法之一，就是花点力气采访一些与“口述”者共同参与过某些活动的其他当事人，尽可能多找一些“旁证”，这样做大概会帮助“口述历史”更加精确、更加完备。

谨献上这点刍荛之见，以供从事“口述历史”这项大工程的朋友们参考，同时也借以表达翘首以待更多的“口述历史”佳作问世的心情。

2004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