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纯粹的研究调查性报道的学术著作，而是掺杂着“扒粪者”(调查记者)职业体验和传媒研究者双重身份感悟的著作。它主要针对新华社内部报道、《财经》杂志、新华社《新华视点》、《嘹望东方周刊》以及《南方周末》等媒体的调查性报道进行分析，目的在于了解“扒粪者”的中国特色：既要有政治家的眼光，又要有活动家的周旋；既要有士大夫的礼数，又得有梁山英雄的豪气；既要有文人的悲天悯人，又得有法官的冷静理性……

本书作者以调查记者及传媒研究者双重身份对中国近20年调查性报道进行总结和反思，书中结合了新华社、《财经》杂志、《暸望东方周刊》及《南方周末》等媒体的调查报道进行分析。

前言 为了沉默的新闻

第一章 真相的权力

第二章 从“揭黑调查”到媒体公审

第三章 从“渤海2号”到“事故问责制”

第四章 从单一事件到公共事件

第五章 记者良知和媒体公信力

第六章 调查性报道的细分化和品牌化

第七章 危机公关与“舆论工程师”

第八章 媒体产权、议题设置和制度性缺陷

第九章 结论：力能胜贫，谨能胜祸

主要参考文献

笔者与石庆伟等人一起进行的“刘涌案”调查报道也是采用“立体式调查法”。2000年，我们一起调查沈阳的黑社会头目刘涌与当地党政干部勾结的事实。虽然我们知道会有许多采访资源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公开报道，但作为记者，必须尽量掌握全面的情况与资源。

我们通过公安等部门了解到，刘涌原始资本积累问题比较复杂，不知道他开始做买卖的本钱从哪来的，但后期暴富主要是靠暴力手段。1997年百佳集团成立后，他开始频繁用武力打砸砍杀，迅速致富。强租盛京饭店一楼门市房的行为，就是用暴力敛财的典型例子：原店主吴某被迫仅以10万元的补偿价，将花了100多万元装修的门市租给刘涌。

据沈阳公安局的同志介绍，刘涌决不允许执法人员去企业检查。他做买卖后，工商、税务等部门常去企业执法检查，查得刘涌直头疼。于是他寻思怎么办。1998年，省技术监督局接到举报，去百佳超市检查，刘涌一看，省里的都来了，这回可有机会了，干脆来个杀一儆百。在3名同志离开太原街百佳超市十几米远刚要打车时，刘涌派来的几名打手一拥而上，连砍带砸，将郭金喜扎伤，另一人的视网膜被震落。果然，此后再没有执法部门敢来查刘涌的店了。

刘涌在太原街中街等沈阳市最贵的黄金地段开发了几处大型房地产和市场，他发明一个办法叫“砸拆”，即谁不同意动迁就一顿打砸砍杀，逼你搬走，简直就是抢劫，而政府有关部门常常给予他“巨大的支持”。

刘涌团伙猖狂作案，公安机关为何一直未能及早拿下呢?这是我们要揭开的最重要的真相之一。接受采访的人员说，难就难在他是人大代表。有着这样一个护身符，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特殊，公安部门不能轻易对其采取措施。刘涌案件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侦查手段需要公开和秘密齐上，但对刘涌这样的市人大代表不能轻易采取秘密措施。1998年，人大分工，刘涌居然负责监督公安局治安支队的执法违纪情况。

笔者采访当时的一些干部时发现，一些领导干部确实跟刘涌交往甚密。1997年时任市中院院长的刘实与刘涌一同去了美国，费用全由刘涌报销。回来后刘实调到市检察院当检察长。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的马向东出国，也由刘涌陪同。回国后不久，刘涌便没费一分钱便拿到了中街那块黄金地皮。当时公安部门担心，刘涌一手操纵警察的升迁，然后又利用升迁的警察作为自己犯罪的保护伞。这种黑势力在政法机关培植自己的势力和利益代表的现象，值得警惕。在公安人员的支持下，笔者还采访到被拘留的刘涌及其他嫌疑犯。

