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中国小说史上少有的几部出类拔萃的巨制之一，是唯一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又极具个性的讽刺艺术。塑造人物时，能秉持公心，不虚美，不隐恶，借喜剧性的情节，揭示悲剧性的内涵，令人笑中带泪，具有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

小说词义婉曲，叙述含蓄，冷静蕴籍，常常是用白描的笔触，“不尚夸张，一味写实”，让生活的真实来显现讽刺的力量。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的代表作。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定下的厄运。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求援：“外史记儒林，刻划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儒林外史》开头写了两个历尽辛酸的老童生，头撞贡院号板的周进和中举发疯的范进，令人读后捧腹大笑，骨子里却隐藏着悲剧内容。作者身为士人，洞察其中奥秘，暴露其丑态格外深刻，人物刻划栩栩如生，有着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导读

第01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第02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第03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第04回　荐亡斋和尚契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第05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第06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第07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第08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第09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第10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蓬公孙富室招亲

第11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上

第12回　名士大宴莺脰腹溯　侠客虚设人头会

第13回　蘧駪夫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第14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第15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第16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第17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第18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第19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第20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第21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第22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第23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第24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第25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第26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第27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第28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第29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第30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第31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第32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第33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第34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第35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第36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第37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第38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第39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第40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第41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第42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第43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第44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第45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第46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

第47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第48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第49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第50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第51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第52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第53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第54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第55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附录

第56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弹指又过了三四年。王冕看书，心下也着实明白了。那日，正是黄梅时候，天气烦躁。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_块。树枝上都象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王冕看了一回，心里想道：“古人说‘人在画图中’，其实不错。可惜我这里没有一个画工，把这荷花画它几枝，也觉有趣。”又心里想道：“天下哪有个学不会的事，我何不自画它几枝。”

正存想问，只见远远的一个夯汉，挑了一担食盒来，手里提着一瓶酒，食盒上挂着一块毡条，来到柳树下，将毡铺了，食盒打开。那边走过三个人来，头戴方巾，一个穿宝蓝夹纱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都有四五十岁光景，手摇白纸扇，缓步而来。那穿宝蓝直裰的是个胖子，来到树下，尊那穿元色的一个胡子坐在上面，那一个瘦子坐在对席——他想是主人了，坐在下面把酒来斟。吃了一回，那胖子开口道：“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值得二千两银子。因老先生要买，房主人让了几十两银卖了，图个名望体面。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留着吃酒到二三更天。街上的人，哪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前日小婿来家，带二斤干鹿肉来见惠，这一盘就是了。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户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回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说个不了。

王冕见天色晚了，牵了牛回去。自此，聚的钱不买书了，托人向城里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象，只多着一张纸，就象是湖里长的；又象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乡间人见画得好，也有拿钱来买的。王冕得了钱，买些好东好西，孝敬母亲。一传两，两传三，诸暨一县都晓得是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争着来买。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了，每日画几笔画，读古人的诗文，渐渐不愁衣食，母亲心里欢喜。

这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但他性情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又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他便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的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隔壁秦老，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因自小看见他长大，如此不俗，所以敬他爱他，时时和他亲热，邀在草堂里坐着说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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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文学家吴敬梓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成书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四大奇书”之后，《红楼梦》之前，二百多年来，与诸书并称名著，而独树一帜，从一个方面代表了我国古代小说的伟大成就，值得一读。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今县)人。他出身于一个科举世家。曾祖吴国对，清顺治十五年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历官翰林院侍读、国子监司业，先后主考福建，提督顺天学政。祖辈也多显达。但是，他的父亲吴霖起只是一个贡生，做过赣榆县学教谕，为人方正恬淡，曾“捐资破产修学宫”，而不会讨上司的喜欢，康熙六十一年罢职还乡，第二年抑郁而终。父亲死后，由于家族矛盾，吴敬梓继承的家产遭族人侵夺；他也因此“愤激谋作达”(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又“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辄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不数年，他便弄到“金尽床头”、“田庐卖尽，乡里传为子弟戒”的地步(吴敬梓《减字木兰花》，《文木山房集》卷四)。居不得安宁，33岁那年，便怀着复杂的心情移居南京，成了“秦淮寓客”。

吴敬梓寓居南京，“卖文为生活”，又素不喜交结官绅，“日帷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顾云《盔山志》卷四)；有时绝粮，乃“以书易米”；“冬日苦寒，无酒食”，邀文友绕城歌呼而行，“夜夜如是，谓之‘暖足”(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勉行堂文集》卷六)。偶有亲友接济，“得钱，则饮酒歌呶，未尝为来日计”(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他穷极潦倒，却还卖掉了全椒家中的老屋，捐修泰伯祠，以祭祀这位据说是他始祖的长兄而曾经“三

