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人凌濛初创作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在冯梦龙“三言”影响下独立创作的具有代表性的话本小说集,也一直是中国小说史上久负盛名的大制作。《初刻拍案惊奇》中,商人、手工业者、小知识分子、僧侣、胥吏、妓女、强盗等等成为了小说世界的主人公,通过他们的经历,真实地反映明代社会市井细民的生活状况。
书中描写商人生活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鼋龙壳》,描写青年男女恋爱婚姻的《通闺闱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和《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是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初刻拍案惊奇》在艺术上也颇多可观之处。作品不枝不蔓,脉络清晰,细节逼真,文字畅达,显示出纯熟的艺术技巧。
《初刻拍案惊奇》题材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点。其一是露骨的色情描写。许多作品,如《西山观设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奇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等都有猥亵描写。这类作品表现出市民的庸俗情趣。其二是浓厚的宗教迷信、因果报应、宿命论思想。《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参军冤报生前》、《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李克让竞达空函,刘元普双生贵子》、《感神媒张容遇虎,凑吉日裴越客乘龙》等充满了感神遇鬼,善恶报应等的描写……
《初刻拍案惊奇》是明朝末年凌蒙初编著的拟话本小说集。 成书于明朝天启七年(1627),第二年由尚友堂书坊书坊刊行问世。其后凌蒙初又编著《二刻拍案惊奇》,于明朝崇祯五年(1632)刊行。二书合称“二拍”。《初刻拍案惊奇》本为四十卷四十篇,原本已失,今所见最早且最为完整的本子是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尚友堂刻本,全书存三十九卷(缺二十三卷),即实有小说39篇。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旦,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跻跻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私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现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
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着,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日:“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的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们受用,倒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
次早起来,与儿子们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失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
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荧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茵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位。’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哪里来的。此皆神天福祐,故此买福物酬谢。今我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进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绒系柬,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掉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
P2-3
明中叶以后,在宋元话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拟话本(白话短篇小说)从编辑到创作、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转化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格调不一、色彩各异的短篇小说集。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标志着这批短篇小说集的最高成就。凌濛初步伍冯氏“三言”编著的“二拍”(包括《初刻拍案博奇》《二刻拍案惊奇》),思想意蕴大致相同,艺术水准也在伯仲间,故而在文学史上并称“三言二拍”。
