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大众传媒，对弗拉哈迪的看法总是呈现两个极端走势：或者将他神秘化，对他顶礼膜拜；或者抓住他电影中所缺乏的社会及政治意识，对其大加责难，极力贬斥。“弗拉哈迪神话”和“弗拉哈迪伪浪漫主义”的对峙关系，在近年来逐渐演变成一种观点，即弗拉哈迪是一个从属于一定时代和文化的个体，其电影与他眼中的世界是协调一致的。

如今，揭示“弗拉哈迪神话”并不是为了批驳他，而是为了能从特定的时代，以及制作与消费的大背景下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读者有机会从一个熟知弗拉哈迪的纪录片人的角度，认识、理解这位美国电影的先驱。对其附加任何当下的注解，都会破坏它自身的完整与统一。

对于一个学习电影或从事与之相关工作的人来说，不知道弗拉哈迪简直就是不可饶恕。对于一个热爱电影、对电影史略知一二的人来说，没有看过电影《北方的纳努克》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弗拉哈迪是谁？

纪录片大师、天才、探险家、艺术家、漫游诗人、演说家……但这一长串头衔除了让那个名字变得扑溯迷离、令人难以捉摸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到什么功能了。

纪录片的开山鼻祖？但是这个“祖师爷”对于纪录片这个概念似乎不大了解，而且从未表现过探究的兴趣。当研究者们因为他的作品而吵得不可开交时，他自己却仿佛置身事外。

这是全球公认弗拉哈迪研究最权威的版本，书中娓娓道来他的传奇探险经历，并从他所拍摄的电影《北方的纳努克》、《摩阿拿》、《土地》、《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等视角来评析弗拉哈迪其人及其对记录片的贡献。

“在那些表现人类纯朴生存状态的伟大影片中，他像莎士比亚一样隐藏在舞台后面，具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控制力。……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让你穿透日常生活的平庸面貌，看到建立人类尊严的本质内核。”——奧利弗·圣约翰·葛加提

肖像／4

感谢／5

导言／7

认识弗拉哈迪／10

第一章

《北方的纳努克》／1

第二章

《摩阿拿》与太平洋／41

第三章

欧洲、英国和大西洋／81

第四章

印度和大象／139

第五章

美国与《土地》／163

第六章

《路易斯安那州的故事》／205

第七章

人与艺术家／241

附录一 罗伯特·弗拉哈迪纪录电影目录／256

附录二 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故事／260

附录三 摘录／264

附录四 约翰·高德曼笔记／269

附录五 参考书目／272

后记／278

在位于安大略北部霍格的临时铁路边界，我和我的英国同伴克鲁德尔下了车。我们搭乘一艘小皮筏子，沿着霍格河、大曼特格米河和穆斯河，一路顺流而下，来到位于詹姆士海湾最南端的北方皮毛生产大本营，一个拥有两个半世纪悠久历史的糜加工厂。再从糜加工厂出发，搭乘一艘“约克”式敞篷帆船到70英里外的查尔顿岛，然后乘斯库纳船到达位于詹姆士海湾东岸的小哨所——乔治城堡。由于顶风而行，从查尔顿到乔治城堡不到200英里的行程花了我们10天的时间。在乔治城堡，我们被严冬的冰雪所困。我的同伴返回了南方，而我则等到海水结冰之后，与几个印第安人乘着雪橇继续向北，一直到达看不到树的地方——琼斯角。据说印第安人栖身的树林消失的地方，就是爱斯基摩人领地开始的地方。与印第安人在琼斯角分手后，我就呆在爱斯基摩人的营地“大鲸鱼”里，这是北方的最后一个哨所。那天晚上，我睡在一个帐篷里，而所有的爱斯基摩人都睡在冰屋中。半夜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席卷了整个营地。第二天一早醒来，帐篷已经坍塌，而我被埋在雪堆和帆布底下。爱斯基摩人围过来，大笑着扯掉帆布，把我带入他们的一个冰屋。我对他们的语言几乎一无所知，除了100多个单词之外，只能挤出几句简单的话，比如，天气冷吗？还远吗？我饿了，诸如此类。

他们的语言虽然不很复杂但却不易学习，比起北印第安语要难得多。尽管如此，我却总是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手语是交流的最重要方式。白人自有一套表达的方式，我们的脸对于土著来说就已生动无比——他们能像阅读一本书一样看你的脸，同时他却面无表情。