以天下让”(《论语·泰伯》)的古代贤人。乾隆十九年冬，吴敬梓卒于扬州(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年仅54岁。

吴敬梓“生而颖异，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13岁丧母，14岁随父任，来往赣榆与全椒之间。18岁中秀才后，依例参加科、岁的考试；28岁曾科考第一，却因“酒后耳热”，出言不谨，试官以他“文章大好人大怪”，将行黜落。他因此“匍匐乞收”，幸而学使还比较宽容，才保住了这次“冠军小得意”。这件事对他的自尊心应当有很大伤害。加以29岁那年又乡试不中，他便产生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进而“独嫉时文士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缘此，所遇益穷”(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乾隆元年，再开博学鸿词科，吴敬梓经过各种选拔的考试后，将被荐入试，却因病未赴(一说托病以辞)。乾隆皇帝1742年南巡，驾至南京，他也卧如不闻。总之，随着家世的衰落和个人的潦倒，吴敬梓逐渐淡泊了“功名富贵”，更加潜心于学问和诗文小说的创作。总之，他是一个由“功名富贵”之家的贵公子落魄为贫士的正统儒生，加以南京六朝烟水与明末遗民风习的长期浸渍，使他成为一个“束身名教之内，而能心有依违”(鲁迅语)的伟大文学家与思想家。

吴敬梓勤于著述，而著作多佚。今存除本书之外，尚有《文木山房集》、《诗说》、《金陵景物图诗》等。《儒林外史》成书于吴敬梓晚年大约50岁之前，但在他去世前的几年中未必不有所补订。因此，《儒林外史》是他一生阅历、知识与才华的文学结晶。

《儒林外史》作者“以史、汉才，作为稗官”(卧闲草堂本第1回评)，书中有5次说到“自古及今”，显示强烈的历史意识。又其叙事托于明朝，始于元末明初，终于万历二十三年，跨越几乎有明一代；涉及人物事件，除了王冕及其与吴王(即明太祖朱元璋)等人的交往，还有危素身仕两朝的结局、明初取士之法、靖难之役、宁王之乱、高启之狱等明史上的大事，多所议论，未必不有反思明史之意。近世学者仅以之为“假托”，似明于此而暗于彼，有失精鉴。但是，《儒林外史》所写仍主要是作者所处清初至清中中叶“儒林”的生活，“名之曰《儒林》，盖为文人学士而言”。其“所传人物，大都实有其人”(鲁迅语)。所以，其书虽以“指搪时弊”(鲁迅语)见称，但本旨实在立品矫俗。换言之，《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其次才是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鲁迅语)。

作为为“儒林”立品的正面文章，《儒林外史》首重“名流”，中标“名贤”，末述“四客”，塑造了众多古代优秀读书人的形象。，“楔子”中的王冕本是历史人物，他“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却“性情与人不同，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知县矫情来拜，他避而不见；吴王登门求教，他仅说以“仁义”数语，而淡然处之。后来预见到“一代文人有厄”，加以风闻朝廷将征他做官，便奉母入会稽山中，隐居以终。“楔子”借王冕的故事“敷陈大义”、“隐括全文”，“表白”的是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有无“富贵功名”，而在于“文行出处”，“嵌崎磊落”。“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则是“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正文写杜少卿出身科举世家，累代高门，却看不起时文，最讨厌“开口就是纱帽”，又“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托病辞征辟，“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又有一位庄绍光名尚志，才“名满一时，他却闭户著书，不肯妄交一人”，既因“君臣之礼”而赴征辟，却在筮知“我道不行了”之后，及时“恳求恩赐还山”，得“赐居元(玄)武湖”以著书立说，“在湖中着实自在”。还有一位虞博士，本“赤贫”之士，为了“糊口”，读书应试，晚至41岁中举，50岁才成进士，做了南京国子监的博士，后任泰伯祠的主祭，又六七年后升转入朝。他于“出处”之间，“难进易退，真乃天怀淡定君子”。这三个人分别是辞征辟的，虽为征君而辞爵的，和因贫而仕的贤者的典型，加以迟衡山、武书、虞华轩等一班正人，构成了《外史》所写“儒林的”中坚。这些人物形象寄托了作者的人格理想，那就是在“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的恶浊风俗之下，为天下人所难为，保持一种如王冕那样不为物役、不为俗累的“嵌崎磊落”的人格。

