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1908—1966),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宏富,译文以传神为特色,更兼行文流畅,用字丰富,工于色彩变化。翻译作品共三十四部,主要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邦斯舅舅》、《贝姨》等名著。译作约五百万言。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多次再版。傅雷先生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愤而弃世,悲壮地走完了一生。本书收录了杨绛、雷垣、楼适夷等多名文坛名家怀念傅雷的文章。
本书共分“印象、影像、影响、附录”四辑。“印象、影像、影响”三词,取其音似声异,简洁明快,却能把傅雷的世界概括扼要地呈现出来。第一辑“印象”包括诸多名家如柯灵、楼适夷、杨绛、雷垣、刘抗、朔望等对故友的怀念,傅聪、傅敏昆仲对其先翁的追思,以及陈子善及叶永烈的文章。第二辑“影像”阐释傅雷各方面的贡献,涉及翻译成就、艺术哲学及音乐艺术观等。有关《家书》的文章,分别由楼适夷、黄苗子、叶永烈、林文月等执笔;有关《译文集》及《全集》的文章,则由罗新璋及我本人所撰;庞熏栗、林臻、金梅、罗新璋讨论傅雷的艺术境界;赵志钧、史易堂描述傅雷与黄宾虹的忘年之交;刘靖之研究傅雷的音乐观;至于傅雷与巴尔扎克的神交,傅译巴尔扎克的艺术及傅雷译品的精髓等,则由罗新璋及本人分别阐述。第三辑“影响”,除了萧芳芳一文之外,编收了不少全新的文章,包括黄宗英、王师北的散文,宋学智、许钧、萧红及本人的长篇论文,张森根所撰的《傅敏与(傅雷家书>》与本人所撰的《赤子之心中国魂——我所认识的钢琴诗人傅聪》。这一辑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傅雷弃世已经四十载,他的人格美、翻译观,到底启发了多少人?什么人?他的译作译品到底如何影响了译途上的后进者?他的风骨与精神,对艺术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为人处世的认真与执著,又如何体现在两位后人傅聪与傅敏身上?傅雷精神的当下意义又是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各篇收编的文章中逐一剖析。第四辑“附录”列出《傅雷年谱》及《傅雷主要译著年表》,由傅敏及罗新璋重新修订,内容最为详尽完备,是研究傅雷的学者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傅雷的性格,确实是很孤傲的。我是在敌伪统治、百鬼夜行时期的上海,初次认识傅雷的。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汉奸卖国贼,他表示了凛然不屈的极端的孤傲,甚至不让已到学龄的孩子进当时的小学,宁肯由自己和夫人当孩子的家庭教师。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当抗战胜利,国民党统治者从峨嵋山下来,傅雷对他们依然表示了不屈的孤傲。他宁肯变卖遗产过活,也拒绝作任何的合作。
解放战争深入以后,我离开上海,和傅雷疏远了。我非常悬念这位孤傲的友人,不知他怎么样了。全国解放后,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我接到他从上海寄来重译新版、印得很讲究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知道他又认真地工作起来了。
以后每次有机会去上海,我一定去看看他。首次探访时,我发现他把自己的门还关得很紧,不爱参加外间的活动。他表示他将从此闭门不出,埋头从事他所热爱的巴尔扎克的翻译,作为他对国家、社会尽力的事业了。其实他还是很关心国事的,有不少已担负了新职务的旧知识分子,他过去的朋友,都爱找他来发牢骚。他听到的尽是一些所谓新社会的阴暗面。他一见到我,就把这些材料倾盆大雨似的向我泼来。我听他谈这些话,跟过去同我谈旧社会时根本不同,以前他表现出仇恨和愤怒,这回所表现的却是焦急和不安。我从这儿对他怀着信心,希望他把门窗打开点,让新鲜空气流进他的屋子来。
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探望他,我发现他的精神在一次比一次地昂扬起来。他依然埋头在自己的书斋里,但发现自己所做的工作,已受到旧时代从未受到过的重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政策,使他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他的大门已为许多新朋友打开。一九五四年,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邀请他参加,他放不下手里的工作,没有出席,却写了一篇数万言的书面意见。到现在看来,他的意见仍旧是我们应努力的目标。
