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十五国家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中国诗体丛书之一。本套丛书的选本体例,有注释,还有说明文字。说明文字既简要概括诗的义旨,还对作品里十分突出的艺术特征加以提示。为使读者对一个时代、一个诗人的风格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丛书中的每一个选本前面都撰写了前言,重在分析和介绍每一体的形式及其艺术特征,将前言、选诗、说明、注释作为一个整体,完整地揭示出每一体的艺术风貌。本书为骚体诗,综观中国古代的骚体文学,从屈原、宋玉文体定型,到汉代形成传统,一直到清代,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本书就将向读者展示这一诗风的全貌。
骚体诗即楚辞体诗,由诗人屈原、宋玉定型,汉代形成传统,一直流传到清代。它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作品中绝大多数句子采用“兮”字句或通篇用“兮”字句,二是抒写悲愤怨恨之情。不过,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多种文件的渗透,不同时代的骚体诗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特色。
徐人歌
民 歌
汉代刘向《新序·节士》记载:吴国延陵季子佩带宝剑出使晋国,路过徐国时,徐君看到他的宝剑,有羡慕之意。延陵季子看出徐君之意,只因有出使重任,不便赠与,但在心里已经答应。他出使回来,徐君已经去世,他便把宝剑挂在徐君墓前树上而去。徐人嘉许延陵季子重情谊、守信用的行为,便编写了这首歌来赞美他。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①,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②。
[注释]
①延陵季子:即季札,春秋时吴王寿梦的幼子,因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所以称为延陵季子,又称公子札。故:旧情。 ②脱:摘。带:缠绕,此指放在坟墓上。
黄鹄歌
陶 婴
此歌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古列女传》,后《太平御览》、《乐府诗集》等书也都收录,文字上略有出入。题目一作《陶婴歌》,见清人杜文澜《古谣谚》卷二十。据《古列女传》说:陶婴年轻丧偶,靠纺绩为生,抚育幼孤。这首歌见景生情,以单飞的黄鹄为喻,诉说自己的守寡的苦恨和不忘故夫、终身守寡的素志,深切感人。
悲夫黄鹄之早寡兮①,七年不双。宛颈独宿兮②,不与众人同。夜半悲鸣兮,想其故雄③。天命早寡兮④,独宿何伤⑤。寡妇念此兮,泣下数行⑥。呜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飞鸟尚然兮⑦,况于贤良⑧。虽有贤雄兮,终不成行⑨。
[注释]
①黄鹄:鸟名,即天鹅。 ②宛颈:脖颈回弯。 ③故雄:原来的配偶。雄:雄性。 ④寡:女无夫。这里指雌性黄鹄丧偶。 ⑤何:多么。 ⑥泣:泪。 ⑦尚:尚且。 ⑧贤:杰出的男子。 ⑨成行:本指鸟一块儿飞,这里指男女结为夫妻。P2-3
屈原、宋玉的作品,起初并没有文体名称,到西汉时,才有了“楚辞”之名。“楚辞”这一名词起于何时?《史记·张汤传》中已经提到它,至晚在汉初就已经出现。至汉成帝时,文献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宋代黄伯思《校定楚辞序》:“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它也成为类似于屈原与宋玉作品的文体的名称。但在西汉时期,还没有以“骚”称屈宋之作者。东汉时期,模拟之作渐多,王逸在整理注释《楚辞》的时候,将屈原的作品归为“离骚”类,而把屈原以外其他人的作品一律归入楚辞。第一次将屈原的全部作品称之为“离骚”。《隋书·经籍志》说“屈原作离骚八篇。”朱熹《楚辞集注》说屈原有“离骚”七题、二十五篇。吴讷《文章辨体》有“二十五篇之骚”的说法。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一篇,他使用的“骚”的概念除了包括屈原的作品以外,还包括了宋玉和汉人的拟作。萧统《文选》“骚”部既有屈原的作品,也有宋玉的《九辩》、《招魂》和《招隐士》。“可见六朝时代,凡楚辞一类文字,概以‘骚’名。‘骚’,就是屈原作品的代名词,也就是‘楚辞’的代名词。”①这样,以“骚”代称“楚辞”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骚即楚辞,骚体即楚辞体。
