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哲学家们和各种哲学运动从各方面向我们熟悉的关于理论和方法的客观性的观点提出挑战。这种大趋势迫使我们放弃那些关于确定性的不加分析的假定，实际上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这本出色的书充满着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新鲜的思考，表达了其对中西文化某些普遍观点的大胆质疑。作者的一个结论就是大儒们都是“审美的”，而非西方意义上由某种表面理性秩序规范支配的所谓“道德的”。

对于它的中国读者来说，《通过孔子而思》域外视角的当代重构，不仅同样勇敢地刷新了习常对自我传统的麻木认知，其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发现所蕴积的对文化有效沟通这一当代问题的思考，则更具深省价值。

中译本序／I

英文版编者前言／X

英文版序／Ⅻ

作者辩言／1

几个悖常假定／12

 一 内在宇宙论／14

 二 反向性概念／19

 三 传统：作为诠释语境／23

第一章 十有五而志于学／30

 一 思想的条件／30

 二 学／46

 三 思／50

 四 知／54

1.信／61

 五 证之《诗》／68

第二章 三十而立185

 一 释“人”：另一种解读／85

 二 礼义的互为性／98

1.礼／100

2.义／106

 三 仁／130

1.仁人／130

2.仁与成人／135

 四 证之伯夷、叔齐／148

第三章 四十而不惑／160

一 审美秩序的优先性／160

1.实践的美学／161

二 民／168

1.民和人／168

2.绝对个人与相对个人／178

三 政／189

1.政和正／189

2.刑、法、礼／205

3.耻和罪／211

四 君子／214

1.作为典范的君子／221

第四章 五十而知天命／242

 一 孔子宇宙论／242

 二 天和天命／249

1.“天”的历史演进／249

2.天与超验／252

3.天命／256

 三 德／266

1.古代文献中的“德”／266

2.“德”的哲学重构／273

 四 道／278

1.孔子之“道”／278

2.道与超验／286

 五 天人／292

1.点域论／292

2.孔子思想的宗教性／297

 六 儒家宇宙论：情境化艺术／302

第五章 六十而耳顺／314

 一 沟通的向心性／314

 二 圣人的语言学文字学解析／316

 三 圣人与正名／322

1.古汉语的审美品格／322

2.正名／330

3.圣人：鉴赏家／338

 四 恕：一以贯之／349

1.恕之为“敬"／349

2.敬意的语言／357

 五 圣人：沟通大师／364

1.譬／364

2.为顺之思／366

第六章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80

 一 孔学的式微／380

 二 融合的机遇／387

 三 构想未来／397

参考书目／414

译者后记／428

附录：文化对话的意义／433

本书中，我们试图大胆质疑孔子思想的一些主要理解和传统诠释方法。就此，有必要从某些基本背景理论开始我们的探讨。这些理论有可能会提供孔子思想得以澄明的适当诠释语境。大多数孔子诠释者(无论是来自盎格鲁一欧洲传统，还是借助西方哲学范畴进行诠释的中国学者)的缺失，根本可归因于一直以来都没能找到也没能阐明那些主导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理论前提。

我们所认识到的中国文化传统的这些理论前提恰恰不是那些能与我们自己文化传统主流思想家所共享的认识。但如果盎格鲁一欧洲读者愿意将某些重大的文化差异，视作一种避免无意识将中国儒家观念翻译成与之根本不相调和的语言的手段，那么，它必能给我们提供真正帮助。同时，我们也要告诫深受新儒家思想浸染的中国学者，我们这里试图要诠释的是展现在《论语》中的孔子形象，而非他的新儒家弟子们所发展的孔子思想，尽管那些思想名气很大。

我们必须尽可能在涉及这些有悖于常论的假定之初就应努力使之获得清晰表达。我们所谓“假定”指的是，某一知识系统中的成员用以建构哲学对话开展的基础，以便使沟通和交流成为可能的未曾公开的预述。强调重视古典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可对照的预设，当然不是暗示我们意在突出某种绝对或不可避免的概念差异。中国和西方文化传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主导一个文化传统的文化前提——或许以某种极为边缘的形式——同样也会出现在另一文化母体中。因此，我们所谓种种悖常于中国或异于盎格鲁一欧洲文化传统的理论模式，应当被理解为是对植根于两种文化内部不同价值观的维护。