一九五七年春天,党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他被邀来京出席。这一次,我发现他全身心投入了会议的日程,认真学习会议的报告和讲话,研究文件,思考问题,积极发言,已一点也找不出与集体生活格格不入的孤傲的影子了。他把重要讲话详细记在自己本子里,带回上海,反复学习,用蝇头小字抄寄给他在国外的儿子。他非常关心儿子在国外的政治学习。
就在这次会议后,我邀他一起到浙江游览,他虽事先已经同意,临时却又舍不得手中的工作和当时在上海文艺界与政协方面的活动,终于没有成行。等我从浙江回到上海,我发现他已成了一位政治活动的忙人。他整天在外边开会,有时到深夜才冒着大雨回家。他夫人说:“老傅,现在完全变了。”我那时也的确想过,他终于也和社会主义时代滚到一起来了。有他这样真诚、热情而头脑清醒的人,不断地向我们提提意见,这对我们工作的改进一定是有益的。我怎能想到在这次别后不久,他却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
他戴上帽子,仍默默地攻研和翻译他的巴尔扎克。党组织很快地给他摘了帽子,他还是翻译他的巴尔扎克。但是林彪、“四人帮”却不肯把他放过,他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就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直至断送了生命。他没有所属的单位,可是一群群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冲进他的家里来,不但把他的家来一番彻底的洗劫,而且就在劫余的破家里摆开了一种只准一方攻、不许一方守的所谓“战场”,对一对年逾半百、孱弱苍白的夫妇,展开了夜以继日的轮盘大“战”。
一九七九年四月,我从北京去上海参加傅雷、朱梅馥夫妇骨灰安葬仪式,听上海朋友告诉我夫妇二人当时挨斗的情状,那真是只有绝灭人性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的惨绝人寰的恶行。想想像傅雷这样一位“士可杀,不可辱”的节操高昂的人,落进了由江青、林彪所造成的,把人间化成《玉历至宝钞》中所描写的恶狗村那样的世界里,怎么还能够再活下去呢?因此傅雷夫妇的含恨而死,完全是被虐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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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近看一片绿荫,葱葱郁郁,吐露港躺在山下,从高处望,平静如镜。客寓山居,悄无人声,风雨过后的下午,天色仍暗,但出奇的宁谧,山峦层层叠叠,拔于海上,伸向远方。从窗口向外望,只觉海景山色,镶嵌在框架中,像一幅静态的画,只有用心瞧,才看到一叶孤舟,在微风中扬帆,缓缓移动,白帆映着浅灰的海面,若有似无……
都过去了,狂风暴两的年代,骄阳肆虐的岁月;文革之初,傅雷夫妇深受冲击,因“士可杀,不可辱”,痛不欲生,以死抗争,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悲愤弃世。当年,不知多少人因傅雷的努力与奉献而在精神领域中拓宽视野,提高境界。如今,经过了整整四十个年头,物换星移,记忆淡化了,视线模糊了,读者是否还记得傅雷其人其事?译家的译德译品以及洋洋数百万言的译著,会否随着时光的流转,湮没在茫茫人海书海中,恰似那渐行渐远的一抹孤帆?
有“翻译理论之父”之称的尤金·奈达博士于一九九五年访问香港中文大学,他在翻译系举办的讲座上,曾经表示任何一部译作,不论多么成功,其“寿命”也只能有五十年,过了此限,则应由全新的译本来取代了。我当时身为讲座主持人,曾经就这个问题跟奈达博士讨论。奈达是研究圣经翻译的学者,本身非常重视翻译,他之所以这么说,相信是从“翻译作为传达讯息的功能”这一角度为出发点,而圣经的讯息的确须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达给会众,至于文本的文学色彩与价值,反而不是主要的考虑了。
我深信假如奈达博士精通中文并熟悉傅雷译作,他大概不会断言任何译作的寿命都不逾半百,因为傅雷弃世迄今,为时已久,他的译作仍在,影响仍在,他的全集年前出版,而风靡两岸三地的《傅雷家书》,其增补全新版亦刚刚面世,放在各大书店的显眼处;可是,另一方面,近年来也确有不少论者认为傅译不合潮流,应予取代,在此,我不禁要问,傅雷译作真的过时了吗?他的精湛译笔不再扣动人心了吗?
