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作者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了当年日军在华的种种暴行。书中涉及到的历史事实让我们改变传统的观念错误。在日本右翼势力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时候，这本书将给他们以有力的打击。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惟有正视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对历史的尊重，和对和平的向往，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

1作者自序

1序节从山村到士官学校

15第一章华北警备队的小、中队长

16从陆军士官学校到中国战场

25驻扎景和镇

38讨伐战与民众

41感染副伤寒几乎丧命

44驻扎刘窝的分队长

50移驻冀东

57作为联队旗手的日日夜夜

62成为中队长

67中队的军容风纪

70转为关东军

76受命参加一号作战

81第二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

82渡过黄河

88郾城之战

92长台关的悲剧

97开始湘桂作战

101中队单独行动

106燃夜袭茶陵西侧高地

111阵地攻防战

118黎明的攻击和负伤

121在野战医院里

125攻击关铺西侧高地

129对峙在茶陵

132准备下一次作战

137第三章遂赣作战

138 遂赣作战的开始

143遂川突击队

147从飞机场到县城

152 从赣州到新城

157第四章从中国战场到本土决战师团

158受命转勤到步兵学校

167担任决战师团的大队长

177迎来战败投降

185终节以历史学家为目标

204译者后记

关的悲剧

攻占郾城后，我们大队作为师团的后卫缓慢地南下，经过遂平、西平于1944年5月12日左右到达了确山。在这里，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先头部队与北上的第十一军的宫下兵团会师，实现了打通京汉线的作战目的。我们一直没有遭遇国民政府的军队，每天都持续进行着以汉口为目的地的行军。因为恐怕白天行军会受到美国空军飞机的干扰，加上暑热难当，所以我们第二十七师团主要是夜晚行军。5月13日晚上下起了雨，跋涉在雨水泥泞之中的行军也更为困难。5月14日的晚上，师团命令我们第三中队作为师团的后卫部队走在最后面。那天晚上，连日的阴雨仍然下个不停。我考虑，如果前面部队的行进遇到阻塞，我们就要站在大雨里等待，那还不如找个村子休息一下，第二天早晨来个急行军就能赶上大部队了。即使白天行军可能有美军飞机的空袭，只有我们一个中队实行对空警戒也比较好办，保存士兵的体力是中队的第一要务。当天夜晚遇到了强烈的暴风雨，我们中队进入在途中所遇到的一个村子休息了。

1944年5月15日的早晨，经过一夜休息的中队回到大路上继续行军。大路因为昨天晚上的大雨而变得泥泞不堪，人员和骡马都乱七八糟地在烂泥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步行变得十分困难。接下来就是令人窒息的恶臭扑鼻而来，马、骡的尸体倒卧在路旁的泥里，还能看见旁边有被丢弃的大车。大路上几乎达到了无法行走的程度，凄惨的景象不断映入眼帘。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长台关悲剧的现场。

为了避免暴露在炎炎烈日下，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基本上在夜里行军。当我们到达淮河唯一的渡口长台关前时，师团准备把自行军开始以来的三路纵队合并成一路，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混乱和堵塞。而且跟白天的酷热恰恰相反的是夜晚打在身上、脸上的冰凉的雨水。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大雨、暴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更加漆黑一团。泥水没过膝盖，道路两旁都是根本无法行走的水田，因此师团的行军受到阻碍，在冰凉的雨水冲刷下，被冻死者也开始出现了。各部队的行军行列变得七零八落，官兵们纷纷躲到道路两边的村子里避难。最悲惨的是拉着山炮或步兵炮的马队，马和大炮当然都不能扔掉，只能任凭雨水从头浇下，整整一夜就那样站在泥泞的道路上，等待黎明的到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此而死掉的人也不可避免地增多了。

尽管白天中午的日晒甚至导致了日光性的疾病，但晚上浇下来的暴雨又能冻死人，在5月的中国大陆，竟然有那样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我们第二十七师团的冻死者一共是166人，其中我们步兵第三联队有47人死亡。我再一次面对这种凄惨的状况是战后阅读《战史丛书》的时候。《战史丛书》有如下的记载：