下文对“悖常假定”的探讨，将通过审理盎格鲁一欧洲哲学的方式寻找到对比概念。但是，这些对比概念的内涵是由其被运用到融会孔子思想与西方传统这一事实塑就的。简单地说，即，我们多少会常借用我们的哲学话语来扩展其传统意义。

就像我们在《作者辩言》中对借助“跨文化时代误植”的必要性的强调，我们也尝试通过探讨种种显然不在孔子思想范围内的概念，或者把他视为两种对比性理论其中之一的捍卫者，尽管他对作为此二者理论基础的区分或许确然并不知晓，来评价孔子思想。我们不避讳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人总是不可避免地从自己所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声称能够找到对不同文化感受性进行比较的中立立场，或者认为我们很容易采取客观诠释立场处身于另一文化传统中，其实不过不由自主依附种种所谓客观学术的外在虚饰，这种天真的设想只能导致对外来思想家的最肤浅、变形的认识。（P12-13）

郝大维和安乐哲这本诠释孔子《论语》的书，不仅是百年学术努力的一个新成就，而且开启了东西方思想家哲学理解的新篇章。从西方哲学中寻求恰适中国文化传统的语汇，以便将中国古代经典翻译成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这一伟大工程始于19世纪。但翻译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牵强附会的现象，已经显露出这些文化传统间微妙却普遍存在的“他性”，从而影响了传达的效果，就连最好的翻译也不例外。郝大维和安乐哲在其翻译中寻找更为相当的西方术语的努力，扭转了这一局面。

西方术语即便是相对于西方文化传统来说也是不充分的。与其他许多西方学者一样，郝大维和安乐哲也呼吁要解构自我语言对西方传统，或者如他们所谓，盎格鲁一欧洲文化传统的代表性。然而，不同于那些将他们的破坏工作止于摧毁的消极的解构主义者，郝、安二位却励行一种重建工作。该工作至少部分是为了重新规范现有西方语言、概念资源，以便在将其用于翻译时能够正确传达中国古典文化精神。问题是，并没有足够适当的西方术语能够对孔子进行翻译；但正惟此，西方文化才应当建构能够与中国文化引起共鸣，且使之珍贵的文化财产获得表达的新术语。郝大维和安乐哲这本书，就是希望开创出某种能够将“翻译”提升到一个新层面的学术和文化互惠事业，在创造性重建各自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形成欣赏他者文化的敏感性。

这本出色的书充满了摧枯拉朽的力量和新鲜的思考，对中西文化某些习以为常的认识提出了大胆质疑。也正因此，本书将会是有争议的。本书的一个主导思路是，中国古代文化必须被理解为是由内在性术语表达的，而西方文化则强调超验性，这就导致了无数几乎不可避免地对两种文化的误读。当然，“内在”和“超验”是一种拥有特殊性的普遍性表达。问题的争议在于，这一对比是否真的抓住了文化差异的主要倾向。郝、安二位对这一问题的微妙把握是非凡的。在本书的最后几章，他们对东西文化的这一差别给予了丰富生动的阐释。

另一有争议之处体现于审美秩序和理性秩序的区分。作者认为，尽管中西文化都认可二者，但西方文化传统中理性秩序在私人和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众多角色，在儒家思想中却是由审美秩序担当的。这一思想展现在作者对儒家“仁者”和“圣人”等概念所进行的鲜活且富有洞识的诠释中。他们的一个结论就是：儒家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审美的”，而非西方意义上由某种表面理性秩序规范支配的所谓“道德的”。

两位作者重建儒家世界的行动，促发为一系列对儒学专门术语的全新解读。这必将会在儒学界引起争议。但我相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因为，儒家世界而今也正在为自身发展努力趋向一条与西方哲学创造性互惠的道路。

