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回望周作人》系列之一。本卷选取了一些他人致周作人的信函，这些信函原本都是不打算发表的。这些信函虽不是周作人的手笔，但可以间接地反映出周作人的生活和思想情况，是一种折射和反射。从这些信函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当时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地位，可以判断来信人同周作人的关系，了解他的交友情况、他的周围环境、他的思想感情，也可以让读者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本卷收入家人、朋友、学生等致周作人信札。虽有来鸿而无去雁，但亦可揣知周作人其人。  鲁迅的叮咛嘱托，钱玄同的放言无忌，俞平伯的如坐春风，顾随的执礼恭敬，等等，固然皆从知堂引发而来。

·弟览兄鉴·

鲁迅致周作人(16通)/003

周建人致周作人(7通)/017

许广平致周作人(2通)/023

阮和森致周作人(1通)/026

·岂明吾兄·

章太炎致鲁迅、周作人(1通)/029

蔡元培致周作人(9通)/030

许寿裳致周作人(1通)/035

钱玄同致鲁迅、周作人(9通)/036

钱玄同致周作人(39通)/048

刘半农致周作人(1l通)/099

胡适致周作人(17通)/107

郁达夫致周作人(7通)/126

林语堂致周作人(3通)/132

徐志摩致周作人(4通)/136

·岂明先生·

罗家伦致周作人(1通)/143

茅盾致周作人(15通)/144

郑振铎致周作人(4通)/163

李小峰致周作人(2通)/166

曹聚仁致周作人(10通)/168

蒋光赤致周作人(1通)/178

章衣萍致周作人(1通)/179

王乔南致周作人(1通)/181

邵洵美致周作人(1通)/183

杨霁云致周作人(1通)/184

·岂明吾师·

俞平伯致周作人(94通)/189

孙伏园致周作人(3通)/229

江绍原致周作人(37通)/23l

章廷谦致周作人(1l通)/256

汪静之致周作人(3通)/273

潘漠华致周作人(1通)/276

应修人致周作人(7通)/278

顾随致周作人(8通)/291

编后记/297

  十一

(1921年8月30日)二弟览：

昨寄一信，想已达。

大打特打之盲诗人之著作已到，今呈阅。虽略露骨，但似尚佳，我尚未及细看也。如此著作，我亦不觉其危险之至，何至于兴师动众而驱逐之乎。我或将来译之，亦未可定。

捷克文有数个原字(大约近似俄文)如此译法，不知好否?汝或能有助言也。

Narodni Listy都市新闻 Vaclav z Michalovic书名，但不知z作何解。

兄树 上八月卅日

十二

(1921年9月3曰)二弟览：

今因齐寿山先生到西山之便，先寄上《净土十要》一部，笔三支，《妇女杂志》八号尚未到。

老三昨已行，姊姊昨已托山本检查，据云无病，其所以瘦者，因正在"长起来"之故，今日已又往校矣。孙公有信来，因津浦火车之故，已"搁起"在浦镇十日矣云云。明日当有人上山，余再谈。