骚体具有自己作为独立文体的特征。
“兮”字句是骚体第一个特征,也是骚体文学的根本特征。凡是句句用“兮”或一篇作品中绝大多数句子用“兮”,就可以归入“骚体”文学的范围之内。
“兮”本来是个语助词,许慎说“兮,语所稽也”(《说文解字》),段玉裁说:“语于此而少驻也,此与‘哉,言之间也’相似”(《说文解字注》)。《诗经》中使用“兮”字达236次,一般用在句尾,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诗经》“兮”字用法的典型句。以此种形式出现的句子有213句例,占“兮”字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考察《诗经》的“兮”字,可发现,它都是作为语助词来使用的。如果勉强译成现代汉语,则毫无例外地相当于语助词“呵”,其作用一方面是强调情感,一方面是拉长音节,使节奏缓慢。到屈原、宋玉的作品,“兮”得到了创造性的运用,用得奇特而且有严格的规律性。为方便起见,我们将“兮”字在屈原、宋玉作品中的用法列一个表格:(略)
从列表来看,屈原作品中的“兮”字用法有以下几种情况:(1)奇句末;(2)偶句末;(3)句中。“兮”字在屈宋作品中的使用既有统一性,又有多样性。在艺术表现上比《诗经》更加灵活,也更具有规律性。“兮”字的运用对调整诗歌的节奏起了很大作用,如“兮”字用在奇句末,形成前缓后急的节奏形式,而“兮”字用在偶句末,则有前急后缓的节奏特点。
“兮”字在楚辞中也基本上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呵”,郭沫若、闻一多认为“呵”是“兮”字的本音。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老子》帛书,凡今本《老子》中的“兮”字一般写作“呵”。这证明郭、闻的推断是正确的。这样看来,“兮”字在楚辞中的主要作用也是延长音节、调整节奏,增强诗歌语言的音乐美。
“兮”字的用法和作用在《九歌》11篇中显得比较特殊,闻一多通过《离骚》与《九歌》三组句子的对比,发现《九歌》中的“兮”字在《离骚》中常被改成有确定意义的虚词:
①遑吾道兮洞庭(《湘君》)
②遑吾道夫昆仑(《离骚》)
①九嶷缤兮并迎(《湘夫人》)
②九嶷缤其并迎(《离骚》)
①载云旗兮委蛇(《东君》)
②载云旗之委蛇(《离骚》) 由此进一步推断,《九歌》中所有的“兮”字都可以直接用其它虚词来代替,“‘兮’字竟可说是一切虚字的总替身。”①我们摘举两节以为例证。
扬袍以拊鼓,疏缓节之安歌,
陈竽瑟之浩倡。
灵偃蹇而姣服,芳菲菲而满堂。
——《东皇太一》
浴兰汤而沐芳,华采衣以若英。
灵连蜷而既留,烂昭昭然未央。
謇将儋于寿宫,与日月其齐光。
龙驾而帝服,聊翱游而周章。
——《云中君》
根据上下文意和句中词语之间的关系,按照这种格式分别换用意义比较确定的虚词,除了上面例句所出现的“以”、“之”、“而”、“然”、“其”、“于”以外,还有“也”、“诸”、“夫”、“与”、“皆”、“矣”、“时”、“哉”等。其实这里所换的已不限于虚词,而有些实词在内了。
《九歌》“兮”字取代对构成诗句具有语法作用的虚词和虚化的实词,原因何在?汤炳正先生认为,最大可能性是为了使诗歌与音乐、舞蹈的旋律有机结合,以适应性最大的泛声代替了音节较强的虚词和虚化的实词,“这显然是因为《九歌》不过是这个综合艺术中的一个部分,其本身的节奏要服从整体旋律的需要”①。如此说来,则“兮”字在《九歌》中不仅具有节奏作用,而且也具有语法意义了。
抒写悲怨之情,是骚体文学的第二个特征。