历经250英里的跋涉，我与我的同伴尼偌带着一支由12条狗组成的驮运队伍抵达了纳斯特弗岛。尼偌是爱斯基摩人，他只能说一些不纯正的英语。

在对威廉姆·麦肯齐爵士指定的岛屿进行了一番考察后，我发现尽管这些地方存有铁矿，但是没有什么经济价值，是那种典型的“贫矿”。其中矿藏最多的一个岛距离海岸约一英里，它只有12英里长，1英里宽，到处覆盖着积雪和乱石。我们身陷隆冬的北冰洋中，天寒地冻，与世隔绝。我不得不正视眼前的现实一本次长途跋涉一无所获。

在岛屿最南端的岩石丛中，我发现了一座高约6英尺的纪念碑，当地人称它为“一个美国人”。我不知道是何缘由，只注意到苔藓已爬满了石头。显而易见，它矗立在这里已经有些时候了。

爱斯基摩人对于数字的概念和我们非常不同。我问尼偌：“这座碑很老了吧？”他说：“对，很老了。”然后我又问：“你认为它大概有多老？”“噢，可能有1000多年了吧。”“你怎么知道它有1000年了？”“噢，我在小时候就看到它了。”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1000年并不意味着什么。

正是在这次旅行，即我为麦肯齐工作的首次探险过程中，我的爱斯基摩朋友尼偌谈了一些让我很感兴趣的事情。他说向西大约100英里的地方，有一片很大的岛屿群。其实我早已注意到这些点缀在海军地图上的岛屿，它们被称为贝彻尔岛，至今未曾有白人涉足。早在18世纪初，它们就被一名哈德逊湾公司的船长绘制到地图上了。1670年，这家公司在海湾上建立了第一个据点，从此以后，每年都有一趟航船由英格兰岛过来。

当爱斯基摩人告诉我那是一个大岛时，我根本不敢相信。它们在地图上不过是些点缀在海洋上的零星小点。然而，一路上遇到的爱斯基摩人不断告诉我同样的故事，我让他们画个草图——出人意料的是，这些人画的居然大体上互相吻合。

我问尼偌，我们距那个群岛还有多远，他说大概100英里，但我对他的数字概念已经缺乏信任。为了估算出那个最大岛屿的面积，我问他：“从岛的一头到另一头，乘雪橇大概需要几个晚上？”他说：“两个晚上。”我知道，如果他没说错的话，那的确是个大岛。他还告诉我，岛上有一个狭长的、像海一样大的湖，他的意思是说。从湖的这端看不到另一端。同时我还获悉，这些岛上的悬崖，被刮开后似乎在流血。  赤铁矿是当今最为重要的一种铁矿，看上去呈蓝色，但是被刮开后则留下血红的印迹。这让我立即对贝彻尔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爱斯基摩人那里，我已获得了很多关于这片岛屿的信息，我相信此地非同小可，不可等闲视之。1910年秋季，返回加拿大后，我将自己的发现向威廉姆·麦肯齐爵士作了汇报。他跟我一样激动，并敦促我进行第二次远征。

第二次旅行始于1911年，历时19个月。在前往贝彻尔岛的旅途中，船只失事。我们不得不停在大鲸鱼河，在那边的哨所里逗留了好几个月，等待冬天来临。但到我们准备穿越冰河时，它却又在出发前一晚破冰了。横跨岛屿的冰川足有125英里长，现在却开始漂流。有的时候，爱斯基摩人也会像这样被困在漂流中的冰块上，在海上漂上一年甚至更久，最远可能会漂到1000英里外。夏天来临，冰块向北移动，开始穿越哈德逊海峡。这个海峡长500英里，宽100英里，是哈德逊海湾进入北大西洋的出口。哈德逊湾本身是一个内陆海，长达1200英里。一般来说，冰块在抵达纽芬兰东部的墨西哥湾流前不会融化。一旦被漂流的浮冰困住后，一个爱斯基摩人家庭就可能被分隔在千里之外，多年无法团聚。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有家爱斯基摩人在冰川上宿营，晚上冰块破裂，冰屋恰好裂成两半，一家人被分成了两拨，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漂流，直到几个月后才再次相聚。

因为已经耽搁了一年，我决定不再等待，而是另想办法前往贝彻尔岛。我与一名爱斯基摩人乘雪橇对阿格瓦半岛进行了考察。也就在这一年夏天(1912年)，我两次横跨荒原的一个地区，面积大致与德国相等，约125000平方英里。

            P6-P8

    肖像

      ——奧利弗·圣约翰·葛加提(1948)