兄树 上八[九]月三日午后十三（1921年9月4日）二弟览P13

昨日齐寿老上西山，托寄《净土十要》一部，笔三支并信，自然应该已经收到了。

工口檬之童话我未细看，但我想多译几篇，或者竞出单行本，因为陈义较浅，其于硬眼或较有益乎。

此间科学会开会，南京代表云，"不宜说科学万能!"此语甚奇。不知科学本非万能乎?抑万能与否未定乎?抑确系万能而却不宜说乎?这是中国科学家。

五日起大学系补课而非开学，仍由我写请假信乎，望将收信处见告如"措词"见告亦可。

寄潘垂统之《小说月报》已可付邮乎?望告地址。

附上孙公信，可见彼之"搁起"情形也。

兄树上八[九]月四日

十四

(1921年9月4日)二弟览：

某君之《西班牙主潮》送上。《小说月报》前六本尚在季市处，倘某君书中无伊巴少生年，则只能向图书馆查之，因季市足疾久未到部也。

中秋寺赏俟问齐公后答。

女高师尚无补课信来，但此间之信，我未能全寓目，以意度之，当尚未有耳，因男高师亦尚无之也。

山本云：因自动车走至御宅左近而破，所以今日未去，三四日内当御伺7云云。其自动车故障一节虽未识确否，而日内御伺，则当无疑也。

土步君昨日身热，今日已全退，盖小伤风也。

胡适之有信来(此信未封，可笑!)，今送上。据说则尚有一信，孙公藏而居于浦镇也。彼欲印我辈小说，我想我之所作于《世界丛书》不宜，而我们之译品，则尚太无片段，且多已豫约，所以只能将来别译与之耳。

《时事新报》乞文，我以为可以不应酬也。捷克罗卜，已于今日勉强忒完，无甚意味，所以也不寄阅，雁冰又曾P14

周作人研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领域。"五四"以后，人们谈白话文创作，自然要写到他。不过因好恶不同，价值观有别，其形象忽高忽低，捧之者视若神明，贬之者弃若粪土。周作人一生以旁观者身份冷视尘世，写了诸多文字，文本的价值自不必言，而当他成为别人叙述的对象，变为"被看"的对象时，话题之多也许仅次于鲁迅。所以周作人的看 世与被看，是文学史的一道景观，我们今天窥视这一渐渐远去的风景，自然会有诸多感慨。

新文化运动初期，周作人名气之大，有时在鲁迅之上。那时二人被合称为周氏兄弟，其思想状态与文章风格，多有相似的一面。陈独秀与胡适对周氏兄弟评价很高，以为白话文的魅力在二人笔下被呈现出来，是新文学真正实绩的代表。看那时二人的著述，文字老到深沉，学识渊博，且又有深切的现实情怀，所以每有篇章问世，辄被人们争阅，影响之大，现在看旧时文献，依然可以感受到的。周氏兄弟虽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帅，却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比如译介弱小国家的富有反抗精神的作品，创造了新式小说与随笔。其文激越沉着，深情远致，为许多旧文学的信徒所不及。说白话文在二人手中诞生，又在其笔下成熟，并非夸大其词。

周作人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难解性有时并不亚于鲁迅。他同代的人与后辈，对其看法也五花八门。浏览形形色色描述周氏的文章，能窥测到现代文化接受史的侧面。文人的心态与价值取舍亦历历在目。了解周作人，固然要看他的著述，那是一个驳杂的世界，走进其间并不容易。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了解人们对他的看法。这构成了他的形象的立体 性。周氏的同代人中，像他那样杂览群书者不多，知识谱系里有着后人难及之处，所以能与其精神真正对话者不是很多。后代人有必要努力去了解他。我们在这些文字里可以体味到现代意识流变的过程。周氏的投影中有我们现代文人的隐痛，惟有了解其创伤者，才可说触摸到了那个鲜活机体的一部分。  史家眼里的周作人与批评家眼里的形象不同，直面血色的热血青年和书斋里的学人有各自的周作人观。我们看废名、曹聚仁、何其芳、胡 风、郭沫若、俞平伯等人的文章，便知道个体阅读的差异。这差异构成了现代批评史与学术史的斑驳的面容。一个不倦的书写者和他的周围世界，就构成了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破译它们，也并非一件易事。人在历史中扮演的红与黑的角色，有时是反逻辑的。周作人就是在这个反逻辑的叙述里，和千千万万个读者相逢了。

晚年的时候，周作人曾在遗嘱中说，自己一生所写的文字不足为道，这并不是自谦的话。他对生命与人间有着无量的哀凉感。有时想想，理解这个人，不懂其内心的苦楚，大约总有点隔膜的。所以我们相信，看待周氏，当和理解鲁迅一样，不可以世俗的尺度简单为之。他存活于中国，有时又不属于中国。一个读书人在深刻与茫然之间，有时是游移的。辉煌的背后也许恰是大的空虚。周作人的著述生涯，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命运。那是现代文化的一个漩涡。