从原初的骚体文学来看,骚体文学是属于抒情文学,而且以抒写悲怨之情为其特征。屈原《离骚》抒发忧愁幽思,宋玉《九辩》抱怨怀才不遇,都充满愁苦和悲愤等情绪,也赋予了骚体文学以浓郁的悲剧色彩。朱熹《楚辞集注·九章序》说屈原的作品“尤愤懑而极悲哀。读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说:“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沉吟虚欠欷;又三复之,涕泪俱下,情事欲绝。”刘师培认为,北方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南方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①,抒写个人的不幸和遭遇,,是骚体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骚体与辞赋的关系至为密切,事实上,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这些作品被称为“骚体赋”。这样,“骚体文学”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作为一种文体,起源很早,追溯渊源,可以发现,在楚地民歌中已有许多完整的骚体作品。据《吕氏春秋·音初》篇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侯人兮猗”也就成为最早的骚体诗了。《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接舆是楚国人,他唱的这首歌是楚歌。《孟子·离娄上》载《孺子歌》,一作《孔子听孺子歌》又作《沧浪歌》、《渔父歌》,歌词是“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到楚国时听童子唱过,并对弟子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这首歌运用比喻,说明人生在世要因时而异,随俗浮沉。这两首楚国民歌句子长短不齐,多用“兮”字,初步具备了骚体的特点。因此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
此外,还有《越人歌》、《徐人歌》、《黄鹄歌》、《易水歌》和《诗经》二南中的《汉广》等作品等,还有一些存目的作品如《招魂》中提到的《涉江》、《采菱》、《杨荷》、《激楚》,《大招》中提到的《劳伤》、《杨阿》,还有《宋玉对楚王问》所载的《下里》、《巴人》、《阳春》、《白雪》等,曲词已经全佚了。骚体文学虽然源于先楚民歌,但到战国后期屈原和宋玉等出现后才形成规模,其标志性的文体特征才得以凸现。《离骚》、《九章》、《九歌》、《远游》、《九辩》等作品的问世,宣告了骚体文学的形成。
两汉前后达400年,骚体文学在此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贾谊是汉代最早用骚体进行创作的文人,现存的骚体作品有三篇,《吊屈原赋》、《鹏鸟赋》、《惜誓》等创作,另有《古文苑》中的《旱云赋》,题为东方朔作。这是汉代摹仿骚体作品形成热潮的契机。紧承其后,淮南小山《招隐士》、庄忌《哀时命》、东方朔《七谏》等仿骚作品大批涌现。《吊屈原赋》是悼骚题材的开山之作。《鹏乌赋》受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是玄思题材的开山之作。贾谊的作品就不再是屈原的悲壮,而透露出一种“悲凉”。到西汉中后期,骚体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这时期的骚体作品,有抒写情志的作品,如汉武帝的《秋风辞》、《悼李夫人》,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王褒的《九怀》,班婕妤的《自悼赋》,刘歆的《遂初赋》,扬雄的《反离骚》、《太玄赋》,息夫躬的《绝命辞》等;有代人言情的作品,如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东方朔的《七谏》,刘向的《九叹》;用于“讽谏”的作品,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哀秦二世赋》,扬雄的《甘泉赋》等。这时期的作品在散体大赋的影响、渗透之下,句子长度扩大,体式骚散结合,抒情色彩淡化。相对于屈宋作品而言,题材开始扩大,突破了屈宋那种不容于时俗的悲愤和忧怀君国的痛惜的范围。对“专事抒情”的骚体传统也有所突破。司马相如以文学侍从的身份,常用散体大赋对君王进行讽谏,也间或用骚体。这类作品几乎没有什么抒情的成分。《哀秦二世赋》多少含有一点感喟的成分,“卒章要切,断而能悲”(《文心雕龙·哀吊》),而《大人赋》则纯粹铺写天庭、宫殿和帝王气势,不仅不见性情,而且连“讽谏”的内容也不多。扬雄的《甘泉赋》也属于此类。王褒的《洞箫赋》前半篇写竹林景色,后半篇写箫声感人,纯为咏物之作,与屈原的以物喻志的《橘颂》不同。
