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贵州少数民族的地方发展为研究个案，着重阐述了“文化自觉”理论在民族自觉、自醒、自立、自强过程中的重要性。书稿由《中国西南土著文明的人类学研究《土著者说》《地方性知识与人类学的历史叙述》《西南风俗琐记》《植根于田野的学术》等20篇学术随笔组成。以优美、晓畅、精悍的语言文字，展示丰富、深厚的地言民族文化，使读者在赏心悦目的美文品读中，获取诸多地方性知识。

书系作者人品端正、文笔优美、知识积累厚重。书系读者对象主要是大、中学生及广大文化读者。

本书着重阐述了“文化自觉”理论在民族自觉、自醒、自立、自强过程中的重要性。书稿由《中国西南土著文明的人类学研究《土著者说》《地方性知识与人类学的历史叙述》《西南风俗琐记》《植根于田野的学术》等20篇学术随笔组成。

序

理论探讨

全球化语境中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从“文化自觉”理论看侗乡经济文化建设

发展的神话：以西南著文明的现实为例

经济开发中的侗族原生文化：保护和利用

中国西南土著文明的人类学研究

土著者说

边缘族群与文学

个案实录

移植的文本：从矛盾到变形融合——贵州生态博物馆群考察报告

黎平机场建设与侗乡社会发展

高安歌会——一次自觉复兴侗族传统文化的个案实录

都柳江兴衰史录

西江风俗琐记

田野笔记

侗族原生文化考察记

论民族服饰改革的基本原则

无尽的田野：文本表达的多种可能

本土人类学：重新发现的知识

地方性知识与人类学的历史叙述

文学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植根于田野的学术

在田野中自觉

后记

一、侗族原生文化的基本结构

侗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目前有总人口251万，散居于湘、黔、桂、鄂四省(区)交界的山地丛林之中，为古越人之后裔。千百年来，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和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侗族人民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祖国各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文化资源，而且也因地制宜地创造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我们把这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的文化称之为“原生文化”。除了像鼓楼、花桥和大歌(通常被誉为侗族传统文化的三大瑰宝)这样一些极具民族文化个性色彩的标志性文化事项外，侗族还有许多独具特点又鲜为人知的原生文化内容和一套较为完整的文化传承制度，其不仅在历代的文化碰撞和冲突中得以较好地传承和延续，而且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中继续保持其原生文化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在世界文化日趋一体化的今天，这一“他者”的经验很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民族史学界一般都认为，侗族至少在唐代以前就已迁徙至现今居住的地域开始了定居的农耕生活，而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侗族继承和创造了一种相当成熟的农业文明，诸如水稻的栽培技术与耕作制度的完善，林业与畜牧业的经营和发展，干栏建筑与纺织技术的把握和掌控等，从而使其社会得以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进而实现社会政治的高度自治和文化艺术的独立创造。   P32-33

潘年英来自黔东南侗乡，那个地方在西南的山地里。与我的家乡闽东南沿海相去数千里。

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97年，那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编写“文化人类学田野笔记丛书”，约我也写一册。潘年英在那套丛书中写作了《扶贫手记》一书。那本书我粗略读过，觉得好，它以朴实的文字，叙述了潘年英人生中的一段经历，从一个局部反映了我们今日面对的一些问题。

记不得是几年前，我有次回乡，一位友人邀我聚餐，潘年英也光临，我们在饭桌边上短暂地见了一面，简单地应付了对方几句。

三四年来，我回家次数多了，在老家的一家书屋里总能碰见他(他以前在泉州黎明大学教书，是最近才调到湖南科技大学的)，渐渐地我们之间的话也多了起来。

我对潘年英有一个印象。他穿戴很随便，脚下踩的总是一双绿色军鞋。那双鞋爬山特别管用，但穿着它行走在闽南沿海都市的繁华大街上，一下就让人觉得鞋子的主人是个山里来的“老土”。发达地区的身份认同，大抵是以不穿过了时的军鞋为象征的。而潘年英绝对不管这些，他“不以物卑”，甚或以这样过时的“物”为荣，多次宣扬说他的鞋子比我的皮鞋好用。大家聊天时，这样一个“土著”却过分得很，总是讥讽泉州人粗俗。当你问他为什么说我的家乡人(包括我)粗俗，他总是会引用西南少数民族的例子说：在汉人儒家文明如此发达的“海滨邹鲁”泉州，人们吃饭时咀嚼的声音太大，在其他人面前走过，从来不懂得说个“借光”，而且这里的人，老是爱在背后说别人的不是；而西南少数民族则不同，他们吃饭彬彬有礼，绝对不嚼出那么大的声音来，在火塘前面，若是要离开，总是懂得跟他人说“我要走过去了”，他们更不在背后对别人说三道四，等等等等。

在泉州有位显然是不太喜欢潘年英的朋友，他曾问我：

“嘿，你说，像潘年英这样的疯子，在贵州山沟里是不是很普遍啊?他们西南来的山猴子，好像都是那么疯，毫不讲道理!”