鲁迅对周作人的影响很大，对他的感情之深，连周氏自己也承认的。 但自1923年二人分手之后，各奔东西。一个成了荒漠中走来走去的斗士，一个躲在了"苦雨斋"里做了人间的看客。周作人由先前的朗然、明快，渐渐变得清冷、灰色。他以消极的方式人世，谈古往今来轶事，言中外野史杂著，将思想内敛于生命体验之中，走了一条不为外人轻易理解的道路。一边翻译介绍域外学术，一边借当下经验叙述历史，和激进文人的走向街头、溅血的呐喊渐渐远离了。直至后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他出山做了伪华北教育督办，晚节不保，落得骂名。以其学识之深，本可以成为学界的前导式的人物，但在历史的错位中，滑向鲁迅的反面，其震动之大，在文坛是少见的。惋惜与诅咒，哀怜与批判，至今余音 未绝。

但周作人和鲁迅的恩怨似乎还没有尽，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尽。无论有何种冲突，有多大的矛盾，无论怎样互相指责，无论怨恨有多大，鲁迅，在周作人心目中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有很多恩恩怨怨的事实，读者耳熟能详。他解放后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写作大量关于鲁迅的文字， 无论动机如何，提供的资料是极有益于鲁迅研究的，这也可以反过来说，鲁迅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周作人。我们从当时与他有过按触的人士的回忆录中就能了解不少这方面的情况，例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鲁迅传》的作者王士菁和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叶淑穗去访问他， 都与鲁迅研究有关，他在接待时提供资料，在那样一种无人过问的境遇中，显示着他存在的价值，同时也不能没有对鲁迅怀有的一种感情，这感情也许是复杂的，我们不便猜测他产生了悔恨之意，但总不能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吧。他本人也说过："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 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鲁迅)的了。"这些材料，我们在鲁迅研究工作中常常参考，因为正如他所说，差不多是海内孤本，别人所不知道的。他后来因为生活困难，将前半生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其中当然记录着鲁迅的大量活动(1923年失和以前)。可以说，一部鲁迅研究史与周作人的关系颇深。早年的合作著译，发表作品互相署名，周作人为鲁迅的作品写评论，翻译鲁迅作品为日文，等等，等等，不烦缕述，我们对他这方面的贡献的评价，还显得远远不够。

周作人研究更离不开鲁迅和鲁迅研究。本来，在他附逆以前，周作人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问，研究的文章已经很不少，甚至还有了专门的评论集《周作人论》(陶明志编，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版)。其时，有关鲁迅的研究著作也并没有多少种，关于胡适的就更少。但在抗日战争爆 发以后，这门学问几乎消失了。只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经过了思 想偏激极端的教训和文化毁灭运动的震动后，在整理文化传统时，才逐步给了周作人以应有的评价。但因为他的汉奸身份，很难把他提升到以前曾经有过的高度。所谓"出土文物"中，即便是资产阶级文人，曾经攻击过共产党政权，解放后被历次运动整肃过的，也比汉奸卖国贼的名声 好--他的地位低到不能再低。20世纪80年代，有人试图为他的投敌 的动机和期间的行为辩护，寻找证据，希望翻案，引起舆论注意。当时很闹了一场风波。在那种情况下，鲁迅博物馆召开了一个"敌伪时期周作人思想、创作研讨会"，这应该是有关周作人的第一个会议。虽然没有为他的附逆翻案，而且弄明白了历史原本清楚，此案绝不能翻，但这场讨论起到的作用远非这些，它唤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人物，他既有过也有功，他应该接受审判，应该被严厉批判，但却不应该被忽视被忘却。与会者在重新认定他确实有罪于中华民族的同时，也都实事求是地谈到他的功绩，用鲁迅评价刘半农的话说，是"以愤火照出他的功绩"。功绩是历史，是客观存在，不容抹煞，禁止研究是没有必要的，甚至是愚蠢的行为，因为它不会妨碍我们对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进行全面的研究。不过，那个时候，因为人们的思想解放还在试探阶段，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因人废言的习惯还在起作用，印行他的著作，进行研究仍然是一个--至少是半个--禁区。