汉代楚歌类作品,与屈原、宋玉、贾谊等文人的骚体作品有所不同,仍然保持着楚国民歌的本然形态,与文人骚体的面貌有异。这时期的楚歌作品,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辞》、刘细君的《悲愁歌》、李陵的《别歌》是这时期楚歌作品的上乘之作。整个看来,楚歌作品大都即兴抒怀,形成率真、慷慨的抒情风格。东汉骚体文学中有几篇抒情短篇,却别具特色。如梁鸿的《适吴诗》,徐淑的《答秦嘉诗》等。
建安时期,儒学的独尊地位不复存在,随着经学人格的崩溃,一种关注自我、崇尚“通人”的新型人格类型逐渐建立。而汉末颠沛动乱的环境也激发出建安文人的文学精神与悲歌心态。这时的骚体文学呈现出向“楚辞”抒情传统复归的趋势。或缘于自我,感喟时事与遭际;或面向社会,嗟叹民生与友情;或缅怀宇宙,悲叹时光与生命。
晋代的骚体文学日益走上时俗化的道路。先秦骚体的“苏世独立”的原初精神,经由两汉、曹魏,至此时已经由淡化而趋于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家思想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传统精神支柱已经彻底崩溃。而晋王朝以“禅代”的不光彩手段获得的政权,又决定了其统治者不便于大力提倡忠孝观念,以致社会价值尺度严重扭曲。文人对玄学独立人格的追求在正始时期的政治高压中业已幻灭,至此时乃逐渐形成柔顺随俗、关注现实功利的主流人格,表现在骚体文学的创作上,便是“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的时俗化倾向。作家们的笔触,大多局限于仕宦隐逸、叹逝悼亡、咏物写怀等日常生活的时俗感情。不再有或很少有以往骚体文学那种超越流俗的崇高境界、忧国忧民的责任意识和缅邈深广的玄思精神。与此相适应,晋代骚体文学在形式上不重《离骚》而学习、摹仿《九歌》,风格清典流丽,篇幅日趋短小。
南北朝时期,北朝的骚体文学颇为萧条,南朝虽相对繁盛,较之两汉魏晋,数量与质量已自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南朝文人的世族化与宫廷化,骚体文学在内容与审美情趣上表现出来浓厚的贵族化意味。除少数作品外,一般都题材狭窄、局度琐小,缺乏深沉博大的气度,以抒写悲愤忧怨之情为特色的骚体文学,转而成为贵族吟花弄月、抒写闲情的精致小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朝普遍存在的反思历史与崇尚“新变”的文学潮流的激荡之下,在魏晋以来日益完善的诗歌艺术与诗歌理论的影响之下,南朝骚体文学体式上与五、七言诗结合日趋紧密,表现上追求语言的锻炼、声色的渲染、意境的营构,从而形成了与传统骚体不同的艺术风格。
进入隋代,针对南朝以来长期形成的华靡文风,隋文帝曾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要“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治书侍御史李谔对此表示支持,在野的诗人王通竭力主张必须阐明三纲五常,关系国家的存亡得失,把声律辞采贬为末流。其所作的骚体诗《东征歌》直抒胸臆,抒发布衣之士壮志难酬的感慨,颇见风骨。虽然这些始终还是没有扭转一代风气,隋炀帝即位后至初唐,浮艳文风仍然盛行天下,但毕竟已开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等人的先声。有唐一代,与整个时代风气相适应,骚体亦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作品中充满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昂扬的雄心壮志和对这种壮志难以实现的内心情感的抒发。卢照邻《狱中学骚体》以一个女子思念君子的口吻,写来虽委婉含蓄,但仍然是希望君子能体察其衷情,包含着对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期望。王维的《登楼歌》虽有志不得抒的感慨,但篇末还是流露出一种时不我待、建功立业的愿望和急迫感。李白的《临路歌》是他对自己一生的回顾和总结,那个飞振八裔却中途夭折的大鹏,正是作者对于自己未能才尽其用的惋惜和哀叹,字里行间仍然是不改的豪情和自信。而《远别离》作于安史之乱前,作者敏感的预感到祸难将至,但是无力回天,只能发出“我纵言之将何补”的叹息,充满“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的无奈。在这首诗里,更可以清晰的看到,他对君对国对自己拯救黎民成就功业的理想的忠诚,只不过这种忠诚没有用武之地罢了。而领导古文运动的韩愈和柳宗元也有骚体作品,所选的柳宗元的《惩咎赋》便写到了自己对现实的政治斗争的无畏和对于自己人生理想的选择的坚持。
