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众多奇特的词语，直到今朝还活在上海西南乡下农民的口中。本书集中探讨了《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土语，具有浓郁的上海市郊的传统特色，反映出作者对家乡语言的热爱，对家乡语言的特殊感情。

褚半农先生将这部《(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的书稿寄给我的时候，同时夹了一本他在不久前出版的散文集《听雨怀忠堂》。 想不到这位刚认识而还未谋面的朋友是个写散文的能手，以前还 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过去不会过去》。因为我这几天极忙，本想拜 读一下书稿后即“直奔主题”，应命作序，可是那本《听雨怀忠堂》竞 还是“喧宾夺主”，先吸引了我。因为一翻开这本集子所映人我眼 帘的都是些上海郊区的小镇、乡村、田野、花木，……以及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普普通通的各色人等。这就一下子勾起了我的乡情， 将我拉向了已往的童年。我在他所描绘的七宝、闵行一带的风情 画里，着实地重温了一下邻近黄渡小镇上幼年生活的好梦。比如， 他写朴榆树道：“每到春末，枝头上会结出一串串深绿色的小圆果。 一到这季节，顽童们就到自家竹园里砍根竹子锯下一节做枪管，再 用竹筷做推杆，把朴榆果填进枪管做子弹，将推杆用力一推，随着 ‘噼啪’一声，子弹就飞向远方的目标。”这是多么熟悉的情景啊! 我小时候，就是个常常采朴榆果当子弹打的顽童，有时候采不到朴 榆果，就用泡烂的纸粒来替代，噼啪噼啪，到处乱打。可是，在城市 里长大的儿子、孙子们，是再也不能想像这些土玩意儿了。因此， 我对半农先生的散文特别有兴趣，这不仅仅是他用真诚、朴实的感情，描绘了他所热爱而又熟悉的上海市郊的农村和小镇的风情，向 人们展示了在别处难以读到的那些名目繁多的花木野草、正在消 逝的瓜果特产、平凡淳朴的芸芸众生，以及于琐琐屑屑处隐蕴着 人 生哲理，在土里土气中充盈着人文精神，而更重要的是，他的一种 深沉而炽烈的乡情直接引起了我的共鸣。

半农先生散文之所以有浓郁的上海市郊的特色，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他熟练而自觉地使用了这一带的方言土语，文字中时 露一些“乡气”，常常使用的“乡下头闲话”，如有“断命”、“头级工” “成酸粥”、“鬼头风”、“书包翻身”、“拔挺喉咙”、“停工罢日”等等． 触处皆是。就是在《后记》中，他也从“街路”写到“弹街路”，再说 “绞圈房子”，用了“‘格登’一下”这样的词语，如此等等，从中也可 清楚地看到了他对家乡语言的热爱。或许也正是这种对家乡语言 的特殊感情，他才会从《金瓶梅》中读出了许多家乡的方言，才会 “有这样的好心想，这样的好神思”，在做了几百克重的卡片的基础 上完成了这本《(金瓶梅)中的上海方言研究》。

应该承认，他从《金瓶梅》中勾稽出来的“上海乡下头闲话词语”，的确还活在当今的上海市郊西南一带的口语中；他的文章，从 词汇、语音、语法不同的角度来分析《金瓶梅》所具有的“上海乡下 头闲话”的特点，也言之凿凿，令人信服。有的地方，真使人不能不 佩服他的好眼力，比如“一家”这个词，似乎研究《金》学的语言学家 们都没有注意到它，而他却看出《金瓶梅》中的多处“一家”乃不是 “一家”，而是“一个人”的意思。如第31回写西门庆加官生子，双 喜临门，摆酒开宴时，琴童跟玉箫开玩笑，藏掉了一把酒壶，晚上收 拾家火时闹得侍宴的丫环们一片慌乱，玉箫怪小玉，小玉骂玉箫 两个人闹到月娘那里，被月娘痛骂了一顿，说：

我省恐今日席上再无闲杂人，怎的不见了东西?等住回看这把壶从那里出来?等住回嚷得你主子来，没这壶，管情一家一顿!这“一家一顿”，确是“说等会西门庆回来，你们两个人每人都要被打一顿”，也即是“一个一顿”的意思。为了增强说理时的真实性， 他还常引用流行于当地的俗词、俗语、歇后语来说明与《金瓶梅》中 词语的一致性。比如一个“落”字，在《金瓶梅》第87回有这样一 段话：

(王婆)自己寻思：“他家大娘子只交代我发脱，又没和我则定价钱，我今胡乱与他一二十两银子满纂，绑着鬼也落他多 一半养家。”这个“落”字，就是“乘机揩油”的意思。为了说明这一点，半农先生就引用了当地的一句俗语：“匠人不落钉，屋里要出怪妖精；裁缝不 落布，屋里要出怪妖婆。”这个“落”字即与上引《金瓶梅》例句中所 表述的完全是一个意思。总之，半农先生所引的这些乡言土语，正 是我自幼所熟悉的。所以，半农先生所作的《金瓶梅》中的上海方 言的研究，我几乎都可以作证：《金瓶梅》中的不少词语、读音，乃 至语法，确实与现在上海市郊的方言是相同的。