当时大量阅读周作人著作的感受，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岳麓书社出版了他的著作，几部文集合成一册，精装本，显得很厚实。原来我们在大学里文学史上读到的介绍和评价是太简单也太片面了，他的著作同鲁迅著作一样浩博，虽然文风有差异，但一种气度，一种情调，一种眼光，其中文化修养的蕴涵，语言的独特风味，幽默的格调，和鲁迅多有近似之处，为现代很多作家所不及。

第二次有关周作人的讨论会，也同鲁迅、而且同鲁迅博物馆有关。那就是1987年10月在鲁迅博物馆召开的"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 讨论会"。周作人研究的全面开始，也就在此前后。当时已经出现了多篇有关的回忆文字，刊登在《鲁迅研究动态》上。此前出版的舒芜的《周作人概观》比较全面地向读者介绍了周作人的功过，也提出了研究的一 些思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这次讨论会上，两兄弟比较的文章当然是主要的，但也出现不少专门对周作人的回忆和评论。比较文章虽然仍摆脱不了高扬鲁迅而痛贬周作人的主旋律，但周作人研究总算依附在鲁迅研究这门"显学"上而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今后的日子里更有蓬勃之势。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及《鲁迅研究动态》(后来改名《鲁迅研究月刊》)应该说对周作人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立了功。鲁迅博物馆编辑出版的另一种刊物《鲁迅研究资料》上，其实很早就发表了这方面的材料，如周作人的前期日记，周作人的信件和他人致周作人的信件，等等。在《鲁迅研究月刊》的"鲁迅与同时代人研究"栏目中，也以周作人研究的文章为多。

研究新文化运动，研究鲁迅，都不能回避对周作人的研究。对鲁迅博物馆来说，研究周作人正是题中应有之义。

当我们起意要编辑这样一套资料集时，我们在编辑计划中所阐述的 想法就如上述。出齐基础资料是深化研究的第一步。在与河南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商量后，确立了一个比较大的出版计划。2003年11月，河大出版社和鲁迅博物馆联合召开了"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出版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国内外几十位专家学者。这应该是关于周作人的第三个会议了，又是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然而，距上一次会议已有十几年，其间周作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也风风雨雨闹了不少争论。现在看来，争论也不是坏事，有助于这门学问的繁荣和发展。与会专家学者都很激动，说这是第一次以周作人名字独立命名的会，似乎在说他终于摆脱了鲁迅的遮掩。但我们并不愿特别强调这种象征意义。我们除了讲周作人研究应该从鲁迅研究的附属和补充，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问之外，仍然讲了这样的意思：周作人不但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而且他的人生道路、思想发展历程、文学业绩与鲁迅有密切的关系，深入开展周作人研究必然有助于深化鲁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及其与鲁迅研究的深层关系，有待我们做全面的梳理和深入的讨论。与会专家主要讲了周作人研究资料的出版，因为这已经成为这门 学科中一个关键问题。大家提了很多好的建议，例如国内外研究资料的搜集、翻译和出版，周作人书信(包括来往书信)、日记和文集的出版，等等，项目相当庞大，需要一一实现。河南大学出版社关注文化建设，热心扶植学术研究著作的出版，早有出版周作人相关资料的意向，与我们的想法几乎完全相同。会后我们立即动手，整理已经稍有基础的材料，加 快了工作进度，终于在2004年编就研究资料汇编8卷和周作人书信1卷(即《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并付梓。

