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史论结合的原则，详细分析了早期应用传播理论的创立过程以及20世纪初应用传播理论的发展史和20世纪中期传播效果理论架构形成的背景，同时还介绍了西方主要传播学流派及其具有代表性的传播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国应用传播学发展史及其流派。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新闻与传播学专业学生的教材，同时也是本学科研究人员和教师以及媒体经营者的重要参考书。

传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对传播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人类文明产生和发展的一种根本机制进行探讨和阐释。自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始，人类从未放弃对传播的研究。

这种研究是历时的，也是世界性的。20世纪上、中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推动下，人们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诸领域的传播现象和传播机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系统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五大基础社会学科的繁盛，则为传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给养。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一批犹太学者，在与美国本土传播学者的交锋与融合中，共同促生了经验与批判两大传播学派。此后，传播学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

美国作为传播学的发祥地，一开始便为传播学烙下了经验主义的印迹。与批判学派不同，经验学派更强调传播学的“经事济世”，更关注理论于实践中的应用。这种实用主义取向，将传播研究置于社会系统框架之下，旨在通过解释传播现象、解释传播规律，提升人们对传播的驾驭能力，以促进社会的革新与进步。从这一意义上看，尽管批判学派指责经验学派在“技术论、实用论和简单因果论中打转儿”，但却无法否认一个基本事实：经验研究开启了应用传播学在观念和方法上的方便之门。

1982年，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他的中国学生余也鲁教授的陪同下访问了北京和上海，这次学术访问成为传播学在我国得以普及的催化剂。施拉姆为中国送来的不只是一束仅供展示和品评之用的学术之花，更是一棵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的理论之树。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一大批老中青学者对西方传播学进行了持续的引渡，他们的自主研究也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果。这其中，致力于解决本土传播实践问题的应用传播研究，相对而言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学界和业界的一个共识是，要通过传播学术话语的建构，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创建和谐社会服务。

我个人认为，应用传播学研究宜从微观着手，立足传播领域细微环节的规律，循着末梢神经通往中枢路途，不因其微而无为，不因其末而无用。这是一个从微观领域蓄势而发，进而形成大汇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以培育繁花似锦的学术大观园。  

我高兴地看到，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应用传播学丛书”就是“大观园”中引人注目的花果。这套书是对二十多年来我国应用传播学研究的系统梳理和阶段性总结。其中《应用传播学引论》提纲挈领地分析了应用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现状和未来趋势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应用传播学史纲》、《经济传播学总论》、《政治传播学概论》、《文化传播学通论》和《区域传播学导论》分别从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地域等角度，对应用传播学中几个有代表性、支柱性的方面进行了全面审视和专题研究。

在应用传播学领域耕耘数十载的“园丁”周鸿铎教授，为搭建应用传播学的理论构架一直不懈地努力着，这套丛书是他的又一可喜成果。看到我的同事有这样的学术成果，看到我校应用传播学领域在几位导师的带动下蓬勃发展，看到学校的教学与科研事业蒸蒸日上，我自然十分高兴与欣慰。

中国传媒大学之所以有如今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众多敦品积学的学者在我校良好的学术氛围下潜心积累、教书育人，他们知行合一的求学作风和日新至善的钻研精神为我校赢得了学术地位，为莘莘学子带去了智慧之光。在传播学业已成为一门显学的今天，我希望中国传媒大学的学者和全国同仁一道。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在既有基础上将我国传播学研究全面推向前进，为国家、为民族的传播事业做出贡献。

是为序。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教授 刘继南

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