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启示--莱辛神学文选一书在莱辛近千页的神学文章中选取了一部分，基本反映了莱辛神学写作的基本结构。阅读这些文章，特别要悉心领会莱辛对神学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

在当今多元宗教的社会和思想处境中，学界日渐重视莱辛的神学思想……对于市民社会(现代民主社会)的观察和预见，莱辛并不比卢梭晚，对纠缠着二十世纪政治哲学一神学的启蒙问题，亦有超乎卢梭的深刻洞察。

莱辛的神学文章不仅对于神学思想史研究，极富教益，还是超逾启蒙时代的精湛文学作品。

莱辛不仅是剧作家、诗人、评论家，也是哲人、神学家、古文史学家。诚如施特劳斯所言，莱辛“以一种独特的方式集哲人和学者迥然相异的品质于一身”。对于后现代文化处境中的知识分子来说，莱辛肯定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前辈。

这个“莱辛注疏集”旨在扩展莱辛著述的汉译范围，虽然我们仍然仅能先就大要：集中力量编译莱辛著述中迄今尚未有汉译的部分要著，并做了必要注疏。

“莱辛注疏集”出版说明

中译本说明

理性基督教

为卡尔达诺正名

谈容忍自然神论者

编者的反对意见

论圣灵与大能的证明

约翰遗言(对话)

第二次答辩

一个譬喻

公理

反葛茨

莱辛的必要答复

莱辛给不同派别的神学学者们的所谓书信

基督的宗教

赫拉克勒斯与翁法勒

关于士兵与僧侣的对话

附录：论莱辛

至于基督的生命，任何人都不能与之相比，哪怕这个人最优秀；不过，任何人都可以仿效基督的生命。什么?我说“可以”?是的，只要你远离基督的典范，你便会接受无神论。(【译按】原文为拉丁文)

人们应审慎思考一下这几句话——我的翻译也许表达得过分无力。现在，人们应告诉我，就我们的宗教还有谁能够讲出更多的美言?在【296】我看来，谁要求更多的理由，谁就是想根本不让人提出理由；谁提出更多的理由，谁就是宁可有多而不当的理由，也不愿得到少而有力的理由。一言以蔽之，我认为卡尔达诺的这段话是人们从在他前后写成的为基督宗教辩护的著作中所可能引录的最精辟的一段。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二种情况。虽然卡尔达诺削弱没有论证的真理的理由，但他可能大事渲染了谎言，并因此而使自己受到怀疑。这一点也值得审慎思考。

首先我要问：在考察真理的时候，是否允许人们利用他们的对手的无知?我很清楚，在民事诉讼中，人们没有必要向对手提供如果缺乏便会立即败诉的证明。人们甚至将这样做的人看成疯子——这人似乎不敢肯定自己可以用最明确的方式驳倒一切。为什么呢?因为这人的失败必然是与另一方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所要求于法官的，只可能是让他用判决站在表面上最有理由维护自己的一方。但在以真理为对象的争辩中，情形却显得不是这样。人们虽然为真理而展开争辩；可是，不论这一方还是另一方赢得真理，都不会是单单对自己有利。失败的一方所失去的，无非是谬误而已；失败者随时可以分享另一方的胜利。所以，真诚是我对一个哲学家的首要要求。哲学家没有必要因为自己的一个命题与其体系不尽一致而更符合另一个人的体系便对它讳莫如深；哲学家也不必因自己无法强有力地对之作出回答而不提出异议。如果他这么做了，就表明他将真理变成了一种为一己谋取私利的事情，试图将真理闭锁在他所设置的真实无妄的狭小藩篱内。——我预先说明了我的这种看法，因为我想知道，如果一个哲学家将哪怕错误的宗教和最危险【297】的诡辩置于一种最有利的观点之下，以便使自己既容易而又有把握地反驳，人们怎么可以对此提出严厉的指责呢?我想知道，即便卡尔达诺果真以如此多的有力理由支持异教徒的、犹太人的和土耳其人的信仰，以致他们自己的信徒中最富机智的人物也不可能再有什么补充，那又有什么关系?难道他们因此便更少错误，或者说，我们的信仰因此便更少真理了?——何况卡尔达诺所做的还差得远，以致我不得不立即指出——这使我感到非常难过——他另一方面的过错。