这套"回望周作人"丛书，就是8卷资料汇编，分别如次：

卷一，有关周作人的描述和回忆文字，编为《知堂先生》。

因为与周作人有过交往的人陆续谢世，有价值的回忆周作人的文章可能不会大量出现了。现有的回忆文字，有同时代人对他的描绘，有与他有交往的后辈对他的追忆和评价，是难得的第一手材料--尽管还需要进行细致的辨别。本卷有两个遗憾，一是现存周作人亲属的回忆文字极少，也许是回忆惨痛，不忍重提旧事吧。二是与周作人有过交往的一些日本人写的回忆文章，本来想单编为一卷的。就我们所知，有一本日文的《周作人先生的事》，但翻译颇费时间。我们请人译了几篇，附在卷末。希望以后有机会实现原计划。

卷二，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关系的文字，编为《周氏兄弟》。

两兄弟关系在周作人研究中所占地位十分重要，多年来研究成果引人注目，最近几年也有新材料的发现和新解说的提出。周氏兄弟早年怡怡，中岁失和，而身后又不同。比较周氏兄弟的文字，也总是隐隐分得出阵营，不免多了些感情的色彩。随着岁月流逝，时代悬隔，人们可能站得远一点，看得更客观一些。而关于周氏兄弟的比较研究，也将成为思想史、文学史的永远课题。

卷三，有关周作人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期间的表现，及前后因果的材料和研究成果，编为《国难声中》。

周作人参加傀儡政府，是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引起舆论震动。当时一片声讨之声，也有些人表达了惋惜、哀悼之意，更有些人撰文分析了其中原因。从投敌到受审，周作人的思考、辩解，种种行为，复杂心态，实在具有文化史的深远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上--惭愧得很--这种现象、这种人物也可谓层出不穷：李陵、秦桧、钱谦益……舆论给这些人一个很丑恶的名号：汉奸。曾经有人站在似乎更高的立场，试图为事敌者说辞。殊不知只要民族还存在着，大是大非就不会降低为小是小非，更不会降低为无所谓。且不说甘心情愿，另有隐衷也好，委曲求全也罢，事敌即应蚬颜，无以辩解。我们一面祈祷世界和平，一面必须 吸取教训，使这样的惨景再不要发生，一面也有必要整理和研究一番这几页不光彩的历史档案。

卷四，选取他人致周作人的信，编为《致周作人》。

这些信看似与周作人研究远一点，实际上也正是基础材料的一部分。当然最好是出版往来书信，但在不能收全和一一对应的情况下，先这么编出来，供研究者使用，也是一个权宜之计。相信读者读完这一卷，一定会有所收获，且不说里面有很多独特而珍贵的材料，至少能让我们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

卷五，对于周作人的著译的评论，编为《其文其书》。

里面的文字，有些类似现在的书评，是著作和翻译出版后得到的反应，可见他的著作在当时所引起的注意。也有一部分是后来各种选本的序跋之类，还有一些有关版本的介绍和研究文字。周作人学问渊博，著述宏富，这里选取的当然不足以概括他的整个著述情况。我们很愿意有更多的研究者加意于他的著作的整理、校勘和解说。虽然他的文字以平易著称，但也不能说"老妪都解"。易懂的是文字，他的一些思想，因为种种原因，也还并非人人都能了解。

卷六，对于周作人的论争的文字，编为《是非之间》。

在社会大变动、文化大转型的时代，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文学家和思想者，总不免要卷入这样那样的争论，很有可能成为所谓有争议的人物。鲁迅如此，周作人也不例外。我们在编辑"回望鲁迅"丛书时，就曾拟过围剿集的名目，现在轮到周作人了。从女师大风潮时的"闲话"，到《五十自寿诗》，再到出任伪职，以至身后，周作人总是处于一个又一个旋涡的中心，似未能实现他寒斋苦茶的夙志。周作人"不辩解"，然而还 是参与了不少论辩，正所谓"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同绕他的论辩，当然更纷纭，而且随着言说的自由，近来愈发不可收。该卷相当一部分是现代人就周作人研究发表的论辩文字。我们希望不同的看法不至于影响辩论者各自的生存状态和思考自由。