其次,骚体作品进一步诗化,风格清丽流畅,气象浑融,这与重风骨与气象的唐诗是一致的。王维的一首《送友人归山歌》,其笔下的云雨白鹭、树木夕阳、远村平野皆景中含情,一片离愁,达到情景交融之妙。李白的《代寄情》则是一种情怀的倾诉,情韵流畅而不凝滞,清新自然而不造作,将刻骨而缠绵的思绪抒发的淋漓尽致。“愿为连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飞空之落花”明白如话,一往情深,直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其《惜余春赋》中平原绮色、芳草如剪、游丝春晖、征鸿柔条更于全篇构成清新优美而缠绵的意境。《剑阁赋》中对剑阁的描写,松风萧瑟、巴猿相哀、飞湍走壑、白日西匿,更满是离别的愁绪与关怀,情与景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而《惜余春赋》“遥寄影于明月,送夫君于天涯”、《剑阁赋》“若明月出于剑阁兮,与君两乡对酒而相忆”更是奇思妙想,神韵嫣然,堪称画龙点睛之笔。刘禹锡的《秋声赋》对仗工整,文辞华美,堪称豪俊。其用细腻而准确的描写将秋景写的细致入微,但绝无悲秋的伤感哀叹,可以说他笔下的秋韵味十足而不乏疏旷。
故而唐代骚体作品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风骨与气象同时并重,其创作篇章堪称不朽的精品。
在宋代,由于统治者缺少了唐代恢弘阔大的气度,加之两大党争的此起彼伏,仕途风波险恶,这更加重了对人生美好情感的珍惜,有许多作品充满了仕宦之感与人生之叹。王安石的《思归赋》和《释谋赋》抒写对宦海生涯的厌倦和对于伦理亲情的皈依。范纯仁的《秋风吹汝水赋》也有一种因王事而去留的无奈,欧阳修的《述梦赋》抒写对亡故者的思念和企望梦中相见的痴情,另一篇《哭女师》更写出了痛失爱女的摧折心肝的悲怆。郑獬《登山临水送将归赋》写朋友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表达对亲朋团聚天伦之乐的向往。刘分女《写忧赋》在抒写对亡故者的悲痛之外,还有对人生短暂的领悟,强自宽慰,开解自己内心极度的痛苦。黄庭坚的《毁壁》写得知胞妹死后无地葬身的沉痛之情,读来震人心魄,令人唏嘘不已。正因为这些仕宦之感与人生之叹是让人痛楚无奈的,同时也是十分沉重的,故宋代骚体也寻求一种情感上的释放,乃至沉溺于片刻的安逸。范仲淹的《秋香亭赋》写佳菊山色,歌酒欢乐,展现了他疏放的情怀;欧阳修的《醉翁吟》,其神韵近似于《醉翁亭记》,再现了一个与山水相亲、狂放旷达的醉翁的形象;他的另一篇作品《山中之乐》更是以优美的文辞和描写将山中隐居的生活写得让人流连忘返。这些作品反映出宋人力图摆脱人生负累的希冀,也是他们深于情、重于情的内心世界的反映。
与唐代相比,宋代文人大多缺少建功立业的执著和热情,更多地转向了内心与人格的修炼。而在唐代,骚体文学已经表现出散文化议论化的端倪,宋人在表现自己美好人生志节和品格的同时,也往往少不了说理的套路。这也成为宋代骚体的重要主题。王曾《矮松赋》、梅尧臣《哀鹧鸪赋》演绎庄子“无用即为大用”、“全身远祸”的思想;释智圆《贫居赋》、文同的《松赋》都是他们理想志向和节操的表露;郑獬《励志赋》通过自我振作和激励,表现自己遗世独立的信念和决心;宋祁《悯独赋》在“狂者以不狂为狂”、“非圣者以圣为非”的议论中,是对“君子命固穷”的悲悯;苏轼、苏辙《屈原庙赋》对屈原沉渊赴死持肯定态度。苏轼的《服胡麻赋》几乎纯是说理,而鲜有抒情。苏辙的《超然台赋》也基本上全是议论,表达自己达观超然的理想。所以可以这样说,重人伦亲情而长于议论,是宋代骚体的突出特征。