是啊，以“教化”为荣的泉州，怎么能不对潘年英的“土著文明说”反感呢?说真的，我私下也对他有看法。潘年英老说侗乡好，我猜疑那要不是因为他那时正离乡背井，就是因为他在泉州过得不顺。我不爱与他辩论，对他总采取聆听的态度。如此一来，“土著文明说”就几乎在我的耳朵里的皮肤上磨出老茧来了。

我是一位生长在自诩为“海滨邹鲁”泉州的人，我的年纪比潘年英稍大。我自二十多年前也开始研究家乡，发表了大多与家乡人类学有关的文字。在家乡研究这一块，我们的人类学事业应该算是同类吧。可是，就是在研究同一类型的现象时，我感到我们之间存在分歧。对他来说，故乡(贵州)的所有一切都能用来鞭笞他乡(泉州)的一切。而我曾在一本叫做《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书上写道，人类学者需要“离我远去”，从一种“异己”的眼睛来反观自己的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潘年英的“土著文明说”为我思索家乡文化提供了参考。然而，倒过去看，人类学者的这一文化上的“虚心”在潘年英那里似乎荡然无存。

我眼中的优秀人类学，需要在介于故土与他乡之间的那个空间寻找自己的定位，从他者的眼光来观察本土社会，为的恰是要寻找那个空间；从本土社会的眼光，来实验一种关注他者的人类学，为的也是达到同一目标。我曾怀疑顽固不化的潘年英，对大多数人类学者的这一追求不求甚解(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反对他的本土人类学，或者反对任何其他本土的学术观念)。

不过，也是在对潘年英的“土著文明说”保持警惕的这几年，我自己的观点也悄悄有了变化，这些变化，与他的西南有莫大关系。

这些年，我结识了几位包括潘年英在内的西南朋友，通过与他们和他们的故乡接触，我粗浅地了解了一点那片让当今中国游客向往的土地。我对西南的粗略印象是，那里乡野很美，而城市一日日地变得与东部城市接近，成为规划太粗糙(粗暴)或谈不上规划的地方，丧失了对我们的眼球的吸引力。我去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的寨子，接触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的人，得到的粗略印象，也与西南的城乡之别相似。一般来说，去过城里打工的人，眼界大开。但与他们谈天，总有让我不舒服的感觉。他们总能将自己关心的金钱问题表露得淋漓尽致。而那些长期没有外出的寨民，也许是因远离城市的喧嚣，金钱观念也要淡漠一些。至少在言说这方面问题时，他们会委婉一些。我这些印象肯定是有问题的。然而，我还想说我对西南存有另一个印象，这个印象似乎能与潘年英曾经跟我说的“土著文明说”相互印证。的确，寨子里的少数民族是要比我们泉州人礼貌一些。他们吃饭不喳嘴，喝酒以前总能唱出优美的酒歌，而不像用猜拳方式把都市的酒家闹成噪音的集装箱的泉州人。而且，要是他们从你面前走过，要不是问候，就是说“我要过去了”。他们居住的房屋，不像我们城里寸土寸金，更不像城里的房子那么假。我们不幸地因现代化而需要被水泥包围，而他们因没有现代化而仍然拥有用天然的石块和木材建造起来的居所。我跟一位寨民说，“啊，你的房子要是在北京，那得亿万富翁或部长才有啊!”他说，“那就送给你吧，来，喝酒!……天上星星闪闪亮，远方的客人来山寨。水源和水尾的人会聚在一起，我们今天欢歌在一堂……”

何以解释在历史如此悠久而制度如此精致的礼仪文明熏陶下的汉人在当今少数民族“土著”面前的尴尬?在思索这个问题的可能答案时，我感到自己越来越能理解潘年英的“土著文明说”了。

现在我敢于相信，潘年英对泉州的反感，具有一种意味深长的历史意识。在泉州开元寺的大门，雕刻着朱熹创作的一副对联，对联说“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现联文为弘一法师书)。到底我们的祖宗是不是真的那么像“圣人”?我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说古代泉州是佛国，因而城里的人都是圣人，可能恰好是因为在朱熹的时代里，泉州由于商业过度发达，而变得“今不如昔”，引起朱熹的怀古幽思。无论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泉州，还是对于更早一段时期这座古城的教化史，潘年英都可能是反感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是他的眼光来自西南少数民族“土著”，这些土著自古以来在与华夏的接触当中，是长期作为教化和商业化的对象而存在的。对于他的这一“边缘文化”态度，我有所保留，但他的言论里表达出的另一层意思，则与我对时代的看法相对接近。

