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思想家的理论来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要比单纯沉醉于其话语体系里给我们带来更多生动的感受，在理解他们思想的力量上也会得到更为切实的收获。

本书借由和多位学者、思想家(包括尼采、杜威、米尔斯、汪晖、哈维、布迪厄等)的对话，切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状况、全球化下的社会正义等议题，并进而较深入地探讨。作者除了对不同学术思想进行讨论外，同时对当代社会学以及文化研究的典范问题进行了探讨。全书思想丰富，理论体系严谨，论述有力，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难得的佳作。

如果社会与人文学者的知识生产还企图维持当代现实关联性的话，就必须直面几个核心现实议题，这些至少包括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状况、全球化下的社会正义……等议题。这本书试图借由和多位学者、思想家(包括尼采、杜威、米尔斯、汪晖、哈维、布迪厄……)的对话，切入这些现实议题。同时，也期望借由这一种维系着社会现实的知识对话，进而较深入地探讨，在具体的当代环境下，批判知识的条件、基础与较为合理的操作方式这一重要议题。本书除了对所牵涉到的不同思想传统进行讨论之外，也试图检讨当代社会学典范与文化研究典范的问题及潜力。

自序/1

第一章 杜威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与重建/1

第二章 社会学要如何才能和激进民主挂钩？——重访米尔斯的“社会学想像”/44

第三章 如今，批判还可能吗？——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实主义计划以及其问题/82

第四章 跳出嫉恨的认同政治，进入解放的培力政治——串联尼采和激进民主/107

第五章 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关于全球化问题的思考与对话/143

参考书目/223

从70年代起开始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哈耶克的自由市场论述为基调，发轫了攻击福利国家与任何集体性建制与宣扬私有化与市场理性的当代神学。这个神学经过80年代里根一撒切尔联合政权的大力鼓吹，以及配合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与90年代初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与欧日经济的景气衰退)这两个外在有利条件之下，由美国的大学与媒体为生产机构与传播媒介往全球传布。和这个所向披靡的传播过程配套的是作为胡萝卜与棍子的关贸协议(以及之后的世贸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作为终极吓阻的美国全球武力。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布迪厄说流行的全球化论述是一个政治计划，是具有深刻洞见的。从制度现实的层面看，全球化也并非一个既存事实，因为民族国家仍然扮演日益重大的角色，特别是在站在资本与发展的立场对劳动进行规约以及帮助社会市场化。民族国家并未式微也没有空洞化，反而改造自身与日俱进，成为资本在新一波时空压缩下的精密配套。这个改造的吊诡在于它表现出一个悖论：国家一方面越来越重要，但也一方面同时在自我取消——即国家市场化。国家市场化与社会市场化的结果即是各种民主(从激进草根参与到布尔乔亚宪政民主)的终极危机。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在它的自由派表面话语之后隐藏的其实是后自由主义社会的来临：社会与空间的极化以及刑罚国是后自由社会的两大支柱。

如果缺乏具体的历史基础与规范性定向，那么“反全球化”一词其实很容易让人以为持此论者是站在一乡一区的立场反对全球相互依赖这一无可回避也无须反对之事实。它的真正意思其实应该是反对社会与国家的市场化、反对各种集团力量借市场与效率之名瓦解各种民主与社会公平机制，以及对地球资源进行盲目剥削。借由论证与资料，本文已经清楚地指出反对全球化，是因为它是反民主也是反社会正义的。政治如果被重新定义与操作为市场机制的设定与维护者，那么政治就将和“社会”(the social)脱钩，举凡传统激进民主政治中的基本词汇(例如社会参与、社会运动、社会反思……)都将变成现实上无效的词汇。同时，本文也尝试指出，将市场机制自然化也就是将社会丛林化，通过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取消，合理化“胜者全拿”的局面，社会问题的解决从而窄化为慈善事业(各种NP0)或个人良心。

反对全球化不是回到部族主义、民族主义、社群主义，或是哈维所批判的“乡梓政治”等准宗教性避风港，如日本极右派的小林善纪等人所为。市场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各种失落和焦虑经常被超自我的部族或民族所吸纳转化，使人们(主要是来自中下阶层)在部族的偶像中得到安身立命及与他者(常常是“外国人”或“外族人”)对立的亢奋情绪。这个有好战倾向的部族主义因此并不是如一般所言，是市场个人主义的对反，而是后者的配套存在，恰如巴伯所一再指出的存在于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恰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法国民族阵线和国际货币基金会这两者之间的亲近关系。

