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处于穷乡僻壤的山城延安会成为中国抗战的总指挥部，成为仁人志士和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当时的人们是怎样看待和感悟延安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的？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这里演绎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本书作者都是在延安生活战斗过、到延安参观采访过的历史当事人，通过他们讲述的一个个鲜活生动、原汁原味的生活“故事”，让你切身感受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和感人心魄的生活细节。

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从此这座古老而神秘的高原山城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仁人志士和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那个年代的延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共产党人何以能够在这里演绎出一个个动人故事？该书通过一个个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故事”，使读者切身感受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和感人心魄的生活细节，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进而重新思考和规划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

序/1

前言/1

这就是延安/1

中国革命的领路人/63

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89

劳动创造一切/115

革命的先进的文化/139

窑洞里的外交/185

最美好的时光/217

这里的人情是温暖的/259

后记/295

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

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

一座千年古塔矗立在一个汇合着三条狭谷的小山头上，显得高大和澄黄。山谷里没有树，令人感到空旷得出奇，只有几所稀稀落落的矮屋。附近一道古城墙遮住了古老延安的废址。许多砖泥屋子都给日军的炸弹破坏了，只剩下少数半毁的石头门，孤零零地竖立在路旁。许多瓦砾场经过秋雨冲刷，成了一片肥沃的土地，长满着青青的亚麻。

一连串高高的、轮廓鲜明的小山，在深黄色的沙丘似的黄土地和青绿色的倒斜着麦子和小米的地中闪闪发光。

山坡里有无数小窑洞。在所有这些明亮和色彩的反照下，山脚下却显出点点黑影。这些窑洞看来像是带有原始人穴居的粗糙的史前痕迹。一缕缕炊烟，从田地中看不清的屋顶上升起来。那长长的、整齐的一排排拱形的出入口，可以通往各机关、学校和医院——现代窑洞建筑。它们一层一层插入平整的黄土岗的表面，像是在山崩中埋没了一半的大楼。

山谷里和山坡上有许多绵羊和山羊、牛和马在吃草。农夫们戴着阔边草帽，在整齐的田地上耕作。穿着蓝布和白布衣服的人蹲在河边石头上洗衣服，或者给小孩和自己洗澡。几小队满载货物的驴、骡和马，响着丁当丁当的铃声，摇摆着传统的红色流苏，慢慢地在黄泥路上行进，从穿着褪色的棉布服装、态度闲散的公务员、学生和士兵身边经过。铁匠在茅棚里打农具。工人在路边制砖。商人忙着照顾货摊和小店铺。孩子们在学校的大广场里玩耍。

我们到了政府招待所，一座既有窑洞又有小砖屋的舒适大院。有几个人用友好和自然的态度来接待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间简朴的小房间，地是用砖铺的，窗是用纸糊的，房内有一张临时做成的木板床，一只新的大桌子和一些鲜花。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单独地安定下来休息了。

共产党人似乎并不像我想像的那样热心或善于宣传。开头几天没有出现什么情况。看来对于我们的到来，他们是很高兴的，而且愿意协助我们工作。但是他们并不想故意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显示出一种平静保留态度。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似乎是：用你们自己的眼睛去了解我们。

他们对于我们的那个国民党向导显然有所疑虑。薛博士的那种被他们称之为法西斯主义的反犹排外主义，似乎使他们产生了很强烈的印象。在我们的一行中，有几名国民党党员露出了不安的神情。开始时，他们两个中国集团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有些紧张，虽然在表面上彼此还很亲密。这使我想起了重庆中宣部经常喜欢用的一种说法，即把国共冲突称之为“家务”。

在我们招待所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反映了国共的紧张关系确属于家务性质。它涉及我们一位来自重庆的向导，他的几个弟兄和中国许多中上层家庭一样，也分裂为国共两党的追随者。我们的向导和其他5个弟兄中的2个是国民党员，都在重庆工作，另外3个是共产党员，都住在延安。这3个共产党员显然不愿意去看看这个属于国民党右翼的兄弟，虽然最后他们还是访问了他，而且是较正式的访问。这件事，在我们的国民党一派中引起了一些不安的猜疑，指称共产党对不幸的异教徒施加压力。

我们有一段时间是暗中进行活动的。开头，我们同这里遇到的两位外国人谈话，曾花了好几天的时间。

一位是英国青年经济学家林迈可，他在珍珠港事件发生的那天就从日军占领下的北平逃了出来。从此他一直帮助八路军，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

另一位是美国医生，他替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马海德，他已在一所地方医院里服务6年。  他们两位都说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对于边区和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根据地，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P16-18

1940年1月，我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几十名年轻干部，奉命调延安军政学院学习。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我们荷枪实弹，背着简单的行李、粮食袋子和山东分局送给中央的经费(黄金等)，随着一一五师的一个步兵连，由山东沂蒙区的王庄出发了。我们从冬天走到春天，从春天走到夏天，又从夏天走到秋天，冒严寒、战酷暑、顶风雨，冲过日伪军的4道铁路封锁线和十几条公路封锁线，行程几千公里，于9月1日到达了早就向往的延安。