前不久,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三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成绩揭晓,连串颁奖活动随之举行,五月的香江请来了宿耆名家,也迎来了文坛新秀。这次比赛成绩特优,不但参赛人数破历届记录,小说、散文、文学翻译三组都人材辈出。其中散文组冠军由蒙古裔的鲍尔金娜夺得。鲍尔金娜的文章,深受诸位文学大家如余光中、林文月、董桥的赏识。她在一篇叙述得奖感言的文章《右手执笔,左手穿针》里,提到自己从小受身为作家的父亲影响,爱写作,喜读书。在她列出的书名中,赫然看到《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在内,这就引起了我的好奇,不知她看的到底是谁的译本?鲍尔金娜在港出席活动时,我因身为文学奖筹委会主席,忙于统筹一切,不及细问,日前以电邮相询,得到她的回应如下:“我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傅雷翻译的版本。不过说实话,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翻译这回事,就觉得每个字都是罗曼·罗兰写的……。我不懂翻译,但我觉得能让读者忘掉翻译这件事就是很强的功力吧。这本书的文字让我第一次见识到文学中的巨大激情,震动人心又不造作。第一次读的时候虽然很小,但还是一气呵成地读了下来,哭了好几次。后来又读过两遍,每一遍都引发新的思考。总而言之,我喜欢这本书。故事,语言,思想,都喜欢。”
鲍尔金娜二十出头,而《约翰·克利斯朵夫》这初版于一九四一年,重译于一九五二年的译作,竟让年轻人自幼及长,捧读再三,并在心园中开出奇葩,自此不但热爱创作,且勇于进取,摘下全球文学奖桂冠,其中的奥妙与因缘,岂不令人寻思遐想,称奇不已?
不但如此,数十年来,多多少少成名的作家、译家、学者都在傅雷译品的滋养下,在文坛、译坛或学苑中,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多多少少的读者,受了傅雷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精神的感召,在为人处世的举措中,找到了方向。在傅雷逝世四十周年的今天,我们纪念他,不仅仅为了他在翻译或学术方面的超卓成就,更为了他崇高的译品译德,为了他对艺术、真理追求的执著与认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风亮节,以及视富贵如浮云,视名利为粪土的纯净本色。
一九九一年,我出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之际,为了纪念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曾筹设“傅雷翻译基金”,并着手编纂《傅雷与他的世界》一书,于一九九四年正式出版。事隔多年,其间各方所撰有关傅雷的文章、论文、画传、传记或外传,纷纷面世,《傅雷家书》一版再版,各类《傅雷译文集》以及《傅雷全集》先后推出,证明这位译坛巨匠,在读者心目中,并没有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渐遭遗忘。
二00六年初,分别接到傅敏及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编辑的来电及来函,邀我以《傅雷与他的世界》为基础,扩编一书,定于今年九月份出版,以纪念傅雷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按出版社的意思,因傅雷逝世已久,年轻的读者恐对其印象模糊,本书原拟定名为《印象·傅雷》,但我总觉得这个书名太笼统,既不能涵盖巨匠一生波澜壮阔的艺术境界,亦无法描绘大师气势磅礴的精神领域。为了求得好书名,我向翻译名家罗新璋先生致电求教。罗不愧为傅译传人,他略一沉吟,就想到了个贴切的书名——《江声浩荡话傅雷》!