我们中国人，20世纪过得度日如年，那个一百年让人感觉像我们的古老文明史一样地漫长，那个百年将我们自身与几千年文明史区分开来，使二者成为相互的敌人。在这一百年中，我们的追求都是要变成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人。也许正是由于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常常错误地翻译外国的观念，因而在这一百年中，我们理解的现代化也与原来意义上的现代化不同。用句通俗的话说，我们理解的“现代化”，不像现代化理论的缔造者西方社会理论家那样将现代化进程理解为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而是恰恰相反，我们总是追求在现代化中使我们自己变成与我们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特别是使我们变成与曾经侮辱过我们的西方人一样的人。说起来，中国知识分子“讹化”(错误地翻译)的“现代化”，应该算是一种“他者化”。东部城里的汉人因要使自己“现代化”，而不惜代价，将自己的房屋和人生彻底“革命”。这些年，西部也开始出现类似的运动，而那里的“现代化”也可能已被“讹化”为“东部化”。我们国家这种双重意义上的“现代化”既然已是“他者化”，那么，便很难不以舍弃自己的历史为手段。

直到大约10年前“世界文化遗产”这个舶来观念流行起来之前，我们总是以旧事物的毁坏程度来衡量现代化的程度的，而即使这些年“世界文化遗产”的观念普及了，也出现过不少为了保护文化而毁坏文化的事例。

也许礼仪之邦的文明，本来就不如潘年英笔下的“土著文明”那么文明。然而，礼仪之邦礼仪之式微，与一百年来我们那为了变成他者而舍弃自己的文化的做法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潘年英痛恨“海滨邹鲁”、热爱山区“蛮界”的态度，绝对不是通过阅读理论能想出来的，而从他的著述中，我们也很难读到对于现代化问题的抽象思考。他的论述来自于他所热爱的乡野；在那里，他通过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双脚，直接地感知了理论家对于过去的漫长世纪的反思。对于我的故乡泉州的鞭笞，也许是一时不满情绪的表露，也许是为了助兴所说的戏言，但其中隐含着这一来自体会的反思，而这一反思的主要信息是：现代化不应意味着变得不像自己。我想他的文化自觉与他的本土意识都与这种对于现代化的省思有关。

这两三年来，我与潘年英的交往更多了。去年夏天，我还带着老婆孩子到他的黔东南故乡走访，初步接触到了他要表达的那个观点的依据。

有关“土著文明”，潘年英仍然在书写。但“开发”这个概念，伴随着过去20多年最主要的关键字“拆”，也渐渐地进入了这块“不发达”的地区。当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优美的山寨，山寨四处扔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朴实的人居，在骤然成为“名胜”的同时，也开始嵌入了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身份……潘年英正是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场景下书写的，而他的书写若有什么意义，那意义也只能是兴发于这同一个场景的矛盾本身。

潘年英将他的故园想象成“人类疲惫心灵的最后家园”，他的很多文章表达了他对他的家园的爱，我以为这种深挚的爱并不多见，是这个嘈杂世界的心灵残存。我欣赏这种深挚的故乡之恋，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表达对它的向往。

《在田野中自觉》是一本论文集，收入我自2000年以来写作的20篇文章。5年间只写了那么几篇，的确太少了一点，而且，就算是这么有限的几篇，也不全是正儿八经的“论文”，有些是我一贯自诩的“笔记”，有些则是讲话，有些是考察报告，乱七八糟，像一锅大杂烩。我美其名日“论文集”，是有点自我标榜了。但我实在也还找不到更恰当的词——不是论文集又是什么?这么一问，倒也心安理得了。

然而不管怎样，这20篇文字，多少还是记录下了我这几年的所思和所想，也记录着我生活的一些轨迹和所做田野的脚印。我现在把它们结集出版，想来还是有些许纪念意义的。我喜欢这样，走几步，看几步，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好让自己对前后左右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和把握。

本集子承蒙北京大学著名人类学家王铭铭教授赐序，实在不胜荣幸和感激之至。王老师学富五车，贯通中西，我与他交往多年，得其教诲亦多，只可惜我天资愚顽，又生性懒散，学任何东西都只是浅尝辄止，因而在他那方面是很费心地开导了，在我这里却是少有长进，眼下的这本贻笑大方的文集恰是佐证，想来委实有负于王老师的教诲和勉励。好在我从来有自知之明，晓得自己于学术是门外汉，所以也从来不硬撑着要把自己的东西贴上学术的标签。这些年里凡在学界混着的，不管是人是鬼，都有机会获得各种学术奖励，也能搞得各种课题，我是一来从没出过国(甚至没出过省)，二来从没获过奖，三来从未得到过任何课题资助，四来当然与之相应地是没任何一官半职。我现在高校里谋一份职业，说是教书育人，其实就是打一份工，拿一份工资，算是没有挨饿。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认真备课，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然后在余下的时间里就总是自费到贵州黔东南我的老家去，搞点田野，会会朋友什么的，打发着业余的生活。一般我不大写学术文章，但有时顺便，我也会根据田野考察的东西写些感想和心得。搞七搞八的，就搞出这么一本书来了。本文集的结集出版，既可看做是我在王铭铭老师的鼓励之下所做人类学田野考察的部分成果，也可看做是我为了打发光阴而到西南地区到处乱窜所得的意外收获。

谨为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