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艾略特,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三大小说家之一,与狄更斯和萨克莱齐名。本名叫“玛丽·安·依文斯” 的乔治·艾略特,惯以深刻剖析平凡小人物之心理,开创现代小说通常采用的心理分析创作方式。在平凡人物中发掘人性潜藏张力是其作品的基调,诚实地表现平凡事物更是她著作的依归。艾略特年近40岁才开始写作, 1859年,发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亚当·比德》,这部小说一年内再版了八次;1859年以后,她发表了两部极为成功、最为著名之作《织工马南传》与《福洛斯河上的磨坊》,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坛的地位,本书是对乔治·艾略特小说的伦理批评研究。
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作家中,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和地位无疑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她的经历奇特,其浪漫人生就仿佛是一部浪漫小说,能够给人许多思考与启示。书首要的特点在于作者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展开研究。作者杜隽能够抓住艾略特小说的重要特点,结合作家的小说创作提出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她不仅提出艾略特小说中蕴藏的女性伦理、家庭伦理、政治伦理等重要学术问题,而且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分析,给以正确的解说与阐释,这既显示出作者对艾略特小说的独特理解,也体现了作者的创新能力。她从作家的爱情婚姻道德观以及道德理想与道德冲突方面解决艾略特小说中的思想复杂性,表现出她研究艾略特的独特的学术思路。
1843年,通过布雷,艾略特结识了62岁的罗伯特·赫伯特·布拉班特博士,后来博士的女儿鲁法·布拉班特与查尔斯·亨内尔结婚后,博士让艾略特成了他家的房客。当时,鲁法正在尝试将德国哲学家大卫·弗里德里希·斯特劳斯的《耶稣传》(The Lifeof Jesus)译成英文,但一直未完成。1844年,艾略特接过了这项工作,她花了2年时间,完成了翻译,并于1846年由书商约翰·查普曼出版。《耶稣传》的英译本在当时的英国读者中是最有影响的宗教作品之一,不过艾略特并没有在书上标上她作为译者的真名。稍后,当人们得知书的译者的真实身份后,艾略特在伦敦也开始有了一些小名气。不久,她又开始为布雷的《考文垂报》写文章。
父亲罗伯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艾略特也就成了他的家庭护士。在最后的几年中,父亲对艾略特逐渐变得温柔起来,但是在他的遗嘱中,却留给艾略特很少的遗产。1849年3月30日,星期三,父亲离开了她。艾略特深感悲痛和孤独,她在日记里写道:“没有了父亲我怎么办?似乎我的道德本性丢了。昨天晚上我有一种可怕的幻觉,似乎世俗的观念要控制我。”
照顾晚年病中的父亲及父亲去世的悲痛,使艾略特身心疲惫,葬礼后不久,艾略特在布雷夫妇的劝说下,跟随着他们到法国、瑞士旅行。在布雷夫妇回国后,她又独自一人留在日内瓦,直到1850年初。回国后,她先在哥哥、姐姐家住了一段日子,后又与布雷夫妇一起生活了7个月。在一个晚会上,她认识了伦敦的一位出版商和书商约翰·查普曼。查普曼也是《耶稣传》的出版商,他读过艾略特的译作,对她十分欣赏,并请求艾略特为《威斯敏斯特评论》写一篇相关的文章。艾略特在11月完成了这篇文章,艾略特自己到伦敦把文章交给了查普曼,并在查普曼的邀请下,成了他家的房客。查普曼的家里除了妻子苏珊娜和他们的孩子外,还有一位与查普曼关系暧昧的家庭教师伊丽莎白·泰丽。此时,艾略特已29岁,她的未嫁身份和父亲留给她的微薄的遗产,使她处境艰难。在当时的英国,妇女是无社会地位的,尤其是像艾略特这样没有什么家产的知识女性,她们的才华是没有机会展现的,只能以匿名的形式,或以男性为掩盖来表现。不过,性格倔强的艾略特已决定了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她决定留在伦敦,自己养活自己,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玛丽安·埃文斯。
查普曼有着高高的个子,是个长相英俊、迷人的男人。艾略特住进他家后,查普曼就常常找她商谈事务。随着两人单独在一起谈话时间的增长,引来了不少猜疑和闲言碎语,查普曼的妻子和情妇对此十分嫉恨。一次,苏珊娜正巧看见丈夫握着艾略特的手,于是矛盾一下子激化了。这次妻子苏珊娜与情妇伊丽莎白联合起来向查普曼抗议,查普曼只好要求艾略特搬出他的家。艾略特遭受了她的第一次感情事件,她随即离开了查普曼家,回到考文垂。 1851年,查普曼买下了《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所有权,他急需一个编辑,并且是一个可以让他信任而又愿意隐藏自己身份的幕后作者。艾略特成了他的第一人选,他请求艾略特住回伦敦。尽管他知道说服苏珊娜和伊丽莎白同意艾略特住回自己的家是困难的,不过他最后还是争取到了她们的同意。艾略特又搬回了伦敦142街。与上次不同的是,艾略特这时已看清了查普曼的为人,所以事先与他定了一项誓约,即他们之间只保持业务上的关系。