"1944年5月14日的早晨，蒙蒙细雨从天空飘然而下，行军中的各部队的士兵们被雨水打得全身湿透，加上从一大早开始就闷热难挡，夜晚行军的疲劳一点也不能恢复过来。当天傍晚约17点出发，三路纵队在汽车道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混杂在一起，各部队的前进都十分迟缓。太阳落山以后，大约20点左右，乱云飞舞，狂风大作，白天的潮湿闷热立刻变成了凄风苦雨，气温下降到10度，风速达到每秒10米。随着暮色降临，天地间一片漆黑，田野之间的汽车道被雨水浸泡，两边的河沟里虽然没有湍急的水流，但只有两座小桥，行进中的车马都停了下来，各部队只能站立在越来越强烈的风雨中。官兵们没有使用灯火，前队与后队之间只能用声音互相联络，每个人都忍受着刺骨的寒冷等待前进。终于到了23点左右，各部队放弃了迟迟不能前进的行军，决定寻找适宜的退避之所。各部队的长官命令部下寻找可以休息的村庄和房屋。但是由于黑暗和不了解满是泥水的道路情况，根本看不到可以休息的村庄。即使发现远处有个村子，但前往那个村子的道路更加难走，不断有人掉到河沟里，有马摔倒在泥水里，救助这些人和马只不过是徒劳地浪费时间。特别是车辆部队的官兵，一部分返回了原来的宿营地，但大部分停留在原地，境况极为困难，到了后半夜，他们中的有些人靠在炮车上，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有的人龟缩在辎重车下面。这些都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发生的事，而真正准确地把握和判明全部情况的时候，已经是5月15日凌晨的3点了。"(防卫厅：《战史丛书·一号作战·河南的会战》，第292-293页)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已经是第二次发生冻伤减员的事故了，这一次我们中队也是幸免于难。在黄河北岸行动时，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就已经相继出现了掉队的、冻死的，这一次长台关的冻死事故，给了师团更沉重的打击，特别是骡马部队的损失更为严重。第二十七师团是为了湘桂作战而增强了兵力的唯一一个师团，大家都希望第二十七师团毫无伤亡地通过京汉线南下加入第十一军。结果第二十七师团却并非因为战斗，而是因为士兵体力不支而发生了减员的事故，两次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师团长竹下义胜中将也因为生病而住进了武汉的医院。这一定使得第十一军对于第二十七师团的信任大打折扣。尽管我们师团是唯一增加了兵力的精锐师团，但总是被放在第二线使用，恐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

我们第二十七师团在长台关渡过淮河，在南岸休息以后，经过三天的行军，到达了信阳。虽然从信阳到汉口的铁路是畅通的，但是我们二十七师团要按作战序列在信阳等其他部队出发之后，才乘坐火车于1944年5月24日到达汉口。在汉口的两天真是忙坏了，要补充损耗了的兵器和装备，要把辕马(驾辕拉车的马)改编为驮马(马背上驮物资的马)，要把不用的物品送往后方，还有其他为了进行新的作战而进行的各种准备工作。我也整理了迄今为止一直带着的军官行李，我的行李在长台关时好像被水浸泡了，受到了相当的损害，我把不好携带的东西都送回到留守处，什么笔记啦、照片啦，结果这些东西得以保存下来，保留到战后都成了唯一的、宝贵的资料。P．92-95

彰先生的人品与学问

吉田裕(日本一桥大学教授)

本书的作者藤原彰先生，1922年7月2日生于日本东京。就像当时很多优秀青年一样，先生也以职业军人作为人生志向，于1938年11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并于1941年7月从该校毕业，随即被派到中国战场，当年10月被任命为少尉。此后，先生作为第一线的中队长，转战中国各地近4年之久，于1945年4月回国。回国后，先生出任步兵第五二四联队的大队长，并在任内迎来了日本的战败，当时的军衔为陆军大尉。在中国战场的藤原先生，可以说是最勇敢的青年军官之一。事实上，先生在与中国军队的作战中曾3次负伤，因此直到晚年，在下颚上仍然留有八路军的手榴弹弹片造成的伤痕，肺部也残留着中国军队的子弹，由于脚上的负伤还稍微有一点不良于行的样子。藤原先生是在最前线支撑着"天皇军队"的年轻军官之一。可是，同时先生作为因多愁善感而格外敏感的年轻人，对于侵略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悲惨现实绝对不能视而不见。因此逐渐发觉了日本帝国主义所鼓吹的诸如为了解放亚洲而进行"圣战"之类的谎言的虚伪。关于这一过程，已经很清楚地通过本书的叙述而呈现给了读者。