凌潆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浙江乌程(今吴兴)人。18岁补廪膳生,此后屡困场屋,以刻书著述为事。55岁以优贡授上海县丞,63岁因功擢拔徐州通判。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进逼徐州,凌濛初忧愤而死。凌濛初平生著述甚富,除小说“二拍”外,还有戏曲《虬髯翁》《北红拂》以及其他类型的著作如《言诗翼》《诗逆》《诗经人物考》《南音三籁》《国门集》等。
“三言”与“二拍”所展现的思想境界与艺术造诣难分轩轾,但作品的题材来源与作家的加工程度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三言”主要是宋元旧有话本的辑录改编,是历时五六百年间说书艺人累积型创作的结集,保留着众多说书艺人叙述视角的广阔性以及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二拍”则是“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故“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自序》),基本上是在笔记小说和社会传闻基础上模拟话本体制自行创作,故而有着比“三言”更为统一、鲜明的作家个人风格。就此而言,凌濛初的“二拍”体现着同话本文体外表类似而内在旨趣不同的文人拟话本特点,或者说,凌濛初的“二拍”是拟话本成熟定型的标志。
“二拍”在体例上效法“三言”,每卷一篇,每集40卷,故而《初刻》《二刻》所收作品均为40篇,但《二刻》现存刻本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与《初刻》卷二十三重复;卷四十《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当然不是小说,所以“二拍”实有小说作品78篇。学界认为,《二刻》在流传中已有残缺,由书商续补成40卷“足本”面目。
现存“二拍”的最早刊本是明崇祯元年(1628)梓行的尚友堂本,但《初刻》国内久已亡佚,《二刻》只存残卷。直至20世纪后半期,王古鲁、章培恒先后从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法库和内阁文库搜得尚友堂原刊本,使流落东洋的乡邦故文重见中土。王氏整理的校注本,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章氏整理的校注本,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方便读者披览,今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印影尚友堂原刊本为底本,以上述两种校注本互校,标点分段,订正讹误。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赐正。
“二拍”编著者凌濛初生活的晚明社会,都市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急剧壮大,重商思想为市井社会普遍崇信。因此,在面向市井社会的通俗小说中,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市民阶层的突出代表——商人,以正面主人公姿态频频亮相。这不能不说是市民意识对于宗法社会奉行的重士农轻工商传统观念的叛离。在这方面,“二拍”较之“三言”乃至其他通俗小说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初刻》卷之八《乌将军一饭必酬,陈大郎三人重会》写王生三次出门经商,三次遭遇强盗,婶母杨氏一再鼓励他不可因此“堕了家传行业”,终于时来运转成为“大富之家”。杨氏以其视经商为“正经”,执着于货殖牟利,被作者誉为“大贤之人”。《二刻》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写缙绅马士卿,听到即将“赘人为婿”的蒋生自谦其为“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庄重地说:“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二刻》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神显灵》称“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主人公程宰与海神女喜结良缘的故事更加耐人寻味。在历代文学作品中,只有文雅风流的儒生或勤劳纯朴的农夫才能获得仙女的眷顾与钟情,如今的商人在拥有财富的同时,也能获得千载难逢的“艳遇”,昭示着商人以其蓬勃的朝气正在取代儒门士子和田舍农夫而成为时代的宠儿。商人依仗其拥有的财富,趾高气扬地俯视着社会上的各色人等:富商金朝奉不舍得将女儿嫁给“满腹文章”的穷儒韩师愈(《初刻》卷之十),商户罗氏不愿与“衣冠宦族”张家联姻(《二刻》卷二十九)……在财富面前,门第与仕途黯然失色。这一切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从而也改变了宗法社会的伦常秩序。