尽管从文体上来说，《通过孔子而思》似乎属于一种文献学、哲学学术研究成果，但其实质却是一本比较文化门类哲学著作。它或许仅是众多门类哲学中的一种，但谁都不应该忽视，它对我们人类经验世界所具有的如此锐敏的关注。

两位作者还将在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发行一套题名《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新丛书。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目前拥有一些可资利用的中国文化研究的英语资源，但事实上，对这些翻译，我们并没有进行过深刻入微的概念分析；该丛书亟须出版的正是对目前现有翻译提供参考性注解的哲学论文。当然，除了明确的哲学目的外，该丛书还会吸纳任何以其独特方式诠释中国文化的优秀研究成果。

南乐山(Robert Cummings Neville)

安乐哲教授称我们去年出版的《道不远人——比较哲学视域中的(老子)》是一次愉快的合作。同时，这位大力倡导“cocreativity”精神的老师建议了我们的继续合作，因此，就有了中国读者面前这本《通过孔子而思》的“协同创造”。

《通过孔子而思》可以说是奠定了这两位有着近25年成功合作历程的西方中国学学者形成自己对中国思想独特诠释方法的一本重要著作。本书结构的复杂、精妙，思考的深邃以及翻译、诠释、理论表达等整体的内在一致性是令人叹服的。对此，相信每一位阅读本书的读者都会和我一样有深切体会。

两位作者首先最为关注的是“翻译”问题。当然，此处所谓“翻译”自然不是简单表面意义上寻找两种语言间更技术层面或操作层面“对应词”关系的方法论问题。在“翻译”问题背后，毋宁是本书更意在表达的比较哲学，或归根结底，思想和文化比较的根本问题。借用两位作者诠释中国文化的一个关键范畴“点域”focus and field)模式，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本书的意图：“翻译”问题好比是一个焦点，它本身聚结的是文化比较的当代问题，与此同时，又深层折射哲学研究的根本——文化传统所承载的人类之“思”(thinking)的问题。两位西方思想家对孔子思想的当代追问和重构，正是由此一涵融性的焦点出发，辐射出当代语境下比较文化所面临的严重的“思”的问题及其重构的大场域：通过寻求“思想”的另一条件，诠释奠定孔子和中国文化基础，主导儒家感受性的一系列不同“假定”和概念的过程中，以期有效解决大国沙文主义情愫造成的文化对话的障碍；尝试通过西方实体本体论与中国现象本体论、超验世界观与内在宇宙的对比，当代西方存在主义、过程哲学与中国哲学的融合和沟通，以最终开拓出有效解决当代思想、文化问题的新方向——重新燃发对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是否可能为我们日益趋向原子式自我的时代带来新的启示意义?经历“上帝之死”、“人之死”的惨烈，无所依托的人类，当重新牵起传统、历史、宇宙与自然的连线，或可为我们只关注当下、自我狭窄空间的漂浮的时代症重新注入生命的重量?

这每一诠释所构织出的自成一体又彼此关联的许多圆融“小域”，形成了本书层层推进、环环相扣、循环衍生的浑然一体的“大域”。

这一循环的开放式结构，使我们时而被引领进入抽象理论层面的表述、分析，时而从实践的文本证明上体察到儒家感受性的种种鲜明特征，又恍然明白这些表述都密切关涉着当代世界文化沟通和交流的许多症候问题。这种循环过程的交织、打开、碰撞、再生成，让我们游走在思想流动的迷宫，时而柳暗花明，时而迷影重重，最终豁然开朗，感受到两位作者贯人他们通过“孔子”而“思”的动态“思想”过程之理论、实践、方法论不可分割的一体性。

从比较文化产生的“问题”意识(翻译)开始到比较文化未来的可能性(沟通)作结，这整个文本的内在性、循环式、动态的过程性结构恰与作者对孔子感受性的分析密切统一。这不仅验证了本书“实用主义”研究的成果，更证明了两位当代西方哲学家尝试重新建构“思”的哲学行动的成功。