对于战争所抱有的疑问的萌芽，由于战争的失败而越发强烈了。结果，藤原先生从"想知道战争的真实情况"的强烈愿望出发，决心学习日本史专业，并于1946年5月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由于战败，原有的价值观和思想都处于动摇或崩溃之中，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激进的民众运动迅速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也在知识界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大学也不例外，在这一环境中，藤原先生的思想也迅速地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当时给予藤原先生很大影响的，是作为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拓者的井上清先生。

1949年3月，藤原先生从东京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二二六事件"。众所周知，"二二六事件"是1936年由陆军的年轻军官们发动的武装政变。在当时的东京大学，还存在着浓厚的自战前以来一直充斥官办大学的经院哲学传统，同时代的历史，尤其是政治史不能成为学问的对象。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以日本法西斯主义论的逻辑从正面研究充其量不过是十多年之前事件的毕业论文，可以说是在东京大学保守的学术氛围中开创了风气之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就是日本现代史研究专家藤原彰的诞生。

从东京大学毕业后，藤原先生一边以写作文字和担任非常勤讲师来维持生活，一边作为在野的研究者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1967年11月，藤原先生成为一桥大学社会学部的副教授。这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史的研究在日本的学术界张扬市民权利的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

就像上面所介绍的那样，毫不夸张地说，藤原彰先生在日本现代史的研究领域起到了领路人、开拓者的作用，尤其是在以下三个研究领域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第一是日本战后史的研究。在满洲事变以后的一连串侵略战争的那个时期不能成为真正的研究分析对象的时代环境中，藤原先生对于日本战后史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精力。1955年出版的岩波新书《昭和史》 (远山茂树、今井清一合著)，作为包含了战前和战后部分的昭和时代的通史成为一大畅销书。第二是日本军事史的研究。在天皇制度下的国家，对于军队或战争的研究是被彻底压制的，因此可以说战后几乎没有能够继承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直接体验了战争惨状的研究者中，为了不被认为与军国主义的复活相关联，也尽量回避日本军事史的研究。在这样的环境里，藤原先生一边深入学习安格卢斯的军事理论，一边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很早就开始从事日本军事史的研究。其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即《军事史》(东京经济新报社1961年出版)。另外，在日本军事史的研究领域，藤原先生对于战争犯罪的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作为1984年成立的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核心成员，藤原先生对于南京事件、毒气作战、 "三光"作战等问题的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藤原先生是具有丰富军事知识的历史学家，所以在战争犯罪的研究方面也同样起到了领路人、开拓者的作用。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就是1997年日本大月书店出版的《南京的日本军》一书。第三是关于天皇制度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藤原先生从国家权力体制内部的军事官僚机构的位置以及天皇的作用着手展开分析，说明了天皇制度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特点和本质。日本青木书店1979年出版的《天皇制与军队》，就是藤原先生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所取得成果的代表作。同时，藤原先生在这一著作中还注意到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宫里的宫中集团的存在及其政治思想，探讨了由于这个宫中集团与军部的妥协和协调，使得日本国内体制的法西斯化和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战争道路成为可能的问题。此后，藤原先生进一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正面追究了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其研究成果就是日本青木书店1991年出版的《昭和天皇的十五年战争》。

综上所述，藤原彰先生一以贯之地在战后日本的历史学界领导着关于日本现代史的研究。其学问的原点就是在中国战场上对于悲惨战争的体验以及对于侵华战争的深刻反省。藤原先生在逝世之前不久，总结和整理自己的战争体验写成了这部著作。用历史学家的眼睛来看"天皇军队"和侵略战争的实际状态的这一独具特色的从军记，是一部具有意味深长、发人深省之内容的著作。令人高兴的是，这一著作问世仅仅过了4年，就得以在中国翻译出版。如果能把生前经常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而馨香祷祝的藤原先生的愿望，尽可能地转达给更多的中国读者的话，作为藤原先生的门生弟子，难道不是比其它任何事情都更值得欣慰的吗?

说起来真是凑巧，藤原先生逝世于2003年2月26日，正好是他从东京大学毕业时的毕业论文所研究的"二二六事件"发生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