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在道德上也洗去了“无商不奸”的历史尘垢。他们不再是以往文学作品所雕琢的那副惟利是图、为富不仁的面孔,而有着文明时代,特别是更多地属于市井社会处理人际关系所要求的诸如诚信、公正、侠义、睿智等品格。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彻底撕去了道学家的虚伪面具:经商就是为了牟利;以自己的智慧和难得的商机获得暴利,绝非“不义”之举。作者让商人戴上具有传统色彩的“义”的桂冠争取商贸之“利”,无非是用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商人“好货”的本质加以包装,使其商业活动成为天经地义。显然,作者试图用当时流行的义利统一观对自然人性和传统伦理加以调和。当然,基于自然人性牟取私利是第一位的。如《初刻》卷之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是商人气息最浓的一篇,写破产商人文若虚出海经商,意外发财,成为闽中巨富。故事来源于明周元玮《泾林续记》,原作将其归于“闽广奸商”;凌濛初则借以赞美商人敢于冒险,靠“转运”致富的人生选择。再如前文提及的程宰,经海神指点,以囤积居奇骤然暴富。作者以欢快的笔调描写商人的奇遇,形象地展现出商业活动的冒险性和把握商机的重要性。这些作品,无意于对商人的经商牟利进行道德评判,而是从经商牟利的角度描写商人历经艰险赢利致富,真实地反映了晚明社会商业化的时代风貌:商人从社会文化的边缘走进中心,成为城市社会的主流阶层。
同“三言”一样,男女情爱也是“二拍”的一个重要主题,但二者的倾向略有不同:“三言”中的情爱故事,每每把“情”视为理想人伦关系的基础;“二拍”从自然人性的立场出发,在肯定“情”对人生的至高价值的同时,更强调“欲”是“情”的基础,并对女性的“情欲”给予充分肯定。如此写来,对传统婚恋观的冲击更为直接而有力。如《二刻》卷之六《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中的刘翠翠与金定,自幼青梅竹马,耳鬓厮磨,当春情萌动,泛起爱的暖流,遂在情投意合的基础上建立了生死不渝的爱情。这种爱情,既有“欲”的冲动,更有“情”的交融,从而既否定了视“情”为“淫”的陈见,也矫正了“离情而言性”的偏颇。对此,作者在《初刻》卷三十《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中有着明确的表述。该篇写女尼静观爱上了秀才闻人生,便假扮和尚出走,在夜航船上与恋人幽会,云雨欢合,私订终身,终于结为美满婚姻。就此作者来“奉劝世人”:不要轻易把子女送_入佛门;不然,“到得大来,得知了这些情欲滋味,就是强制得来,原非他本心所愿”,以致不能“守分”,反而“污秽了禅堂佛殿”。《二刻》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更具有代表性,作品的男女主人公张幼谦与罗惜惜自幼相亲相爱,后来惜惜的父母将其许嫁他人,她誓死不从,每日与幼谦密秘幽会,——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什么?”惜惜为了爱情,敢于冲破礼教罗网,不惜以生命抗争到底。作品把爱情主题描写得如此热烈而悲壮,在于作者将情欲当做烛照人生的火炬,或者说,让青年男女在情欲的驱动下展现出生命的活力。
在“二拍”描写的婚恋故事中,往往包蕴着两性关系上的平等意识,并对妇女的权益给予充分肯定。这一现象,显示了个性解放思潮对男权主义的有力冲击。宋明以来,为着巩固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宗法秩序,在两性关系中强制女性具有不失身、不改嫁之类的“妇德”。这种所谓“贞节”观念越来越成为套在妇女脖子上的沉重枷锁。突破“贞节”观念,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影响下尊重人性的突出表现。因此,在“二拍”中有许多篇什如《初刻》卷之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卷之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卷二十五《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卷二十七《顾阿秀喜舍檀那物,崔俊臣巧会芙蓉屏》,《二刻》卷二十五《徐茶酒乘机劫新人,郑蕊珠鸣冤定旧案》、卷三十八《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用谅解、同情的笔触写到丈夫与失节之妇重归于好,甚至经过一番磨难“越相敬重”。这些作品所流露的对女性的“宽容”,是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背道而驰的。在这些作品中,男女双方讲究的是彼此以真情互爱,而不是传统的“三从四德”所要求的女人对男人的绝对服从。这种悖离“男尊女卑”的平等观念,更具有人道色彩,也更接近现代意识。《二刻》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飚,焦文姬生仇死报》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在斥责忘恩负义的满少卿之流时尖锐地指出:
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假如男人死了,女人再嫁,便道是失了节,玷了名,污了身子,是个行不得的事,万口訾议;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却又凭他续弦再娶,置妾买婢,做出若干的勾当,把死的丢在脑后,不提起了,并没有人道他薄幸负心,做一场说话。就是生前房室之中,女人少有外情,便是老大的丑事,人世羞言;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贪淫好色,宿娼养妓,无所不为,总有议论不是的,不为十分大害。所以女子愈加可怜,男子愈加放肆。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