反全球化其实并不是一桩全新之事，而是自启蒙以来人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批判计划，企图建立一个反对任何暴政(包括宗教、家父长制、威权主义、市场专制、知识独断[包括科学主义])的乌托邦，而社会性即是这个计划的柱石。如果说部族是前社会性的，那么市场则是非社会性的机构，或至少，在市场机制中找不到培养社会性、批判性与反思性的质素。因此，“反全球化”的始点是因为失控的市场威胁了人群生活中的社会性，终点也是指向社会性的重建。在(金融)资本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快速的今日，反对全球化的市场专制就必须要打破传统的空间障碍，发展灵活的左翼空间政治。因此，传统左翼的民族国家内的一国政治必须要被超越，让批判的、反对的行动能在各种空间尺度上(包含民族国家)同时进行对话与翻译。台湾的反全球化运动可以思考如何在区域的尺度上实践，形成一个进步团体与人士间的对话与合作，保障这个地区的“社会遗产”，并积极地建立这个区域的社会保护，阻挡资本在这个区域的以邻为壑。台湾由于历史传统，社会福利遗产本就稀薄，这个现实直接要求于台湾的左翼／进步力量介入在地的社会保护(包括本地人民与来台劳工)的运动，并在区域的、全球的尺度上与其他人共同进行社会保护运动。反对全球化不是反对与日俱增的全球相互依赖，反而是要求各种批判群体(相对于褊狭的部落主义)以体认这个相互依赖性为出发点，发展地区内的与跨地区的对话。因此反全球化绝不是反国际主义，也不是反对全球相互依赖，更非反对市场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完全脱离市民社会与国家规约，缺乏社会镶嵌性的市场专政。

如果全球化所带来的只是市场的整合，而代价则是各民族国家经济体一起奔向最低标，那么这样的全球化以及超民族国家的建立是要反对的。布迪厄说，只有一个“社会的欧洲”才能阻止各个民族国家的“以邻为壑”——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低福利(因而高竞争力)来拉低另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原有福利水平。

反对市场专政的斗争从资本主义的初生年代就没有断过，有的斗争为的是争取一个乌托邦，有的是为了争取活着的基本尊严。在市场霸权下，残酷的是这两者有时似乎差别并不大，最近的也似乎是最遥远的，好比说，平等就医权、平等住屋权，到底是基本尊严呢?还是乌托邦?我们认为是基本尊严，但“自由市场”捍卫者说这是乌托邦。要让市场捍卫者眼中的乌托邦成为基本尊严就必须要斗争，这是天下没有白吃午餐的唯一正解，在这个意义上，一种与时俱进的“左”和“右”的区分不但不能被回避，还要被积极的谈论与行动出来。在这场已经横亘数百年的斗争中，市场约略是一直占上风的，但斗争从未停止过。国家，约略是一直靠在市场这边，但也并非从没有被“人民”扳回来过。今年初，一向宣扬价格是由市场决定，反映的是“知识财产”的正当价值云云的跨国艾滋药大药厂，在全球艾滋病患权益团体的抗争下、公共舆论的压力下以及民族国家的坚持下，撤销了对南非政府的起诉。这个胜利对以美国为首的“市场霸权”的维护者是一重大打击，也是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知识经济”、“知识财产权”、“专利权”的一大打击。