说起《金瓶梅》中的吴语方言问题，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戴不凡、魏子云等先生的影响下也曾经注意过。在 1982年的《(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及1983年的《(金瓶 梅)作者屠隆考》等文章中，曾经积极地利用过《金瓶梅》中的“吴语 方言”来论证小说的作者，但我当时只是随手拈出几个例证，并没 有像半农先生这样进行过全面的调查。后来，我在主编《金瓶梅大 辞典》(1991)时，负责语词部分的老同事、浙江诸暨人谭兰芳女士， 也很注意点明《金瓶梅》的这一用语特点。差不多同时，我的老同 学张惠英在美国哈佛作研究时，也关注过《金瓶梅》中的吴语方言 问题。她是语言学家，也是上海人，在她的《金瓶梅俚俗难词解》(1992)一书中就十分强调《金瓶梅》中的吴语方言。但问题是，这 些语词及语音、语法特点在吴语地区，甚至在上海市郊存在着，是 否同时也为其他地区所共有呢?如何能进一步去辨证这些语词、 语音、语法在吴语地区，乃至上海市郊存在的唯一性呢?显然，这 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与此同时，另有一批语言学家如朱德熙、白 维国、李申、张鸿魁等，或作论文，或编辞书，纷纷强调《金瓶梅》用 的是山东等其他地方的方言，乃至有人从小说中找出北京、广东、 湖北、山西等地的语词。不可否认，他们的工作也是卓有成绩的。 因此，到目前为止，恐怕只能说：《金瓶梅》中所用的方言是十分复 杂的。但不管怎样复杂，它确实存在着吴语方言，而且存在着不少 现在还活在上海市郊的吴语方言。

那么，《金瓶梅》中的方言能否为作者问题的“‘破案’提供线索”呢?按理说，应该是能的。我也曾经在这条道路上走过。但我 后来越来越觉得在目前的条件下要破这个案还是困难重重的。这 是因为《金瓶梅》这部小说“镶嵌”了不少前人的作品，且往往是处 理得十分巧妙，不露痕迹。比如，《金瓶梅》第九十八回结尾和下一 回的故事，就是“镶嵌”了《古今小说》中《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内 容，基本上只是换了一下人名与地名而已。假如我们没有搞清楚 《金瓶梅》中哪一些是“镶嵌”了前人的作品，哪一些才是作者自己 的创作语言，那就要出大问题，会把前人的用语当作作者的用语来 加以“破案”，这必然会产生张冠李戴的错误。像第一个提出《金瓶 梅》中有吴语方言的戴不凡先生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他所据 的有些例证就是《金瓶梅》抄录《水浒传》的部分，如第二回“武松便 掇杌子打横”等的“掇杌子”，第九回武松对郓哥道“待事务毕了”等 的“事务”，都是《水浒传》中原来就有的，这怎么能证明《金瓶梅》的 作者用的是吴语方言呢?这只能说明《水浒传》中存在着吴语方言 而已。因此，我们假如要根据小说中的词语来追寻小说的作者，首先要弄清《金瓶梅》的“镶嵌”情况。但要弄清“镶嵌”的情况，真是 谈何容易!前人的作品已大量散佚，我们怎么能去按图索骥呢? 我总认为，在《六十种小说》中肯定有不少作品被《金瓶梅》所“镶 嵌”，但目下我们能见到的只剩十几种了。看来，我们要彻底搞清 《金瓶梅》的“镶嵌”情况是十分困难，甚至是永远不可能的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退其次：我们应当特别注意《金瓶梅》“作者 在抄录现成作品时所作的改动之处。这种改动，才是较真率地暴 露了作者的用语特色”——这是我曾经提出过的区区之见。可惜 的是，时间过去了二十年，能注意这一点的人并不太多。相反，还 不时见到一些人在未能确定所摘的一些《金瓶梅》中的词语、事物 究竟是否是作者所写时，就轻易地来证明作者的某某身份。这样 的研究，在我看来，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如今，见半农先生对《金瓶梅》如此钟情，对语言的研究又如此热爱，是否能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注意分辨作者用语与 “镶嵌”用语，为破解《金瓶梅》的悬案作出一些令人期待已久的结 论来呢?当然。我也清楚，这个要求对于一个业余研究者来说，无 疑是十分苛刻的。但我总觉得，做学问的成败主要在于有一种执 着追求、刻苦钻研的精神。在我认识的业余研究的朋友中，不乏有 真工夫的人在，他们的功力往往远在专业者之上；而相反，在专业 的队伍中，也不乏淘浆糊的人在。半农先生在家里，“日逐吃过夜 饭，就拿伊当桩事体，像正在读书个学生子”那样勤奋；去图书馆， “不晓得几转，老早出去，老晏转来”，“有时去得忒早了，只好候在 外头，坐在阶沿上等开门”。这，就是做学问最可宝贵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铁杵就是能磨成针。我相信半农先生一定能在以往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能看到更远更美的景色。是为序。

2004—11—1

(黄霖：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瓶梅》研究专家)