这是对封建时代贞节观念的控诉,对宗法社会男权主义的抨击。这类富有女权主义色彩的话语,折射出来的是晚明历史语境中个性解放思潮的涌动。
晚明文学在肯定男女情欲时,每每伴以直露的性行为描写。这种缺陷在“二拍”中也比较突出。如《二刻》卷三十四《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指斥富贵之家广蓄姬妾是对女性的不公平,认为“男女大欲,彼此一般”,其见识虽有可取之处,但无视性道德,展览性行为,便滑入了“色情”的泥潭。当然,凌濛初细致描写性行为自有他的道理。如《初刻》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取材于邵景詹的《觅灯因话》,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凌濛初的改写,除细致描写胡生与铁生相互偷淫对方妻子的过程外,还更改了故事结局:在《觅灯因话》中,偷淫铁生妻子的胡生遭到天罚——痈毒大发而死;凌濛初则在胡生痈毒大发后增写了铁生趁看望胡生之机奸占了胡生的妻子。两种结局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前者旨在图解因果报应,后者关注的是个人的利害关系,胡生淫人妻子固然应该受到惩罚,而铁生的妻子被人偷淫则应获得“补偿”,故而让铁生反过来偷淫并占有胡生的妻子。这里宣扬的是一种为市民阶层崇奉的实用主义道德观,即着眼于现实利益的平衡。同时,偷情纵欲,在市民阶层看来,也是一种风流韵事,或者说,是市井细民“白日梦”式的性幻想。凌濛初如此改写,表明他的道德观念已然疏离“传统”而向市井社会沉沦。然而,这则诱奸故事所包含的“劝戒”、“补偿”,完全为露骨的“色情”描写消解,剩下的只能是“纵欲”——“宣淫”的展览。作者渲染“色情”,固然有张扬“情欲”的意图,但以“纵欲”替代“禁欲”,无异于将刚刚复苏的“人性”抛掷到滋长“兽性”的荒原,让“文明”向“野蛮”回归。
令人疑惑的是,当作者把视线从世俗社会转向佛门道观,不论对佛教鼓吹的“色空”——“禁欲”,还是对道教宣扬的“采战”——“纵欲”,一概加以否定。如《初刻》卷之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卷十七《西山观设篆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卷二十六《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卷三十一《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卷三十四《闻人生野战翠浮庵,静观尼昼锦黄沙弄》等都有这种倾向。在这类作品中,和尚尼姑、方士道姑被涂抹成纵欲宣淫的色中饿鬼,而佛门道观则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看来,这类作品所表现的不是什么“人欲”抑或“情爱”,而是一种反宗教的立场和情绪。究其原因,或许与凌濛初生活的年代宗教势力的嚣张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有明一代,一些善于夤缘钻营的和尚、道士投合皇室逸豫淫乐的欲望,以提供闺帏方药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炙手可热的人物。特别武宗、世宗、神宗,或佞佛或崇道,和尚、道士相继成为一个左右朝政的特权阶层。他们被封官晋爵,并非有经纶济世之才,仅仅是为皇帝提供“壮阳补阴”的“秋石方”之类。譬如成化年间,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嘉靖年间,陶仲文以进红铅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风气既变,并及文林,特别是小说界,只要于世俗政治有所揭露批判,便同时将矛头指向宗教势力。
可见,对佛门道观的揭露批判,是揭露官场腐败、批判社会黑暗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二拍”中,揭露官场腐败的作品甚多,而且往往与佛门道观牵扯在一起。如《二刻》卷之一《进香客莽看金刚经,出狱僧巧完法令会》、卷之四《青楼市探人踪,红花场假鬼闹》、卷十六《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卷二十二《痴公子狠使噪脾钱,贤丈人巧赚回头婿》、卷三十六《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等。这些作品告诉人们:社会的黑暗由官场的腐败造成,而官场的腐败又往往与各级官僚乃至皇帝受淫僧妖道的蛊惑有着密协的联系。当然,问题的关键是官场的腐败,所以作者对贪官污吏切齿痛恨:“如今做官做吏的人,贪爱的是钱财,奉承的是富贵,把那‘正直公平’四字撇却东海大洋。”他们只知道“侵夺百姓”、“诈害乡民”、“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这些贪官污吏无异于“盗贼”,甚至连“盗贼”都不如,所谓“盗贼”,“仗义疏财的倒也尽有”(《初刻》卷十一)。因此,作者不禁发出了“每讶衣冠多盗贼,谁知盗贼有英豪”(《初刻》卷之八)的慨叹。在揭露官僚政客丑行的篇什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二刻》卷十二《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写理学大师朱熹因心疑“少年高才”的台州太守唐仲友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便肆意迫害妓女严蕊,要她供出与唐“有染”,以为“妇女柔脆,吃不得刑拷,不论有无,自然招承,便好参奏他的罪名了”(宋时官妓只可献歌陪酒而不许私待寝席)。这则故事见于周密《齐东野语》,据考证,与事实有异。小说把朱熹这位“大儒”描绘成心灵卑污,诬陷无辜的小人,表达了晚明文人对作为官方学说的“程朱理学”及其变种假道学的厌恶情绪。