90年代以来具有类似规模的实质胜利虽然并不多见，但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对已经汇聚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1999年在西雅图以及2000年在布拉格的反全球化示威都已经看到了新的团结力量(特别是工人与女性团体)的出现，并重新拉出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性与结构性批判。在拉丁美洲，700万的阿根廷劳工发动了36小时的全国大罢工，反对该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共同筹议的社会紧缩方案。还有在世界各地无所不在的各种对“解除规约”、“弹性生产”、“企业瘦身”、“知识财产权”、“都市更新”、福利减缩、关厂、环境污染的抗议与示威。这些抗议示威不见得都是以反全球化之名行之，但都是在一个宽广的意义下共同反对一个趋势——反对无节制的市场。这些布迪厄所说的“反抗之举”，或是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凶悍的特殊主义”，皆需要通过论述的努力将它们“适当地拉在一块儿”，成为一个普世斗争中的一个环节。就在地的脉络而言，如何将十四、十五号公园预定地抗争、公娼抗争、新光纺织、联福、福昌关厂抗争、远化罢工、基客罢工、五二。农民运动、无住屋运动、台汽民营化抗争、MP3事件、RCA员工自救运动、无线电视公共化运动……拉在一个较大的结构与历史的框架中，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全世界所有其他同类斗争之间的关系，需要朋友们共同来思考。我们很难不同意在运动断碎化的今天，一种可以把更多的人拉到一块儿的政治策略是需要重新被肯定的。但关于如何反全球化的具体行动策略的问题(例如哈维所提的维生薪资权作为动员与联结策略的说法)，我必须诚实地说我无法回答，本文所讨论的仅仅是一种“前策略”(prestrategy)的思考——也就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与部族主义的双元危机之下，关于社会主体培力问题的思考。关于这个思考的问题以及它和具体行动策略的联结，我相信有各种对话与批判可能，也这样期待。P.218-222

自上世纪的90年代初开始，有两种知识路径在台湾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界开拓行进。这两种知识路径风光迥异、姿态径庭，一个沉潜深耕低调进入专业化，一个铙钹喧嚣合纵连横于学科之间。前者指的是社会学，后者则是文化研究。在一个后设(或“元”)的层次上，反省与批评这两个趋势，并提出另类出路，是我这本集子里所有文章的最终关心，尽管它们的外显程度不同，尽管它们的实质议题各异。

要理解这一知识新局，需要回到之前。80年代下半期，留学西方的人文与社会学者在回到暌违多年的台湾时，所面对的是一个和当初负笈离乡时已面貌大异的社会。政治上，出现了民进党、戒严法解除，以及随蒋经国过世而暂告终结的强人政治；经济上，泡沫经济达到顶峰，股市、房地产，以及各种投机性地下经济活动甚嚣尘上；社会上，各种抗争、“自力救济”、罢工、游行不断，各个社会类属都如惊蛰般地蠕动，时人谓之“社会力的崛起”。此外，人文社会思潮(从韦伯、新马到后学)也不停引进，在盗版书的物质基础上，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知识表现出了一种饥渴的姿态，同时，关于台湾社会的性质与走向的话语也出现了，有“市民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等热门议题。彼时，也有优秀的副刊或杂志主编，提供园地，供比较批判的和(其实更重要的)比较新颖的语丝倾洒。但整体而言，那时候知识界的表现比较是各种姿态的列队展示，并没有形成对焦的讨论，更不用提通过对历史的反省与对价值的厘清，重构知识的基础之类的大计划。台湾知识界的精神状态，如同股市飙到一万多点下的“民间社会”一般，可以用“浮躁”一词形容。虽然如此，这时期的知识界里头，总还是有一种现实感，在模糊的意识中，人们觉得各自的专业总得在某种意义上和正在剧烈变动中的现实产生一种关联。“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当令一时，多少是知识与现实关联其实并不足的一种语言投射。

可以一提的是，80年代下半期海外(主要是美国)归来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在他们之间，不少人的知识养成背景也让他们比较愿意或能够对变动中的现实产生反应。这部分是因为80年代的美国的学术氛围，如果以我所比较熟悉的社会学为例，和之前70年代以冷战对立为历史平台的现代化理论或结构功能论的学术氛围有了很大的改变。学术兴趣一般而言是比较多元，也必较进步，出现了很多“社会关联性”较大的新议题，例如阶级形成、国家理论、社会运动、女性主义、去工业化等等。而理论也趋于多元，新韦伯主义、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现象学、诠释学、后现代主义……不一而足。

80年代下半期的社会骚动期在进入90年代前，几乎都渐渐沉寂下来了。“社会力”的最后一波大规模的展现是1990年3月与5月的那两场以学生为主要参与者的抗争聚集。但它们的性质和80年代以校园与社会改革为目标的学生运动已大有乖背，运动直接高度政治化，“3月”的最初议题是反对“万年国会”，“5月”的则是“反军人干政”。1990年的学生运动，以及其他因素，巩固了李登辉政权。1994年起，李登辉政权开始进行“本土化”，以民粹语言对民众进行直接动员，在文化上去中国化，在政治上和中国内地开展敌对态势。民粹巨灵蹿起于地平线之上，80年代下半期台湾社会所展现的众声喧哗至此远扬无踪。