不错,“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这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译,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起首语,一锤定音,“江声浩荡”几个字,把罗曼·罗兰原著中的气势、激情、诗魂、诗魄,全都带到读者的眼前,再随着译文的进展,流入心坎深处。是这几个字,点出了原著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恢宏包容的气度;是这几个字,描绘出译者通过原著而表现无遗的沸腾热血、爱国热情。傅雷当年翻译时,曾经在卷首语这样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艺术形式,据作者自称,不是小说,不是诗,而有如一条河。以广博浩瀚的境界,兼收并蓄的内容而论,它的确像长江大河,而且在象征近代的西方文化的意味上,尤其像那条横贯欧洲的莱茵河。”在译者心目中,这浩荡的江声,将东方与西方的文化贯穿起来,使作者与译者心灵相通,译者与读者精神相契。
本书共分“印象、影像、影响、附录”四辑。“印象、影像、影响”三词,取其音似声异,简洁明快,却能把傅雷的世界概括扼要地呈现出来。第一辑“印象”包括诸多名家如柯灵、楼适夷、杨绛、雷垣、刘抗、朔望等对故友的怀念,傅聪、傅敏昆仲对其先翁的追思,以及陈子善及叶永烈的文章。第二辑“影像”阐释傅雷各方面的贡献,涉及翻译成就、艺术哲学及音乐艺术观等。有关《家书》的文章,分别由楼适夷、黄苗子、叶永烈、林文月等执笔;有关《译文集》及《全集》的文章,则由罗新璋及我本人所撰;庞熏栗、林臻、金梅、罗新璋讨论傅雷的艺术境界;赵志钧、史易堂描述傅雷与黄宾虹的忘年之交;刘靖之研究傅雷的音乐观;至于傅雷与巴尔扎克的神交,傅译巴尔扎克的艺术及傅雷译品的精髓等,则由罗新璋及本人分别阐述。第三辑“影响”,除了萧芳芳一文之外,编收了不少全新的文章,包括黄宗英、王师北的散文,宋学智、许钧、萧红及本人的长篇论文,张森根所撰的《傅敏与(傅雷家书>》与本人所撰的《赤子之心中国魂——我所认识的钢琴诗人傅聪》。这一辑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傅雷弃世已经四十载,他的人格美、翻译观,到底启发了多少人?什么人?他的译作译品到底如何影响了译途上的后进者?他的风骨与精神,对艺术的热爱,对真理的追求,为人处世的认真与执著,又如何体现在两位后人傅聪与傅敏身上?傅雷精神的当下意义又是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各篇收编的文章中逐一剖析。第四辑“附录”列出《傅雷年谱》及《傅雷主要译著年表》,由傅敏及罗新璋重新修订,内容最为详尽完备,是研究傅雷的学者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本书封面承黄苗子赐题,使全书生色不少,特此致谢,又承蒙傅敏提供大量图片、手稿,罗新璋建议书名,亦一并致谢。
超逾半个世纪之前,傅聪于一九五五年在波兰参赛时,傅雷曾经勉励儿子道:“音乐院长说你的演奏像流水、像河;……河,莱茵,江声浩荡……钟声复起,天已黎明……,中国正到了“复旦”的黎明时刻,但愿你做中国的——新中国的——钟声,响遍世界,响遍每个人的心!……名闻世界的扬子江与黄河,比莱茵的气势还要大呢!……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有这种诗人灵魂的民族,应该有气吞斗牛的表现才对。”(《家书》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不错,傅雷心中有一条河,不论是莱茵,是黄河,是长江,还是他生长之地黄浦江,这条河充满热情,洋溢诗意,澎湃汹涌,奔流不息,使艺术的气息弥漫两岸,把文化的种子布满四野。
《江声浩荡话傅雷》,唯有浩荡的江声,才能衬托出傅雷的胸襟、眼光、气魄与神采。谨以此书,献给弃世四十载的翻译大家傅雷及其可敬可佩的夫人朱梅馥。
金圣华
二00六年七月十八日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
——杨绛
傅雷有渊博的艺术修养。他对西方文艺作品翻译工作的贡献,已公认是第一流的;他对西洋音乐的知识和理解,也是少有的。在中国美术上,他是较早的研究南齐·谢赫的画论《六法论》的人。
——黄苗子
“生年不满盲,常怀千岁忧。”——这是我父亲最喜欢的诗句,他是一个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内心生活非常丰富的人。正因为他“常怀千岁忧”,所以他的心灵常受煎熬,常处于痛苦之中。
——傅聪
我一九四0年从艺在上海,一恍几十年,不可能不认识傅雷,虽然从来没在讲堂听他上课;但在人生的大课堂,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师长。傅雷以他动情而精妙的译笔,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册出齐,从此“燃烧的荆棘”伴着国恨家愁身世悲凉十六七岁的我有勇气活下来。
——黄宗英
哲学家可以从《傅雷家书》中研究傅雷的思想、哲理,教育家可以从中研究教育子女的方法。人才学家从中研究人才培养的规律,文学家从中研究散文笔法。艺术家从中汲取音乐、美术的营养,历史学家从中探索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
——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