作者在鞭挞贪官污吏和种种邪恶势力时,主要是以正统士子的“良知”来观照的;当他掉转笔头刻画令人敬仰的“清官”时,则往往带上了市民化的色彩。譬如在《初刻》卷之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吴太守怜才主姻簿》、卷二十《李克让竟达空函,刘元普双生贵子》、卷二十六《夺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等篇什中,那些所谓“清官”往往能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欲、人情的合理性,因而除具备“正直公平”的操守外,或不拘礼法风流自赏,或“以官府为月老”成全有情人的越轨行为。他们秉公执法;却并不那么僵化、死板、冷酷,多少体现了市民阶层的情趣和意愿。
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凡例》中说:“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他似乎非常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在一些作品中,往往不顾故事的叙述价值,以大段干瘪韵议论进行尽孝守节、积德行善之类的“劝戒”;致使故事的精彩程度受到贬损。如《初刻》卷十七《西山观设篆度亡魂,开封府备棺追活命》、卷三十五《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二刻》卷二十四《庵内看恶鬼善神,井中谈前因后果》、卷三十一《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卷三十二《张福娘一心贞守,朱天锡万里符名》等均有这种弊病。究其根由,既有“传统”的惯性,也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落入低谷之际“经世致用”实学思潮兴起的反映。二者的合力影响于小说,导致抒写“好货好色”向图解“劝善惩恶”倾斜。如果说“二拍”仅限于以“劝惩”牢笼鲜活的“情欲”,使每篇的入话、正话叙写的若干故事有“统一”的主题,那么“二拍”之后的拟话本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
“二拍”所写的多是一些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琐事,然而却写得云谲波诡,“怪怪奇奇”。这种格调取决于作家自觉的艺术追求。凌濛初《拍案惊奇自序》云: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诘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缯锦绮,衣被天下。”彼舌挢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
小说之“奇”除了求之于“耳目之外牛鬼蛇神”,还可以求之于“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发生在“耳目之内日用起居”中的“谲诡幻怪”,同样可以成为小说描写的对象。这种在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的“怪怪奇奇”,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称之为“无奇之所以为奇”。“二拍”中的故事无论多么光怪陆离,故事中的时空多么遥远,其实多是以晚明社会为背景,描写当代市民的生活情趣,或者说是以市民生活为蓝本凭借想像虚构的“第二自然”。可见,“怪”与“奇”已经不是志怪传奇所热心描写的世外的怪异事物或人间的离奇故事,而执着于从平凡的事物中发现“少所见,多所怪”的市井风情。于是,以平凡为美,以市情为美便成为“二拍”最突出的审美特征。
这样,就更需要用巧妙的构思与奇异的关目来激发读者的兴趣。在以出版物为载体的文学读本时代,作家也有条件把故事情节叙写得腾挪顿挫,变幻莫测。为此,凌濛初编著“二拍”尽管处处规模话本,但有些篇什突破了话本的单线结构模式,而尝试使用复线结构、板块结构,尤其在叙事中变换视角,更增添了“谲诡幻怪”的色彩。如《二刻》卷之五《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写襄敏公之子被拐骗,从仆人、孩子、拐子三个角度来写,把一则简单的故事叙写得摇曳多姿。在艺术表现方面,尽量取法话本,增强叙事的口语化、声口的个性化、谈吐的市井化,还常常采用误会法,使故事情节迷离恍惚,引人入胜。误会法难免有人工造作的“奇巧”,但运用得好确能以“巧”传“奇”,而又由“奇”见“常”,从奇巧的故事中见出常情常理。
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二拍”较之“三言”似乎稍逊风骚,但一些优秀篇什运用传统的白描手法写动作,写对话,时而也写环境,确能塑造出一些血肉饱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某些作品采用了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人物形象神气活现。中国古代小说,因受史传文学、话本小说影响,往往重视外部言行的描写,不大习惯于直接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在“二拍”中,如《初刻》卷之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卷十八《丹客半黍九还,富翁千金一笑》等由于心理描写的成功,人物性格跃然纸上。这在中国古代写心传神的艺术史上,是一个新的开拓。