就在此一时期，人文与社会学术界出现了两个看似矛盾，但又可说在某个根本意义上殊途同归的趋势，也就是我一开始所说的专业化的社会科学以及跨学科的文化研究。

就社会科学而言，短暂的骚动与不安似乎随着社会运动的沉寂以及新权力的确立而过去了，学者之心不再为知识与现实之间、知识与规范之间应有何关联这一问题而骚动。从美国80年代“后一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相对进步与相对多元的知识氛围中，去除脉络而承袭得来的一些知识与思想资源，被更进一步边缘化。随着短暂的青春期的消失而出现的，是以学术分工、专业化、价值中立为标榜的专业化科学的复归。社会科学界里，即使是那些无可讳言地介人现实政治利害最深的论述言说(例如族群与民族主义“研究”)，也都以客观中立的姿态出现，甚少反省自身的价值前提、提问的历史基础，以及研究的现实权力效应。这是个返祖现象，绕了一圈，又回到70年代美国现代化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科学想像原点。现在大家都说数量化的索引制度扼杀了学术创造，把学术生产推挤到狭小的分工车间。其实，这个专业化科学的自我想像与定位，早在所谓的专业学术评量体制出现之前就确立了。

当社会科学选择回到传统科学观，援引传统的理论典律、研究逻辑与认识论来支持它的社会绝缘与历史绝缘时，新兴的文化研究则以哪吒闹海的精力与勇气颠覆了传统的理论典律、研究逻辑与认识论，并直接且根本地质疑科学实践的前提。文化研究所依赖的是欧陆70年代以来的新兴文化理论。这些文化理论不论它们本身的操作与论证是多么的非历史，但它们的发生前提则是一个自觉的历史阶段的巨大转变；理论家相信70年代的西方社会正朝向一个新的情境，一个和战后二十年间的福特主义与社会民主体制在性质上有巨大断裂的情境，从而，因袭的理论传统及其历史、空间、个人、社会、文化、科学、美感等元意识都必须被激进地重新思考。

欧美的文化研究在意欲抛弃既有的启蒙典范(例如自由主义)时，所采取的激进视角主义路径或是解构主义路径，虽然松动了既存的理论霸权，激发了多元的敏感，开启了多重的战线，但同时也将资本主义、战争和民主这些重要问题顺道抛掉了。相对而言，这个文化研究的实践在台湾的对等物，除了少数优秀的例外(因其历史感与价值承担)，其实是一个更为轻于历史、薄于现实的尝试。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它是一个仅关术语的横的移植，不必纵的继承关于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的出现、西欧社会民主体制的困局、前苏联的解体、阶级运动和左派政党在西欧社会的现实，以及1968年的革命经验，这一系列的历史脉络与意识。

丢掉历史重量的纯粹术语移植于是可以大规模地在知识界栽种，既可满足人文学术界几十年来对欧风美雨的成瘾性依赖，又能展现进步的、批判的而且不乏聪明的姿态。但同时，它却又和社会科学退居专业化科学关门自成一家，有殊途同归之效；通过“解构”，关闭朝向历史与现实的大门。解构因而成为“一贯之方”，而物化的无限多元则成为唯一的规范基础。如果说，社会科学的封闭性吊诡地源于审时度势，在历史走向它所认定的正确道路时，选择抱一识时务的、内敛的态度，一如疫病学者在无疫年代中低调地回归科学基本面一般，那么文化研究则是通过开放来关闭、通过喧嚣来逃逸、通过高姿态的解构迂回地表示并无异志。文化研究虽然感受到诸多压迫，但它从事“反抗”所依凭的论述策略与轻佻身段，从权威的眼睛看来，则是一种要面子的服从者的小作态，是可以包容的，是可以聊带兴味地鄙视的。