与这个人相识实乃今生幸事。他让人过目难忘：高大、魁梧，脸上总是热情洋溢，眼睛如同北极冰块般清澈透亮一他在北极度过了生命中的诸多时光，并创作了最富盛名的影片《北方的纳努克》。

我经常为无缘与华尔特·惠特曼相见而深感遗憾。但他的很多东西却在罗伯特·弗拉哈迪身上重现，因为他同样卓而不群、超凡脱俗，同样能将你带入一个境界一“领略星辰的诞生，理解生存的涵义，心生真诚的信仰而决不再动摇。”

信仰什么呢？信仰自然与人类命运，坚信每一个灵魂深处都隐藏着一个英雄——当我们同处一艘船时，英雄将会出来掌舵。虽然有些抽象、曖昧，但这就是信仰。

罗伯特·弗拉哈迪感到需要展现人类在还未受到机器与现代社会污染时的那种简单、纯朴的生存状态。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阿兰岛人》中看到，而这也正是弗拉哈迪不远千里跑到天涯海角的原因。那里巨浪汹涌，一路从巴西扑来，耸起肩膀狠狠撞击着300英尺高的悬崖，飞溅起滔天浪花。

哈德逊湾有一个长约70英里的小岛，被称为弗拉哈迪岛，因他第一个发现此岛而得名。我问他，“它有多大？”他回答，“那里有两个地平线。”他是一个银幕上的戏剧诗人，只有他才知道电影的伟大艺术潜质……

在那些表现人类纯朴生存状态的伟大影片中，他像莎士比亚一样隐藏在舞台后面，具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控制力。当弗拉哈迪讲故事时，他的脸完全换了一副模样，仿佛被他描述的场景所照亮。

整个世界都是弗拉哈迪的舞台。从极地到巴拿马的热带，他都曾涉足。他能将西班牙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讲得头头是道。例如，中华大帝国的奇珍异宝一丝绸、玉石、瓷器——必须靠驼队穿越地峡。许多价值连城的珍宝在半道上被强盗劫走，直到最近，才由一个商人从强盜的后裔手里赎买回来。也就是在这条路上，一位中国公主在出访西班牙的旅途中，被绑架到一个印第安部落。今天，当地人已将她奉为他们的保护神，顶礼膜拜。

弗拉哈迪是一个语言大师。一经他的讲述，故事就变得引人深思：“每个人都很强大，都能胜任他所赖以生存的事业。”

但弗拉哈迪并非仅仅因为会讲故事才与众不同。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能让你穿透日常生活的平庸面貌，看到建立人类尊严的本质内核。“如果人能够诚实，就不会发生战争。”每当他说起某处人间天堂，或遇到一个朋友时，他的脸上就会散发出孩童般的好奇。他的手指永远不会让那根永恒之弦缄默。他有着美国人那种开阔与慷慨的胸怀。

他的思想栖息之地，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在他来到镇子时，不错过与他见面的机会。听说今天他会在咖啡屋俱乐部吃午饭。我的帽子呢？

纪录片是什么？这的确是个问题。而纪录片的发展史，正是一个对其定义不断质疑又不断澄清的过程。时至今日，这个过程远未结束，仍在继续向前延伸。为“纪录片”寻找一个公允、有效的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为它确立哲学上存在的依据。而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说法，人们总有一种寻找事物间共同性质或本质特征的冲动，这种冲动由于某种错误的语言表达而受到鼓励。它假设肯定存在着一种适用于某种事物的共同性质，没有它我们就无法正确地辨识出这种事物。或许正是这种充满问题的假设，才使得“纪录片”无止无休地纠缠于对某些基本概念的阐释和争论之中。其中“真实性”、“客观性”作为纪录的本质属性一次次地被纳入哲学版图的审视之中。与之相随，纪录概念的外延也被一次次地扩大或缩小，直至融合为某种纯属个人视野的见证或表述。

但是，当问题进入实践领域，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观。对于“纪录”概念模糊而富有争议性的理解在具体创作中变得简单了。虽然人们对纪录片的定义含糊其辞，但是这似乎并未妨碍纪录片史学家顺理成章地对其进行挑选和归纳。对于纪录片创作者来说，他们当然知道自己心目中的纪录片应该是什么样子。而即使是一个不懂专业知识的普通观众，他也能迅速地判断出哪些属于纪录片。尝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让我们注意到经验层次上直觉所发挥的作用。通过超越“概念”所栖居的语言形式本身的不可避免的简化事物的局限性，它以感性的方式来把握事物的共同特征。当然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经验，即印象的积累过程，它是直觉进行判断的最重要的依据。