我认为，除了对基督宗教以外，卡尔达诺对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采取真诚的行事方式；他以最蹩脚的理由支持所有其他宗教，又以更蹩脚的理由反驳他们。只要不怀偏见，人们便会在这一点上同意我的说法。我对异教一无所知，对犹太教知之很少。卡尔达诺为反对犹太教而让其他三个宗教对它提出异议：上帝可能不喜欢他使之灭亡的东西。莫非犹太教消亡了?莫非犹太教现在的情况完全是延续至今的巴比伦囚虏?当时曾拯救犹太教的人民的手臂今天并未受到削弱呀。亚伯拉罕的上帝之所以使这一虔诚者的后代获得其应得遗产的困难不断增多、以致不可克服，只是为了让他的权力和智慧放射出更为壮丽的光辉，以羞辱他们的压迫者。卡尔达诺，你不要弄错，无疑会有一个持正确信仰的以色列人如此回答他：我们的上帝很少离开我们，即便在他的法庭上，他仍然是我们的保护者和避难所。假如他不守护我们，我们岂不早就被我们的敌人吞噬了?我们的敌人岂不早就把我们清除出大地，把我们的名字从生者名录中删去了?散居于世界各地、处处时时被压迫、遭唾骂、受【298】迫害的我们，仍然是千百年前的我们之所是。你要认识上帝的手，不然你就向我们指出第二个以如此不屈不挠的力量承受苦难的人民，他们即便在极度忧伤之中也敬拜这些忧伤之所由来的上帝；他们仍然以领受到上帝无限恩惠的祖辈们的方式敬拜上帝。这个上帝在要考验他选中的约伯时曾对撒旦说：“瞧，他在你手中，但要珍惜他的性命!”同样，上帝也对我们的敌人说：“我的人民在你们手中，但要珍惜他们的性命!”这是你们肆虐的极限；这是使你们傲慢的波浪受阻的长堤!到此为止，不可逾越!你们尽可以不断折磨我们、尽可以无休止地制造麻烦；但你们不会达到你们所企求的目的。上帝说“要珍惜”；凡上帝所说的，都是真实的。出身于我们的同类的比勒达和琐法①徒然地挺身而出，徒然地怀疑我们善良的事业；我们自己的女人们徒然地向我们呼唤：你们仍在坚持你们的虔诚信仰吗?丢弃上帝，然后去死吧!我们不愿丢弃上帝；因为上帝最终将乘着风雨降临，翻转我们的牢笼，给予我们双倍于我们所曾拥有的东西。——我不想让我这位以色列人再讲下去了；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他可以多么轻而易举地驳倒卡尔达诺的错误推论。穆罕默德信徒同样会轻而易举地将他推人死角，因为他反对他们的信仰更没有道理。固然，我也许不应该说他没有道理，因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无疑更多是无知，而并非邪恶的意志。人们在卡尔达诺那个时代所得到的关于穆罕默德及其教义的信息很有限，而且杂有千百种谎言，基督教的论辩家们用这些谎言做游戏愈轻松，便愈乐于将它们假设为真理。这方面的真正知识，我们最早是通过雷兰(Reland)和塞尔(Sale)①获得的；人们从中最多只是了解到，穆罕默德并非丧失理智的骗子，他的宗教也不是单纯网罗着相互勾连的悖谬和造假的大杂烩。尽管如此，仍难替卡尔达诺开脱罪责，因为，关注着如此多的未知事物的卡尔达诺本来也可能在冒险作比较之前关注这一情【299】况，因为这种比较是以完全了解情况为前提的，如果要使这种比较不致有辱一个哲学家的话。假若一个穆罕默德信徒——他无须是一个最有学问的人——以下述形式与卡尔达诺交谈，卡尔达诺将如何对应?                 P16-19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移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竞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于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