艾略特一直遵守着这个誓约。她匿名主持编辑了《威斯敏斯特评论》达二年之久,发行了10期。她以惊人的才干,很快成了这家刊物极有经验的稿件编辑和刊物的主要策划者。她与作者通信,商量,读校对稿件,写哲学和宗教方面的书评,她的学识与才华开始展现出来。而她的隐秘的身份,使人猜测她是一个学问很高的老妇人。更重要的是,编辑的工作使她有了与知识界知名人士结识的机会,她与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著名作家、学者,如查尔斯·狄更斯、詹姆斯·弗洛德、哈利特·马丁艾纽、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及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等有交往。她的努力工作,使《威斯敏斯特评论》成了英国文学评论的先导,《威斯敏斯特评论》也再次成为一本重要的知识分子的刊物,而这本刊物以前是在著名编辑约翰·斯图亚特·米尔的手中出名的。
其实,艾略特已成了这本刊物的主管。这期间,她的感情生活上也有一些故事。相传她曾爱上了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可斯宾塞只对她的学识见解感兴趣,只愿意和她交流思想,因她长得不漂亮而不愿与她有感情上的交往。虽然艾略特的外貌不引人注意,但是见过艾略特的大多数人都很喜欢她,他们被她表情丰富的脸和眼睛所吸引,她温和、悦耳的嗓音和她机智思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艾略特尽管在事业上很成功,但已33岁仍然独身一人的她。渴望着亲情和爱情,开始变得沮丧、情绪低落,身体也变得不好,可怕的头疼开始折磨她。1851年,她遇见了对她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人——乔治·亨利·刘易斯。艾略特与刘易斯在交往中,渐渐产生了爱情,从1853年起,他们开始了长达20年的同居生活。此时的刘易斯已与他不忠实的妻子爱格妮斯分居多年,因各种原因无法离婚。刘易斯在外貌上并不引人注目,但他外向的个性和机智的头脑,常常为人们所喜爱。刘易斯是个哲学家、戏剧评论家、小说家、科学研究者和编辑,是《哲学自传史》(1854—1856)和《妇女小说家》(1852)的作者。当时他也在为《威斯敏斯特评论》撰稿。他作品中的许多思想为艾略特提供了许多灵感和智慧,艾略特也是在他的鼓励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所以,刘易斯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发现者和支持者,而自己却一直为艾略特的光辉所遮蔽。P8-10
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作家中,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和地位无疑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她的经历奇特,其浪漫人生就仿佛是一部浪漫小说,能够给人许多思考与启示。她是一个著名的小说家,创作的小说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她还是一位文学评论家,对文学的独特见解往往发人深省。她翻译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曾经深刻影响了当时英国的社会和思想。她是当代的思想先驱,热情追求自由思想,强烈质疑宗教,并在小说中展开对宗教的理性批判。她敢于反叛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道德,追求建立在自由基础之上的自我理想与人生价值。在英国女性作家中,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敢于高举反叛的旗帜,打破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宗教和社会教条的藩篱。艾略特小说中表现的道德主题对当时的和当代的英国社会,以及对后来英国作家对道德主题的探索,都有重大影响。艾略特小说的道德主题的现代意义和价值是不可否认的,而且还能为我国文学思想界的伦理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材料。她的小说不仅是大学课堂讲授文学的内容之一,也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在西方文学中,长期以来她一直受到文学批评家甚至社会学家的关注,是文学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经典人物。在我国文学研究中,艾略特也同样受到学者的重视,经常被硕士和博士学位攻读者选为研究的对象。研究艾略特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已经不少,但是公开出版的研究她的学术专著却仍然还在人们的期待之中。因此,即将出版的杜隽撰写的《乔治·艾略特小说的伦理批评》一书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乔治·艾略特小说的伦理批评》一书首要的特点在于作者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展开研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西方的文学批评方法被介绍进中国,并被运用于文学研究中。就艾略特的研究而言,人们尝试过多种方法,如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心理分析、原型批评等。杜隽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在方法论上比过去的批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显然,她运用的这一方法是很适合研究艾略特的小说创作的。