尽管我们一次次落入语言的陷阱，而让“言说”处于一种尴尬之境，但另一方面，一旦我们绕过这个陷阱，一切将变得简单明朗。我们无法说出纪录片是什么，但我们知道纪录片是什么样子，这个“样子”就是未被语言抽象简化的存在。它就是我们关于纪录片记忆和认知最重要的依托。所以人们对于具体纪录片的识别总是不自觉地凭借以往的观影经验进行。在这种经验深处，我们不难推论出一个近似荣格所说的“原型”。而占据这个原型中心位置的人物便是弗拉哈迪。纪录片的传统从他开始。

1926年，源自法文的英文词汇“纪录电影”(Documentary)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人约翰·格里尔逊用来评论罗伯特·弗拉哈迪电影《南方的摩阿拿》的文章里。而在《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一文中，格里尔逊认为弗拉哈迪比任何人都更为出色地阐明了纪录电影的首要原则，即“必须把握和熟悉第一手素材以便更好地组织素材。为了深入挖掘素材，弗拉哈迪也许要花上一两年工夫与拍摄对象一起生活，直到故事脱颖而出；必须像弗拉哈迪那样分清描述和戏剧之间的区別……你不仅要拍摄自然的生活，而且要通过细节的并置创造性地阐释自然生活。”

从格里尔逊的英国纪录片运动到法国的真理电影，再到美国德鲁小组的直接电影，纪录电影的美学观念在不断地被革新。但有一个核心词始终未变——“真实”。围绕“真实”这个很难被确证、被厘清的词，人们思考的其实是关于认识论中争议不休的主、客观问题。而一旦纪录片将真实作为自己的本体，就不可避免地被置于哲学范畴的争议当中。或许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纪录片终将难以获得对于自我身份的清晰界定。正如目前流行的观点：不存在客观的真实，但始终存在着构建真实过程的关心和参与。正是这种对于定义的模糊理解，才使得“真实”成为贯穿纪录片发展史的一根红线。无论弗拉哈迪还是他以后的纪录片人，寻找“真实”的乌托邦世界的冲动都是永久的。也正是在这种寻找的冲动之中，我们得以触摸到弗拉哈迪与其他纪录片人血脉相连的东西。

而传统不仅意味着线性时间链上的开始，作为荣格意义上的“原型”，它还像魔咒般预先设定了未来。

研究作为纪录片“原型”的弗拉哈迪电影，也就意味着我们将通过追索纪录电影的最初记忆，来探询它在未来的衍变可能。  于是，翻译的过程中，我也在不断发出询问：弗拉哈迪是谁？

纪录片大师、天才、探险家、艺术家、漫游诗人、演说家……但这一长串头衔除了让那个名字变得扑溯迷离、令人难以捉摸之外，恐怕再也找不到什么功能了。

纪录片的开山鼻祖？但是这个“祖师爷”对于纪录片这个概念似乎不大了解，而且从未表现过探究的兴趣。当研究者们因为他的作品而吵得不可开交时，他自己却仿佛置身事外。顶多在发现自己被莫名其妙地攻击时，毫不客气地回敬一句。

弗拉哈迪是谁？

永远期待着拍片的大师？l943年《新电影》杂志以“向弗拉哈迪致敬”为题，出专刊纪念《北方的纳努克》问世20周年。溢美之辞铺天盖地涌向一个名字，而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却在黑山的一个农场角落里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但是他等的不是镶嵌各种美誉的桂冠，而是下一部影片的片约。这位肩荷大师声名的失业者，一生都在寻找着投资商和发行商。所以，无论别人的致敬多么虔诚，多么友善，他却总是一笑置之：“荣誉从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一片三明治。”

那么，弗拉哈迪是谁？

又回到最初的印象了——“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嘴唇阔而富有质感，坚硬的颧骨和下巴，宽阔的额头能让人产生一种永恒之感。还有他的微笑单纯而甜蜜。”认识弗拉哈迪的人就是这样形容他的。

书翻译完了，弗拉哈迪离我依旧遥远。或许，对于这匹在电影界任意驰骋、不师成法的野马来说，他的视域远非几个名词或者几个概念所能圈定得了。而对译者来说，能让读者透过文字，看到这个人留下的某个难忘身影、某个精彩手势，就已心满意足了。

从2002年接触这本传记，到2004年着手翻译，在这个不短的过程中，曾经得到华东师范大学聂欣如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张同道教授的鼓励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最后，感谢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感谢张晶、邵水一两位老师严肃认真的王作！

粗疏、遗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2006年4月1日于同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