南宋由于民族矛盾的日益激烈,骚体文学的创作一度兴盛,但南宋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覆亡,元朝建立,蒙古人开始了他们近百年的统治。与传统的汉族统治相比,蒙古人的统治在政治制度和文化政策上都有很大不同,这次更朝换代,显然是一种巨大的变故,而带给文人的是命运无可把握的悲哀。方回的《山水图赋》所写的“万事埃尽”、“真迹难寻”是这一时期文人心理状态的折射。元代废儒轻文,甚至元前期几十年中不行科举,文人失去进身之阶,导致文人作品的主题取向是材无所用、生不逢时的失意和志向难寻、知己难逢的慨叹!耶律铸的《听琵琶赋》写一位秀发英华佳人的落寞和幽怨,佳人无疑是文人的象征。刘敏中《玉簪赋》在玉簪质美而无人能赏的慨叹中折射的是作者自己的生命状态;《东山赋》虽为忆友之作,但透视着作者年华虚度、无君赏识的悲伤。刘因的《白云辞二章》写扑朔迷离的苦苦追寻,抒发的是自己壮志难酬的郁结之情。吴澄《题芦雁飞鸣宿食图》描写芦雁忍辱劬劳为求一饱的辛酸和无法“上九霄、侣大鹏”的悲哀,实是作者自身形象的写照。
元代骚体作品的隐逸主题,比宋代更为突出。这是因为元代文人面临着更加艰难的人生困境。牟山南}《放鹤图》俨然是一位物我两忘、超然自适的隐士形象。蒲寿残《古赋二首》写功名的虚幻和隐居生活的美好,充满了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之情。连文凤的《登高赋》写浮生若梦,何不容与自适。陈普的《秋兴赋》更是将出世隐居写成一种必然的选择。在元代的骚体中,似乎隐退山林的宁静美好可以补偿失意的落寞和生命的蹉跎,而“独善其身”的高洁人格,是元代文人人生价值的某种实现。
明代骚体文学的突出特征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其抒写悲怨之情的特色,是对屈原、宋玉等骚体文学的复归。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专制统治最严酷的朝代之一,宦官专权,文网森严,明代社会的黑暗在文人作品中得到反映和折射。号称“开国文人之首”的宋濂,确实写了不少歌颂新朝的赞美之辞,但面对长孙宋慎坐胡惟庸案而举家流放、坐诛三万人的残酷现实,在他的心理涂上浓重的阴影,他的《孤愤辞》抒发了自己无辜受罪的孤愤和不平。杨慎曾经因为论“大礼”忤逆帝意而遭廷杖,贬戍云南永昌卫,《戎旅赋》抒发他贬居云南的抑郁的心情,悲哀感人。宗臣的《钓台赋》则是因为得罪严嵩被贬福建,路经严子陵钓台所作,作品抒发了自己的失意和不平,流露出归隐的念头。这篇作品与其说是对严子陵桀骜不驯个性的赞美,不如说是对严子陵生逢圣君的企慕和向往。李东阳《见南轩赋》写想像中的隐士,是作者倦于官场的情感表达,何景明的《蹇赋》写当时仕途的险恶和社会的黑暗,都以抒写内心愤懑为主,从内容和风格上都近于屈宋作品。
清代的骚体作品多有对故国的怀恋和隐居不仕的情绪,原因在于清代是由异族即满族建立的王朝。先秦思想家的“夷夏之辨”在清初的遗民中刻上鲜明的印迹。傅山入清以后,隐居不仕,居土穴、穿道袍;康熙年间以死拒荐博学鸿辞科,特授中书舍人以后,又托老病归。他的《燕巢琴赋》写自己玉洁冰清的心志,折射出时代精神。王夫之曾与管嗣裘在衡山举兵抗清,失败后到广东投南明桂王,随他转徙桂林,他的《祓禊赋》可能作于桂林失陷以后,虽然篇幅不长,而且风格含蓄,但仍然可见他抗清失败后落寞的心情。朱彝尊的《湘湖赋》是作者路经湘湖时所作,湘湖一带,原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所居之地,而明代鲁王也曾于此抗清,但勾践成功地报仇雪耻,而鲁王政权却烟消云散,作者怀古伤今,感慨之情流露笔端。
清代中期以后,清朝统治稳定下来,文字狱大兴,科举黑暗,文人钻入故纸堆,潜心考证,思想受到钳制,蒲松龄的《绰然堂会食赋》虽是戏作,也透露出作者心中的无奈和不平。
综观中国古代的骚体文学,从屈原、宋玉文体定型,到汉代形成传统,一直到清代,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骚体文学在原初骚体的“兮”字句、言志抒情、悲剧色彩的文体特征的基础上,与赋、诗、文等相互渗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特色,也在历代文人的开拓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通过对骚体文学的清理,探究中国骚体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推进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