这不仅在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是近几年在我国刚刚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研究新方法,在文学研究中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而且也在于这种方法适宜于解读和评价艾略特小说中各类复杂的人物,适宜于揭示艾略特小说深刻的思想内涵。杜隽有意识地把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运用于艾略特研究,自始至终把艾略特的小说作为一个伦理系统加以考察,对艾略特小说表达的伦理主题和伦理观点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深入阐释,对艾略特小说的伦理思想的内在逻辑进行细心梳理,归纳出宗教道德、女性伦理、爱情婚姻道德、家庭伦理、政治道德、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等一系列重要的伦理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因此,杜隽同志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用于研究艾略特的小说,这既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一种新的学术研究的实践,将会对艾略特研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杜隽能够准确把握艾略特小说的伦理实质,从而使自己的研究取得新进展。艾略特小说的内涵十分丰富,表达的主题也是多方面的,但是它们的核心主题却是伦理的主题。对于这个个问题的研究有很大难度,因此在我国有关艾略特的研究中,从伦理批评的角度研究艾略特的小说还做得不多。但是,杜隽知难而进,敢于挑战重要的学术问题。她的科研能力强,理论基础扎实,对艾略特的小说十分熟悉。熟读小说文本,进而抓住艾略特创作的本质特征,从伦理的视角寻找研究的突破口,这是她的研究能够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在她认真阅读艾略特小说的基础上,才真正认识到艾略特小说的伦理性质,进而决定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研究艾略特的小说。她准确地把握了艾略特小说的伦理特点,其研究具有拓荒的性质。她运用新的批评方法把自己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在艾略特小说的研究中获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三,杜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真正解决了艾略特研究中一些重要学术问题。杜隽能够抓住艾略特小说的重要特点,结合作家的小说创作提出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任何批评方法,只有当它被用来阅读、分析和阐释作家作品时其价值才能体现出来。批评方法只是用于解决学术问题的工具,杜隽真正懂得这个真理。她不仅提出艾略特小说中蕴藏的女性伦理、家庭伦理、政治伦理等重要学术问题,而且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分析,给以正确的解说与阐释,这既显示出作者对艾略特小说的独特理解,也体现了作者的创新能力。她从作家的爱情婚姻道德观以及道德理想与道德冲突方面解决艾略特小说中的思想复杂性,表现出她研究艾略特的独特的学术思路。她在著作中对《牧师情史》、《罗摩拉》等的研究,丰富了艾略特小说研究的成果,填补艾略特研究中的空白。杜隽这部学术著作的价值既在于她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提出一系列学术问题,还在于她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为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杜隽为人谦逊,性情温和,善于思考,勤于写作。她的学术视野开阔,在研究中始终用谦虚的态度学习前人的经验,借鉴前人的成果。同时,她又能勇于进取,敢于开拓,努力在自己的研究中把前人的研究向前推进。正是她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谦虚的精神,终于使自己的研究有所成就。她的这部著作就要出版了,我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成我国艾略特研究的一项新的重要成果。我也相信,由于这部著作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它不仅将会对我国的艾略特研究产生新的推动,也会对中国当代作家如何在创作中将伦理主题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提供借鉴,有利于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伦理道德建设。当然,她的研究也并非完美无缺,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但是就她取得的成就而言,这些缺陷也就无关紧要了。我相信,杜隽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也期待着她的新的成果。
2006年5月25日于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