然而作者又深知“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特别是当世风如江河日下之际，“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落得只有“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一个是会写字的”季遐年，“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王太，“一个开茶馆的”盖宽，“一个是做裁缝的”荆元。这四个人自食其力，虽操“贱业”，却分别雅好书、棋、画、琴，而共同的爱好是“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大概是作者晚年“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时心境的写照，也是全书于世风日下无可奈何之际“礼失而求野”的象征，其中便有了悲慨的意味。

值得注意的是，《儒林外史》以“文行出处”论人，但是，书中却把论“才情”不如杜少卿，又科举做官与杜少卿辞“征辟”近乎对立的虞博士推为“真儒”、“圣贤之徒”；并通过其为泰伯祠的主祭，突出其为能干“千秋大事”的“书中第一人”和“上上人物”；而又几乎无文的八股文选家马二先生，也能成为祭泰伯祠的三献之人。这就说明《儒林外史》以“文行出处”论人，却不以“文”和“出处”的形迹为重，而是以做人的根本——“行”即“德行”为首要标准。书中写匡太公临终嘱咐匡超人说：“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又娄太爷临终嘱咐杜少卿甚至说“银钱也是小事。……德行若好，就没有饭吃也不妨。”而以“德行”论，虞育德字果行，取自《易经》“君子以果行育德”，自是“德行”的化身。其超越诸贤之处，就在于他能以德化人而不露形迹，正是吴泰伯“民无得而称焉”的“至德”(《论语·泰伯》)之遗，所以能有“书中第一人”的地位。而庄绍光殡葬两位老者，马二先生殡葬洪憨仙，正与虞博士之心性相通，——“并不是有心要人说好，所以难得”；特别是马二先生“以一穷酸而能作慷慨丈夫事”(卧闲草堂本第15回评)，更非杜少卿的“平居豪举”所能及。总之，《儒林外史》品评人物的标准并不在是否科举，也不在要不要“功名富贵”，而是无论如何，总要讲求“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要紧的”。换言之，“文行出处”尤其“德行”是全书真正关注的中心。前人所谓“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和“批评明朝科举用八股文的制度……是全书的宗旨”(胡适《吴敬梓传》)等看法，皆就其否定的方面立论，殊不知作者立意正大，恰是由一位“匡”太公道出，即“德行是要紧的”。

这就容易使人误会其旨在否定“功名富贵”，其实不然。《儒林外史》反对的，只是“世人一见了功名富贵，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反之，如果取之有道，居之无邪，如向知县之好义，则一路升迁：虞育德因贫而仕，无妨为“上上人物”。又如果走出去能做出什么“事业”，杜少卿也应该可以“高兴长安道”了。所以，《儒林外史》并无教人一定不科举、不征辟、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贵，’的意思。它只是把“富贵功名”与“性命”相对比，把科举做官等“荣身之路”与“文行出处”相对比，强调“性命”即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主张把讲求“文行出处”，尤其是“德行”，作为“人生立命’’的根本，时行时止，而决不为“功名富贵”和科举、征辟等所奴化、异化，成为“没品行”的人。作者深知这是社会心理养成即人的教育问题，责任首在朝廷；又以为求治之道，首在复兴‘‘礼乐”。但是，“我本朝……全然不曾制作礼乐”，这件事就落到一班“名流”、“真儒”肩上。所以，庄绍光虽然“辞爵”，却不忘“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奏上，而全书中心的一件大事祭泰伯祠，也为的是“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好助一助政教”。《儒林外史》首先是为此而作。其横说竖说，是是非非，都是为了树一种“文行”兼备、“出处”有道之“至德”(《论语·泰伯》)的“真儒”人格，为“儒林”乃至“世人”的楷模。这也就是全书自“楔子”以后，大半从反面用笔，而至卷三十一才陆续推出正面人物的原因。尽管作者也深知“真儒”理想的虚幻，笔下不能不写出匡太公所说“德行是要紧的”话，恰是被自己的儿子匡二(超人)当成了耳旁风。而后来“虞博士那一辈”“贤人君子，风流云散”，泰伯祠也破败不堪。但是，在经过卷四十八的“泰伯祠遗贤感旧”之后，终卷卷五十五仍有“添四客述往思来”之笔。这“礼失而求诸野”的安排，显示虽然历经挫磨，作者复古救世之心和“真儒”的理想，从无动摇，而全书也不因卷终《沁园春》词一句“从今后，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给人以真正的绝望。总之，《儒林外史》首先是一部正面文章，其意在淑世，为“世人”尤其是“儒林”指出“向上一路”(《五灯会元》卷三《盘山宝积禅师》)。