卷七，对于周作人的研究、评论，编为《研究述评》。

对周作人的评论和研究，最近若干年取得很大进展。周作人与宗教，周作人与民俗，周作人的文艺观，周作人与外国文化，周作人的思想和作品，周作人与同时代人的比较，等等，许多好的论文，实在不是一卷 的篇幅所能载得下的，因此，选择就显得十分困难了。我们还是把大部分篇幅给了评论，而较少选择研究论文，废名等人的评论文字也许在科 学性和客观性上不如研究论文，但能抓住一些特点立论，也能给研究者相当的启发。此外，我们选入的著名周作人研究专家的文章不是很多，是希望多拿出一些篇幅给青年研究者和外国研究者，虽然也因为好文章太多，这想法并不能完全实现。

卷八是周作人著译索引等工具性的资料集，名之为《资料索引》。

除了一个生平年表简编外，将周氏著译逐年逐月逐日列出，编成"著译系年篇目"，以便于研究者检索。"著译系年篇目"收录的是单篇文章条目，它的后面有一个周氏著译文集的目录，及他人编辑的各种文集和选本目录，借此可略见周作人著作的流布情况。至于历来的周作人研究论著和论文集，编了一个"研究论著目录"。这目录有一个用意：因为资 料丛书的篇幅有限，很多优秀的论文不能收录，因此将研究专著和论文集列出来，便于研究者查找。应该说明的是，因为时间仓促，这一卷里有不少遗憾：因为我们掌握的资料有限，遗漏肯定不少，这是要敬请作者和读者原谅的。这里还缺少一个周作人著作外文译本书目，港台周作人著 作的出版情况也很不完整。这是要在适当时候加以弥补的。此外，因为 篇幅所限，"研究论文索引"就只好留待以后再来做了。这里要感谢日本东京大学的伊藤德也君，他给我们寄来了近年来日本周作人研究论著目录，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在这里刊出，遗憾之余，我们却又有一个更大的 奢望，就是伊藤君有朝一日能写出日本周作人研究综述，并编出一个完整的研究论著目录，全面反映日本周作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使我们的资料更加完备。

丛书所收文字，时间跨度近一世纪，语言习惯变化甚大。我们无力做到一本原貌，当然更不能为规范计，恣意改篡前人的著作。这里只力所能及地订正了一些原出版物的手民误植和明显的脱误，其他则仍旧。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前辈、同行和朋友的帮助。曾与晚年周 作人通信的鲍耀明老人，从香港寄来很多资料，足资参考，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王世家先生、张杰先生、王惠敏女士，高远东君、赵龙江君、刘思源君，或惠借书刊，或帮助查找材料，高情厚谊，令我们感动；向梅女士复印、打印稿件，校对著译编目，种种辛苦，自当铭感。

河南大学出版社社长王刘纯先生，是一位热心扶植学术著作的很有眼光的出版家，他和我们不约而同，早在酝酿着出版周作人著作和研究 资料的计划。在联合召开了座谈会后，仰仗他的魄力，编辑工作进度大大加快了。这套丛书还多亏了两位年青编辑的高昂的热情、辛勤的劳动 和耐心细致的编辑作风。一位是张胜君，做事干练投入，他对周氏兄弟文字的热爱乃至沉醉令我们感动不已，这是我们合作的坚实基础。他作为王社长的得力助手，策划联络，对这套丛书的面世倾注了大量心血；一位是孟会祥君，工作态度诚恳认真，文字上又颇为讲究，为丛书提出不少好的意见。几个月来，我们反复来往电子邮件商量编排事宜，但却更喜欢接读他以一笔好字写在雅致的笺纸上的信函。虽然时间紧迫，但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居然编成出版了。现在轮到对他们说感谢的话时，却分明地觉得有些见外了。