“二拍”描绘的人物,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朝廷权贵、府县官吏、名宿大儒、青衿学子、农夫商贩、寺院僧徒、青楼女子、早慧神童、地痞流氓、赌徒神偷……主要是士子和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士子和商人构成了晚明时期城市社会的主要阶层。或许凌潆初本人就是个集儒与商于一身的人物,因而他笔下的士子有商人式的精明与狡黠,如韩秀才(《初刻》卷之十)、蒋震卿(《初刻》卷十二)、满少卿(《初刻》卷十一)、甄监生(《二刻》卷十八)、任君用(《二刻》卷三十四)等;商人形象又多少带着士子的儒雅风度,如程元玉(《初刻》卷之四)、文若虚(《初刻》卷之一)、莫大郎(《二刻》卷十)等。这种现象,也真实地反映了晚明时期人际道德与价值观念的二元性趋势。
凌濛初编著“二拍”虽然“为书贾所侦”,有射利目的,故而迎合市民的欣赏趣味“以游戏为快意”,“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即空观主人《二刻拍案惊奇小引》),这就势必在描写市井风情的同时,以他的主体意识重新建构故事世界的意义。譬如为了赋予那些“色情”意味较浓的故事具有“劝戒”意义,就用“正统”观念和“传统”道德对读者解读故事的角度进行干预。这样做,似乎避免了早期话本由多个无名作者创作所带来的主题与文本游离含糊的情形,但对小说意蕴的过度诠释乃至干涉,在很多情况下牺牲了人物性格与故事蕴含的丰富性。这也构成了“二拍”道德判断与叙述兴味的龃龉,削弱了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特有的魅力。
因此,后人常常倾向于认为,“二拍”作者标榜的“正统”观念、“传统”道德只不过是一层意识形态的“伪装”而已。确实,在那些“色情”意味较浓的作品中,其中的叙述兴味与道德判断很难协调一致。但是,这似乎还不足以证明所有故事的道德内容都是虚假的。作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士子,凌濛初无疑是认同、附和社会主流文化已经形成的公论。像《初刻》卷十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卷二十《李克让竞达空函,刘元普双生贵子》、卷三十三《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等都是典型的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故事,其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道德意义与叙述人的道德说教大体上是吻合的。但是,当他面对“正统”观念、“传统”道德未曾涉及或尚未形成定论的新鲜事物和纷繁世相时,他的道德判断首先来自自我的生活经验及其周围人们行之有效的处世哲学。这些生活经验与处世哲学不完全是功利的,也不纯粹是“正统”观念抑或“传统”道德。“二拍”在叙事兴味与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的这种龃龉表明,晚明时期士人阶层正在从正统意识形态中蝉蜕出来,特别是像凌濛初这样的文人,在正统的仕进道路上失意之后,把创作小说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故而在其建构的故事世界中,传统道德观念与市民道德观念相互影响、相互靠拢,形成一种为城市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形态。或者说,依违于市民道德观念、审美趣尚和传统道德观念、审美标准之间,是凌濛初这样一些作家的基本心态。
因此,品读“二拍”,对每一篇作品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借以提高我们感悟人生、辨析是非、识别真伪的能力,进而获得对“二拍”的整体认识,认识“二拍”这个由叙事话语构成的艺术世界——晚明市井社会的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风俗与心声,使之真正成为认识世界、繁荣创作的借镜。
“二拍”值得重视,是由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二拍”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继“二拍”之后,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如雨后春笋,先后刊印的有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清源的《西湖二集》、陆人龙的《型世言》、西湖渔隐主人的《欢喜冤家》、古吴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多种。这些作品随着明末政治形势的严峻,“经世致用”实学思潮的兴起,小说创作呈现出非小说化的趋势:从侧重于重情到倾向于重理,虽然更关心现实,但说教气味越发浓重。在艺术表现方面,虽然在形式上有所新变,如突破了每卷一篇的模式,而以数回敷衍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出向中篇过渡的趋势,但总的艺术表现水准呈下降态势,真正代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还是“三言二拍”。
韩进廉
癸未年春月雨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