作为为“世人”矫俗的“讽刺之书”，《儒林外史》“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深刻揭发批判了“世人”的庸俗，而“机锋所向，尤在士林”(鲁迅语)特别是科举中人的不幸或堕落。如写周进中秀才前所受新秀才梅玖的侮辱，和他死去活来向商人下跪求得应乡试机会的卑鄙；范进中举喜极发疯和他的母亲喜极而死；荀玫中进士而没能为母亲送终，还要为着候选企图匿丧不报；匡超人考秀才害他病中的父亲想得一直哭，后来“贡了”而妻子患病不及救治而死，尤其恶劣的是其发迹变泰即忘恩负义；严贡生横行乡里，欺讹弟媳；王德、王仁两秀才为了银子，连亲姊妹之情都可以出卖；倪霜峰“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的重，一日穷似一日”，生了六个儿子，死了一个，倒有四个“卖在他州外府去了”；王玉辉“做了三十多年秀才”，成为一个“迂拙的人”先是说女儿殉夫是“死得好”，后来又“转觉得伤心”；如此等等，书中不仅写出了“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而且展不“世人一见了功名”，就把夫妻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悌、朋友之信等伦常以至身家性命都“看得轻了”。书中写杨执中夫妻贫贱相守，郭孝子万里寻父，余二代余大受过等等，都是与此相形的安排。“儒林”的不幸与堕落还表现在一班举人、进士徒有学人的“功名”而骄人傲人，实际却是鄙陋无知，如范学道(进)不知苏轼为何人，并与汤知县、张举人都不知本朝刘基为何许人也。又有一帮“斗方名士”，“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卧闲草堂本《闲斋老人序》)，却世事不通，还大都言行相悖，厚颜无耻。总之，《儒林外史》“穷极文士情态，，(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写出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是极无聊而害人害己的事，总不过事与愿违，“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儒林外史》的讽刺进一步指向皇帝、官场和社会。它写“备弓旌天子招贤”，但是，“圣天子”却听信“不由进士出身”云云的谗言，赐“庄尚志允令还山”。这就使人怀疑这“征辟”“招贤”到底有多少诚意。官场黑暗除一般的贪贿之外，最突出是几乎全然无序，如万青云冒充中书而弄假成真；向知县被人告了，却偶因鲍文卿的几句话化解无事；卢信侯已被拿问，庄绍光“遍托朝里大老”，就轻易地把他放了……其中是非曲直姑且不论，而由此可知朝廷法令等同虚设，官场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所谓“潜规则”。在这种法纪荡然俗说“没真事”情况下，必然就有王举人那样的人，一旦出任南昌知府，首先打听的是“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略有什么通融”，终于是赃官、酷吏和逃犯。也必然会有汤知县枷死回民，反把几个回民“问成奸民挟制官府”之颠倒黑白的怪事。总之，“儒林”是官场的后备，读书人一旦把“文行出处看得轻了”，或者再加以不学有“术”，官场这块本应是才智之士“立德、立功”的竞技之地，就变成了人世间最肮脏的地方。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后汉书·马援列传》)。官场的腐败浸渍社会，形成“风尘恶俗”。书中写周进中秀才之前，新秀才梅玖骂他“呆”；而中举后，梅玖逢人便称周进是自己的老师，而“汶上县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胡屠户对女婿范进更是前倨而后恭。这种趋炎附势的恶浊风俗下及妇人再婚，王太太改嫁，挑拣之余，信着媒人说鲍廷玺是“武科”，而误成为戏班头的老婆；更下及妓院，嫖客、妓女之间都在谈论科举、做官，乃至有一个丁诗字言志的“呆名士妓馆献诗”；还有妓女聘娘听了嫖客陈木南的瞎话，做梦成了知府的太太。总之，在作者看来，由于“礼乐”之不讲，“教养”之末行，社会的风俗真到了“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的地步。作者于世道人心，痛之切而哀之深，却又无何奈何；明知其如泰伯祠的破败所象征的，他在“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好助一助政教”的“事业”，已是前景渺茫，却仍然不绝最后的希望，从而结末有“添四客述往思来”的怀想，却终于在象征厄运的“变徵之音”中结束了它淋漓尽致而又不失优雅的描绘。犹如一首“凄清宛转”的长歌，其内涵深微的感伤情味，使人“不觉凄然泪下”。

……

（序言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