这么精彩的素材，如果不好好写一写，确实是浪费。在沈阳采访的时候，正遇上当地几十年未遇的严寒。我们连夜赶写稿件，经过两三天挑灯夜战，一篇初稿顺利地诞生了。(在这篇公开报道之前，我们曾发过一组内部报道，把刘涌案涉及的深层次问题向中央汇报。)经过编辑，这篇稿件很快通过了审校。2000年1月19日我们正要播发时，石庆伟打来电话说沈阳正在举行新闻会，通报刘涌案件。无巧不成书。这给这条旧闻提供了由头。《沈阳“黑道霸主”覆灭记》可能是所有媒体最早播发的有关刘涌案深度报道。公开报道以大广播的形式播出，国内外几百家媒体先后转载。如《工人日报》、《法制日报》、《北京晨报》等等，都在显要位置刊载全文，从而拉开了媒体与司法界争议时间长达一年多的“刘涌案”大幕。

P46-48

那些惊世骇俗的悲剧本身并不会说话。它们需要勇敢者代言。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那些有良知的“扒粪者”更需要特殊的素养：既要有政治家的眼光，也要有活动家的周旋；既要有士大夫的礼数，又得有梁山英雄的豪气；既要有文人的悲天悯人，又得有法官的冷静理性……

——题记

这不是一本纯粹的研究调查性报道的学术著作，而是掺杂着“扒粪者”(调查记者)职业体验和传媒研究者双重身份感悟的拙作。笔者从新华社内参到《新华视点》，从《嘹望东方周刊》到《董事会》杂志，从一名新闻从业人员到一名传媒研究者，多重角色体验使我有机会对调查性报道进行思考与反思。历任记者、编辑、总编辑助理、总编辑、制片人以及总裁等数个角色，笔者觉得最多职业快感的还是“调查记者”。从某个角度，我希望这些结合了政治学的经验与教训能给那些致力于新闻工作，特别是有志致力于调查性报道采编与研究者有所帮助。本书主要针对新华社内部报道、《财经》杂志、新华社《新华视点》、《嘹望东方周刊》以及《南方周末》等媒体的调查性报道进行分析，目的在于了解“扒粪者”的中国特色：既要有政治家的眼光，又要有活动家的周旋；既要有士大夫的礼数，又得有梁山英雄的豪气；既要有文人的悲天悯人，又得有法官的冷静理性……

本书要阐述的中国式“扒粪”打击的目标是现存的体制性缺陷。保守主义先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有一个著名的政治制度设计的“无赖假定”：所有的政治家都有可能成为无赖。为了防止政治家成为无赖，必须设立一道预防机制，并以制度的形式体现出来。这样，即使政治家想做无赖，也没有机会做。把他做无赖的路径封死，哪怕让他做一个平庸的政治家，也不让他做一个无赖的政治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说过：“好的制度坏人可以变好，坏的制度好人可以变坏。”好的制度就是按照“无赖假定”建立起来的制度，从而使坏人没法干坏事，好人受到保护。相反，如果在一个基于“圣徒假定”的制度下，假定政坛的人物都是圣徒，大家把所有权力授予他们，可是一些人根本不是圣徒，而是无赖，或者一般人。他们不能达到公众的期望，如果没有制约他们的手段，没有针对无赖政治家的安检措施，我们对他们就会束手无策。中国较少人认识到这点，因而，制度性缺陷使许多无赖混进政治舞台，祸害人民；而好人在里面也慢慢地变坏。中国式“扒粪”的案例，不仅仅在于揭露某个事件的真相，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而言，更在于唤醒人们对“无赖假定”的认识，从而设立防止无赖作恶的制度。

本书还主张要建立起中国“扒粪”新闻的评价体系，给予那些勇敢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扒粪者”更高的荣誉感与社会地位。目前中国新闻的评奖体系基本上以官方的评价标准为主流评价标准。这种按片面价值理念建构起来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无法适应当今中国新闻发展的需要，也无法突出中国新闻界需要倡导的方向，亟待补充与完善。例如，2000年中国新闻奖评选里没有《财经》杂志的“基金黑幕”或者《新华视点》的“事故揭黑系列”，2003年没有《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揭露的“孙志刚事件”，2004年没有《嘹望东方周刊》的“经济学家为谁代言”，2005年没有“新兴医院调查”……在历年来的中国新闻界最优秀记者、编辑奖里的“范长江奖”和“邹韬奋奖”评选结果中，居然没有中国当代新闻界难得在国际上赢得声誉的《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及《南方周末》的前主编江艺平。这实在是中国新闻界的悲哀。

          截选自《前言：为了沉默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