这令我想起，早在四百年前，清学始祖顾炎武面对王学末流的诸多病象，所痛下的针砭。顾炎武批评知识的无根与内向性(“以虚辞相夸”)、知识对其自身的规范基础的解构毁损(“满街皆圣人”)，以及知识对巨大的、明显的现实危机的掉头(“置四海困穷不言”)。这样的知识始于格致肚脐，终于轻佻自赏无可无不可，即所谓的“狂禅”。这些批评话语今天听来，竞直如对后学文化研究而发。顾炎武反对理学末流空谈心性而“相率于不学”(即忽视对巨大的、超乎个人的现实结构与过程的掌握)，于今也一定会反对“文化研究”的去历史、去现实、无阶级、无明确规范落脚的“身体”与“欲望”(今之“心性”?)。顾炎武对王学的批评是：“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今之学者……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此处的“一贯之方”或许也可作“解构”、“权力与论述”解。

顾炎武之后三百年，韦伯则对以专业化科学为安身立命所在的社会科学提出了重要警告，与顾炎武的批判虽然异时疏途，但可谓同归。一方面，韦伯肯定专业化科学的工具性价值，并指出它在常态中不反思自身的规范性基础是可理解的，但同时，他也警告，在一个时代的大变局中——

那些没有被研究者反思过就被持用的观点的意义，将变得不确定起来，这将使研究者失却前路。然而，那由巨大的文化问题所散发出来的光则仍将一往前行。这时，科学就得准备改变它的立足点以及它的分析工具，并从思想的高处审度事件之湍流。

因此，对韦伯而言，在时代的大变局之下，知识活动必须要重新反省它一贯所依赖的规范之锚。这个反省无法在专业化科学的狭窄格局之内进行，因为专业化科学就其定义而言，恰恰就是在不讨论自身活动的价值预设的前提之下安身立命。但要能够与时俱变，抛下一个新的规范之锚，也不是既存的道德、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甚或规范性政治理论所能代劳的，这既是因为它们本身也许是既存体制的庞大修辞产业的一部分，更是因为规范性过犹不及，会妨碍知识与现实的真实联系。

问题因此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论活动，能立基于历史，能鼓励对各种经验现实的探究，又能将各种规范性问题的讨论包容进来?当代的“社会学理论”显然早已自废武功，不堪此任，因为通过所谓的“宏观vs微观”、“结构vs行动”、“社会vs个人”、“冲突vs共识”……这些过度抽象的学究措辞，没有任何真实的、历史的问题能被提出。把现实形而上化的后果是无法产生对当代的巨大的结构与过程的批判性论述。

半个世纪前，批判社会学者米尔斯就指出了美国30年代出现的专业化的、非历史的、去规范性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不幸的发展，因为它看似是古典社会理论的延续，但其实是不同植物的接枝。对米尔斯而言，古典社会理论(特别是韦伯、杜威、马克思、韦布伦……)其实已开启了一个优秀的传统：立基于历史，有自省的规范性定向，并对经验现实开放。这样的社会理论敏感于自身的价值预设，也对于研究的限制有方法论的谦逊自觉，但这些并不妨碍反而帮助它对那些深重影响当代人类的巨大结构与过程，发展出批判的论述。这个对巨大结构与过程的关怀并非是要建立一个全包的“宏大理论”；这个对方法的科学自觉也并非是要建立一种唯一正当的方法论。理论与方法是吾人面对真实的、公众的问题所采取的手段，本身是开放的论述空间的一部分。社会理论的价值不在一家之言的建立与承接，而是在它能足够大方地对各种理论的声音采开放的评估态度。对于社会中的各种价值宣称(例如民主、公共、正义、多元、团结、个体性、全球化、自由)，社会理论并不以另一超越性价值与其对撞，而是经验地、历史地评估它们在现实中的成就与限制，并且积极地寻求落实这些价值的条件。对于这些价值，社会理论是要将它们从修辞或意识形态工具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这种独特的社会理论操作模式即是“内在批判”，通过它，落定知识之锚。

这本论文集所收入的五篇论文，都原始发表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反映了我从1997年到2001年这五年之问的一些社会理论思考。虽然这些不同篇章各自有其特殊写作动机和语境，但整体而言，都是关联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或理论”这个大关心之下的思考。现在，贺照田先生希望这五篇文章能够集结在内地出版，我非常愿意，因为很希望通过这些写作能对两岸知识分子间的相互对话与理解作一点贡献，毕竟，有些知识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当然，我也有一些不安，毕竟这些问题是大问题，抛出自己的一些不深人、不完整的想法，可能也嫌率尔。但批评的对话作为一种社会交往，毕竟是社会理论发展的核心过程。我以此期待并自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