我的母校——军政学院，建在城北的文化沟(又名大砭沟)里。黄土山上，新修起一层层、一排排冬暖夏凉的窑洞，窗明灯亮。到了夜晚，点点灯火，犹如万丈高楼，矗立在延河岸边，成为延安独有的风光。

我们在那里学军事，学政治，学理论。朱德总司令、王若飞同志、军事理论家郭化若、许光达同志、政治经济学专家王学文等亲自授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武装我们。

由于日寇和国民党的围困、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人民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1940年冬天，我们没有棉衣穿，没有被子盖。洗衣服连块肥皂都没有，只好用草灰来代替。饭吃不饱，吃菜更困难。五六个人一小盒干菜汤，油花跟着菜叶跑，菜叶跟着油珠转，我们风趣地把它叫做“飞机汤”。

但是，困难吓不倒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们学院的师生也扛着镢头上了山，开荒种地。

尽管工作、学习、劳动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可我们的生活却过得非常愉快。每逢周末，八路军大礼堂、中央礼堂、党校礼堂放映有声电影，演出大型的话剧和京剧，凭票入场。运动场上，有篮球、排球的精彩表演，吸引着不少球迷。过年过节，机关、学校、文艺团体和群众，扭秧歌、踩高跷、耍狮子、舞龙灯、跑旱船，更是热热闹闹。

1941年底，我被调到枣园机关学习、工作。1942年5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面向工农兵。延安的秧歌队、街头剧，像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走向街头，走向农村。枣园机关也办起了自己的秧歌队。我是这个秧歌队的音乐组成员。我们演出的秧歌剧《动员起来》，轰动了延安，毛主席和党中央负责同志亲自观看，给我们极大的鼓励。

1942年春天，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我们住在枣园后沟，坐在宽敞、明亮的窑洞里，阅读整党文件，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个时候，虽然我是个只有23岁的年轻干部，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对整风的深远意义领会得还很肤浅，但是，我确实学到了不少的东西。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脑子里扎下了根，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了！整个枣园机关沸腾起来，同志们走出窑洞，互相传告，敲铜盆，点野火，扭秧歌，欢庆胜利。

夜幕降临，秋风飒爽。枣园的果树林里，汽灯明亮，人群伴着民族乐曲，翩翩起舞。毛主席、周副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面带笑容，走进了人群。朱总司令和我们乐队在一起，敲打着木琴，婉转悦耳，乐声、舞步声和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我们陶醉在革命大家庭的快乐之中。舞会结束了，毛主席、周副主席来到我们乐队面前，和同志们一一握手，勉励我们继续前进。我的心激动地跳着，周身血液沸腾似地涌流着。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一个夜晚。

1947年，蒋介石为了挽救败局，纠集了23万兵马，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党中央和毛主席为把蒋军消灭在陕北，支援全国其他战场作战，于3月18日撤离延安。我奉命参加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工作，也于当天晚上跟随党中央、毛主席离开了延安，转战陕北。

我在延安学习、工作了6年半，生活虽然艰苦，精神却很愉快。那时候，军民之间、干部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真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问。每当回忆起这段战争年代的生活，我的心头就荡漾起一阵美好的、感人的、难忘的情感……

欣闻《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一书即将出版，写下以上几段文字表示祝贺。这本书选编的资料，真实地记载了延安时期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情景，客观地展示了延安精神的具体内涵和独特魅力，既有很强的可读性，又有很强的思想性。目前，全党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新形势、新任务，对共产党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相信，这本书的编辑出版，对于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将会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青少年一代，通过一段段富有生活气息的生动描述，使他们切身感受到延安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永恒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启迪和熏陶，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立志为开创祖国更美好的未来而发奋努力。

是为序。

2005年5月10日于公安部大院寓所

《精神的魅力：延安时期生活往事》，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配合当前在全党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而编辑出版的一本普及性通俗读物。

参加本书编辑及相关工作的同志有：任宏、高梅、葛井泉、韩霜景、徐雅声、郑国栋、尹伟中、朱明宪、曹宇翔、魏行彦。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领导的大力支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公安部边防总局原局长慕丰韵将军为本书作序。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梁柱教授提供了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谨向各位前辈和师长表示衷心感谢。

特别是，我们要向本书选用文章的原作者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谢意。他们对历史作出的贡献，后人将永远铭记。对于他们的劳动成果，我们也将给予充分的尊重。敬请各位原作者或家人见到本书后，及时与出版社(济南市经七路251号 电话：0531—86131720责任编辑：张元立)联系，以便奉寄稿酬和样书。

由于学识水平有限，对于本书编选中可能出现的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