这似乎也是两位作者在谈论方法论问题时，所谓共享“超文化”和“跨文化”比较方法的真正深意所在。就此，文化比较中两大阵营的对垒——把寻求差异性作为文化比较的主要任务；还是将文化相似性视为根本——被取消了：在对“人”的理解上正是因为个体之“义”的多样性，才融会了世界文化这个大舞台的丰富性，并提供着解读“人”之真正内涵的“思想”的丰富性。

与两位作者“励行重建工作”的哲学家使命相一致，“翻译”问题所自然归结到的有效“沟通”的可能性问题，实为他们诠释孔子思想的一条一以贯之之“道”。他们最后对“沟通”概念的表达更是本书的闪光点。我在翻译中用“沟通”一词取代了"communication”更为通常的译法“交流”。因为，在我看来，“沟通”比“交流”更能体现本书两位作者所意在表达的积极主动的投入精神，一种跨越隔阂的倾向和努力。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可避免更需要沟通、理解和交流的世界，壁垒自树、人与人之间习惯性地丧失了沟通能力乃成为最大障碍。“沟通”是一种自我延伸，是打开自我随时接受新鲜、迥异视角冲击的开放心态，是不断丰富自我与他人的良好努力。两位作者在孔子的“圣人”(这一他们诠释孔子思想的最高概念)上寄托了他们的沟通理想，通过对中国文化审美特性(圣人：鉴赏家)、“语境中的人”(圣人：沟通大师)等丝丝相扣的分析和诠释，最终为比较文化和人类思想未来事业的新蓝图勾画了带着淡淡忧虑的一笔。

意识到我对本书意图与方法的这一描述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因此，为避免影响聪慧的“有耳能听者”用自己的耳朵倾听本书独特的交响，我恐怕最该做的是就此打住，而代之以一个小小的提示：就像《通过孔子而思》通过重塑“义”(signification，significating)之观念一再倡导的一种精神，该书本身方法论、视角与思想的丰富性亦鼓励读者本人身临其境，以其个人之义获得对本书的创造性理解。

在两种语言间建立沟通永远面临的障碍和局限，以及有时甚至是捉襟见肘、乏陈其意的窘境，相信这对任何经历过翻译作品的读者和译者来说，都是心知肚明，令人绝望的事实。然而，“沟通”的有效性更是一种贯注良好意愿的行动，这也就是说，我们最起码可以做一个积极主动的沟通者。译者本人是本书“沟通”观念最热切的信徒。本书翻译造成的有限性和缺陷自是我不可辞咎、必须请读者谅解之处，然而翻译过程本身所流淌的沟通和协同创造的喜悦，我却愿意毫无保留地与读者分享。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我不仅继续得到了安乐哲教授始终的鼓励和支持，同时还有从夏威夷大学安教授的博士生林安迪(Andrew Lambert)那儿获得的帮助。安迪在北大学习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求必应地帮助我解决了翻译中碰到的大量细节的语言问题。另外，倾听他的思考和他出色的怀疑精神亦是一件收益良多的美好经历。更值得一提的是温海明学兄。海明是我一直信赖和依赖的铁杆“proofreader”。从翻译《道不远人》一书开始，他就一直不吝给予大量帮助。而本书，他更是认真细致地和安教授一起校改了我每一章出现的翻译错误。他细致人微的思考和精致优雅的修改使我的译文增色不少。实际上，他们三位是我得以稍微安心地对待自己翻译的重大支撑，没有他们，我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完成本书的翻译。还应该感谢刘东教授的支持。当然，与我们走在一起的还有为本书得以最终面见读者而付出辛勤劳动的责任编辑——北大出版社的戴远方。远方是我的北大校友，我还清晰记得与她同在一个课堂，聆听她机智发言的愉快情景。

至今，我仍很欣然我们最终选择“道不远人”这句儒家名句来作为郝、安二位教授所译道家祖本《道德经》的题译，这在我看来，实在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正确事!这不仅符合安教授和郝教授从中国思想和文化中解读出的真正深意，最重要的乃在于，它更是我们所真真切切从现实凡常生活和工作中深味到的美丽……

斯之为幸!

何金俐

2005年5月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