至于丛书中存在的问题，一定不少，我们殷切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孙郁黄乔生

2004年4月于北京

本卷最初计划编成《周作人来往书信集》，或者，缩小一点，编成《周作人书信集》，会为周作人研究者提供有用的资料。无奈种种限制，无法措手，计划一缩再缩，竞成了他人致周作人信函的结集了。

周作人书信数量本来很大，从他的日记中即可了解其概貌，但历经战乱动乱，天翻地覆，现在所能见到的并不多，征集起来十分艰难。他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又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他的书信不可能像鲁迅的书信那样有被征集、整理和出版的命运。

例如与废名和沈启无两个弟子，曾经有非常亲密的书信往还。周作人给他们的信幸亏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周作人书信》中保存了一些，而他们给周作人的信迄今几乎没有问世，也许还藏在哪里(例如在周氏后人那里)也说不定。这么说是因为，废名的信曾在周作人的文章中摘录过片断(例如《怀废名》等，可见他曾经保存，写文章时拿来参考)。 鲁迅、周作人两兄弟通信很多，可惜也颇罕见。鲁迅致周作人的信，据统计有几百封，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有十几封；而周作人致鲁迅的信，差不多与来信数量相当，但除了那封他亲手交给鲁迅的绝交信，其余全无踪影。此外，就我们所知，周作人好友钱玄同收到过很多周作人书信，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发表在影印的《鲁迅博物馆藏现代名人手札》(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此外，据说钱氏的后人手中还约有百通之谱，前不久风闻要捐献，后来又说要拍卖，现在不知下文如何，希望不远的将来得与读者和研究者见面。钱玄同致周作人的信我们现在看 到的肯定也不是全部，本卷选取的是已经公开的书信中的一部分。风趣幽默，无所不谈，可见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自然也增加了我们阅 读的困难。

这里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周作人书信目前存世和出版的情况。他本人生前编定的书信集只有一种，即青光书局1933年出版的《周作人书信》，里边所收信函并不多，而且收信人基本上是废名、俞平伯、沈启无等几位所谓弟子。其中大半篇幅是他的所谓"书"，即公开发表的信，如《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济南道中》、《与友人论性道德书》等，恰如鲁 迅一篇文章的题目《不是信》，这些只能说是书信体的文章。后来有香港出版的《周曹通信集》两卷(其中包括一些与鲍耀明的通信)；鲍耀明编的《晚年手札一百封》(影印本)和《周作人晚年书信》(实际上是周作 人鲍耀明来往书信集，此书比较独特的地方是按时间先后，一封一封接排，而且还将周作人晚年日记有关条目摘引出来，可与信件对看)。这两 个集子周作人生前都没有看到。1995年，大陆出版了一本《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仍仿《周作人书信》体例，收录了很多所谓的"书"。

关于书与信的分别，本来"言为心声"，都是作者内心思想感情的表达，不必强分一个真实一个虚假。如果区分，就只有程度的不同罢了。 周作人在他的书信集的序言中，从公私的角度对二者有一个大略的界定："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 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牍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 用尺牍语，可以证矣。尺牍即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

本卷收录的这些致周作人的信都是不打算发表的，可以归入尺牍类。至于有些信本来不打算发表，后来竟被发表了，也仍以作者的原意来取舍。

周作人书信以来往形式出版，是早已开始的。除了上述在香港出版 的周、曹和周、鲍通信集外，大陆也出版了两种，一是《周作人俞平伯往来 书札影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影印线装，颇为精美；另一 种是《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实际上是周作人、江绍原来往通信集，注释得十分详尽。但两本书都没有将来往书信一封一封对应排列，而是截然分为两部分。前一种印数太少，而且价格昂贵，不便于普通读者购读。后者印刷较为粗糙，排字错误较多，留下一些遗憾。确实，整理和出版这样的材料本身就有一个矛盾，影印容易保真，但成本较高，也不方便普通 读者阅读，而校点排印，则又容易出现错误。

周作人对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作者心态和思想的书信一贯十分重视，在《日记与尺牍》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还说："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他曾经广泛搜集尺牍文，苏东坡、黄山谷、李越缦等大家的尺牍他都很喜 欢，并做文章向读者介绍。鲁迅也很重视日记和尺牍之类的文献，在为 孔另境编的《当代文人尺牍钞》写的序中说："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阅读尺牍，"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 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书信要自然本色，要真实表达内心。便是论人论事，其实也就是在表现自我，便是不成熟的想法，也能透露出作者的思想状态，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鲁迅的书信一贯受到重视。鲁迅的文章好辩论、好骂人，私人信件 中表达的观点有时比文章更犀利。而信中又常常透露出他的温情的一 面，也有助于人们对他的认识的丰富和全面。他的信件曾闹出过极大的风波，正是因为有人害怕自己以不佳的形象出现在他的信中，或者想控制和利用这些信件罗织别人的罪名。为了争夺鲁迅书信，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受了惊恐，突发心脏病死去，也是文坛上一桩不小的公案。

本卷收录的信函虽不是周作人的手笔，但可以间接地反映出周作人的生活和思想情况，是一种折射和反射。别的且不说，有时从书信所用的称呼上，就可以判断来信人同周作人的关系。这对研究他的交友情况、他的周围环境、他的思想感情都是必要的材料。

所选信件中来自亲属的颇不少。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鲁迅早逝外，其他亲属后来写的介绍周作人的文章，因为时代变化的影响，就没有写信时真实。例如周建人和许广平，我们从这些信中能看出，他们当时的关系并不像后来那样紧张。原来我们还以为，他们的关系是抗战爆发后才大为疏远，达到几乎水火不相容的地步的。其实不然。周建人80年 代发表的回忆录，特别是影响较大的一篇《鲁迅与周作人》，态度明显是扬鲁抑周，但当时的通信中却没有那么剑拔弩张。只不过文章中为周作人说了一些好话的，而把兄弟失和的责任都推到周作人的日籍妻子身 上。

从有些信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当时在文化界教育界的地位。例如胡适致周作人信中谈到介绍他去燕京大学任教的事，本卷还附选上朱我农致胡适信，可知当时周作人的地位相当高，乃是被争聘的名教授，并要授予他全权改造国文系。胡适给他的信表达的情意，是我们在别的地方难 以看到的。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修正不正确的观点，增加认识的立体 感。

他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可以从汪静之等的信中感受到。他们以文学青年对功成名就的大师崇拜的口吻，恳求他的指导和帮助。

信中还有很多内容是讨论学问的，如江绍原给他的信。江绍原是民俗学家、人类学家，曾经在八道湾居住，与周作人的关系很亲密。周作人曾为他的著作《发须爪》写序言，称赞他的工作在建设健全的国民性格事业中的意义，而周作人自己对这门学问也是很感兴趣的。这些信中就特多这方面的内容。

俞平伯给他的信那么自然，潇洒，少功利成分，无虚妄之言，显示了 师生(勿宁说朋友)两人精神交流的愉悦。看来，尺牍颇能体现周作人倡导的"生活的艺术"--一纸信笺，一方闲章，给日常生活带来一些无用的乐趣。说是精神追求也好，说是苦中作乐也罢，总之，是不能一概斥 为低级趣味和无聊勾当的。

想当初起意编周氏书信集，曾多次就商于刘君思源，共赏奇文，同拟体例。思源君并已着手搜集，历有年所，亦颇有成。不料非但征集不易，甚且计划更改，种种限制，顿减兴味。编完此卷，感慨良多，谨书数语以志歉意与谢意。

编者

2004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